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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支那”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故乡
(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月0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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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支那”,本为“秦”的译音,在西域方言中指代中国。但在这里,特指“亡国的中国”。例如五胡、蒙古、满清、苏联奴役之下的中国。
    
    网文《当今中国很自由,只要你不动那根辫子》说了,满清的辫子就是政治:
    
    小时候看多了反映清朝时期中国人抵抗外辱的爱国电影,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义愤填膺的中国汉子怒目喷火,紧握双拳,把头上的大辫子一甩,还把辫梢咬在嘴里,那动作虎虎生风。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相,若没有那根大辫子这么呼呼一甩,气势起码就弱了一半。
    
    但凡中国人都知道那根大辫子是怎么来的。满清入关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是历史课必须要交代的,有多少汉族人死在这道法令下也是有大概数字的。满清政权这么做的目的则更清楚:留这样一根辫子,不但毫无实际效用,每天还要花时间伺候,但它却把每个男人对满清政权的服从明明白白地在头顶上表示出来,让统治者一目了然。
    
    可以想象,无数汉族人在大屠杀后被迫蓄起辫子时,是无奈而充满憎恨的。很多人可能还会这么想:用这样无耻残暴的手段强迫服从的政权是不会持久的。我们的孔孟之道和以民为本的传统是不会容忍这样的政权的。
    
    但奇怪的是,两百多年下来,清朝不但没有倒,那根辫子还成了中国人民族认同的一部分,被无数汉族人当作了自己的文化,哪怕对辫子的来历一清二楚,哪怕在这种认同的背后也还有深深的恐惧。清末,少数在海外的中国人为了生活方便,也为了不再被外人耻笑而剪去辫子,革命党人更是把剪辫看作是反满革命的一个象征,一时兴起剪辫风。很多海外同胞或大义凛然地质问“剪了辫子,你还是中国人吗?”,或向使馆和国内打小报告,说某某某剪辫了。忠厚一点的不向官府报告,却向剪辫者的家人和乡里吹风,引来一片恐慌和斥责。好心人则偷偷进言:“剪了辫子,你还敢回国吗?”
    
    外国人则把辫子蔑称为猪尾巴,视为中国人愚昧萎琐的象征,竭尽嘲讽愚弄戏耍之能事。他们当然明白这辫子不是装饰,而是政治符号,代表着那颗脑袋和那个王朝的关系。根据一些海外劳工史材料,一些欺负中国人的外国工头往往强迫中国人剪辫,以此来打掉中国人“天朝臣民”的心态。一些桀傲不驯的中国劳工一旦辫子被剪,立刻焉了,萎了,就像是被“去势”,这种心理效果真是非常奇怪。这样来看,爱国电影中甩大辫的动作还真不是虚构的。
    
    随着满清国运日衰,人们也渐渐心照不宣,完蛋是早晚的事,对辫子的态度也就有了微妙变化,尤其在海外。有人还不敢剪,但盘得紧紧的用小帽遮住。有人剪了,但准备了假辫子回国时用。但这都是只能偷偷做不能公开说的。
    
    晚清报刊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很多事情可以讨论了,但作为专制象征的辫子还是动不得。官吏会说只要你不动那根辫子,经商、游学、办实业、出国,干什么不行?很多“明白人”也会说干什么不好,非要去动那根辫子?为王朝专制辩护的人则会说,今天的中国很自由啦,只要你不动那根辫子,什么都可以做。
    
    用现代政治学理论来衡量,满清政权当然不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但它却想出了蓄辫这个绝妙主意,并成功迫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接受,在这一点上它对人心理的控制超过了极权主义。它明明是一个外来政权,它的建立和儒家没有半点关联,而纯粹是暴力和杀戮,它那一套意识形态说穿了不过是赤裸裸的暴力语言,靠的是对读书人的精神羞辱、强暴和肉体消灭来灌输。但这种暴政就是维持下来了,这和蓄辫的推行是分不开的。蓄辫这件事的荒谬和无理不用多说,它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带来不便,不但要梳洗打理,走路时形影不离地拖在身后,打架时还给对手下手的方便,但满清就是不但做到让中国人接受了,而且还把它当作了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
    
    能蓄起这根用暴力强迫的辫子,能假装忘记了它背后的血腥和耻辱,能忍受它给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只要过了这一关,满清的江山就坐稳了。人们也就明白,只要不去动那根辫子,彼此原来是可以相安无事的。通过认同这根辫子,满清王朝不但成功地让中国人把这个政权视为中国,把强加给中国人的制度和思想视为中国文化,还发展出一整套以满清为中华正统的说辞和逻辑:满清再坏也比洋人好,满清再腐败也比革命党强。而对洋人对辫子的耻笑,很多人觉得是辱我中华、勃然大怒也就不奇怪了。要让这些人明白这个道理是非常困难的:辫子不是骄傲,而是耻辱,西方人对辫子的嘲弄虽然有些无礼,但不过是人对荒谬丑恶事物的正常反应。
    
    中国人之所以被西方人看不起,一个原因是西方人怎么也不明白,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的人民,怎么会对这样一个明显昏庸腐败暴虐无道的政权俯首帖耳到这个地步?华人的被歧视,实在和他们身在海外也自觉维护头上那根辫子有关。凡是在自己国家的政府面前享有做人尊严的国民,在西方国家受歧视的可能性要远远低于那些在自己国家只能当奴才的人。人必自辱而后被辱。
    
    头颅外的辫子易剪,脑瓜内的辫子难除。今天只要是中国人,对于哪些事像大清那根动不得的辫子都清楚得很。晚清革命家邹容说中国人是拖尾奴才,这话要是放在网上不加说明,恐怕很多人会以为是某个网络写手的醒世名言。要看邹容说的这些当今拖尾奴才并不难,近年来西方都市和校园那些豪情万丈舞红旗的表演就是把辫子当作巨龙在甩。
    
    ······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比较了满清和中共的统治术,我觉得其实只有一个字的秘诀——“杀”!当然,这个字经常被连喊三声:杀杀杀!但其实还是一个字,一个留声机、大喇叭里的字。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没有说出的一个关键事实——可怕的是其实不是满清和中共的“杀杀杀!”而是绝大多数“支那”人民的见风转舵和投机取巧。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没有里出的一个头绪——正是因为多数国人的见风转舵和投机取巧,满清和中共才会越杀越起劲。
    
    谢选骏指出:而这种见风转舵和投机取巧,其实不是华人特有,而是所有的费拉社会的特点——印度人、阿拉伯人甚至欧洲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都是这种“熟透了的民族”。这种民族的特点就是“绝不经打”。而在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前费拉阶段”——春秋战国、甚至隋唐两宋,华人(那时叫做“华夏”)并非如此。试想,面对所向无敌的蒙古铁蹄,俗称软弱的南宋,竟还抵抗了将近半个世纪(1234年——1279年)。哪里会像明朝和中华民国那样兵败如山倒呢?
    
    第一次亡国很难,以后亡国就易如反掌了。
    
    第一次亡国很痛苦,以后亡国就麻木了。
    
    悲哉。
    
    (二)
    
    对辫子和五星红旗的依赖,其实就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syndrome)。网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此辩解说:
    
    该综合症是指某一具体情境中的受害者或犯罪活动中的被害人对于加害人或罪犯逐渐产生的情感依赖。这种情感产生的根源是,在加害人可以轻而易举处理受害者的前提下,或者说受害者的生死操纵在加害人手里,而加害人在受害者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的前提下还能让受害者活下来或倒施小恩小惠。于是,受害者不胜感激,对加害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一般有如下四个条件:
    
    1.人质必须真正感到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感到绝望。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4.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会出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总结一下的话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成因有二,一为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为了保命不得不迎合加害者,对加害者谄媚;二为人性中对强权的屈服和膜拜。以上的四个形成条件正是这两大成因的演化。想想的话,这其实也和专制社会的形成有很强的共通之处。
    
    套到生活中的话,我想有一个人人都经历过的——军训——
    
    由于训练又刻苦,生活又枯燥,其实人很容易产生厌倦心理,这时候为了维持士兵的状态,领导者往往会进行洗脑式三观普及教育。这也是为什么部队里士兵们会为了标兵或红旗连之类的荣誉付出一切的原因。这些荣誉,拿到外界来,其实很普通,可是在军营里,它们却代表着很多东西。因为军队提倡实力至上,提倡纪律至上,而这种权威对价值观的广泛宣传会导致认同深刻者受到上级的赏识、鼓励,以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认同较浅者对其的钦佩和崇拜,而从众心理又会将这种效应扩大。最终,这样的价值观被承认和不断深入认同的过程将形成“良性”循环,这时候,人们已经将之视为具有珍贵价值的东西,会自发为之不懈奋斗努力了。
    
    而当学生们被赋予军训参训学生这样“半个军人”的角色后,其行为及心理趋向于向其角色靠拢,这将导致价值观的重建变得十分快捷轻易。
    
    最后联想一下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緒依附,试图将其生存可能最大化,就会明白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许也与此有关,这样一种角色转换,同时也是心理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之一。
    
    要研究人是什么,首先要把人当做基因机器来看。一旦离开了基因机器这个基本事实,用所谓的人文价值来掩盖人的动物本质,永远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的人文思想家永远搞不懂什么叫人性,那是他们的思维本身之局限,而最大的局限,就是非要把人脱离于动物。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常成为某些“支那”人喜欢嘲笑别人的用语,这是很可笑的。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人人身上都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机制,这是与生俱来的,是最人性的。只是不同的人激发这种机制的阈值不一样。满足条件的时候,正常人都会变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人类先天具备多套不同地心理机制(设计),在不同的条件下被激活。如果在尚未绝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斗志昂扬的愤怒机制被激活。但是在力量悬殊、毫无靠抵抗求生机会的情况下,被激活的是斯德哥尔摩心理机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非任何病态行为,而是人类最正常的行为,是基本人性。这种心理机制的普遍存在,减少了部落争斗中的种间残杀导致的损失。人类能够减少纷争,能够减少你死我活的自相残杀,能够在绝境中生存,全靠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是爱上绑架者。设想部落战争中的俘虏,投降或被杀掉吃掉?这是非常强的淘汰。如果不具备真心爱上绑匪,则可能面临两种风险:1、伪装不够被识破而有杀身之祸。2、自己活得不开心。作为最佳生存策略,就是爱上你的敌人并归化他们。表面归顺是一种很难的事情,因为进化的进程是双方动态的过程,你要欺骗,对方就会进化出辨识你欺骗的能力。一个欺骗者一不小心被识破就死,比真心归顺者要冒更大的风险。因此真心归顺才是最佳策略。
    
    举一个例子:在古代的部落战争中,其中一方打败了,全被抓了俘虏,如果这些人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基因,他们英勇不屈,随时反抗,时刻要杀死看守他们的人,结果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这些人全被杀掉当食物吃掉。
    
    如果这些人认命,当了囚犯,但是并不具备斯德哥尔摩基因,他们忍辱负重,但是并不热爱那些奴役他们的人。这样他们即使做了奴隶,仍然不是可靠的人,他们仍然会伺机造反、复仇,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并不快乐,寿命也不会长,所以被杀掉、抑郁死掉、造反起义再互相残杀,留下来得活人没几个。
    
    如果具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基因,他们在反抗和绝望一段时间后,如果统治者给他们吃喝,对他们表现善意,他们会因此感谢并爱上了奴役他们的人,这类人具有“可驯化性”而被容纳,最后就会成为战胜部落的一分子而实现了部落的融合,所以得到广泛传播的基因,是斯德哥尔摩基因,而不是英勇不屈的基因。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进化并不复杂,实际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心理机制——归顺则活,否则被杀。进化环境也比其他心理机制简单得多:隔绝,彻底被控制,没有逃生机会,随时可以被杀,信息隔绝。这是一个接近理想的可重复性非常强的环境。具备进化选择环境的重复性条件。即使在一群充满英雄人格的人中间,并没有任何投降屈服的人,只要符合频繁的部落战争的俘虏关押条件,也是可能进化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只要偶然的一个突发基因让一个人愿意真心归顺,并认同统治者,这种基因就获得了更大的生存机会,无数代扩散后,会成为普遍基因。
    
    人类进化史上,从一百五十多万年到最近的一万多年,是生存环境相对稳定的石器时代,进化心理学认为这是人类的心理机制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进化环境是古代部落战争频繁时代。对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可以发现这是典型的部落战争中被俘虏者的生存环境。这种情景经常出现、长期存在,淘汰力还很强大,因此具有非常强的选择性。
    
    广义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应该是人类才有,归顺征服者并爱戴他们,这是在动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机制。但是能够长时间绑架俘虏,并控制他们,这只有人类社会才能做到。所以狭义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只有在人类社会才能存在。
    
    生物的进化是某种由基因组合决定的各种机制(或称设计)的传播(而不是达尔文时代所以为的以物种为单位的进化),只有那些具有更大生存机会的机制(设计)才有得以生存传播——这是废话,也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再说得明白点:没法对加害人产生情感依赖的,会一直反抗加害者,这样他们更容易被杀死;而能对加害人产生情感依赖的反而容易活下来甚至怀上加害者的孩子,同时把自己的基因也传递下去了。久而久之,能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个体在种群中的比例就越来越大,然后就像今天看到的这样,成为人类中一种普遍心理······
    
    不奇怪吧。
    
    如果环境和规则改变,你无法反抗,就积极的去适应。这一点无可厚非,这个症的诡异之处在于:当环境和规则恢复的时候,意识上竟然有惯性!
    
    可是我们的意识总是有惯性的。你不可能遇到一个和你日常认知相悖的理念就马上相信它。比如日心说或者薛定谔的猫。即使它是多么的确凿无误。
    
    对于有此症的人,他们的认知和价值体系已经转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即使是很短时间),再转变回来一样很难。
    
    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只是他们转变的太快了。
    
    (三)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文,其实何不拿人们驯养的动物来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有的宠物,都是通过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获得了存活的机会。他们的命运就是遭到奴役玩弄和有计划的屠杀。不过在本文的范围之内,在人类社会之中,“支那”确实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故乡。
    
    附录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简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又称又称为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位于Norrmalmstorg广场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并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僵持了130个小时后,歹徒最终投降。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曾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加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syndrome)因为发现在斯德哥尔摩人质挟持事件而得名。
    
    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综合症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男女皆可能有此症状,但女性的比例较高。
    
    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成因
    
    查阅相关资料,有四种可以影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因素:
    
    ?绑匪会杀死人质,并且人质相信他们完全有可能这么做;
    
    ?绑匪会向人质表达某种善意的信号,并且时常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
    
    ?人没有逃脱的机会;
    
    ?人质与外界隔绝,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借来源于绑匪。
    
    实际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仅仅发生于人质与绑匪之间。根据心理学者的研究,情感上容易依赖他人并且受感动的人,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绑匪其实是强权的一种代表,人质则代表了屈服于强权之下的一类人。在这种控制之下,“人质”的自我意识逐渐被淡化,甚至开始被“绑匪”的价值观所同化,不自觉的产生同情、依赖甚至是依恋的情结。
    
    首先,在强权与压迫之下人质往往会感受到生命的威胁,为了生存下来,人质不得不对绑匪妥协和屈服,对绑匪表达出一种不会对他产生伤害的信号。实际上这是人质的自我保护的机制,在一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关头,道德理性就会被弱化。其次,在人质感到绝望的时候绑匪表现出对人质的关爱,比如一些小恩小惠或者一些安慰的话语。在绝望之中这种关爱给了人质一种希望,在生存与毁灭的巨大反差之中觉得绑匪是给予了他生命的人,不自觉对绑匪感恩戴德。再加上周围环境的闭塞,人质的全部认知和信息来源只来源于绑匪,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人质的自我认知也是依赖于绑匪对人质的强加的自我评价。人质的自我逐渐被绑匪弱化,然后再被绑匪的价值观体系所同化,道德标准被重建,觉得绑匪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最后,将自己的生命都寄托于绑匪,愿意无条件的顺从屈服,甚至万死不辞。
    
    所以,人毕竟也是一种动物,一旦人的理智防线崩塌,在面临死亡的脆弱决定了人也是可以被驯养的。看似不可理喻,却又合情合理。
    
    三、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会很容易产生,在人与人之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频繁出现于恋人之间,家庭暴力。在二战时期犹太人与纳粹关系上以及美国南北战争的奴隶解放运动都有所体现。下面举例:
    
    ①家庭暴力。
    
    在柴静的《看见》中,描述了一群饱受家庭暴力的妇女。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使得她们成了丈夫心情不好的出气筒,妇女身上伤痕累累,却依旧不能摆脱对丈夫的依赖,成为了他们切切实实的附属品。她们把丈夫偶尔的忏悔或者是道歉当作是对她们的爱,不料过后却变本加厉。为了保护丈夫的自尊心,自己受到丈夫的虐待从不对他人提起。当一个人长时间生活在恐惧与压力下,其抵抗力就会逐渐减弱,或者以一种近乎孩童的方式去讨好丈夫。
    
    如同人质被绑匪切断了联系,受暴妇女也完全暴露于丈夫对自己的评价当中。丈夫在家庭中不断羞辱贬低妻子,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被强加的自我定义。妻子自己的价值构建和自信心完全依赖于丈夫给予自己的爱的多少。在她们眼中,丈夫就是公正的审判者。如果自己被施加了暴力,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事。
    
    被驯化了的妻子成了切切实实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她们在屈服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精神,自我意识被逐渐弱化。在这种依赖之中,哪怕忍受着痛苦,也不愿意主动结束这种关系。
    
    ②二战期间犹太人与纳粹
    
    在二战期间,犹太人已经被纳粹完全控制,纳粹的暴力行径足以摧垮犹太人的意志和韧性,借而转向成为他们生存的一种最基本的脆弱的渴望。一些犹太人欣然接受纳粹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这种服从可以换取他们的生存,却漠视了对同族人的屠杀。
    
    在电影《朗读者》中,女主角充满母性的温柔,被指控上法庭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是极其平常的服从和恪尽职守。她的动机直接明了,就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换得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增大自己的生存机会。
    
    他们自身受到威胁和伤害,但却又在为那些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人服务,在他人身上实施自己所承担的痛苦。在面临生存和毁灭的问题时,人是无暇顾及人性或是理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了人本原里的脆弱。
    
    四、集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一旦人的生活方式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改变,并且逐渐习惯依赖于这种生活方式,那么无论它有多么糟糕,只要产生了依赖,就不会轻易的改变也不想失去。这就是所谓的“体制化”。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句经典的台词: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下面举例:
    
    ①十九世纪中期解放黑奴
    
    就像犯人重获自由后感到不适应想回到监狱中一样,当林肯颁布解放黑奴的法令时,很多黑奴对他心存怨言,破坏了几百年来他们的生存方式,打破了这种阶级的平衡。在《飘》中我们可以看到,黑奴痛恨林肯带给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黑奴选择无条件依附他的主人,坚决不离开,尽管法律赋予了他们自由的权利。
    
    受害者与控制着的生活方式维持了多年,黑奴的解放不但意味着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更要学会如何独立生活,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对从小就被体制化的他们来说,无疑改变了他们整个人生。
    
    ②专制统治下的顺民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专制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力,就是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支那”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制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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