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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大嘴的价值蕴含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8月24日 来稿)
    
    2016年7月19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唐纳德·特朗普正式获得党内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党代表大会后,川普声势和人气便不断往下,最近民意调查显示,川普与对手希拉里的较量渐行渐远。也许川普当选不成美国的总统,但是川普以他的反常的“大嘴”确实兴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大嘴既得到媒体的大肆鞭挞,又捕获了民众的大力掌声,形成绝然的反差。川普正是以惊世骇俗的言论,“不正确”的观点,“反建制”的立场,铺设了他曾经走过的节节攀升的前进之路。
     媒体纷纷评说,特朗普没有内涵和修养,就是靠他的大嘴来蛊惑人心,哗众取宠。然则我们该知道,大嘴只是一种表现的形式,形式必有内容,即价值观的展示。索绪尔勾勒出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概念,这样使我们认识到:这两者须相分离。大嘴尽管听起来粗俗,简陋,未有出口成章之才,缺乏政治家的幽默、圆滑和含蓄,但依然傲气凛然,称霸四方,这必然具有韵味在内,选民们难以洞悉其微言大义,只是凭借道德直觉和内在良心来判断是非曲直,川普自己也难以用语言道明真理的底蕴。为此我站立出来,有必要探索一番大嘴言论的价值蕴含。

    
    1) 民主政治遇民粹
    
    民主政治与民粹主义之间的边界线模糊,通常,民主并不完全拒绝民粹,也不可能拒绝,民主先天地内涵民粹,分享着交集里的内容,因为民主是“多数决定”的机制,民粹的显著特征就是片面强调“多数派”的权力。既然如此,寻常的民粹也没有新闻价值,但是今天就针对川普所拥有的巨量人气,美国媒体愤愤然,喋喋不休地叫喊“民粹啊”,“民粹啊”!其实有什么意义值得去叫喊的呢?川普能够在初选中崛起,赢得了广大的中下层民众的票数,激起了媒体巨大反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选情呈现了二个反常:
    1)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社会内,一个工业化悠久的国家中,一个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度里,一个高等教育极其发达的体制下,民众必然具有高度的理性,选民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尤其是美国中产阶层的大众,基本上都是出生在美国的白人族裔,他们的遗传基因上积淀了无数代先祖的民主政治的文化,他们理应不易为政客们巧舌如簧的鼓噪所打动,夸下海口的煽动所移情,而这次特朗普恰是凭着他的大嘴捕获了巨大的中层人气,而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却反感恼怒,而通常情况下,美国社会的上层与中层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不会太大。
    我以为,这表明了美国的普通民众与精英之间反差强烈,价值观冲突明显,社会分层严重,被称为“极端”的特朗普言论构成了“反建制”的动能,促发了社会中下层白人族裔民众久久受压抑的情感,产生共鸣。而媒体大多为社会知识精英所掌控,所以从媒体上批评特朗普的声音相当普遍且又响亮,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此情景的真实性为,媒体是自身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在与自己对立的政治层面在开战,媒体并非有多少的政治独立性,换言之,无中立立场可言。对于媒体界的预设立场,深究下去就会发现,都是左倾的,下面将详尽剖析。
    而建制派在媒体和广大知识分子的簇拥下,俨然以道德高人自居,却不自知已陷入了自我设置了的道德陷阱之中,成为自我鼓吹的普世价值所异化了的产物。
    2)通常,民粹主义在政治上往往是左倾居多,因为民粹本身的立足点和出发地是在底层,底层人的天性莫不在乎于拉平上层,所谓“等贵贱,泯差别,齐是非,无其偶,否对立。”是也。为此弘扬底层情结,推崇平均主义,借助民主秩序,嗜好集体力量。而这次偏重于中下层的大众却热情拥抱特朗普的价值观,显然是右倾保守主义的色调,如:反穆斯林,反非法移民,反墨西哥人,反堕胎,反自由贸易等等。那么,媒体凭什么理由要将川普的无数拥泵称为“民粹”呢?难道历史上无数次的拥抱左倾主义的普罗大众选民就不该称之为“民粹”,而应该直接上升为抽象的道义上更高层次的“人民”?民粹与人民之间的界限在哪儿?
    站立在特朗普立场的“民粹”之所以呈现右倾,乃因其主体部分并非知识界人士,但也非处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底层,只算白人族裔的底层,而真正构成美国底层的实为五大类别,相比之下,底层白人的生活还是要比这五类好些:黑人(在美国必须称“非洲裔,英语African American”——才算是“政治正确”),印第安人,拉丁裔(在美国又称为“西语裔”,英语Hispanic),拉丁裔中又以墨西哥移民居多数,这一类人群在美国大多是混血的面貌,如梅斯蒂索人(西班牙语:mestizo,葡萄牙語:mestiço),穆拉托人(Mulatto)和桑博人(Zambo)等,再有穆斯林和非法移民群体。
    也就是说,川普拥趸的民粹情愫不是出自于社会底层,而是出自于白人中的底层,因此真正的底层情结并不多。他们接受的教育不算多,但是现代政治伦理知识结构中的左倾主义情愫也相对少得多,这样使得他们能够更多更好地以自己的理性直觉来感悟世界,认识到,当今美国社会中有“四类分子”——“黑墨穆非”在寻隙闹事,时时要行凶作恶,频频要暴恐胁迫,动辄违法纲纪,易于折腾捣乱,把一个好端端的美国糟蹋得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数降低许多,却不愿醒悟悔改——如此乱象丛生,长此以往,那还了得?!
    多少年来,在民主政治的普及推广下,在基督教恩泽的光环照耀下,在白种人低生育率的劣势生存下,美国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平权法案,绿党运动,风起潮涌。几度风潮的冲击下,原先站立在中高端的有相当数量的白人群族渐渐失落下来,成了社会的边缘群体,但是这种失落并非纯粹是自由竞争的结局,而是在由多种多方的外在力量偏袒的干预之下达成的,这种干预是否公正、正当、合理、合情?是否就此可以泯灭了“种族歧视”,“种族差别”?成为了许多白人以及其他有良心的族裔内心中的纠结之处,积郁深深地积淀在中下层白人的心坎里,敢怒而不敢言。
    因此,现实中的另一个问题,又与上述问题相互缠绕在一起,尤显难分难解,这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度。在当今美国尽管号称言论是自由得不得了,但是只要一涉及族裔、人种和宗教间和性别的纠纷,言论在美国并不自由,甚至相当的不自由。1994年,哈佛大学的学术著作《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出版,结果引起了政治上和社会各界的轩然大波,这就是言论自由触及了美国的“种族歧视”警戒线,尽管书中的论述和材料都是客观真实的,问题是当今最为流行的“政治正确”的立场全然漠视客观性依据的社会存在,只顾及情绪化的诉苦。
    这样一来,这个号称是最为“开放”的社会,却作茧自缚酿成了了一个封闭的闷罐子——成堆的社会问题却是因为不容许人们公开自由的谈论和深入的探讨其实质性而积压起来,积压的现状却反证了“歧视”的存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言论禁止,如此循环不已。法律上为了追求“政治正确”的目标而对于人们仅仅道出了关于种族问题的事实真相而不断地施与严惩。具有良知直觉的人士品了出个中意味,只是学乖了,乃沉默不语。缺乏良知直觉的人士随大流而发出巨大响声:“不平等!”“不公正!”,遂形成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正确”,若称非民粹,岂非他哉?
    现在有一位大义凛然,勇气非凡的男子汉,川普先生出场了,他大胆呼出了多数白人的心声:让社会中德性优异、遵纪守法、有创造天赋的、从事复杂的智力劳动的人群优先获得尊严,这样才能够让社会的发展充沛地得到来自于创造力和良知的资源!于是,许多平时默不作声的人士自然要兴奋起来。尽管特朗普的话语相当尖锐,冒犯,鲁莽,但是作为矫正正义的矫枉过正,仍然获得了多数白人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特朗普现象”的继续发展则导致美国政治的日益分裂而极化,上升为媒体上的“民粹”喧闹。
    
    2) 正义价值遭重整
    
    当今世界的人们普遍地在谈论社会正义(公正)的问题,尤其是左派人士的嗜好,但是左派真正懂得了正义(公正)的真谛吗?
    学界周知,民主政治凭借多数决定制的推进必然会引起左倾主义在总体上的高涨,左倾主义思维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强化平等的观念,认为平等无非就是涵盖了公正的大义,一个头脑健全的有道德常识的人必定能够鉴别出,过分的、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不合理的,试想:一个勤奋的智慧的有创造力的劳动者,他的收入要与懒惰的愚蠢的按部就班的劳动者平起平坐,假如经济政策就这样施行,则必是大锅饭制度,那么有谁愿意像前者那样去劳动?既然人人都有合理的利己之心,若没有前者那般的劳动,社会如何快速前进?
    现时代的一大社会问题在于,下层人群对于“平等”的呼声益发强烈,之所以强烈,乃是当代民主政治赋予了下等人过分的权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道出了中国人的权欲熏心,西方哲人也曰:“权力不受约束,便会滥用。”民主政治总是要利用多数人的力量,若这多数人以下等人为构成主体,那么随着他们权力的增大,其劣根性和弊端也必将充分暴露而放大,突出表现为,缺乏“类”的超越性意识,唯有“阶级”的意识,好死不如赖活,甚至只顾眼前快活。具体的症状之一,作为一个族裔的类别的下等的群体,截然不接受外界的任何批评意见,甚至还不容许用贬义的词汇来标识。于是乎,下等人群就如圣洁体附身,重盔甲加身,护身符在手,酿成了最为典型的“群体不道德”现象(R·尼布尔)
    须知,人类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价值系统,凡是具有价值的东西和内容都是可以用形容词来标识的,而形容词总是有褒贬义的,并且有比较意义的不同的级别。M·舍勒制订出价值类型学,建立起先验的价值等级、样式、特点和关系来。舍勒写道:“因为所有的价值本质上都处于一种等级秩序之中——即是说,因为所有的价值都相互联系,都是较高的或较低的——而且,因为这些关系只有‘在’偏好它们或摒弃它们的(行动中)才是可以理解的,价值的‘感受’有其基础,或其本质必然性而论,也只有在‘偏好’和‘置后’中这些关系才是可以理解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非形式的价值伦理学》可是在现时代的媒体和书面上,人们对于价值“偏好”和“置后”的关系遭遇到了可怕的扭曲。
    二十世纪法国的语言学派认识到,在政治领域,语言所表达出的价值和欲望通常是一种“权力意志”,而不是直接对于社会事实真相的客观描述。人们听闻到呼声宏大的,言辞响亮的,恰是表明该说话人的权力意志强大。譬如上述的下层人群,左派势力热衷谈论的“公正观”就是这样。再譬如,人们讲起民主社会中的“强者”与“弱者”之分,也是这样,到底是谁强谁弱?这不是简单地用缺乏实证的文字和语言可以区分出来的,用中国的古话,叫做“言不尽意”,因此就不能“因词袭义”。当明白了当今政治舞台和媒体上充斥着强大的“权力意志”的言语的场景,人们定会困惑不已:这其中到底还有多少的真理观?搞不清楚“强与弱”,也就无法搞清楚“正向歧视”与“逆向歧视”之分,不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语言文字交锋争论还有多大的意义?当今西方世界流行的“政治正确”的观点尤其如此,因为它包含有太多的自我确证的循环论证,呈现封闭式的样态。
    难怪今天的川普会时常要恼怒,他在3月21日回答《华盛顿邮报》发行人雷德里克·莱恩的时候说,“我要的只是公正。现在的问题是公正是缺失的,法律的不完善导致你无法确保自己能得到公正对待。”显然,今天的川普是冲着“政治正确”来对抗,“政治正确”着重体现在对于媒体和书本上呼声最大的声称为“弱势群体”的照顾和爱怜,而这恰被称之为“公正”的实施之一。
    或许某时刻,各方利益阶层和集团之间达成了某种社会共识,那也只是权宜之计,临时的妥协方案。社会共识不能够解除人们内心深处的郁闷和困惑。病灶未除,隐患依存,病情还会复发。
    那么公正的规范有没有客观性的依据和规律呢?我们不妨运用胡塞尔的“悬置法”、“回到事物本身”来看待问题。回顾人类思想史的历程,让我们返回到思想最具活力的开创年代。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美德即中道”的命题,以亚氏的“中道观”演绎至公正的范畴,也是如此,公正即合比例。这样的命题堪称“正则表达式”(Regular Expression)——最具规范化和抽象化。
    亚氏在《尼各马科伦理学·卷五》中论述道:“既然公平就是中间,那么公正也就是一种中间。如若公平至少是两者的公平,那么公正的事就必然或者是对某物和某人的中间和公平,或者是两个相等者的公平,或者是某些事物(也就是多或少)的中间,或者是公正,对某些人的公正。这样看来,公正事物必定至少有四个项,两个是对某些人的公正,两个是在某些事物中的公正。并且对某些人和他们所有的事物两者将是相等的······所以公正至少也有四个项,而其比值是想通的,因为人和事之间的比值是相同的。A对B的比,完全如C对D的比一样。再交替搭配A对C 的比,完全如B对D的比一样。这也就是说整体对整体一样。这种搭配影响着分配的结果,如若各项在这样的结合,其结果就是公正。······在这里,公正就是比例,不公正就是违反了比例,出现了多或少,这在各种活动中是经常碰到的。”
    将亚氏的话用公式来表达,则 A/B=C/D,或者A/C=B/D,两个公式等价,满足公式即为公正,反之则不公正。
    这个公式所表达的人文意味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罪罚相当,罪有应得。
    当满足B=C,A+B=D的时候,这公式就成了著名的黄金分割率。
    遗憾的是在亚氏去世了2300多年后的今天,在号称文明世界和自由世界里,无无数数的知识精英,低贱小人,左倾主义者喋喋不休喧嚷道,“不公正!不平等!歧视!压迫!”他们的“合理性”就是依据在于二个项(而不是亚氏的四个项):单单拿着分配的结果来评理;仅仅以富人和穷人的二分化存在就认为是天下之大谬不道;偏偏要去隐瞒人与人之间智商、情商、德性、勤奋度、工作量、风险度的巨大差别!孜孜以求道德化的情绪发泄,而不是诉诸于法治化的权益维护。(尼采说:上等人讲“好与坏”,下等人讲“善与恶”。)最典型的莫如:流行标语“黑人的命重要”——意思是不公平的事实:黑人被美国警察打死的比例远比其他族裔要高——也就是单单比较二个项:黑人与其他族裔的被警察打死率相比较——为什么不同时比较另外二个项呢?黑人的刑事犯罪率、谋杀案率和暴力抗拒执法的比率远比其他族裔要高!更有甚者,为什么不进行这样比较:黑人被打死者中是由那些族裔来干的?答曰:根据统计资料,黑人被打死者的案件中93%的是由黑人同胞自己来干的。再者,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被黑人打死的案件有多少?难道说警察的命不是命?即使同样在执法程序之中被打死,警察的命与黑人犯罪者的命是否可以相提并论?
     以我的视域来考察,符合生命本性意义的公正,就是优胜劣汰的内在逻辑。人,作为爬升在生命进化树的最高阶梯上,也就是最为优秀的生命精灵,正在奔向上帝祈祷的路程上,必定积淀着,凝聚起最丰富的优胜劣汰的“群体无意识、自性、阴影”(荣格意义上的),在遗传基因上烙印了最为深厚的标记,成为人的本能力量——不然,整套的进化论、生物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就失效!人何以称之为最优秀?
    故此,尽管当今西方左倾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但是对于接受教育相对少的白人群体来说,中了“左毒”也相对少些,因而他们的群体无意识中的本性、自性就显得自然而充沛,这也就能够说明川普与白人中下层相处较好的缘由。
    我猜想,现时代的公正价值观呈现如此混乱,“政治正确”大行其道,大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加速酿成的。大战结束是以法西斯国家战败为标志,随之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也就全部扫除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我们务必要记住牢记,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法西斯所推崇的文化人士中,有黑格尔,尼采,斯宾格勒,秦梯利,海德格尔,瓦格纳,贝多芬,理查·斯特劳斯等,他们的作品,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瑰宝,不该因为被法西斯的大肆利用而沾污名声,不能因噎废食地否弃思想精华。再说,反法西斯的战争结束了,但是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并未完成,非但没有完成,其时地球上的一半人口还是继续走在“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上,而且继续强化集体所有制的牢笼,这难道不该让人们去深入反省吗?
    因此,我觉得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严肃地重新评估法西斯思想,以及二战后时代的国际政治面貌,这有助于解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今天世界上的许多角落里,小人得道,猖獗癫狂,譬如一部分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就是这样,这群族的形象和行为,正如有不少西方学者剖析的,倒是与法西斯分子颇为相似,再说,法西斯主义不能够简单地归类于“右倾”,而是一个大杂烩。如此看来“政治正确”要想通过反法西斯主义来反右倾,则太成问题了。
    
    3) 基督恩泽遭恶报
    
    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高扬人权价值,这既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又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产物,而基督教的人权观突出平等,博爱,宽恕等观念。当今美国政界,基督教的思想依然有较明显的影响,尤其影响共和党一派的执政理念,相比较民主党,共和党要显得保守些。今天,川普打出“反政治正确”立场也许是他看到了基督教的软肋之处。
    我在想,基督教的博爱主义高扬会导致怎么样的结局呢?今天大批的北非、西亚、南亚地区穆斯林要想进入美国“避难”,美国人民是怎么着想的?川普先生表示,拒绝穆斯林的请求,这个立场得到了许多美国中底层白人的支持。
    相传,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某个晚上,边走路边仰望星空,沉醉于哲思之中,不料,一脚踏空掉进了地面的低坑里。我以为,这传说既然盛传至今,必定隐喻了人类的某种宿命,似乎就是“仰望”与“下掉”之间的高度关联性。黑格尔为此作了分析:“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我想,这大概就是顾此失彼吧,或是“用进废退”(拉马克)的天性?我再作延伸:那些醉心于仰望高空的人,是不是特别会掉进低坑里?乃至于人的秉性都是如此?擅长于仰望高空的人,更易于掉进低坑里?
     信仰基督教乃是寻觅超升的天国,关怀于来世的彼岸,荣耀上帝,沐浴恩泽,等等,这些岂不就是“仰望高空”?假如说“是”的话,那么可推理,既然要沉醉于天国的幻想,也就易于掉进别人设定的显见的圈套,即“掉进坑里”!
    且看去年时候,大批大把大群的来自阿富汗,中东,北非的移民大军,如过江之鲫,纷纷涌入欧洲大陆,这些“难民们”无需投石问路,匆匆而来,直奔主题,不抵达瑞典和德国心甘不死,不罢休,手段种种,花样百出,浑身解数用尽,吃奶力气使出,无不回绕这这个主题:好生活也哉!却毫不见证有那个稍微有点道德勇气的,站出来声明:自己与恐怖分子的界限何在?与极端分子的区别何处?
    涌入欧洲去讨好生活的愿望大多数落实了,多达120万之众的穆斯林移民总算寻觅到了一个“好妈妈”: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她敞开胸怀,成全了穆斯林移民们的非分之念。可是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匪夷所思:一个现代形式的国家——德国,还具备起码的边界、国籍,政治信条和主体文化继承等基本要素吗?现代性的大趋势应该是“分离”,而不是合一,混杂。康德在《使用人类学》中论述道:“血统的混杂(在大征服中)之间逐渐消灭了民族性格,它不顾一切无用的博爱主义,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
    川普显然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在竞选演说时候讲:“希拉里•克林顿想成为美国的安格拉•默克尔,你们都知道这种大规模移民给德国和德国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犯罪率已攀升到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水平。”
    洞悉人性的培根在《论善良》中说:“人性中这种仁善的倾向有时也会犯错误。所以意大利有句嘲讽话:‘过分善良,就是傻瓜。’意大利尼考拉斯·马基亚弗利博士曾经自信地、几乎用明白的语言写道:“基督的信仰就是让好人听任残暴的坏人猎捕”。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怪事和危险发生,最好要知晓善良所犯的这种习惯性的错误。”
    但是要深刻洞悉经过精心伪装了的人性之卑鄙低贱肮脏无耻,似乎不是高智商的精英、基督教博爱主义熏陶成的圣贤之辈所长,这也许应验了中国古话:聪敏反为聪敏误。这也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与川普拉开距离的原因之一。
    尼采早就指出:基督教的博爱,宽恕之类其实是一种道德投资,期望在未来有收获。可问题是未来可以得到确切的收获吗?
     在此,“人格期待”的问题浮出水面,任何政治策略的施行,都需要摸清大众普遍的人格水平和理解能力状况,所谓“因材施政”即是。博爱,宽恕的德行该准对那些人才是合理的、有效的?这可是个大问题。中国古代的儒家清楚明白,人是需分层“三六九等”,君子与小人,两者的德性截然不相同,对君子施恩,君子则感恩报恩,可是小人会吗?这可是个风险很大的问题,古希腊的“农夫与蛇”寓言就表明了这点。可是当今的“政治正确”拒绝一切不平等对待人的观点,这样就遮蔽住人们正常的视线,进而制造出思想认识上的极大混乱。
    混乱之一:“不代表说”。我怀疑“政治正确”继续发展下去,则会产生如此荒唐的事情:动物园里的豺狼虎豹被勒令从笼子里释放出来,因为关押它们就是“种族歧视”,是人类对其他种族(物种)施加的“政治迫害”,谁说豺狼虎豹要吃人的?根据人类以往的历史记录,吃过人的豺狼虎豹只是极少数,极少数不代表全部和整体,因此,豺狼虎豹都是善良温和可爱的,与人类一样具有善意,应该与人类一样的平等对待相处。再者“杀菌剂”不准使用,也不能称呼,因为世界上的细菌数量繁多,对人体有害的只占了极小比例,伤害过人类的则更少,因此,有害细菌不代表全部,由此推理,细菌与人类一样的善良。“杀菌”就是种族歧视和灭绝!
    对于“不代表说”,我该说,是绝对低级无聊的诡辩,它将人的良知和理性完全遮蔽起来。诡辩论的要害是缺失了黑格尔“质量互变”中的“度”这个概念,并且拒绝承认人们,族裔,人种,国民,宗教信仰之间在秉性和气质上的巨大差异性。
    混乱之二:绥靖主义,“政治正确”以鸵鸟般的漠视将人性的巨大差异性排除掉,只是将施恩当做不变法宝来使用,以不变应万变,相信好有好报,天真地以为耶稣基督的恩泽在不远的将来终将普照万物,感化所有恶人,终于酿成了天下之大谬也。
    
    4) 威权主义获认可
    
    川普在竞选时批评说,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政策是在为中东火上浇油,他表示上任后不会在中东继续推行民主,并会与全球盟友一道打击极端恐怖主义。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加赞赏,同时普京也加以回报,赞赏川普。早些时候川普还把在1989年北京街头发生的那场运动称为“暴乱”,并赞扬中国政府镇压这场运动的“力量”,称北京政府是个势力强大的政府——从几个方面来看,川普是个威权主义者。
    在现时代,威权主义如何去定位自身呢?“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斯宾诺莎——黑格尔的命题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片面性的真理,但若强调的是两者的辨证关系,那么意义就完整了。斯宾诺莎说“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做必然或受制。”(《伦理学》)——这里突出了人的主体自主性的原则,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相当的现实性的。
    就如上述的基督恩泽的实施需要考察国民的人格素质,作为一种期待值的参数来评估恩泽是否值得,同样,政治上实施自由民主也需要国民的人格期待的问题,否则,就如沙滩上盖大楼,毫无基础。
    君不见,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北非中东地区之时,西方人曾经满怀希望地盼望着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在阿拉伯世界里确立起来,但是另西方人大大失望的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这块大地上还不是,甚至远远不是播种民主之地。当一个个权威主义政权和强人垮台之后,那里的各派势力和武装力量都是热衷于抢占制高点,争权夺利,而不是设法去建立起符合现代性的制度来。那里的人民大多理想于怀旧的愿望,企图复原伊斯兰原教旨的传统和文化,以便与西方进行全面的文明较量。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威权,那里的人民确实是“自由”了许多,但是这在黑格尔看来,是一种“任性”——非理性的自由。
    再看看中国,自从改革开放来有“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之说,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纠葛住几代中国领导人。甚至连流亡海外的华人政治团体组织中,也是呈现一派“乱”状——这就表明,中国人骨子里的自由意识尚未升华到理性自觉的层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当人们的道德行为面临着选择的时候,尽可能选择善,当无法避免“恶”的选择时候,则取其轻。“在恶事上恰恰相反,与大的恶相比,小的恶在道理上就可以是善,在选择恶时宁小勿大。”(《尼各马科伦理学·卷五》)
    以邪恶的等级来评估,无疑在当今要算伊斯兰国为最最顶级,按照澳大利亚外长的讲法,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远比当年的纳粹法西斯分子要卑贱无耻。
    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理解川普的立场,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去处理现时代世界上的一些热点动乱地区。
    尼采说,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奴隶的本性决定了自身该安分守己,做好分内的事情,而不是僭越到主人头上。奴隶若要摆脱被奴役,则须首先要有自强的意识,塑造理性自觉,而不是去造反闹革命。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16年8月23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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