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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孙中山是祸乱中国的“共工”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0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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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网文《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辗转腾挪》指出:
    
    【一、屡屡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
    
    事实是:孙氏并没有任何的“处理之法”,只是身心俱疲地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来回奔走,妄图在理论上将二者阐释成一种“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独立”的关系。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是孙氏和他的三民主义同陷精神分裂的困局。
    
    这种精神分裂,自《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公布时始,就已注定不可避免。
    
    宣言第一条——“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固然可以“洗刷”孙氏在国内舆论心目中的“赤化”形象
    
    但国内舆论所不了解的是,该宣言在苏俄公开发表时,是把这段话删掉了的。
    
    虽然在稍后一些时候的1923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任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也有这样一项公开决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但鲍罗廷的这段非公开的工作札记,显然更能代表莫斯科的真实意见:“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
    
    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确实,孙氏一直盯着的是“自由民族”,而不是“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
    
    但孙氏也很希望通过鲍罗廷,把俄共的组织模式、动员模式一并移植过来,孙氏将这种移植视为让溃散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恢复战斗力的命脉之所在。
    
    如此,他既需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鲍罗廷的改造,又希望将这种改造限制在组织模式上,而不碰触本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只好在党内学习会议上如此说道: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因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换言之,孙氏希望国民党人诚心去接受俄共的“方法论”,同时又不受俄共“价值观”的影响。
    
    但孙氏显然也明白:对一个政党而言,其“方法论”必然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不但俄共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着能够接受怎样的“方法论”;
    
    于是,为了消除国民党的党员们对俄式改造的抗拒心理,孙氏不得不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阐释,都不会在事实上变成同一个东西。
    
    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外宣机构在1924年1月6日公然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孙中山却在同一天会见了“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出面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
    
    【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
    
    事实上,孙中山欣赏的,只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一直相当抗拒。随着鲍罗廷将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抗拒也越来越明显。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联俄容共”政策成为现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给齐切林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所谓的“驯服”,指的是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几乎完全采用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加拉罕说:
    
    “我寄给您的(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
    
    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义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错判了孙中山对这个宣言的真实态度,他告诉齐切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只是对决议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但事实完全相反:孙中山拒绝承认这个宣言。
    
    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孙氏见到宣言草案后,于1924年1月23日,紧急约见了鲍氏,要求收回这份草案,而代之以孙氏自撰的《建国纲领》。最终,鲍氏击退了孙中山的要求。在其工作札记中,鲍氏如此记载:
    
    “我再说一遍,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论据,这以后孙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
    
    孙中山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但他也不准备放弃自己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建国纲领》,他要求在国民党一大上,同时印发鲍罗廷的宣言和自己的《建国纲领》。鲍罗廷策略性地同意了孙氏的要求,但仅仅是“策略性”的,因为最终,在鲍氏的控制下,《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国民党一大的会场上。孙中山失去了对国民党一大的控制。
    
    【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批判】
    
    一大的“坐而言”,鲍罗廷靠卢布取得了对孙中山的压倒性胜利;接下来的“起而行”,则轮到孙中山打太极拳。按照一大“共产主义化”的宣言,鲍氏要求通过苏俄式的激进的土地革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孙氏则用“暂缓”、“推迟”一类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其真实意见则是根本不打算推行,因为孙氏看到:
    
    “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
    
    直到孙氏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颁布鲍氏所期待的俄式土地革命法令。相反,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不断讲演,大谈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能搞俄式土地革命,“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为了挽回一大宣言彻底“共产主义化”对国民党党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孙氏在一大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1924年2月9日,当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们问及“国民党施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时,孙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否定:
    
    “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1924年8月到24日,孙中山在广州持续系统地讲演民生主义,在努力维系自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调和论的同时,对苏俄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猛烈批评。孙氏说: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这不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的。
    
    孙氏总结道:“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
    
    孙氏如此公开而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引起了鲍罗廷和苏俄的强烈不满。但孙氏必须这样去做,因为他的国民党的党员们,此时已然发生了信仰混乱。
    
    结束语
    
    孙中山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在信仰层面的精神分裂;更不能改变共产党以小搏大,逐步同化、吞噬国民党的趋势。当孙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国民党内无人能够与苏俄及中共进行理论抗衡,这种分裂、同化和吞噬,就进一步加速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容共”逆转成“容国”,共产党大有将国民党架空的趋势,这种架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垄断了中下层组织,国民党空有一个最高决策层,无法将任何决策贯彻到基层中去。比如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集全省各地农运积极分子开会,其中竟有80% 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人顾孟余载1927年总结说:“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二是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这样一种结局,既是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时所想象不到的,又是孙氏无原则地拿“三民主义”融合“共产主义”进而导致国民党信仰层面发生精神分裂后的必然结果;自然,更必然导致1927年的国共分裂。
    
    ······
    
    根据上面的历史描述不难看出:孙中山是一个真正的“共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人的作用比所有的共产党特工加在一起的力量还要大:孙中山引入了苏联祸水,活像《淮南子》上描写的那个乱世魔王共工: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意思是:从前,共工与颛顼争夺为帝,失败了,于是(共工)发怒(用头)去撞不周山,支撑天的柱子折了,系挂地的绳子断了。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所以太阳、月亮、星星都朝西北方移动;地的东南角陷塌了,所以江湖流水都朝东南方向流去。
    
    这个共工,为了争夺为帝,不惜破坏世界。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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