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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五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月0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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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领袖就是保存其生命
    
    作者:谢选骏
    
    老人政治(英语:Gerontocracy),政治学术语,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成员,平均年龄比起大多数的成年人民还要更老。老化的情况严重,一个国家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年龄老化的人手中。老人政治可被视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但由于大多数对国家大事采取拖延等政策,而不会按情况随机应变。老人政治更扼杀了年轻的政治力量,令国家政治生态不平衡及越趋保守。
    其实,早期人类的智慧就知道需要“杀死国王”:国王体衰就被处死;甚至国王在任期届满时也会被处死——
    据说英国人类学者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年)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一书记载:
    如果高级的神住在远离尘世生活的忧烦和吵闹之外,人们还相信它们免不了一死,那就不能指望一个住在脆弱的肉身躯壳里的神会逃脱同样的命运,虽然我们听说非洲有一些国王以为身怀巫术可以长生不死。我们已经谈到过,原始民族有时相信他们的安全甚至世界的安全是与这些神人或化为人身的神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自然,出于对他们自己生命的关心,他们特别关心他的生命。但是不管有多少关心和提防,总不能防止人神变老、衰弱并最后死去。他的崇拜者不得不预见到这个悲惨的不可避免的事,并尽可能地应付得好一些。这是非常可怕的危险,因为自然的进程如果有赖于人神的生命,则人神能力的逐渐衰退并最后消灭于死亡,该会带来怎样的灾祸呢?防止危险的办法只有一个。人神的能力一露衰退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将他杀死,必须在将要来的衰退产生严重损害之前,把它的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使人神致死,而不让他死于老病,这样做的优点对原始人来说是相当明显的。如果人神像我们所说的自然死去,照原始人看来,要么是他的灵魂自动离开他的躯体,拒绝回返,要么是按更常见的说法,他的灵魂被魔鬼或巫师摄走,不遗余力或是魔鬼或巫师阻碍了游魂返体。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人神的崇拜者都失去了人神的灵魂,他们也随之兴盛不起来了,甚至他们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即使他们能在将死的神的魂魄离开他嘴唇或他鼻孔时设法将它抓住,并将它转给继承者,那也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既然死于疾病,他的灵魂必然是在衰弱枯竭的最后阶段离开他身体的,既然这么衰弱,转到任何人的身体里,它都会仍然是疲疲塌塌,不死不活的。而将他杀掉,他的崇拜者就能,第一,在他的灵魂逃走时肯定会抓到并将它转给适当的继承者;第二,在他自然精力衰减之前将他处死,他们就能保证世界不会因人神的衰退而衰退。所以,杀掉人神并在其灵魂的壮年期将它转交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这样做,每个目的都达到了,一切灾难都消除了。
    柬埔寨神秘的火王和水王是不许自然死去的。因而他们二者中谁要是得了重病,长老们认为他不能康复,就将他刺死。我们已经谈到过,刚果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大祭司契托姆自然死去,世界就要毁灭,大地只是依靠他的能力和特长才得以维持下去。遇此情况也会立即化为乌有。因此,在他生病可能要死的时候,原定继承他职位的那个人就带一根绳子或一根棒子到他屋里去,将他勒死,或将他打死。美罗伊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都被尊为神;但是,只要祭司们高兴,他们就差人到国王那里,命令他死去,并说这是神的旨谕,以作为他们发布命令的依据。这种命令直到厄伽曼斯的统治之前诸王都是服从的,厄伽曼斯是埃及国王托勒米二世同时的人。厄伽曼斯受过希腊教育,使他从他本国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他敢于不顾祭司的命令,带了一队士兵走进黄金神殿,把祭司们都杀了。
    这类风俗在非洲这一带似乎一直流行到现代,在法佐尔的某些部落里,国王每天要到一棵特定的树下审理事务。如果因为害病或任何其他原因一连三整天不能履行这项职务,他就被用绳圈吊在这棵树上,圈里按了两把小刀,国王身体的重量拉紧绳圈时,两把刀就割断他的喉咙。神王初露体力衰弱或年老的迹象就被处死,这个风俗直到晚近还在白尼罗河的西卢克族中流行,只到现在才真正消灭无存了。对此,近年来C.G.塞利格曼博士进行过细心考察。西卢克人尊敬他们的王看来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王是尼阿康神灵的再世肉身,尼阿康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他建立了这个王朝。使这个部落定居在他们现在住的土地上,神灵或半神灵的尼阿康的灵魂要附在现任国王身上,这是西卢克人信条里基本的一条,因而现任国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赋有了神的性质。但是,希卢克人对他们的国王虽然的确怀着高度的宗教敬意,处处小心,以防他们意外地死去,然而他们持有“这样的信念:一定不能让国王病了或老了,恐怕随着他精力的减退,牲口会害病,不能增殖,庄稼会在地里烂掉,人们受疾病的折磨,会死得越来越多”。为了防止这些灾难,希卢克人过去有个惯例,国王一旦表现健康不好或精力衰减,就把他处死。衰老的重要征兆之一就是他不能满足他妻子们的性欲,他的妻子非常多,分住在法修达的许多房屋里。当这种衰弱的征兆表现出来的时候,妻子就向酋长报告。据说酋长必须将此噩耗通知国王,做法是当国王在下午的闷热中睡着的时候,在他脸上和膝盖上蒙一块白布。紧跟着就执行这一处死判决。为此,专建一座小屋:国王被引进小屋里,躺下来,把头枕在一个成年姑娘的腿上,然后把小屋的门堵死;两人被留下,没有食物、水和火,活活饿死闷死。这是老规矩,但在大约五个世纪以前这个老规矩已经取消了,因为有一个王这样死去时表现的痛苦太大。据说在酋长将国王的命运向他宣布之后,他就在为此特建的小屋里吊死了。
    据塞利格曼博士的考察,希卢克王似乎不仅刚露衰老征兆时就被按一定的仪式杀掉,甚至在他还身强力壮的时候,也可能随时受到敌手的攻击,为了保住自己的王冠他不得不格斗到死。根据希卢克部落的传统,现任国王的任何一个儿子都有权这样和国王格斗,如能杀了国王,就代替他统治。因为每一个王都有很多妻妾、很多儿子,所以有资格候补王位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很少,现任国王的性命必然是随时都有不测之虞的。但是袭击他,要有任何成功的希望,都只能在晚上。因为白天国王周围总有他的朋友和警卫,企图王位的人很难希望逼近他,而一击成功。晚上就不同了。这时卫士散去了,国王单独在宫院里和他心爱的妻子们在一起,附近只有几个牧人,没有人保护他,而牧人的小屋距他住处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漆黑的夜晚是国王易遭危亡的时刻。据说他常常持续警戒地度过这种时刻,全身武装,在住宅周围巡徊,注视最黑暗的阴影,或者像哨兵站岗一样,沉静机警地立在某个黑暗角落里。当敌手终于来到的时候,斗争则悄无声息地进行,只有矛和盾的撞击之声,国王并不唤牧人帮助他,因为这是荣誉所关的事。
    像他们的创业人尼阿康本人一样,每个希卢克王死后都建有神祠,接受礼拜,神祠设在他的坟墓上,国王的坟墓总是在他出生的村子里。国王的墓地神祠与尼阿康的相似,由几个小屋围上篱笆组成,有一个屋是建在国王墓上,其余的由看守者居住。尼阿康的神祠与国王神祠确是没有什么不同,在所有神祠里举行的宗教仪式形式都一样,只在细节上略有差异,其不同点显然是给予尼阿康神祠的尊严要大得多。国王的墓地神祠由一些老年的男人或妇女看管,数量与那些尼阿康神祠的保卫者相同。这些人通常是已故国王的寡妻或年老的男仆,他们死后就由他们的子孙接替职位。还有,国王坟地神祠里要用牲口上供,跟尼阿康神祠的祭祀一样。
    一般说来,希卢克人的宗教主要似乎就是对他们的圣王或神王的礼拜,不管是已死的还是活着的。他们认为这些王的肉体是由一个神灵赋予生命的,神灵将生命赋予该王朝的半神话的(也许实质是历史传说的)建立者,逐代遗传,直到今天。希卢克人既然把他们的君王看成神灵的化身,人、畜、庄稼的兴旺都暗暗依赖于他们,自然要对他们表示最大的尊敬,对他们爱护得无微不至。所以神王的健康欠佳或体力稍现衰弱,也就要被处死。希卢克人的这个风俗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奇怪,都是直接由于他们对神王的深厚敬意,由于他们急于要保存他最有效率的状态,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急于要保存自己赖以生存的神灵;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们杀死国王的做法,正是他们崇敬自己国王的最好证明。原因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他们相信王的生命或精神是与整个国家的兴旺相一致的,王如果病了或老了,牲口就要生病,停止增殖,庄稼会在田里烂掉,人会死于疾病的大流行。所以,在他们看来,消灾的唯一办法是在王还健壮的时候就将他杀死,使他从先辈继承的、还是精力充沛未被老病减弱的神灵再由他传给他的继承者。在这方面,一般所说的决定王必须死亡的那个征兆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当他不再能满足他的许多妻子的性欲时,换句话说,当他部分地或完全地不能传种接代时,那就是他死亡的时刻,是他让位给更有精力的继承者的时刻。与其他杀王的理由放在一起看,这一点就表示了人、畜、庄稼的繁盛是相应地依赖于王的生殖力,以致王身上这种力量的消失,就会引起人、畜、植物的相应消失,因此,不要多久,就会引起全部生命,人、动物、植物的生命完全消失。毫不奇怪,希卢克人眼前既有这样的灾难,他们准会非常小心,不让他们的王因年老害病死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然地死去。他们对王死亡的态度有一个特点,他们不说那是死亡,他们不说某王死了,只说他“离去了”,像他的神灵祖先、该王朝的头两个君主尼阿康和达格一样,据说他们两个都不是死了,而是失踪了。别的地方如罗马和乌干达,早期的国王也神秘地消失了,这些类似的传说,却表明一个类似的风俗:杀死王,目的是“保存其生命”。
    总的看来,希卢克人有关神王的理论和实践与内米的祭司——林中之王的理论和实践非常近似,假如我对后者的看法正确的话。在这两者中我们都见到这一情况,即:人、畜以及植物的繁盛据信都依赖于神王的生命,并且神王都死于非命,不论是单独械斗或是其他办法,为的是要使他们的神性传给精力充沛的、未受老病衰颓影响的继承者,因为,在神王的崇拜者看来,他如有任何这类的衰退,就会引起人、畜和庄稼相应的衰退。杀死神王的风俗,特别是将神王的神性转给继承者的方法,本书后面还要更充分地谈到。下面且举例谈谈这种风俗的一般做法。
    马蒂安孚是安哥拉内地的一个强大的国王或皇帝。这个国家的较弱小的诸王之一卡拉向葡萄牙探险队讲述了马蒂安孚死的情况如下。他说:“照惯例,我们的马蒂安孚要么是死于战争,要么是死于非命,现在的这位马蒂安孚,由于他的苛捐杂税,活得够久了,一定逃不了这最后的命运。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并决定应该把他杀死时,我们就请他与我们的敌人作战,这时我们都随着他和他的家属一起去打仗,我们牺牲了一些人。如果他还活着没有受伤,我们就回去再战。打个三四天,于是我们就突然离开他和他家属,把他留在敌人手里,让命运去摆布。他见到自己被抛弃了,就设法立起御座,坐下后,把他的家属叫到他周围来。然后命令他母亲走上前去,跪在他脚边。他先是砍掉她的头,接着杀掉他的儿子、他的许多妻子和亲属,最后杀掉他最心爱的妻子安娜库罗。接着,马蒂安妥就穿戴起豪华的衣服,等待他自己的死亡。他的死亡接着就来了,那是由一位军官来办的,他是附近强大的酋长卡尼钦哈和卡尼卡派遣来的。这个军官首先自关节处砍下他的腿和胳臂,最后砍掉他的头;这之后,军官也被斩首。所有的大头儿都从营帐退出,避免看见他被杀死。我的职责是留下来看着他死,并标明两位大酋长,马蒂安孚的敌人,置放他的头和胳臂的地方去。他们还拿走了已故君主和他家属的全部财产,将它送到他们自己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安排已故的马蒂安孚残体的葬仪,完事之后我回到他的首府,宣布新政府成立。然后我回到放置他的头、腿和胳臂的地方,用四十个奴隶赎回它们,以及死者的财物和其他财产。我把它们交给已经宣布接位的新马蒂安孚。这是许多马蒂安孚的遭遇,也是现任者将面临的遭遇。”
    国王一出现任何体魄上的缺点就被杀的风俗,两个世纪以前在苏法拉的卡福王国也曾流行。我们已经谈到过,苏法拉这些国王被他们的人民视为神,要雨要晴都求他。不过,我们从一位葡萄牙的老历史家下面这段话里知道,一个身体上的小缺点,像掉了一颗牙齿这样的事,都足以构成杀掉一个神人的原因:“国王遭到任何灾害,或自然的生理缺陷,诸如不能生育,得了传染病,掉了门牙,体形变了样,或任何其他缺陷或不幸,照当地从前的风俗,国王就得服毒自杀。他们自杀是为了消除这种缺点,因为国王应该没有任何缺点,如果不是这样,为了他的荣誉他也最好死去,以便另外托生,求得完好的身躯,一切美满。不过,我在那地方的时候,那在位的奎帝夫(国王)却不愿在这方面效法他的先辈。他这人又谨慎又可怕,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便向全国宣布了这件事,让大家都知道他掉了一颗牙,见到他缺了门牙的时候也要承认他。他的前辈们为这种事自杀,是很愚蠢的,他可不愿这么做,相反,到了他享尽天年而死的时候,他还会很感遗憾,因为他的生命对保存王国,为王国抵御敌人,是非常必要的,他还向继承者推荐,让他们效法他的榜样。”
    这位掉了门牙还敢于继续活下去的苏法拉王,像埃塞俄比亚王厄伽曼斯一样,是一个勇敢的革新者。我们可以推定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们被处死的原因跟祖鲁和苏法拉的国王们一样,都是由于出现了身体上的缺陷或衰弱的迹象。还可以推定:祭司们恃以杀死国王的权威神谕,就是所谓身体有缺陷的国王统治国家会引起重大灾难,正如神谕警告斯巴达人的那样,不要“跛脚的统治”,也就是说,不要跛腿的国王统治。这种处死国王的习俗虽然很久以前就废除了,但至今埃塞俄比亚人挑选国王还要注重他们的身体、体力和相貌。这就为我们上述推断作了一点证实。直到今天,瓦代的苏丹还是不能有明显的身体缺陷,安哥伊王身上有一点缺陷,诸如掉了一颗或者半颗牙齿或者有个老伤疤,他就戴不成王冠。根据阿凯尔的书以及许多其他权威资料,没有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国王能在塔拉[古代爱尔兰的首府]统治爱尔兰。所以当伟大的国王柯默克仿罂朔阿特由于偶然事故瞎了一只眼睛,就立即隐退了。
    ······
    谢选骏指出:由此看来,“处死国王”并非“资产阶级革命”的专利,而是一项古老的传统。
    至于文明悠久的中国,其传统更是早就脱离了老人政治,而进入了贤能政治。
    那么,中国的老人政治来源于哪里呢?
    现在答案很清楚了:来源于国共两党肆意推行的党国体制及其鼓吹的个人崇拜,来自僵尸崇拜的“中山陵体制”。
    
    (摘自谢选骏:政治的视野、特色、问题、偶像、国体、教训、张力、国度
    Vision,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Idols, System, lessons, tension, kingdom······of the Political )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五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V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V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于2007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政治的视野、特色、问题、偶像、国体、教训、张力、国度。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Synopsis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7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Vision,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Idols, System, lessons, tension, kingdom······of the Political . Now the first collection published.
    
    〔另起一单页〕
    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记’而不‘议’的原则”,但其实“记”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议”才可能抵达公“义”。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另起一单页〕
    
    目录
    
    引言
    成功是失败之父
    (止损战略)
    
    第一章
    全球视野
    
    第一节
    超限战必须是宗教战争
    第二节
    网络攻击是文化战争的新形式
    第三节
    推荐《小国崛起》
    第四节
    小国时代的理论先声
    第五节
    小国时代与小股游击队
    第六节
    小国新加坡击败超级大国的无冕之王
    第七节
    主权国家的克星
    第八节
    中国并非世界唯一的文明型国家
    第九节
    专制(组织)者的工作秘籍
    第十节
    1984还是2034
    
    第二章
    中国特色
    
    第一节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第二节
    中国人真有“犬儒病”吗?
    第三节
    贪官裸官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后备队
    第四节
    退房潮与民主政治的迟到
    第五节
    中国可能民主化吗?
    第六节
    寻找1968年的中国民主党人
    第七节
    宦官、秘书、书记、主席考
    第八节
    中国需要一个“新道统”吗?
    第九节
    欢迎孔子回到庙堂
    
    第三章
    主权问题
    
    第一节
    思想主权颠覆国家政权——略论“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二节
    新国家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灭亡
    第三节
    极端主义的对决
    第四节
    枪杆子创造言论自由
    第五节
    枪杆子里面出银行
    第六节
    政治正确与讽刺的权利
    第七节
    大众民主不该沦为“僵尸政治”
    第八节
    对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九节
    新疆动荡由于人口失衡
    
    第四章
    还原偶像
    
    第一节
    “均富”的口号是一个政治骗局
    第二节
    孙中山比袁世凯更想当皇帝
    第三节
    孙中山毛泽东效法日寇取消春节
    第四节
    孙中山为什么一败涂地?
    第五节
    孙中山也是西方新闻界捧起来的
    第六节
    伪历史学家们怎样看孙中山?
    第七节
    人民如何评价孙文的功过
    第八节
    革命外交是丧权辱国的外交
    第九节
    邵玉铭用基督教为孙文贴金
    
    第五章
    最佳国体
    
    第一节
    中国适合内阁制不适合总统制
    第二节
    从穆巴拉克受审看总统制的弊端
    第三节
    从陈水扁案看总统制的弊端
    第四节
    君主立宪制适合中国国情
    第五节
    现代禅让制与君主立宪制
    第六节
    皇帝制度是一种僭主制度
    第七节
    君主制与中国再统一
    第八节
    君主立宪的保衡功能
    第九节
    衍圣公之死打开君主立宪的大门
    
    第六章
    失败教训
    
    第一节
    北京是异族建立的奴隶巢穴
    第二节
    袁世凯登基100周年纪
    第三节
    袁世凯错失百年机遇
    第四节
    假博士孙中山看上了蒋介石的假学历
    第五节
    蒋介石父子何以失去大陆、台湾?
    第六节
    蒋介石是一个假基督徒
    第七节
    蔡元培的恐怖活动和伪造文书
    第八节
    “五四运动”与恐怖主义
    第九节
    “持久战”是慢性自杀的亡国路线
    
    第七章
    历史张力
    
    第一节
    巨大野性冲破专制
    第二节
    我对1989年“六四屠杀”的预感
    第三节
    1989年“六四”屠杀掉的书籍
    第四节
    《河殇》与1989风潮
    第五节
    八九民运真不知民主为何物?
    第六节
    中纪委行动与八九民运
    第七节
    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提要本)
    第八节
    纠正“六四”需要一位真正的君主
    第九节
    纪念胡耀邦不给六四平反不妥当
    第十节
    炮轰天安门的哲学意义
    
    第八章
    天子国度
    
    第一节
    天子无妻
    第二节
    孔子是一位共和主义者?
    第三节
    赵翼误判了刘邦集团的性质
    第四节
    老人政治不合中国传统
    第五节
    抗日游行是一种巫术程序
    第六节
    抢购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抗议
    第七节
    滥杀无辜是普世人权的必然结果
    第八节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九节
    哈里发国与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
    〔另起一单页〕
    
    引言
    成功是失败之父
    (止损战略)
    
    (一)
    
    我发现,“成功是失败之父”,一如“失败是成功之母”。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导致它在近代的严重挫折,以往的经验阻碍了新的探险。
    如此看来,中国民族两百年来走过的道路并非“错路”。进一步说,甚至连“黑路”也不是;而是“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必由之路。虽然这条道路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甚至很少星辰,只有嘘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暗淡的状态。但是既然这条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就不能再被叫作“黑路”了。
    有谁,先我而发现了这个至理?有谁,不是纠缠于斤斤两两的政治是非而喋喋不休?
    据我所知:还没有过一个人,不因中国的近代史而羞耻。同样,还没有过一个人,在这羞耻中看到重大的启示。
    有谁,敢于肯定这部中国受难史?有谁,不试图在这部受难史中谴责别人?又有谁,不以谴责某些势力、某些党派、某些个人为乐事?又有谁,不企图把中国的灾难归给某些人──视他们为罪恶与不幸的肇因?
    什么人都只能说:没有谁。还没有这样一个人。
    然而我来了。我发现了这一至理。我发明了一件空前强大的心理武器:我得知中国两百年来没有走过一点“错路”、甚至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换言之,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磨难都是“必须的”、不可逃避的甚而是“必要的”、“良好的”、“至善的”。
    这样断言是不是过于动心忍性了?
    《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所以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人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阻塞,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切表现到脸色上,抒发到言语中,然后才被人了解。在一个国内如果没有坚持法度的世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在国外如果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患,便经常导致灭亡。这就可以说明,忧愁患害可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使人萎靡死亡。)
    “成功是失败之父”这样的断言,实在合乎历史的启示并可验合于切凿的事实。
    可以说,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向这个民族的灵魂所提出的真正难题是:怎样既不扼杀民族的内在生机,又能保持一个内在的秩序。很遗憾,不仅宋元明清的中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现代中国甚至忘了来回答这个传统的悬而未决的中国难题了!结果鼓励了外来侵略的威胁。元明清的武夫们只是以扼杀民族社会的方法来维持秩序,所以一遇到外来威胁,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它们就陷入软弱的地位、劣败的局势,岂不哀哉。现代中国的理想家和蓝图画家们则企图把这个关乎民族命脉的大文化问题简化为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或“政治制度”的问题。以此思想之网去接合万有之实,徒令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开始,以形形色色的败局宣告结束了。联邦制的鼓吹者也不能逃此厄运。但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岂但没有消失,它还融和了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化”问题,而变得更复杂、更难解了。有谁能并此二难于一役?
    由于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奇异的命运(成功),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失调(失败),就成为“无法逃避的报应”。正所谓,“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沮丧、绝望。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强大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伟大辉煌的持久成就。我在这里指的成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连续性所体现的富有生命的发展潜力。且中国社会拥有一种奇特的凝聚力,难被异族所消灭、瓜分、蚕食,但这一特性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特别地泥古不化,很不善于吸收新的知识。中国虽然内部动乱层出,而不彻底分裂,也是由于这一泥古不化的特点起了作用。这使中国在对抗异族压迫的时候,自然也体现为持久的抵抗力,所以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像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甚至半个印度文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那样,遭到回教的融化。
    不。中国没有走“错路”,甚至没有走“弯路”。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这个“死不认错”,中国还将经历许多牺牲与困苦,那也同样必要;因为这都是中国走向“世界命运争霸之战”这个决定性战场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的事后聪明,不过是失败者的无奈叹息。据此我宣布──中国进程的“弯路”正是所谓的“曲线发展”,就像生命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出错”中演化发展的。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目的正在“弯路”中显现!
    (1987年12月29日)
    
    (二)
    
    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
    例如,穆罕默德与列宁,希特勒与拿破仑,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曾经成功地应付过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如果拿“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来看邓小平的一生,其经济改革一大成功,而六四屠杀却是一大失败。
    用“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的尺子,无法衡量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用“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尺子却能较好地衡量。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汤因比探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如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吉本,等等,他认为是好奇心使他们写出了历史的不朽之作。具体的说,他认为好奇心指引之下的历史探讨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是与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的。他发现,上述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开始他们伟大著作的写作时,都受到了社会巨变给他们的强烈刺激。例如他本人,当1912年他参观克里特岛的古代遗迹时,他设想这一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如今这一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突然联想到大英帝国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又如,1960年,当他在参观巴基斯坦的一个古代帝国遗址时,心里又一次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他既想到了当他还是一个8岁孩童时所看到的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在伦敦举行的盛大庆典,又想到英国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撤出印度次大陆,所以,又一次产生了大英帝国必然覆灭的想法。由此,他又想到无论是希腊哲人,还是犹太先知,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是,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这就是灾难紧随胜利之后,沦丧必然即骄傲而来。这样,历史轮回的观念就产生了并深深的主宰着他,成为他历史写作的主要基调。在全书的最后,汤因比说他试图去寻找一种与历史上的人的一种“神交”,他发现人类的“罪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在于,有感觉的生命在现象世界的短暂旅途中脱离了现象背后超时间的真实;而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端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追求他个人人生“不可言喻的境界”,也就是“极乐”。
    汤因比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
    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他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
    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灭绝呢?
    文明的生长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固定的生命周期。当应战不敌挑战时,就可能在生长的某一点衰落下来。
    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
    多数人的模仿乃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致于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
    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
    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汤因比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他指出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
    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与周围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中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汤因比看来,未来人类的希望在中国。
    尽管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是僵化的文明,但他对中国的世界主义传统在未来世纪的作用寄予厚望。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欧亚大陆东部的引力中心。他认为未来世界不是由分裂的西方或西方化的主权国家来统一,而是由中国式样的世界主义政治实体来统一。
    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不是这样主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主题: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在分析“挑战与应战”时曾经提到:“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这个论断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成功是失败之父”相关,但是有不相同。
    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这一论断是有缺陷的。
    例如,穆罕默德与列宁,希特勒与拿破仑,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曾经成功地应付过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
    如果拿“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来看邓小平的一生,其经济改革一大成功,而六四屠杀却是一大失败,而南下讲话启动第二次改革开放又是一大成功······
    用“一个人的一生无法成功地应付两次性质不同的挑战”的尺子,无法衡量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用“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尺子却能较好地衡量。
    
    (三)
    
    作为“止损战略”的“成功是失败之父”:“止损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计划,更是一项操作。”
    “止损战略”就是在失败的时候认赔出场,认清祸福相倚、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的道理,然后通过退而结网卷土重来,通过“场所的转移”推进弥补战略,从而实现更高层面的生长。
    止损战略执行得当,失败是成功之母;弥补战略执行得当,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忘记止损和不会弥补,只有走向的成功是失败之父的归途。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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