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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宁可相信传言谣言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2月16日 转载)
    
    
    何清涟: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宁可相信传言谣言


    北京市行人从一幅雷锋画像前走过
    
    按照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规律,逢其反复表示要坚持或加强某方面教育宣传之时,往往就是其面临危机之日。鉴于最近中国教育部发文,敦促教育者“在教育的每个阶段和方面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融入到课本、学生评价、博物馆参观和互联网中”,再联想到中共管控媒体力度日益加强,资金人力投入日渐增多情况下发生的种种现象,只能说,中国已进入帝国晚期的传播失灵状态。
    
    传播失灵现象的主要表现
    
    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现象。传播失灵的表现有如下几种:
    
    一,当局希望国民相信的历史、人物,往往成为人们解构的主要目标。
    
    教育部文件要求,高等院校要更彻底地教导学生“永远跟党走”,“讲清楚否定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以及诋毁英雄人物的危害性”,说明当局已经对这种解构忍无可忍。
    
    该文件说的“英雄人物”是指雷锋、刘胡兰这类榜样;党史指的是中共成立以来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对雷锋与刘胡兰的解构,既有严肃的研究,也有无数段子与冷笑话。对于党史的解构,有高华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还有杨奎松等人的中共建党以来从“境外势力”苏联那里接受的革命经费专题研究;关于中共领袖人物的解构著作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对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谈到“改革史”,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及所写文章自然会列在黑名单上。
    
    一个党、一种政治势力自我神化的过程,就是通过虚构来建构历史,这种虚构在言论自由的国度容易被解构,因为所谓“解构”,就是将被扭曲的历史与真实还原的过程,就是消解宣传神化作用的过程。但在中国这种极权政治体制下,解构历史与真实叙述现实都极为困难,需要不少勇者者前赴后继,经历诸多文字狱,才能铺就一条通向真相的道路。由于不少有勇气、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甘当铺路石,这条路已经成型。
    
    二,遇公共事件,人们宁可相信传言谣言,也不相信媒体
    
    这方面的最近典型例证就是天津2015年8·12大爆炸事件。爆炸事件发生后,网民不相信官媒对肇事公司背景及爆炸原因的解释,开展了一场用谣言倒逼真相的信息战,通过对公司后台的各种传言(牵涉到新老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张高丽),逼使中南海给天津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让其向媒体开放采访,终使北京为主的外地媒体挖出了不少真相,比如财经网在8月17日的文章《瑞海真实股东隐现 知情人:只峰是小蚂蚁》后专门配上《图解天津爆炸企业瑞海国际的“朋友圈”》等等,让真相浮出水面。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手段相当丰富,中国当局以往那种“只许官方撒谎造谣,不许百姓寻问真相”的时代已经终结。天津大爆炸发生后,网民集体创作的“以谣言应对官方谎言”的方式,就是帝国晚期传播失灵的重要例证。
    
    三,官媒宣传之“暴徒”与“坏人”,民间奉为英雄。
    
    这一现象的发韧是2008年7月1日的杨佳事件。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遭受冤屈,申诉一年多不得解决,最后抱着“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必死之心,只身持刀闯进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手刃6名警察。当时中文世界的舆论出现两极化现象,官方媒体称之为暴徒的杨佳,成为网络盛赞的“抗暴英雄”。
    
    另一个典型人物就是屠夫吴淦。2015年5月下旬,人民网刊发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的《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的真面目》,意在摧毁吴淦的社会形象。但在维权人士当中,吴淦被视为“死磕派”代表,他根据自己维权经验所写的《杀猪宝典》,据说对维权人士具有指导意义。因此,被当局与官媒视为不光彩的维权手段,如互联网人肉,媒体曝光,私底下搜集所有相关个人讯息,包括贪腐证据和家庭信息打击官员或者相关人物,在维权界眼中,却是吴淦创造的“非暴力抗争的最激进最有效模式。”
    
    传播失灵现象的产生原因及其后果
    
    导致传播失灵,其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当局垄断信息与教育所致。
    
    除了在校大学生之外,中国成年人一般都会随着对残酷现实的认知加深,先是怀疑学校所受教育为欺骗,继而怀疑中国媒体传播的信息之真实性。江、胡时期政治上相对宽松,在南方系列媒体及其他市场化媒体的共同努力下,一批专业化的调查记者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这些媒体曾经是公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一个重要管道。但进入习近平统治时期,北京管控媒体日渐严厉,加之调查性报道因政治、收益原因而终被放弃,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从媒体了解中国的这条重要的信息管道,越来越依赖翻墙工具以及境外中文媒体提供的各种信息。
    
    这种情况下,不仅导致了中国人之间因翻墙与不翻墙造成的信息鸿沟,还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现实的认知分裂。概言之,传播失灵对中国社会造成以下几方面影响:
    
    一,造成了大量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认知分裂主要体现在老年毛左身上。那些经历过毛时代的老年人,刻意忘记自己年轻时经历过的政治压迫与经济贫困,非说毛时代人人平等,没发生过三年大饥荒,毛镇压的都是地富反坏右等坏人,连当年城市青年视若畏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被说成是对青年人最好的锻炼,且以“青春无悔”自傲,成为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二,毁了中国青年一代。
    
    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资讯短缺,与各种鼓励放纵人们出于生理需求的性消费、追求感官享受的垃圾信息轰炸,加上利益诱惑之下形成的按当局指挥棒起舞的五毛政治,最后在青年中养成了大量毛左与小粉红。他们具有三大特点:病态的政治理念(要中国的民主而不要西方的民主)、对内对外双重标准的中国特色民族主义,以及将不同意见视为敌人的斗争精神。
    
    三,加剧了当局的瞒旰自大与盲目决策。一个统治集团要想了解民情,需要多个信息源的存在。信息源越多,决策会越明智;如果消灭了信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只会让政府处于结构性的传播失灵状态中,做出许多昏庸决策。中国政府投资造成了房地产拉动的高速增长,产生了几十座鬼城与20年消化不完的数亿平方米过剩住宅,坠入几十个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状态,全由这种昏庸决策造成。
    
    四,制度性的传播失灵使中国政府与媒体丧失了公信力。互联网时代,官方垄断信息源成为不可能之事,通过网络与境外媒体,中国政府的许多错误、黑暗面得以传播,为中共政权培养了各种类型的政治反对者。
    
    无论是传播失灵现象,还是传播失灵造成的后果,都指向一个最终结果:中国人对政府已经没有政治信任。一个丧失了民众政治信任政府,实质上丧失了政治合法性。这就是北京越来越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统治,政府与国民之间关系日趋紧张的根本原因。
    
    共产极权政治最擅长之事,就是建造“动物庄园”与《1984》里面的大洋国(Oceania),在新闻出版、教育、理论研究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厉管制,并通过暴力与谎言维持其存在。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成功地依靠暴力与谎言维持了其统治,但今天的极权统治遇到了一个斯、毛时代还未曾产生的互联网,拆穿任何谎言都非难事,结果就形成了中共今天面临的信息传播失灵局面。
    
    来源:美国之音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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