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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批毛民主启蒙之关系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4月05日 转载)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王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批毛民主启蒙之关系


    河南被拆除之前的毛泽东塑像
    
    今年有两件事让我感触很深。
    
    第一件事,2016年1月4日,河南省通许县一村庄的地头,当地村民集资建造了一座33米高的毛泽东像,总造价近300万元。这座雕像坐北朝南,毛呈坐立状,由钢筋和水泥筑成,外面一层被涂上了金色漆,不时有群众开车慕名到来,在毛像前拍照留念。(此像已拆)
    
    第二件事,2015年12月26日,是死去的毛泽东诞生122周年。全国各地毛左们汇聚湖南韶山,场面颇为壮观。有的是为了吃一碗免费长寿面,半夜就到了。看一则报导:“凌晨的夜风有些寒冷,但韶山冲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白发苍苍的老者,年幼的小孩,朝气蓬勃的青年,他们都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用鸣放鞭炮、敬献花篮、鞠躬祭拜这种传统而又简单的方式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记者看到,在通往景区的道路上,无数的群众扛着烟花、鞭炮,来到毛泽东广场,在后广场交由工作人员统一燃放后,再排队来到前广场瞻仰毛主席铜像,鞠躬、拜寿、祈福。”
    
    这种民众的心理,一旦被毛左利用,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时时都有可能,重庆薄案就是实例。所以,在当今中国走向民主宪政道路上,老夫有一忧虑时时在心头挥之不去,那就是中国民众的素质问题。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欲达革命之成功,必先唤起民众---”,而唤起民众,中国必须有一个大的启蒙运动。
    
    一,中国要走民主宪政之路,批毛是绕不过去的坎
    
    六年前,我曾在《再谈毛泽东》这篇文章中写道:“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得到迅速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之下比较滞后,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那就是——对毛泽东的批判还不够。中国今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毛泽东还要继续批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批毛中取得的,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也要在批毛中进行。我可以断言,不批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大的进步。所以说:批毛就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期的,十分艰巨的任务。”六年过去了,我说的话不幸而言中。
    
    中国要想推进宪政民主,为何绕不过毛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当你要建造一个新房屋时,你必须将旧物清扫干净,甚至连地基也要清除。就好比人们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就得扫除专制、独裁、暴君一样,这也叫做“不破不立”。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言论逐渐宽松,一些有思想的学者写出了一些带有探索性的东西,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以及杨继绳的《答何方之问》,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都是在深层次地探索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成功?周有光教授说:“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样是对的”。因为那套理论是虚的,实践是害人的。2007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竖起了一座“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全球有一亿人死于这场运动。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这个美景是不错,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的伊甸园,马克思却创造了一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一下就就害苦了世人,这个恐怕连马克思也没有预想到。但是他的战友恩格斯在晚年却意识到了,然而那些东方的实践者已经不会顾及恩格斯了,因为这条理论对他们夺取政权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们是舍不得放弃的,他们会紧紧抱着不放。问题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这种手段达到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是一种幻想。就像当年毛时代唱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结果呢,天堂不仅没上去,桥也垮了。因为在这些实践者之前他们的老祖宗乌托邦先生们已经证明失败了。不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犯了一个极大错误,他们都不懂得人的本性。违背人的本性去干事,必然会失败!今年《炎黄春秋》第三期有篇文章《“自由人联合体”在实践中为何走向反面?》里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一直是把自由放在显著地位,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遗憾的是,他的那个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却全面摧毁了人的自由。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人的自由、民主和基本权利被剥夺,以至到肉体被消灭。在苏共斯大林执政期间,大搞“清洗”迫害,制造了遍布全国的“古拉格群岛”受难者约2000万,几乎占苏联人口1/9。中共在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运动中受害人数更是史无前例。如果把历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死的人加在一起,至少也有七千万,如果照马克思先生所说的到达共产主义天堂须得这样之手段,那不如让我们先下地狱吧!
    
    历史已经证明,专政、必然导致独裁;独裁必然产生暴君。毛泽东实际上是秉承斯大林的衣钵,但毛与斯大林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斯大林毕竟受列宁的影响,还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那套理论还不能说没有研究,他毕竟还写了几本关于这方面理论的书,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等。而毛根本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到底看了几本马列的书只有鬼知道。(可能《共产党宣言》看了)大跃进后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后,为了补课,才匆匆看了一下斯大林编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且在上面胡批乱画一阵也不知看懂了没有?毛对这套根本上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中国封建帝王那套东西。他向斯大林学的东西就是如何“杀人”。毛搞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封建主义,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他是为了借那套理论达到夺权的目的。把中共党造成一个家长式的政党,由一党专政达到领袖独裁,即一切由他说了算数。在党内搞绝对权威,在党外搞绝对忠诚,对普通民众搞造神运动,甚至全民洗脑。封建帝王还设有谏议大夫,还可以给皇上提意见,皇帝还有时赐给臣子上方宝剑,上打君下打臣。可毛是任何人都不能给他提意见,谁给他提意见他就打倒谁,毫不念旧情。他的独裁、专制和残暴超过历代封建帝王。几十年来,他把中国搞得经济贫穷,人民愚昧。由于贫穷,人民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的人民就愈加愚昧。贫穷和愚昧就成了一对孪生兄弟。战后的日本由于重视教育和发展经济,国力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国民智不高是毛造成,这对中国民主启蒙造成极大障碍。
    
    二,中国目前尚处在一个民主启蒙时期
    
    本人深切地感觉到,中国要实行民主宪政,首先要提高民智,要提高民智,必须要有个民主启蒙阶段。否则就很容易被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蒙骗。毛泽东为何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肆无忌惮横行这么多年,为何他发动的文革能在中国搞起来,就是因为有这块土壤。这块土壤就是“愚昧”。毛为了更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专制,更加向这片土壤增加“愚昧”的化肥,疯狂地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对知识分子残酷镇压;对国民制造贫穷;对外进行封锁。时过三十年后,又出了个“薄青天”想继承他的衣钵,差点把重庆人又蒙了。不由得使我更加感到民主启蒙对中国国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想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首先要认识什么是独裁和专制?要想认清独裁专制,首先要认识毛泽东。不对独裁暴君怀有深刻地仇恨,怎能推动民主进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不说全部、起码大多数)尚处在民主启蒙阶段。民主启蒙对于一个走向宪政民主的国家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民主启蒙,就难以推动民主宪政。我不敢想像在一个没有民主意识的国度能够实行民主宪政?这是一堂必补之课。凡是今日已经实行了民主宪政的国家,都经过了这个阶段。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进步,在这历史时期,产生出了伟大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有的这些思想家都在做这个民主启蒙工作。没有这段时期的民主启蒙,欧洲不可能走向民主宪政体制。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也认识到这一点,可见民主启蒙之重要。当一个国家的国民民主觉悟尚未达到一定的程度之时,你想给他们制造一个民主框架也没用。譬如说,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别人帮他们把暴君赶跑了,照样实行不了民主宪政,仍然是内战不停,为什么,民智太低。为什么欧洲在十七世纪已经完成了民主启蒙,而几百年后我们中国还要补这堂课呢?这里边故然有中国国情之因素,最重要的是中共执政后,毛泽东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原因。
    
    三,说一下“普世价值”的问题。
    
    在当今中国总有人想回避它,甚至成了一个敏感问题。似乎这些都是西式的东西,对我们中国不适用。中共已经公开说中国“五个不搞”。如果说中国搞这个东西尚有个过程,那么还有些人会接受;如果说永远不搞,那就有问题了。你总不能把西方的民主体制视为洪水猛兽。因为西方的那套政治体制也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他们国家为何没有出现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专制独裁者?他们国家为何没有像今日中国贪污腐败?他们国民为何比我们享有更多的民主自由?这不仅仅是一个国民素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我不敢说欧美那些民主政体国家完全没有腐败现象,但一定比我们少。这关键是体制起到了作用。当今的中国为何前腐后继,越整越多,问题还是没从根本上入手,没从机制上解决问题,治标没治本。要限制那些官员们胡作非为,要限制那些裸官、房叔、杨表哥,只有他律,靠自律不行。事实证明,人治的办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最终还得民主法治。有人会说,西方宪政民主就有那么好,它难道说是灵丹妙药吗?我说,虽不能说是灵丹妙药,但起码可以说是目前治这种病的最有效的良药。因为人治和法治所产生的两种结果让世人已经看得很清楚明了。一个病人不求能治病的药反吃那些治不了病的药,你说病能治好吗?
    
    四,推进民主宪政,离不开对独裁暴君的批判
    
    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新的体制,就得改变一个旧的体制;要改变旧的体制,首先就要推翻这个旧体制的代表人物。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是要推翻满清封建帝制,推翻这个帝制,就得将皇帝赶下台。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将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查理一世处以死刑;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样将路易十六也推向了断头台。
    
    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胆识向斯大林开了第一炮。他在中国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一股惊天骇浪,二战后,斯大林在整个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树立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敢动摇的。赫鲁晓夫批斯大林就已经向全世界发出信息,苏联已经开始想要改变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改变,必然导致体制的改变。没有赫鲁晓夫批斯大林,就没有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假若当年赫鲁晓夫不批斯大林,苏共继续维护斯大林的形象,苏联的政体改革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赫鲁晓夫功不可没,这件事应当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因为斯大林不仅在苏联,甚至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都可以说是庞然大物,不将这个庞然大物搬倒,后面的事将不好搞。正是有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的影响在前苏联日渐式微,才有后来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惟,苏联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地接受了,1993年苏共领导者亚纳耶夫搞的政变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就说明了问题。毛虽然比不上斯大林(毛在斯大林面前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斯大林在二战中毕竟击败了强大的法西斯德国,而毛连抗日都谈不上。不过,斯大林死后毛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充斯大林第二,可惜资历不够,抵好去第三世界充老大了)但他在中国也算一个庞然大物,在他执政二十多年,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和物力对中国老百姓进行洗脑,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文革中更是登峰造极地大搞造神运动。由于他的无法无天,民主法治在中国得不到伸展,人权和自由遭受践踏,专制独裁横行,中国已经成了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改革开放后,因没有对毛真正地作出认真地清算,(1982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能算是轻描淡写,并不彻底),因此他的影响在中国仍然存在。中国若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然而,令人遣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毛的阴影仍然不散,毛左们总想蠢蠢欲动。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说经济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然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这其中原因是中国带着一个病体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斯大林在前苏联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已经是妇孺皆知,近来又揭露出来波兰“卡廷事件”,斯大林像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全部推倒。毛执政期间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毫不逊色于斯大林,然而直到如今还不能揭露。譬如,毛推行的大跃进造成的三年灾荒饿死多少人到现在还不敢公开数字。毛发动的文革所造成的血腥罪行到今天尚不能建一个展览馆。更难以容忍的是僵尸还停放在首都,挂像尚在墙头,这些都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五,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
    
    当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两股势力,一是毛左派;二是既得利益者。这两种人所处的地位可能有些不同,然而他们都不愿中国搞政体改革,前者是想回到毛时代,后者怕丧失自己的财产和地位。严格地说,利益集团也是毛体制下的受益者。他们和“毛左派”的区别是,一个已经得到了利益;一个想得到暂且尚未得到。当前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利益集团虽和毛左派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阻力。据《经济参考报》说,“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板响,不见人下楼。”这两个派别的政治取向有所不同。毛左派们是真正想回到毛时代,而利益集团并非如此,因为回到毛时代他们的利益也将付之东流,虽说他们和毛左们的政治态度有所不同的。但是他们又有相互利用之关系,既得利益者在某种情况下可借用毛左们巩固自己的地位,如薄熙来在重庆时就接待过乌友之乡的先生们,据说在经济上对他们给予资助;而这些毛左派也正想利用这些在上面有一定权势的人来扩充自己的影响。一旦时局改变,谁摘桃子还说不定。由于当前社会性的问题很多,最重要的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加上官员的腐败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很容易为毛左们开历史的倒车制造口实。而最终达到社会稳定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所以,真正的“维稳派”就是改革派。改革者并非想社会乱,因为一乱恐怕就这一点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而毛左派却不同,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只有乱中才能取粟。今天若是作个社会调察,真想回到毛时代的人并不多,但是不改革,社会的腐败和公平、公正问题就不会得到缓和,不缓和社会就很难得到稳定,如果事态发展严重社会就乱,而这正是毛左们所期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的所谓“革命”就是要在乱中进行,这是当年毛的拿手好戏。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让其得到政权;文化大革命又让其保住了政权。他们所赖以共同东西,就是“乱”。毛左一旦他们成功,又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说,要想保住改革开放的成果,要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彻底清除毛左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对毛公开地进行彻底清算!清算他执政期间对民主法制的践踏、对自由人权的摧残、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落后、对人民造成的贫穷、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对国民教育的断代----。
    
    我们这一代人对后代不能留下一笔糊涂帐,要对后代人负责,要对他们有所交待,该清算的要清算。只有敢于正视自己错误的人才能改正错误;只有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国家才是勇于进步的国家,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在这一点上,德国人作得最好。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一跪,不仅跪出了尊严,也跪出了德国人敢于正视错误的勇气。普京对当年苏共在卡廷屠杀一万波兰精英深深鞠躬;柬埔寨经把当年红色高棉屠杀100多万人民的地方建成纪念馆;俄罗斯也在乌克兰立下了当年斯大林造成的大饥荒死难者的纪念碑;而毛泽东在中国大跃进饿死3700多万人,这笔账如何算?还有文革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广西以及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这一笔笔帐应该归谁付?
    
     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急需要做的几件事
    
    一,要清除毛在中国的影响,不清除毛的影响改革无法推行,这已经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由于毛在中国搞的造神运动和政治洗脑,一些普通老百姓对他还有迷信。同时,由于社会存在的问题搞得不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得有个步骤。首先要在舆论宣传上着手,一步步将历史的真像告诉人民,让人民知道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谁造成的。开放书禁,让一些揭示毛罪恶的书籍在国内公开发行,如辛子陵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杨继绳的《墓碑》、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及李锐等人的书。另外由政府一级牵头,筹建文革展览品,让我们后代知道文革真象。还要立碑,立中国三年大饥荒死难者纪念碑、立文革死难者纪念碑、立湖南道县、河北大兴县立杀人纪念碑。要为张志新、遇罗克、王佩英这些为民主自由,反抗暴君的英雄立碑。
    
    二,要加快建成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区。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区就像当年邓小平推行的深圳特区一样,搞民主实验田。然后逐步推广。当年邓小平在深圳搞经济特区时,就是要人们胆子放大一点去做,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不行再来。深圳成功了,它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开来。想当年如果没有经济特区,中国这三十年经济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吗?。今日搞政治特区应当象当年经济特区一样,也要大胆地搞,杀出一条血路,取得成功的经验后再推向全国。
    
    三,一旦时机成熟,将腐尸出堂、挂像下墙。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当前我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接轨,加入世贸组织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我们正和西方民主国家接触频繁,我们不仅要显示经济上的进步,还要在政治上表现出开明。把一个象征着皇权、暴君的尸体放在一个首都三十多年,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与世界民主潮流太不合拍了。二则伤害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感情。所以僵尸放在北京的确不伦不类。
    
    总之,批毛就是彻底摧毁毛左派赖以生存的的基础;批毛就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扫清障碍!
    
    2016年3月16日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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