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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新书《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自序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9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作者：辛灏年
一
當我讀到這本《講演錄》的校樣時，我才想起它應該有個“序言”或是“後記”什麼的。
這是我的《講演錄》第一卷，是我“自我流放”以後第一個十年裡的講演錄“選集”。雖然它並不包括那幾篇可以獨立成書的系列講演，比如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和《辛亥三問》等。
凝視著校樣，我不由想起，一九九四年早春，當我決心拋棄一切，離開大陸，以求在一個自由的環境下完成那本歷史著作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此後我會在海外的華人世界，為講演而四處奔走。那時，我想得很簡單，就是悄悄地用任何人也不知道的“辛灝年”這個筆名出版那本書，之後，便悄悄地回到大陸，繼續寫我的小說。因為，我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就是從寫小說開始的。我原來就是一個“沒有特殊貢獻”的小說家（註釋1）。
然而，誰能想到，正是講演，才使我“等是有國歸不得”了。那本書還沒有出版，我就因為講演而暴露了自己的“真身”：“辛灝年，就是中國作家高爾品”——香港的報紙作了如是的報導。因為，1999年春天，當我應邀赴香港大學參加會議和講演時，香港特區政府竟給了我一張拒絕入境的通知，理由便是接到了中央政府的指示。雖然同道的民運人士都能夠進得了香港，雖然我的那本書直到半年之後才在美國出版。顯然，是講演才給我惹下了“禍端”。
1994年秋天，我因為在多倫多大學講了一場《中國新文學的大趨勢》，美國和加拿大杔部的一些大學，便開始連續邀請我講“中國新文學史”，而我“透過文學史的煙霧”所講的“中華民國真史”，贏得了許多留學生及其教授們的歡迎，比如來自捷克的著名女教授米列娜。特別是因為紐約著名報人李勇先生的熱情推薦，甚至是一再地親自主辦講演會，竟讓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我，受到了紐約和美東地區僑學界的一再邀請。此後，紐約的老華僑們常常自費陪著我飛向美國東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全美學自聯》也在美國中部的幾所著名大學安排了我對留學生們的巡迴講演活動。我常說，倘若沒有這個時期與學界和僑界的討論，甚至是辯論，那本書也是寫不好的。因為從“一言堂”的大陸來到了自由的北美洲，不僅讓我聽到了更多的真實歷史，也讓我聽到了種種的”奇談怪論“。甚至正是這些奇談怪論，才迫使我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辨析。大陸超過半個世紀的“洗腦”，不僅使留學生們，甚至也使得海外的華僑，於無形中接受了“專制復辟者”蓄意製造的種種”概念，理論，歷史和謊言“。所以，正是這一階段的講演，才使我擴大了眼界，展開了心胸，感到自己因十年思考和研究而得出的思想和理論，已經愈來愈得到了支持；而自己對中華民國的信念，也因之而愈加堅定。
二
一九九九年十月，書終於出版了。
十月十日，在紐約中華公所，31個華僑團體聯合起來為我舉辦了《新書發表會》。
此後，北美洲九個大城市的僑學界為我舉辦了《誰是新中國》一書的發行式。
有關《誰是新中國》主題的學術講演，頓時在美國和加拿大鋪展開來了。
北京終於在《光明日報》網站發表了三十萬字的《為新中國辯》，對我施以“文革式大批判”，指罵我的書，尤其是我的講演，“毒害了整整幾代中國人，特別是毒害了青年一代”，一再地公開叫嚷要“將我從地球上徹底消滅”（註釋2），同時也使我的講演開始進入了一個更其艱難的階段。
原因是北京對海外大學和僑社的滲透愈來愈廣泛，也越來越深入。芝加歌被滲透的中華會館竟以投票表決的方式，通過了“五年內不再邀請辛灝年赴芝加哥講演”的決議，他們因此而在五年內獲得了中共對他們的經濟支持。然而，第二天的晚間，我就收到了從芝加哥寄來的一隻美麗花籃，裡面盛滿了鮮花和美食，還有一封充滿情義的道歉信，信上說，“五年後，我們一定要重新將你請回芝加哥”。果不其然。當我提筆寫這篇“自序”的時候，要是從那時算起，我已經是第三次從芝加哥講演歸來了。
北京為了堵住我的講演，甚至收買外國大學的東亞教學和研究機構，以斷絕他們對我的邀請。當我應邀在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講演了“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系列之後，劍橋大學東方系便要請我赴該校作研究工作，對此，北京立即下了狠手，該校的副校長——一個社會主義者，居然立即找到了該系的日本人系主任，說： “······如把此人請來，他會搞亂劍橋······”。我的講演從大學開始，而今幾乎是“無疾而終”。因為北京將能夠收買的西方大學，特別是其中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西人教授們，大約也“統戰”得差不多了。
這些年來，類似的事情發生了很多。以致我2012年應邀去溫哥華講演時，UBC的一些來聽講演的中國留學生，居然將自己化妝成了“老頭或老太婆”。至於派人在教室的門口阻攔/威脅/登記來聽講演的留學生，早已是家常便飯。我甚至因在溫哥華講演，而遭遇了北京駐溫哥華總領事館精心策劃的綁架，誰想天不滅我，就在最危險的那一刻，我在溫哥華的朋友們居然破門而入，救走了我們夫婦。雖然，那個從日本調來的“殺手”，那個“黃頭髮”，居然跟踪到紐約，走進我太太工作的地方，公然地威脅她，甚至在大街上一次又一次地將我撞倒在人行道上。而他們精心設計的三次“下毒案”，雖然使我兩度“命懸一絲”，但是，我還是活過來了，並重新走上了講台。
國民黨雖不致於像共產黨那樣，卻始終對我採取“全面封殺“。太多的台灣華僑，特別是僑領們，為了我能夠去台灣講演，以提高島內人民對於中華民國的信心，近20年來不知給台北政府，特別是台灣國民黨，公開發出過多少次呼籲，私下裡寄去過多少封懇求信，甚至一個個親自上門去敦請國民黨政要能夠邀請我去台灣講演。然而，他們不是屢屢遭遇冷遇，就是當場聽到了“辛灝年是匪諜”的回答。遲至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之際，當”芝加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秘書長郭自生博士，向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楊英毅詢問“國民黨為什麼不邀請辛灝年赴台講演”時， 楊英毅仍然用“有人說辛灝年是匪諜”這樣一句陰冷的話，將老朋友郭自生先生頂了回去。就不說台港海外的著名報人，北美《世界日報》的創辦人之一，辛灝年海外講演的開創人李勇先生，20年來，為了辛灝年赴台講演而霉頭觸盡的“故事”了。不久前，他還在給馬英九總統的復信中，為了辛灝年的“20年委屈”而大大地罵了國民黨一通呢！
台灣國民黨不僅持續污衊我是“匪諜”已近20年之久，並且利用他們所控制的海外勢力，採取種種手段，企圖抵制我的講演，消彌我的聲音，我“在台上講演，在台下受氣”的太多情景，至今歷歷在目。直至今日，當我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講演”系列正在北美洲巡迴之際，中華民國台北政府駐美國代表處的處長先生瀋呂巡，居然為了配合中共紀念抗戰七十週年的“海外戰略”，公然違背台北政府“6.25通知”要求，做出了對不起中華民國前人和今人的事情，在逼迫我主動謝絕華盛頓的抗戰講演邀請之後，竟又指令芝加哥代表處臨陣“換人”。或許他不知道，我是來海外講演“國民黨抗戰”的第一位大陸學者，也是許多海外華僑和僑領們所“鍾愛”的一位講演者；他更不會明白的是，他不可能成功。因為芝加哥的僑學界早已擁有了抵制他“為共驅辛”，利用權勢破壞辛灝年講演的“免疫力”。
至於台灣的一些出版商們，則因“畏共自律”，或是別的什麼原因，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誰是新中國》在台灣的出版。台灣已有許多陌生的讀者致信給我說：“······當台北重慶大道的一家家書店裡，到處都擺滿了歌頌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書時，為什麼書架上就是沒有你的《誰是新中國》出售？”
我只能“無語”。
許多年來，當我看著一批又一批形形色色的“人士”，甚至包括北京潛伏在海外所謂民主陣營裡面的特殊工作者們，都被國民黨及其政府用種種名目一次又一次地請到了台灣，我雖然”徒有羨魚情“，心裡也難免有憋屈之感，卻從未對“中華民國的台灣”稍生怨懟之心。因為，那是國民黨變了，中華民國並沒有變，何況我就要自己去叩開台灣的大門了。“因為那是民國的門，它屬於我，屬於你，屬於他，屬於全中國渴望自由和民主的人民”。
在我的“問題”上，儘管“國共合作”得如此地和諧，但是，歐洲，美洲和大洋洲的許多華僑團體，各地的僑學界，仍然是一次又一次地抵制了來自北京和台北的雙重阻擾和反對，圍堵和破壞，從而讓《誰是新中國》的“天問”，《辛亥百年講演》的系列，和《祖國在危險中》的開講，還有我《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的講演——《誰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紀念抗戰七十週年講演》——“國共抗日戰略之對比》······，不僅越來越廣泛地傳播在海外，而且通過互聯網傳到了國內，傳到了國人的心裡。成千上萬封來自大陸的聽眾來函，大陸八零後/九零後的熱血青年，和大陸年輕農民工們給我發來的熱情來信，特別是整個大陸那一波又一波正在迅即湧起的“民國熱”，以及大陸人民對於“光復民國大陸”的鮮明政治訴求，在在都於我的心裡凝聚成了誰也摧毀不了的力量。任何污衊和圍堵，都動搖不了我要“為中華民國正名，為中國國民黨歷史辯污，為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辯護，為光復民國大陸而艱難奮鬥”的決心；都絕然摧折不了一個“匪諜”對中華民國的堅強信念，和對“民國真史”的那一份刻骨銘心的“癡情”。
今天，當我“這個老人”站在海外的講壇上，雖然常常會面對著許多老淚縱橫的光榮前輩，我卻能夠透過那一雙雙昏花卻又滿懷希望的老眼，看見民國大陸那無數雙年輕而又熾熱的眼睛裡正在閃耀著的革命火花。
21年了，我幾乎是剛剛登上北美洲的土地，就開始了我的講演，更在講演裡煥發過我中年的激情。而今，又將我一個老者的深情與期望，化盡在我每一場講演的談吐之間。
21年了，雖然台灣的大門對我總是冰冷的深閉著，但是，他們同樣阻擋不了那一封封包藏著正義，愛心，理想和青春激情的飛鴻，阻擋不了它們飛掠大洋，飛到了我的眼底和心頭，為我，更為大陸許多懷有光復民國心志的大陸人民，帶來了扯不斷的希望。
21年了，我的講演生涯似乎還沒有走到盡頭，雖然我自知已經遠不如從前。然而，只要北京“一不小心”又讓我多活了幾年，我就還要講，還要將孫文革命，民國真史，和我對國人，特別是對兩岸青年的期望，記錄在我講演的人生里程上。因為：“民國的歷史，本無盡頭，不過是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動亂，倒退和專制復辟而已。與當年的法蘭西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和那些推翻了共產黨統治，重續了自己民族國家傳統的東歐諸國一樣，她的前景必將是無限光明。”（註釋3）
三
我並不是一個口才很好的人。比起台灣“講真話”的名嘴和大陸“講假話”的名嘴來，我豈止是略遜一籌。就不說那些有著渾身解數，卻又無處可講，無處敢講的大陸“真正才俊”們了。
不過，我始終以為——
講演是要用真心去講的。真心才會使你口無遮攔，講的都是真話；也只有真話，才能博得聽眾的理解和傾心。
講演是要用真情去講的。唯有真情，才能化卻誤解，融化冰冷的心腸，將自己的心跳和聽眾的心跳悄悄地合到一起。
講演是要用信念去講的。只有信念，才會讓聽眾感受到你的精神意志，感到信念之下，一切私念，都會變得那樣的渺小，那樣地微不足道。
講演是要用知識去講的。唯有那裡面埋藏著歷史的真實和現實的真相，才會向聽众傳達出真理，描繪出明天。
講演是要用思想去講的。因為有了思想，就像在一個美麗的脖子上，掛上了一串閃亮的珍珠，閃爍著邏輯的光彩，主題的力量，和靈魂之美。
有關歷史和現實的講演，將要求你持之以恆地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從而一天天地將它們積累在感情和知識的庫存裡，當你面對聽眾的诘問時，你才不會“枉顧左右而言他”。
講演還需要愛，尤其是面對著我們的民族，國家和人民正在遭遇著“層層專制統治集團”持續蹂躪的痛苦之時，唯有真愛，才能使一個講演者煥發精神，口若懸河，卻不會偏離人民的追求和期待。
············
我是在太多的講演中才漸漸地懂得了它們，實踐著它們。這，或許便是許多聽眾會喜歡聽我講演的原因，或是某些聽眾總是要對我咬牙切齒的原由。
我的口才真地不是很好，所以我在每一場講演前都會潛心研究，認真準備。一次系列講演，它的“帶資料提綱”，總是密密麻麻，至少有60頁之多。即便是一次兩小時左右的講演，我的“帶資料提綱”，也足足有二十多頁。因為做事情，需要“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做學問，更需要“廣所以求深，深所以思廣。沒有廣就沒有深，沒有深也就沒有廣”。講演也是一樣。
儘管如此，每一次講演前，我還要再做一次講演卡片，甚至在臨講演前10分鐘，我還會像一個臨考的中學生一樣，藏到一個無人的角落裡，去重溫一次講演的要領，並將它們在心中迅速地默誦一遍，唯恐忘卻了某個人名，某個地點，或某個事件發生的年/月/日。直到已經走上講台，我的情緒才會慢慢地從緊張中鬆弛開來，因為我的全副身心，已在漸漸地投入到我必須同時付出理性和感情的講演之中。雖然聽眾們看見的，總是空著兩手走上講台的我。
我之所以說了這些，就是想藉此回答許多朋友的詢問，想告訴他們，講好一場講演，你不僅要付出功夫心血，還要付出人格的力量。因為沒有他，你就會心神恍惚，吞吞吐吐， “一句真話三分假，半拉假話半拉真”，“既要拍馬，又要撇清”，“既要改良，卻談革命”，那麼，你又如何能夠感動別人，讓別人來接受你的理念，你的思想，你的“心聲”？
講演不難，難在你的心，你的情“究在何方”。對我們大陸人來說，難在你究竟怎樣才能“去假存真”。做一個真實的人，一個“性情”中人，是一個講演者必須具備的人格要素。
或許，這便是我的經驗，不，是我的甘苦。雖然，我離“講得好”還很遠，很遠。
四
我的《講演錄》第一卷就要出版了。我不能不在此謝謝那些與我的講演永遠扯不開幹係的朋友們，包括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因為我無講稿，所以，我的“講演錄”都是朋友們聽打出來以後，再由我校對/修改或補充的。《透視中國》獨立攝製組的聽打朋友，台灣那些與我還無緣謀面的聽打者，黃花崗雜誌執行副主編丁毅博士，對他們，我實在不能不藉此機會，向他們表達我難以言述的感激之心。
我還要好好感謝的，就是《透視中國》獨立製片人林丹女士，紐約的攝影師阿彪兄弟，芝加哥的攝影者林佔同先生，舊金山的攝影者徐政博士，英國的攝影者羅元教授，好萊塢的外景攝影師——我的好友“老夏”等許多朋友，他們不僅是一次一次日以繼夜地趕制著的我的講演視頻，而且他們還常常要頂著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壓力，堅持將我的講演搬上屏幕。我傾慕他們的精神，欽佩他們的意志，欣賞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要是沒有他們，國人縱使“翻牆”，也沒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講演的。
我絕對不能忘卻的，還有歐洲/美洲/大洋洲許多為了舉辦我的講演會而默默無聞地奉獻了太多辛勞的卓越僑領，學者，和黃花崗雜誌的副主編李剛博士，副社長孫云先生，義工編輯年輕人逸非，英國的李桂華博士，澳大利亞的蔣希莉碩士等太多朋友。他們總是將工作撂在一遍，家事放在腦後，在三大洲一個又一個國家的講演中，他們或是為我做現場的同步翻譯，或是為了保障我外出的安全，或是為了能夠及時寫出有水平的報導，或是為講演會的會務耗費了他們太多的精力，時間，甚至是錢財。我若不藉此《講演錄》出版之際，對他們表示我深深的感激，我又如何能夠稱作他們的朋友或戰友？
最後，我還要感謝的，就是眼下在台灣還是一家小小出版社的《博大》出版公司，他們以無畏的精神，在台灣為我出版了第一本書——《最後的侮辱》。現在，他們又要為我出版這部《講演錄》，並且就在我和我的同道們，決心要“不請自去”地扣響“民國台灣”的大門時，他們要讓我的這部《講演錄》問世在台北我的講演會上。他們都是普通的人，但他們的那一股凌然正氣，豈止讓我感動，而且讓我欽佩。我們來路不同，但去路一致，就是“自由”，並且是為我們大陸的人民去爭取種種的自由，自然包括出版的自由。這樣的出版社，別看它今日不大，但它一定會比兩岸那些蠅營狗苟的出版商們對我們民族/國家和人民的貢獻要大得多。因為它才符合時代發展的方向，是伴隨著我們痛苦的人民正在追隨的世界民主潮流向前走的。就此而言，非但無大小之分，而且又焉知它不會大起來，不會成為未來華文出版界的一方“既博且大的巨子”？
總之，我的《講演錄》，是集體智慧和集體勞作的成果。它絕不僅僅屬於我一個人。
是為序。一位普通講演人的自序。
2015年8月2日於美國舊金山佛瑞蒙歐龍山下廬人居
註釋：
1/一九九一年，我被相關部門批准為第一批“國務院特殊貢獻專家”，本單位只有一老一少兩人。當安徽省文聯的黨組辦公室主任親自來我家請我填表時，我即寫了一張條子請他捎給黨組，條子上說：“我是個寫小說的，靠賣文吃飯，沒有特殊貢獻，誰想要就給誰吧。”結果，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沈培新便認定我“不像過於老實，而是心有異志”。我默然。
2/請參閱大陸“光明日報網站學術交流中心”欄目和“毛澤東思想網站”等。
3/摘自我的“講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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