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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16日 来稿)
    中国经济下行是从政府丧失重要经济功能开始的,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挖掘政府新的经济功能。
    
     一个经济体要持续发展,需要有可持续运行的“入口”(能够吸引投资)和“出口”(能够实现收入)。200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相对可持续的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入口”是政府通过压低其他要素价格以吸引投资,“出口”即外贸出口。

    
    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相对可持续的“入口”和“出口”增加到两个,即增加了房地产业,它既是“入口”(高利润以吸引投资),又是“出口”(满足内需)。所以,从这时起,中国经济明显提速。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出口”(外贸出口)收窄,对另一个“出口”(房地产业)的依赖加重。因此,这一时期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房价之飙升触目惊心。其间,政府也试图以基础设施等项目作为替代性“出口”,但这只具短期效应,因为民间资本只搭便车,坐享其果,并不跟进。
    
    与此同时,以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标志,随着劳动力、地租、物流、资金、能源、燃料等成本项目的上涨,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入口”也被关闭,政府不再通过压低其他要素价格吸引投资,整个经济更加倚重通过拉高房价吸引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其间,政府主导性投资被迫“硬顶上”,但同样只具短期效应,且造成这一阶段货币超发、政府债务显著增多。整个经济实际上还是压在房地产上。
    
    到2012年,由于房地产业过度膨胀,遭到政策打压而呈萎缩,中国经济下行乃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失去了所有相对可持续的“入口”与“出口”,政府投资不得不“硬顶着”。于是,一方面是货币超发与政府负债的增长势头越来越猛,另一方面却是经济下行难以扭转,中国经济似已陷入死结。
    
    不难看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呈现如此恶形恶状,是由于一个内因、一个外因。内因是政府不能再通过压低其他要素价格以吸引投资,外因则是出口通道收窄。对外因,中国本身难以改变之;所以,根本出路还在内因,这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突破口所在。
    
    要改变内因,有两个使力方向。一是找到另一个像房地产业一样,可作为“入口”或“出口”的经济增长点。显然,现在政府和民间都希望科技创新能够充当新的增长点,不但企业强调“核心竞争力”,政府更在全社会推动“大众创新”、“万众创新”。但是,结果难料。
    
    二是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的体制优势,挖掘类似压低其他要素价格以吸引投资之政府新的经济功能。通过压低其他要素价格来吸引投资,这是中国政府的独有功能,亦是中国经济能够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胜出的体制优势之一。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表现之所以一枝独秀,就是因为这种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体,被外界讥为“半市场”的体制优势——当其他国家的经济主要依靠市场这一条腿走路时,中国却在用市场和政府两条腿走路,当然能走得更快、更稳。中国政府强力介入经济的作用,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1,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环境;2,压低其他要素价格以吸引投资;3,进行强有力的反周期干预;4,通过产业政策规划经济结构。后三项是所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都做不到的,前一项也很少有后发展国家或转型国家能做到。正因为有此独特优势,中国才能在发展速度上领先各国,创造奇迹。
    
    现在,中国已丧失第2项“压低其他要素价格以吸引投资”这一关键能力,因此,需要挖掘新的经济功能以为弥补,这样才能继续保持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体制优势。这应该才是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为什么说改革能够创造“制度红利”?原因就在这里。那些以为政府“少作为”就等于改革的制度红利之说法,正好把事情搞反了——政府不是要“少作为”,而是应“巧作为”,挖掘出自己新的经济功能。
    
    要挖掘政府新的经济功能,还是要从开拓经济发展的“入口”和“出口”着手。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大众创新”、“万众创新”,就是一个有益尝试。这种尝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中国独有的“强政府”体制优势,培育出一种相对于其他国家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和产权保护制度而言的优势。如果中国在创新机制方面建立了自己的独特优势,无论是在企业还是社会(包括“草根”)中,确实都有可能迸发出可以作为“中国竞争力”的创新活力,使体制优势转变为创新优势,使中国经济重获可持续高增长的动力。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依然只看到政府力推创新的姿态,却没有看到某种优势的建立。反之,明明是政府在力推、主导,却受缚于“市场决定性”原则,唯恐“干扰市场正常运转”,政府并没有拿出真正过硬的措施。
    
    建构理性主义曾遭到包括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但这并不是说人的认识不能先于实践、指导实践。理性的这种先行性,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明,难以否认。例如,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马克思,就没有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在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对现状的改变越大,现状的反弹也越大,由此造成的动荡越大而已。建构理性的真正陷阱,在于行动者首先应服从的,永远是现实的变化和需要,而不是事先固定的某种方案设计。不管这种设计是来自书本、观念,还是来自此前的经验;不管它是共产主义,还是宪政民主,都只应作为参考。正如在经济活动中需求必然催生供给一样,现实中不断变化的问题和需要,也总会催生新的解决办法。需要是在现实中产生的,而解决需要的办法,往往首先由理性发现,但这种办法只能作为行动的参考,而不应成为行动的束缚——以“改革”为名的国家行为,却受囿于某种观念教条(市场决定论)而束手束脚,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如果中国真要以科技创新作为突破口,在没有更新、更好的主意前,不妨模仿此前行之有效的“招商引资”模式:将创新成效作为考核各级官员的核心指标,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相互竞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快,办法就会出来,政府新的经济功能、中国的体制优势也就能展现出来。
    
    当然,突破口不必局限于“科技创新”一点,也可以在其他方向上多作尝试。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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