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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贻春:应当确立正义的信仰(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8月1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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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贻春:应当确立正义的信仰(下)

图片来源:本刊资料库

    确立正义的信仰,就必须坚决彻底地否定一切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信仰;要否定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信仰,就必须穿透并拨开信仰的迷雾,破除各种不良信仰积重难返的和根深蒂固的的迷失、迷局。消除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为的是恢复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破除不正义的信仰,目的就是要确立正义的信仰。

    倘若信仰的迷失、迷雾、迷局,还是梦魇般主宰我们的身心,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开创出正义的人生?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对于以往的不正、不义的信仰进行爬网、整理,我们必须对于曾经的信仰展开全面的反省、反思、批判,以痛定思痛、深刻悔悟、改邪归正。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的信仰迷失、迷惑,信仰迷雾、迷局,进行某种剖析、审定,以见微知着、知往开来,以迷途知返,走向未来。

    对于中国历史,尤其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深刻的总结,我们应该坦坦荡荡地直面往日的风霜雨雪和各种各样的坎坷,哪怕再阴暗、再荒诞,哪怕再无耻、再混账,我们也不要、更不能把可怖的血污打扮成美丽的玫瑰或腊梅,我们也不要、更不能把肉麻当有趣。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地、不屈不挠地探究历史的真相。该是什么样儿,就得是什么样儿。不虚美,不隐恶。对历史研究,一定要坚守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原则,这就是:添之一份,则多;减之一分,则少。一定要追求、把握并实现历史的正义,因为研究历史,不能不追求正义。历史研究的正义,只能是恰如其分的、适得其所的历史,只能是曾经有过的真正的实相。

    业已过去的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信仰迷失的世纪,是精神陷入泥潭的世纪,是中华文明横遭磨难并且招致大规模毁灭的世纪。二十世纪,国无宁日,民无安居,我们所能获得的,除了连绵不绝的苦难和悲剧,就是一望无际的忧伤的泪水、淋漓的鲜血和长鸣不已的叹息。

    谎言,无孔不入的谎言,弥漫整个世界,削铁如泥的镰刀收尸在望,沉重的利斧把一切都化作齑粉,透入骨髓的红色恐怖遍布了所有的脑细胞。除了破坏,就是毁灭;除了毁灭,还是毁灭。这,就是毛泽东所一再强调的“破”字当头,而“立”,当然也就不在其中了。至于毛泽东所讲的“立”在“破”之中,是满嘴跑火车,是海市蜃楼般靓丽的托词,是一点实际内容也没有的十足骗人的鬼话。

    二十世纪因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堪称世界第一的破坏大王、毁灭君主、灾难巨星,所以不可避免地和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乾坤颠倒,流氓、痞子、阿飞等小人各逞其能,绅士、学人、贵族等君子斯文扫地,颜面尽失,不但地位不保,而且生命堪虞,随时被消除被毁灭。就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专门以杀人为能事的恶魔,如黄巢、朱元璋、张献忠等一样,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是一路浩浩荡荡地砍杀过来,杀人如草不闻声,对内内杀,对外外杀,以冠冕堂皇的各种各样的名义尽情地斩杀其所口口声声代表着的中国人民,在高亢嘹亮的革人命的进行曲中,一个杀人如麻的伟大的“革命家”终于恬不知耻地从人类尸体的丛林中、从肮脏淋漓的血泊中站立起来了,一颗嗜血如命的彤红彤红的太阳在伏尸千里的东方大地上冉冉升起,鲜红的血光耀大地,黑太阳照四方!毛泽东以其罪恶的一生,给二十世纪的炎黄子孙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痛苦、灾难和悲剧。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二十世纪是一个仓皇、离乱的世纪,战争、贫穷、流离失所,是这个世纪最深刻的胎记。这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整体说来乃是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历史,是极权专制主义剥夺中国人民所有人权的肮脏、无耻、血腥的历史,是强权肆虐、横行霸道、狂妄张扬的历史,是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否定人权、围剿人权、压迫人权、取缔人权、屠戮人权的黑暗历史,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既冲破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又冲破法律底线的历史,是胡折腾、乱折腾、瞎折腾,颠来倒去、莫衷一是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暴烈、最糟糕、最混账的历史。因为整个社会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法治,更没有宪政,由于实行了极权专制主义的阴暗统治,所以,全体中国人便都统统地变成了程度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奴隶、奴才、犬儒,都成为层出不穷的、泱泱之众的、货真价实的行尸走肉了。

    一、革命信仰的迷失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总是贯穿着两个字:革命。从一九零零年——一九九九年,革命从来不得消停,以革命始,也以革命终。睁眼革命,闭眼也革命,一直革到梦魇中。革命天天搞,月月搞,年年搞,一搞就是几十年,一搞就是一世纪。中国大陆没有人权、也无法治的满目疮痍的现实恶果,就是对二十世纪革命的绝不光荣但却是十分可耻的直接继承。

    一九一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267年的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满清贵族决不愿意放弃他们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于是便千方百计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拖延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改良与革命两大思潮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在满清皇族把持皇权而推诿政体改革的大势下,改良与革命进行了赛跑。一个叫做邹容的年轻人,一个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年轻人,以抒情的笔调谱写了一篇铿锵有力的檄文,叫做《革命军》。这篇檄文真实地表达了当时激荡中华大地的雄伟气势和蕴藏已久的社会情绪。

    满清皇族保持皇权的决心和意志,那是相当地大,可以说是具有极大的顽固性。由于抱着祖宗的基业不能丢的信念,于是便固守着自己万世稳固的权力,而不能当机立断、顺势而为,从而使自己适应于业已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满清统治阶层如果这时能够有明智的、稳妥的、高屋建瓴的、理想的或比较理想的顶层设计,情况或许可能要好得很多了,至少不大可能出现以后发生的诸多不良的变化。不管怎么说,清王朝统治者的确应该审时度势,做出有利于自己以及各方面的妥协,比如做到像英国国王或女王那样,搞出一个君主立宪的比较开明的政治制度,因为英国国王或女王只是国家的象征而已,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国家每年只需要拿出一定的、极为有限的财政支出来供养国家象征的君主及其家人以及服务人员而已,但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却都实质性地掌握在议会和首相的手中,此乃众所周知的“虚君共和”的政治制度。

    满清统治阶层当时如果能够这么做,如果当时的社会思潮也能够宽限一些、退让一些,即,可以保留作为国家象征的皇权,以使之作为国家稳定和人民团结的标志,因为皇权在华夏大地上毕竟存在了三、四千年之久,毕竟已经成为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了,那么,就很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既能够保留仅仅作为国家象征的皇权,又能够把国家的政治权力转移到议会或首相的手中。倘若如此,那么,中华民族上个世纪或许就不会发生民国初年和后来的军阀混战,各种势力的强人都各自为政,不服天朝管,因为没了天朝、没了皇帝,所以都想当皇帝,并且为争权夺势大打出手而形成了尸横千里的长达百年之久的惨烈之祸了,也许苏俄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就不会浊浪滔天地泛滥于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并产生了本土化的罪恶之果——毛泽东及其思想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在和平时期竟有八千多万中国人死于非命的人间灾难了,也许日本不敢也不会对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中国的广大腹地肆意妄为地进行全面的军事侵略了,因为中华民族确实有一个坚强团结的象征,一个国家稳固的标志,一个民族团结的最高代表,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实质上也恐怕不会形成后来的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假设的历史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倘若从理论上探究起来,试问,能不能存在一些值得深长思之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或者是问题之外的问题?

    中华民国1911年成立之后,实际上仅仅取得了某种道义上的胜利,而缺乏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因为匮乏甚或没有实力,道义上的胜利也不过是名义上的胜利而已,也就是说,新近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也是没法继续维持下去的。故此,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不得不把权力让渡于北方重兵在握的袁世凯。但袁世凯野心勃勃,欲要自立为帝。清朝皇帝都已经给废除了。照理说,刚被废黜的皇帝是最有资格继续当下去的。能当的,都不让当了。那么你袁世凯又能算是老几?所以,孙中山等人就干脆不干了,又搞了个兴师动众的二次革命。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义旗,展开了一呼百应的反袁护国运动,全国各地都愤怒声讨、全面抗议、武装进击,最后,袁氏称帝之梦很快就破灭,袁氏由于悲愤交加也一命呜呼哀哉矣!

    国家权力随后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各路人等纷纷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所谓的风起云涌、泥沙俱下,各领风骚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的,都不乏其人,全国各地的军阀拥兵自重、互不相让、刀光剑影、裂土自封、攻城略地、占山为王。争权夺势者真刀真枪,杀伐之声不绝于耳,金戈铁马所向披靡,黎民百姓却都统统地糟了殃、倒了霉,生灵涂炭、啼饥号寒。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就是在如此这般你死我活的连绵不绝的征战中,在各种各样的军事势力的相互讨伐中,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累累白骨中,步履维艰地、凄凄惨惨地、无可奈何花落去地混将下来-------

    面对这种莫衷一是、混乱不堪、毫无底线的丛林野蛮之状态,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再仔细地、认真地琢磨琢磨,那么,我们也许会得出一个八九不离十的结论,或至少问出个不大不小的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上个世纪的先辈们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欠缺、不足、某种不理想的甚或很不理想的、令人遗憾的地方?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都能够明智一些、审时度势一些、眼光远大一些,如果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都能够冷静一些、开明一些,为子孙后代考虑得多一些,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能够坐下来充分地共商国是,并发挥全部的聪明才智,以想出万全之策,就像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期间美国先贤们曾经做过的那样,那么,中国的事情可能就会好办一些了,也一定能够办得好一些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虽然没有皇帝了,因为帝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被取缔、被消除了,也不允许存在了,但实际上不戴帝王冠冕的货真价实的帝王,如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委员长等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帝王,却是一直都有的,从来都是花样翻新地存在的。直到今日,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中国正在实行的,还是始终如一的和亘古不变的帝王制。凡是搞官爵分封的、凡是没搞竞选制的,肯定是如假包换的帝制。名义上、形式上没有,但实际上、本质上仍然存在的帝制所造就的这些有实无名的帝王,根本就没有任何责任心,更谈不上使命感,因为毋需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况且,也根本付不了什么责,整个就是目光短浅、大脑平滑、无知无识,缺德透顶,狼心狗肺的家伙。这种没有帝王之名,但有帝王之实的状态,在我们的这块大陆已经持续了长达一百年之久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的深长思之吗?

    当然,此时此刻的现在,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说什么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有一些不那么对劲儿的地方,但也不能十分肯定地说,取消帝制的那场革命就一定是恰如其分地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好的结果,更不能认为中国此后的悲剧景象就一定要命该如此、活该倒霉,虽然事实上的确是命运不济、大欠火候。只要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日本国民对于天皇的态度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天皇的深思熟虑的和恰到好处的处理方式,就完全能够醒悟地理解到,我们百年前的先辈们是多么地不冷静、多么地激进、多么地不可思议了。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天皇,我还得再需要一百万大兵来维持秩序,可是现在我只有五十万人。所以,保留天皇制,是有利的,是值得的。战后的日本社会发展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保留名义上的天皇制而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并不是互不兼容的,而是可以并存的。代表最高政治权力的日本首相可以走马灯似地、一个又一个地轮换,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由于天皇制的存在而异常地稳定,而没有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至少,大乱子是出不了的。在此,笔者只是不端冒昧地提出一个值得商榷的意见。如果我们的先辈们当时要是能够如此这般的话,大家以实现君主立宪的虚君共和为要务,那么,后来的各种各样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和灾难,是不是可以得到某种有效的防范和最大程度的力所能及的避免呢?

    但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真实的历史绝没有向我们如今假设的方向和路径演变和发展。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的确是值得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认真地考虑和正确地探究的。我们所知的无比真实的历史则是:辛亥革命最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统治全国的皇权随后也就立刻崩塌了!

    追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中华民族的二十世纪,咀嚼浊浪滔天的、业已消失在世纪远方的令人扼腕兴叹、更令人追悔莫及的巨大痛苦、悲剧和灾难,除了无言以对的寂寞无聊之外,还真的不知道如何能够描述笔者心中的无穷愤懑和难以表达的千般酸楚于笔端,又如何能够铺陈仰天长啸的血泪交织的百感交集于万一?

    往事不堪回首。因为太残酷、太暴烈、太难以想象——都是革命惹的祸。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主旋律,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暴力者的宗教。中国是个没有或匮乏宗教信仰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革命无疑给暴力留下了尽情生长的广大空间;压制宗教的社会,必将为仇恨的生长提供天然肥沃的辽阔土壤。

    革命,各种各样的革命,形形色色的革命,时时刻刻的革命,无处不在的革命,完全彻底的革命。除了革命,还是革命。革命的口号震天响。革命的刀剑闪闪发光。革命的子弹无孔不入。革命的旗帜血红而壮丽,且猎猎地风响。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革命军人紧握手中抢。革命工人生产建设忙。革命庄稼汉播种、间苗、收割、赶着毛驴交公粮。革命的“臭老九”,教的是革命之书,培养的是革命事业接班人。革命群众觉悟高,心明眼又亮。革命干部为人民,穿着一身革命装。革命的红卫兵、红小兵复课闹革命,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走革命道路。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是人,就应当是革命之人;只要是物,必然是革命之物。无处不革命,无时不革命。男人革命,女人也革命,男女革命革到一起了,就组成革命家庭,就叫做革命伴侣。在一个革命的社会里,无论是谁,都得革命。

    革命是什么?从历史来看,革命就是改姓易帜。比如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革命,叫做汤武革命。汤武伐纣,就是改姓易帜。革命,在史书上的记载,就是顺天而应民。汤武伐纣,即是中华民族有案可查的首次革命。因为历史上整个国家都是由最高统治者的姓氏所代表,而革命就是要把这个姓氏给换下来,由另外一个姓氏取而代之,革命的本意是伐无道,即所谓的的吊民伐罪是也。纣王残暴、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搞得实在太不像话,所以就要起来把他推翻。而这,就叫做革命。

    由此可见,革命的本意应该是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的,而决然不是相反。不能尊重人、爱护人、保护人的所谓“革命”,说到底绝不是革命,而必然是革命的反面,是打着革命的旗号从事反革命的罪恶勾当,而这,乃是真正的革命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贯穿于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由于没有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实现人权的本质内容,因而滑向了极权专制主义的罪恶歧途,乃至万丈深渊。极权专制主义完全以实现自己的全面统治而极尽以否定人权、迫害人权、屠戮人权为能事,不但剥夺人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人的生命;不但毁灭人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毁灭人的精神财富,由此而对全体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巨大灾难。

    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其实不过就是苏俄共产革命的翻版而已。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按照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子给复制出来的、给克隆下来的,即本质上毫无差别、形式上异曲同工的同等货色。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乃是对上述结论的如实供述。中国的革命,起先搞的是列宁主义那一套,列宁死后又来搞斯大林主义那一套,再后来就是搞了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两者合二为一的毛泽东式的中国特色的农民革命。这,岂能不乱乎、岂能不邪乎?列宁主义杀人如麻的革命,是罔顾生命的狂杀滥杀的杀人狂的胡作非为,列宁死后兴起的斯大林主义更是把杀人革命发挥得淋漓尽致,花样翻新。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切又都成了小巫见大巫,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简直是登峰造极了!

    革命,与其本质相异化,而与自身相对立;革命由于丧失了本质,而只能徒有其表。与其本质相异化的革命,最终则变成了革人命,即以剥夺人的生命存在为表现的肆意地枪杀、屠戮。革命的对象,乃是可贵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人。今天的革命,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莫名其妙的革命的反面,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即变成了反革命。革命的存在则是不允许其对立面,即反革命的存在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出反革命,然后再用革命的手段对反革命进行毫不留情的处置。处置的方式就是残暴的镇压——就是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管一批、关一批、杀一批,通过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运动,而使所有的反革命都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这样,所谓的革命才算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革命尚未成功时,要搞革命;革命已经夺取政权了,总算成功了吧?可是,还没完,还要进行革命,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成功后,还要继续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大规模运动。镇压完反革命之后,还要连绵不绝地、兴师动众地和无所不用其极地搞革命,此即毛泽东“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的荒谬绝伦之理论。

    毛式革命,不但毁灭人们的身体,而且也毁灭人们的灵魂,即所谓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但要剥夺人们的财产、取缔人们的权利,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中国的文化、取缔中国人的精神、灭杀中国人的信仰!

    说到底,毛式革命就是谋财害命,就是杀人无商量、做人无底线。毛式革命一言以蔽之曰:就是为了建立苏俄式政权、保卫苏俄式政权之目的而不择手段,就是为了实现其独裁领袖之意志;毛式革命就是为了一切围绕着权力的魔棒而旋转,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式革命就是你死我活、铁面无私,就是冷漠、冷酷、冷血、暴烈、残忍。毛式革命就是非人性而兽性,非仁义之心而狼心狗肺,既没有道德意识,也没有法律意识,既冲破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又冲破法律的底线。毛式革命就是把一切美好的、可贵的、有价值的文明遗产都统统地打翻在地或焚烧或践踏,以使之变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可言,相反地,却要赋予无意义、无价值的东西以无可怀疑的宝贵的、神圣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土改时,就曾经把吃喝嫖赌等无恶不作的二流子、无赖、痞子等都当成了能够斗勇斗狠的革命先锋。这些毫无廉耻而欺男霸女的恶棍、流氓、瘪三等,大都掌握了相应的权力,都当上了不可一世的土皇上——贫协主任或民兵连长等。中共建政后的历年农业生产之所以远远地落后于一九四九年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过共产革命的土改之后,农村的社会基层都已经全面地痞子化、恶棍化、共产化了。那些不事生产、不懂经营、不善管理、毫无道德、毫无理念的混子们基本上掌握了农业生产的权力,相反地,那些精通农业生产的勤俭持家的本分的农民们,仅仅因为拥有一些私有财产和土地,便无端地受到迫害,遭到杀戮。即便侥幸存活,也都免不了遭受各种蹂躏、磨难,已经彻底沦落成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政治贱民了。

    毛式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乾坤大扭转、黑白大颠倒、是非大转换、善恶大迁移,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乱了套、一切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一切的不可思议都变成了活生生的可耻现实。毛式革命,貌似有理、似是而非、强词夺理、胡作非为,蛮横、霸道、无义、无耻、阴暗、下流,毫无道德,也没有原则,更没有底线,整个就是杀人恶魔的混账透顶的游戏而已!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人命的一生,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一生。从一九二一年——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八年,毛的目标完全是为了夺取全国性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但与俄国人相勾结,在接受前苏联的指挥和命令的同时,还接受其巨额的经济资助,非但如此,并且也与侵略中国的日本皇军进行秘密联络、秘密勾结,尽其所能地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其夺取政权的一己之私而弃中华民族大义于不顾,只图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而坐看民国政府与日寇鹬蚌相争的惨烈厮杀,尽收渔翁之利。当民国政府最后获得抗日战争的惨胜之际,羽翼丰满的毛泽东则把在抗日战争中几乎拼光了老本的民国政府、民国政府军都叫做国民党反动派,而展开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残忍、最暴烈、最可耻、最可悲、最邪恶的大决战、大厮杀。所谓的三年解放战争,完全是中华民族兄弟姐妹之间毫无意义的一场大混战,因为一个民族内的自相残杀本身就是难以理喻的荒谬绝伦,更何况嗜杀成性的毛泽东最后竟耀武扬威地成为红色皇朝的一代开拓者、成为一个新主子了呢??!

    毛泽东建政之后,直到老死于中国共产党主席任上的二十七年里,为了保持和维护其非法攫取的政权,即依靠武装而暴力掠夺的政权,毛泽东也仍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暴力。其所发动的有案可查的上百次的政治运动,竟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诺大的人间活地狱!

    毛泽东的革命是残忍的、暴烈的、血腥的,是残害生命、消灭生命,是给中华民族制造层出不穷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等等各种悲剧和灾难的。毛泽东的革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集大成。反人类,是大规模地杀戮、大搞群体灭绝:土改、镇反、反右,还有世所罕见的大饥荒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大规模迫害和残杀生命的滔天大罪;反文明,是大搞现时代的焚书坑儒——各种各样的文字狱,砸烂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全面毁灭绚丽的中华文化,可悲地形成了中国学术触目可见的荒芜和断裂;反现代化是指,毛泽东的革命毫无现代社会的文明之内涵,完全是古代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的翻版。除了造成整个社会的废墟之外,简直没有任何建树可言;只能把历史拉向可耻的倒退,而根本不可能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除了破坏力极强的悲剧和巨大的毁灭性灾难之外,只能剩下令人悲愤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哀鸣!

    毛泽东的革命具有极大的负面意义,一点正面的价值也没有。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最大的荒谬绝伦。要有多荒诞,就有多荒诞!远远地超过世界上最伟大的荒诞作家所能够想象出来的最荒诞不经的场景,恐怕连卡夫卡都根本想象不出来。所以,一定要把毛泽东所搞的后患无穷的共产革命很好地加以总结,以切实地从中吸取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只有从以往的荒谬绝伦中学得了血泪教训,积累了用亿万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防范并避免重蹈覆辙,我们的生活才不至于重新陷入到以往的灾难和悲剧之中。

    中华民族在贯穿于上个世纪的革命血泊中,可谓遍体鳞伤、浑浑噩噩、悲痛欲绝、死去活来,至今仍然在毛氏的革命泥沼里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一蹶不振。

    我们反对血腥的暴力革命,因为暴力是反人性的,而血腥则是残害生命的标志,我们欢迎和平的、非暴力的、文明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因为思想通过争辩、讨论、商榷而愈加明晰,思想只能靠充分的说理和逻辑的论证、平等的探讨而予以说服,其过程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文明的,我们反对冲破人类文明底线和冲破法律底线的革命,反对肆意妄为地以集体、国家等所谓高尚的名义剥夺人的财产、权利乃至生命的无法无天的革命;我们欢迎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实现人权而反对极权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文明革命。要尽量地避免流血的革命,虽然流血可能是为实现人权、正义而不得不付出的应有代价,但也应把流血限定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而不能使之扩大。要最大程度地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最好以极小的代价来赢得最大的革命之硕果。

    二、对暴力的信仰迷失

    对暴力的信仰,是非人性的恶,是丧失良知、毁灭道义的不正义,是丛林社会才可能具有的野蛮的丛林法则。对暴力的信仰,包括对暴力革命的信仰、对暴力革命理论的信仰,都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现代化的邪恶、罪恶。

    对暴力的信仰,就是对血污的信仰,就是对杀戮的信仰,因为暴力就是否定生命、否定生命的价值、否定生命的意义,总之,否定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暴力就是野蛮,既是野蛮的本质,也是野蛮的形式,是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野蛮;既是野蛮的标志,又是落后的象征。无论暴力革命的实践,还是暴力革命的理论,只要是暴力的,那就是反文明的野蛮、落后、无耻,就是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罪恶、丑恶、凶恶。

    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和平相处,慈悲为怀,用平等之心以待人,可是却偏偏要搞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的阶级斗争,搞毛泽东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那就非得把人给分成个三六九等的不同的阶级不可:一边是劳动者阶级,另一边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此而大搞阶级斗争、阶级灭绝的政治运动,用武装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用抢劫似的“公私合营”实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举消灭了城市的资产阶级,结果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生产力的极大后退,史无前例的人权灾难于是就全国化、全社会化了。

    暴力耀武扬威、昂首阔步,人性就必然默默饮泣、低眉顺眼。人在暴力的挟持下,不得不异化成非人。暴力的逞能,乃是非暴力泱泱之众的无可逃离的苦难、哀伤和悲剧。

    信仰暴力、信仰暴力革命、信仰暴力革命的理论,就意味着信仰枪杆子,信仰刀把子,信仰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信仰枪杆子里面保政权。信仰枪杆子和刀把子,究竟是信仰文明,还是信仰野蛮?这,难道不是泾渭分明、昭然若揭的吗?

    由于信仰暴力、信仰暴力革命、信仰暴力革命理论,所以大规模的阶级灭绝等人权灾难才能令人匪夷所思地得以形成,创痛至深的偌大的人间悲剧才能可耻地得以铸就。阶级斗争被绝对化,反人性之恶被肆意地激发出来,无所不用其极的暴力横行无忌。按列宁主义的说法,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还不能算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和限制的无产阶级暴力。什么叫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和限制?这就是:打砸抢也好,放火也罢,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都是可以说干就干的;想杀谁就杀谁,根本用不着法庭审判,也用不着援引任何一条法律条文。列宁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彻底地冲破了两个底线,一个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即道德的底线;另一个是冲破了法律的底线,此即随心所欲的无法无天。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要求就是,一要承认阶级斗争,要大搞特搞阶级灭绝;二是要大搞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和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杀人就杀人!连杀人都不是个什么事儿,都不能算个什么事儿,那么打砸抢也好,到处放火也罢,还有其他的恶行等等,又都能算得了个什么呢?这,都是红色意识形态所极力提倡并大肆鼓吹的暴力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故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烈火熊熊燃烧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大陆,能不遗留下来不忍睹目的满目疮痍的惨绝人寰之凋敝破败之景象吗?!

    枪杆子,究竟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刀把子,怎么竟能成为可以让人匪夷所思地信仰的对象?可以认为,一味地用枪杆子颐指气使、耀武扬威、招摇过市,那是最无能、最没有底气、最没有力量、最虚弱的表现。因为枪杆子也好,刀把子也罢,都只是赤裸裸的暴力而已。难道赤裸裸的暴力,还有什么值得信仰之处的吗?一点儿人性、良知、道义的含金量都没有。一点儿道理也没有的赤裸裸的枪杆子和刀把子,以及到处运用枪杆子的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理论,怎么竟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莫名其妙的信仰了呢?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总之,暴力,是不值得信仰的;同样地,暴力革命,是不值得信仰的;暴力革命理论,也同样是不值得信仰的。暴力是非人性、反人性的,是不可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值得一提的利益的。相反,非暴力,和平,人性,才是应该信仰的。

    三、对歪理邪说的信仰迷雾

    对于歪理邪说,尤其对独裁领袖所提出来的一些歪理邪说,人们则是从来不能、也不敢存有任何的,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对此,人们也很少动脑筋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而去进行充分的辨析,更不能展开恰如其分的批评了。因为已经普遍地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就只好听之任之地顺从独裁领袖的意志了。既然人家是口出法谁,此皆因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使然,那么,就随他去吧!独裁领袖说什么也就只能是什么了。独裁领袖常常弄来一些歪理邪说来蒙人、来糊弄人,人们便都浑然不觉、稀里糊涂,甚至唯唯诺诺地一致叫好了。比如曾经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叫做“如果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到底谁看见了“资本主义复辟”?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比如,现在的北朝鲜是由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儿子的儿子,即孙子辈的金正恩作为朝鲜劳动党的总书记来统领朝鲜的人民的,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复辟,即,不能实行南韩式的民主制度,所以才形成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可悲现实。与其有北朝鲜的共产流氓制度,那还真不如让它被南韩统一了去为好,朝鲜人民也不至于一天到晚地饿得个嗷嗷直叫,连生命都不保了!

    当毛泽东说“如果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这句话时,那就意味着他又要搞一场群众斗群众的阶级斗争无情义的政治运动了;当邓小平说这句话时,那就意味着他又要大开杀戒了。独裁领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地创造出假设句“如果------,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要凭空寻找镇压人民的理由。本来没有敌人,但极权专制主义者由于没有底气,没有底气是因为不合法地、不正义地攫取了政权,所以就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以防止一切人的提问、追究、探寻等等,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敌人,无事生非地寻衅滋事。这,才是独裁领袖歪理邪说兴盛一时的重大原因之所在。

    实际上,“如果资本主义复辟,那么,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完全是一种欺世盗名的胡说八道,没有任何一点儿实际的内容,其目的就是要制造红色恐怖所刻意造成的紧张空气。为了防止出现莫名其妙的“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那就必须在现实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那就非要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可。前面的口号是假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骗人的托词和幌子,但后面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是触目可见的生活场景!

    中共所信奉的,向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早期的共产党人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理想主义色彩,即那些人自认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确是为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的,虽然本质上却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也许他们一开始就上了乌托邦的当,受了共产主义口号的骗,这里说的是仅就动机而言,动机也许是纯净的、无暇的,也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后期加入的共产党人,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求名好利的无耻之徒。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崇高的理念,更没有任何担当的意识,也更谈不上什么责任感、使命感等等基本的正常的价值观,他们只知道投机钻营、假公济私、中饱私囊,除此之外也就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上心的了。毫无底线的这帮人极其可怕地掌握着从上到下、各行各业的公权力。为什么现在腐败如此严重,乃至于腐败社会化?这与公权力的腐败是有极为紧密的关系的。社会的全面腐败,乃是公权力腐败导致的必然之恶果。但中共却大言不惭、自我标榜地说什么“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属于典型的歪理邪说了,也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是具有中共特色的言行不一、自欺欺人、瞒天过海的胡说八道。准确地说,共产党除了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益。

    还有,“稳定压倒一切”,也是歪理邪说。任何政权的合法性,包括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决不能来源于“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根本压倒不了一切的。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领导人,是为无限扩张的权力欲冲昏了头脑的人,是思维狭隘、鼠目寸光的位高权重者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而弃民族的大义和社会的发展于不顾的、毫无责任感、更没有担当意识的信口雌黄,是造成整个社会人性堕落、良知匮乏、道义虚无、更谈不上正义的胡搅蛮缠的强词夺理。为了保持一时的政权之稳定及其带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之稳定,竟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所不用其极地顾头不顾腚、极其下流、极其卑劣、极其无耻地,犹如疯狗吃日地狂吠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胡言乱语!

    稳定能压倒正义吗?正义,是什么东西也压不倒的。刺刀见红无所惧,兵临城下没关系,三军包围有何用?正义仍然威严屹立,压而不倒,坚贞不屈,犹如千年不倒的青松一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正义,就是如此这般地刚强不倒的。正义就是最大的稳定。相反,不正义是不可能刚强的,是根本稳定不了的,是想稳定也稳定不了的。稳定不但压倒不了正义,相反,正义却要压倒一切不正义的稳定。因为正义是社会和谐、人心稳定的最大的标志,也是带来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障。只讲稳定而不讲正义是不行的,是有极大的欠缺的,是必须加以彻底地更正的。

    稳定也同样压不倒人性。当“稳定压倒一切”提出时,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藐视人性、否定人性、排斥人性。没有人性的稳定,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可想而知了。没有人性的稳定,是不可能稳定的,顶多稳定于一时而决然不会长远。只有在人性的基础上、在正义的基础上确立的稳定,才是真正的不参杂任何水分的稳定。而没有人性的稳定,终归是虚假的稳定,是经不起时间考验和历史检验的动乱的深渊。人性是压而不服的,是任何强制力,包括国家强制力也无可奈何的,根本制服不了的。动用各种各样的武器,用范围广大的监狱、法庭、手铐、脚镣等貌似强大的东西来威胁人性、监视人性、围剿人性、取缔人性,说到底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甚至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人性绝不是靠强力来征服的,而是要靠道理来说服的,是要靠正义来使之信服的。只讲稳定而不讲人性,是根本行不通的,违反人性的稳定,只能属于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稳定同样也压倒不了良知。良知作为觉悟者的清醒认识,在强大的压制面前是决不会萎萎缩缩、自我消失的,更不会沉默寡言、无所作为的,而是当仁不让、无所畏惧地彰显其大义凛然的应有气势的。良知是基于人性和常识的判断而对于是非善恶所具有的清醒而明确的认识,良知的本质是捍卫正义、坚守正义、追求正义并实现正义的思想意识。否定良知、漠视良知、排斥良知、灭杀良知的稳定,究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其价值只能是负面的而绝不是正面的。只有建立在正义、人性、良知的基础上,稳定才能靠得住,否则是根本靠不住的。没有良知的稳定,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白日梦而已。

    稳定也同样压不倒道义。所谓道义,就是常识性的认知以及一般的道理。其在生活中显现的,则是调解人际关系的道德;在社会层面显现的,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这就是说,稳定既不能压倒调解人际关系的道德,不能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也不能压倒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能冲破法律的底线。冲破道德底线,那就是缺德,就有违背人伦,就不是个人,就够不上人的一撇一捺;冲破法律底线,那就是在赤裸裸地犯罪,就是罪犯,就是不能姑息而必须严厉惩处的罪犯。道德和法律是维系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缺一不可的、同时并进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人之两腿,任何人都必须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而不能胡来、乱来,如此才能成为安分守己的公民,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任何政治组织,任何社会组织,毫无疑义地也应当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也同样地不能任性地胡来、乱来,如此才能适得其所地生存下去,并成为促使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如果像毛泽东那样一意孤行、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既没有道德的约束,因而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又没有法律的约束,所以冲破法律的底线,其结果只能是混世魔王,搅得天翻地覆,那就必然给中国人民造成千古未有的大灾难、大痛苦、大悲剧。此种深刻的历史教训,难道不能使我们有所醒悟吗?难道说还要让不讲道义的稳定一如既往地继续践踏道义、肆无忌惮地冲破人类文明的底线、冲破法律的底线、肆意妄为地残民以逞吗?只讲稳定而不讲道义,是根本行不通的,是迟早要遭受其害的。只有建立在正义、人性、良知、道义的基础上,稳定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持,才能使整个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和谐、繁荣、昌盛的目的。否则,稳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稳定只能把自己给压死而根本就压倒不了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的谬论,是极权专制主义者为了维持自身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如泱泱丧家之犬而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权力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如丧考妣的哭嚎,是走向穷途末路的垂死挣扎者即将被正义的汪洋大海所淹没、所吞噬时所捞起的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一根救命的稻草!

    毛泽东的歪理邪说,举不胜举,不胜枚举,简直多如牛毛。这里还有一例: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此类似是而非的偷梁换柱、以售其奸的表述,无不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无不把中国人的头脑都给搅得个周天寒彻、浑浊而阴暗、阴暗而卑鄙、卑鄙而下流。

    “卑贱者最聪明”,此话怎讲?是不是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卑贱,通常指的是人的身份、地位。而身份、地位低的人,不见得就不聪明,但蠢笨的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可能会占据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如果卑贱者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最聪明,那么,卑贱者一定会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全部努力而逐步地改变自己卑贱的身份和地位,如此一来,可能就不会成为永远的卑贱者了。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是经不起推敲的,是没有底稿的,是具有极大的误导作用的,是绝不真实的胡说八道,是强词夺理的胡搅蛮缠,是瞒天过海的弥天大谎;用这样的定论也同样可以看待毛泽东说的下一句:“高贵者最愚蠢”。高贵者之所以高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绝不愚蠢,至少就普遍的情况而言,乃是如此。最愚蠢的,怎么能够拥有高贵的身份和地位?所以,“高贵者最愚蠢”,也是不对的。当然,任何事情可能都有特殊。但决不能把一般当成特殊,也不能把特殊当成一般。倘若如此,那就很容易形成诡辩论,那就是硬把不是当理说。特殊不是一般,而且也不能代替一般。用特殊代替一般,那就没法正确地认识问题的究竟,那就没法把握事物的本质了。

    怎样衡量高贵与卑贱?网络著名作家余樟法认为,衡量贵贱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德性。有德者荣,缺德者辱;德高者贵,德劣者贱。德性表现于言行。言行优秀者贵,言行恶劣者贱。《系辞》说:“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贵族言行美善中正,自然光荣;贱族言行恶劣下流,自然可耻。诚哉斯言!

    四、乌托邦的信仰迷雾

    《乌托邦》是欧洲中世纪一个叫做托马斯.穆尔的作家在狱中所写的一本书的名字,意思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还有一本同类型的书叫做《太阳城》,所描述的也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为托马佐.康帕内拉所写。在他们描绘的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乌托邦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压迫,而只有平等,大家都视金银财宝如粪土,用金子铺路,用金子做马桶、做尿壶,人人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这些类似于科幻小说的东西,显而易见都是作家头脑中的臆想之物。是一种很不现实也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这种共惨主义乌托邦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竟匪夷所思地变成了中国人民趋之若鹜并欣喜若狂的所谓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发端于欧洲兴盛的乌托邦,后来却被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巴黎公社的暴力革命和第一国际所搞的工人运动而理论化、系统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极端地指出,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明确地要求全面地取缔私有财产、取缔建立其上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而要建立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私有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要求其追随者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全新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所谓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即剩余价值规律进行了貌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的理论分析,实际上根本否定了资本家投入大量资本于生产的价值、资本家适应市场需要的筹划、项目选择等智慧以及一旦遭遇不测就必然血本无归时所必然面临的极大风险,还有,资本家从事企业管理、调配资源的非凡能力、资本家推动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解决就业、分担社会责任的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等等。马克思罔顾事实,抹杀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巨大帮助和对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良好作用,而只是一味地强调资本家的剥削作用,极力鼓吹、尽情煽动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在其著述中对资本家、对资本家阶级、对资本主义,都匪夷所思地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十足的偏见。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从现实的资本主义过渡到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间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还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而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发明,无产阶级专政是他(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死了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按照马克思规定的这个路子走下去,虽然很多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但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直到俄国出了个伟大的俄奸——列宁拿着德皇给的巨额资助回到俄国,如愿以偿地颠覆了俄国的政权,便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捧上了苏联国教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共惨主义终于落户到了农奴制发达已久的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俄罗斯大地上,并盛极一时。但在七十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共惨主义一夜之间就又灰飞烟灭了,不免闹了个世界历史上的最大的笑话!

    一方面是海市蜃楼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方面是现实中的真刀真枪、鲜血淋漓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前者是打着“真理”之旗号的自始至终的谎言,后者则是无孔不入的暴力和恐怖。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产生之前,欧洲的很多思想家都曾经很多次地搞过共产主义的不同程度的、甚至是大规模的试验。有的人买了一块很大的土地,让大家都来到这块土地上共同劳动,这个地方就叫做“社区”,英文叫“commune”,即公社之意,共产主义也是由这个词发展而来的。“communism”就是公社主义的意思。公社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共惨主义:一块悲惨、一块倒霉、一块玩蛋,也就是我们都曾经历过的贫穷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试验,大家都是吃住在一起,收获的果实呢,大家也都来平分,一开始倒相安无事,其乐融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但时间一长,有的人就不愿意这么搞下去了,不愿意一如既往地这么玩下去了,因为感到受控制、受压抑,浑身上下不得劲儿、不自由,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追求自由的,是不自由不行的,所以也就离开了,最后都闹得个不欢而散。强扭的瓜总是不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瓜,哪怕再甜,也没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吃,所以该怎么样还是得怎么样,该玩完最后还是得玩完。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是如此这般地不得人心的。但是马克思却把这个乌托邦当成了香饽饽,至少用乌托邦这个名——共产主义,来作为他让所有的追随者为之奋斗的理想。这,就是马克思为之建立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了。马克思以前的乌托邦没有成功,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同样不能成功,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一百五、六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可以说也从来没有成功过,可能有某些局部的、暂时的成功,比如在俄罗斯和中国就是如此,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观点来看,乌托邦只能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乌托邦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于二十世纪的兴起与没落,就是个显而易见的证明。直到现在,乌托邦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人们异口同声地唾弃的对象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像曾经出现过的永动机一样,只能哄骗于一时,而绝然不可能长远。也就是说,它是永远都不可能成功的。它的彻底失败,实际上怪不得任何人,怪不得任何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敌对势力”,要怪只能怪它自己,因为它的失败,乃是由它的本质所早已决定了的。

    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失败,就在于它不允许人们拥有独立自主的思想,而必须强制性地接受那一套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如果没有这种虚无缥缈的理想所规定的统一的思想,那就必须进行极其严酷的思想改造,所以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思想自由是根本没有的,也是行不通的。思想的统治,乃是最残酷、最暴烈的统治,因为不让思想,无异于把人变成了非人。这就是说,不允许自由思想,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共惨主义乌托邦通过统一思想而把所有人都变成了非人的状态。此其一;

    其二,共产主义(共惨主义)乌托邦主要强调对公有制的信仰。这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浓重得化不开的思想迷雾。共产党所搞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什么都是国有的,什么都是公有的。生产资料名为公有制,名义上好像是人人所有,但实际上却是人人所无,因为人人都不能实际拥有。真正拥有公有制财富的人,都是那些掌握党权或政权的人。这些国家行政官僚阶级才是公有制生产资料真正的主人。生产资料公有制,乃是最大的浪费,是全面彻底的浪费,是不浪费坚决不行的荒诞透顶的制度,是用任何语言都没法说的荒谬绝伦。正如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吉拉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其著作《新阶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当这些作为新阶级的国家行政官僚处理这些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时候,就像处理自己的东西似的;而当他们浪费这些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时候,就像浪费别人的东西似的。由于责、权、利不明,国家行政官僚阶级贪欲无度、腐败成风、好大喜功、肆意耗费、挥霍天文数字的民脂民膏、假公济私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早已堕落成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形形色色的窃国之大盗、窃省、窃市、窃县、窃镇之中盗、小盗,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小毛贼;

    其三,信奉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人,大都寡廉鲜耻,没有人性,却不乏兽性;没有良知,却心地歹毒;没有道义,却恶贯满盈。当面是人,背后做鬼,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绞尽脑汁争权势,言而无信真小人。阴暗、苟且,毫无是非之观念,但却精于利益得失之算计;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假大空的谎言硬是作为真理让人们相信,不信都不行,人们还得装模作样地确信无疑。美丽口号响连天,污泥浊水狂乱卷。一切的肮脏、血腥、无耻、阴暗都用各种各样的美丽词藻来装潢、来乔装打扮。阴暗于是变成光明,无耻于是变成有尊严,肮脏于是变为干干净净,血腥于是变成花朵般辉煌灿烂。谎言社会化,社会谎言化;

    其四、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谁就是正确,谁就可以横行霸道。丛林法则到处应用,暴力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谁有枪,谁就可以成为草头王。暴力的锋芒所向,横扫一切不同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不同的乃至反对的声音,而且是通过消灭人的生命而消除不同的声音,枪杀无辜者,屡见不鲜、稀松平常。当整个社会都把暴力赋予革命的意义时,肆意妄为地打砸抢、残民以逞且惨绝人寰的杀戮就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凄惨景象。暴力的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和横行无忌,使人性普遍地悲泣,兽性纷纷地闪亮登场,良知被逼到墙角,丧尽天良的歹徒群魔乱舞,道义统统地不见,正义被邪恶所取代,人间堕落成不堪睹目的地狱。以某种富丽堂皇的高尚的名义所施行的暴力,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诸多国家的人民都造成了世所罕见的深重的痛苦、悲伤和罄竹难书的罪恶;

    其五、以谎言为基础,以暴力为旗帜的红色意识形态,强行占领了广大的城市和乡村,也覆遮了人们的眼睛和灵魂,故而形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心惊胆战的恐怖状态。恐怖,而且只有恐怖,才是极权专制主义兴旺发达的理由和根据。没有恐怖,就没有极权专制主义生长的土壤、机会和可能,所以,制造恐怖、形成恐怖,乃是极权专制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从没有恐怖中制造出恐怖,通常是极权专制主义的拿手好戏;千方百计地保持恐怖,是极权专制主义兴风作浪的有力支撑。为了制造恐怖,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也要创造敌人。其实,真正的恐怖不是来源于各种各样的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敌人或敌对势力,而恰恰是来自于乌托邦的幻想及其产生的极权专制主义的邪恶势力。乌托邦的幻想就是要以共产主义天堂的名义把人们都给赶进万劫不复的地狱。乌托邦的美妙得可以的幻想毕竟是如假包换的谎言,而惨不忍睹的地狱,则是人们必须时刻经历的活生生的可耻现实。

    上述几点,远远不能描述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全部危害于万一,在此只能择其要者而点到为止。这里所谈的是,究竟如何能够卓有成效地破除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幻想?那就首先必须破除其所造成的极其巨大的恐怖,那就必须无所畏惧地、大义凛然地和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在恐怖面前绝不惧怕,在压力面前绝不低头,充分地显示出不可剥夺的人性的价值和道义的内在的坚不可摧的力量。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进行“韧”的长期的战斗。要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所拥有的人之为人的一切权利,要敢于并善于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只要走得正、行得正,不做亏心事,何必害怕鬼叫门,哪怕是乌托邦共产主义骗人的鬼话?只要怀抱这样的信念,恐怖的阴影才能大面积地予以消除。只有让恐怖丧失其应有的作用,极权专制主义费劲巴拉地刻意追求的那一套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一触即垮,立刻就会分崩离析。

    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幻想及其建立的极权专制主义政体,是在谎言、暴力、恐怖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了或缺了其中的一项,那就很难继续维系其表面上固若金汤、实际上却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了。表面上风光无限的极权专制主义政体,也许一夜之间就会散了架,随着第二天黎明的必然到来,随着另一个早上太阳的冉冉升起,原先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也许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让人们尽情嘲笑的可耻的历史遗迹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从兴盛到破灭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难道不正是这一结论的惊人注解吗?曾经被人们迷信得可以跑步进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人间天堂,其实是海市蜃楼一般的虚无缥缈,令人眼花缭乱,现在究竟还有没有摄人心魄、使人迷醉乃至忘乎所以的任何力量?正如假的不管怎么伪装,也都真不了,海市蜃楼哪怕再美丽、再诱人、再天花乱坠,毕竟不是真的,毕竟是虚幻的,毕竟是空洞无物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只能成为历史上荒诞不经的故事而让人们哭笑不得而已。

    五、对于人民的信仰迷失

    对于人民的信仰,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历过的最大的迷失之一,直到如今,此种迷失依然远远没有消除。二十世纪,是所谓“人民的世纪”,这个世纪形成了众所周知的一条规则,即,“人民永远是对的”,民意不可违逆。这股在中国大陆勃然兴起的潮流,乃是来自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合流。在德意志几百年的历史上,有一些所谓的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里一直强调国家统一和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在俄罗斯更为漫长的历史上,也有一些所谓的理论家在他们的著作里毫无原则地赞美农民:农民的性格、农民的忍耐、农民的辛苦、农民的勤劳和勇敢,总之,凡是俄罗斯农民的,便一切就都是好的,都是值得赞扬的,都是值得歌颂的。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传统是马克思主义赖以诞生的土壤,也是后来法西斯主义兴盛的根源;俄罗斯大地上的民粹主义,乃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两者共生的“人民”之概念被全面地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为了争夺天下而高高举起的一面招摇过市的和瞒天过海的旗帜和幌子。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起义的毫无事实根据的美化和夸赞,就是全面继承了俄罗斯的民粹主义的丑陋传统,包括他对中国工人的赞美之词,也是没有底稿的,是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的表达方式。比如他说,“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的类似表达,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等等。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建政之后,把一切都冠之以“人民”的称号。什么都是人民的,没有一个不是叫做人民,仿佛一叫人民,就真的是人民的了。当毛泽东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时,在他的概念里,人民也就是指他自己,因为他作为中共的领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人民当之无愧的天然代表。领袖是人民的领袖,领袖与人民相统一,当一切都属于人民时,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属于领袖了。人民作为整体,只是一个不见实体的称号而已,作为黑压压的一片,人民根本无法展示自己的意志;作为乌合之众,人民也不可能具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为人民被虚拟化了。领袖作为个体、作为人民的天然代表,当然拥有自己的意志,更拥有指挥一切、号令一切的权力,因而是真实的。而虚拟化了的、因而根本不能算数的人民,由于不是实体,因而可以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到处是人民。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有人民,但却根本见不到人。人是个体的、独立的,应该而且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拥有可以自主的权利、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自由、生命等等。但在人民的社会里,作为个体的人,是根本看不见的,因为都已经被融入到无差别的、被统一了的、被统称为“人民”的人群或集体之中了。个体的价值于是乎也就只能搁置不提了,况且,提了也没用,因为个体是渺小的,是无关紧要的,是可有可无的,反之,集体才是绝对重要的,人民才是绝对重要的。“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个体不予承认。个体价值被完全忽视。个体主义消失殆尽。但与之相反,民粹主义的人民却发扬光大,而且是无所不在。政府,被叫做“人民政府”;军队,被叫做“人民军队”;法院,被称之为“人民法院”;检察院,被称之为“人民检察院”;公园,也被叫做“人民公园”。警察,被称之为“人民警察”,简称“民警”;教师,被称为“人民教师”。连敌人,也被称为“人民的敌人”。总之,无论什么行业,无论什么职业,都得叫做人民的这个或人民的那个,人民泛滥成灾,人民多如牛毛,无时不人民,无处不人民。连人民花的钱,都叫做人民币。但人民来、人民去,究竟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当什么都是人民时,恐怕人民的存在可能都是空洞无物的了,而且必然是虚置之物了,人民可能或必然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因为在无往不在的人民中,根本就没有个体的人的任何地位可言、没有个体的人的任何价值可言,由于没有个体的权利,所以就没有个体的尊严,没有个体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也就不能不是个虚假的存在了,尽管是个冠冕堂皇的存在,但也不过是个漂漂亮亮的招牌而已。不能尊重个体、不能尊重个体价值,人民的价值也就是根本没有影子的事儿;剥夺个体的权利,人民的权利也就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了,哪怕把人民抬举到高高的天上去,人却只能挣扎在无比真实的地狱里。

    毛泽东的人民之说,由于毫无尊重个体生命、财产、权利的实际内容,因而是毫无价值的空虚之物,是蛊惑人心而使人上当受骗的骗人无商量的幌子。现在,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人民”之危害。应该当机立断地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要搞一些自我贴金的假大空那一套了。应当刻不容缓地把“人民”从各行业、各职业中清除出去,以恢复事物的原状。要实事求是一些,因为实事求是,总要好于假模假式、有名无实的虚词的。

    法院就是法院,何必多此一举地加上个“人民”?希特勒统治德国时期,所有的法院都叫做人民法院。难道叫了人民法院,就不是迫害人权、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目标的纳粹党的御用工具了吗?为什么极权专制主义者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之流,都要用人民的油彩给自己的独裁统治做以美妙得可以的化妆呢?因为可能他们一方面心虚、毫无底气地大搞极权专制主义的那一套,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借助一切美丽的词藻来为自己的滔天罪恶尽力开脱,在貌似崇高的名义和旗帜下干尽一切令人不齿的阴暗勾当,所以就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他们乐此不疲、沾沾自喜且肆意逞能的拿手好戏。

    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法庭和现在中国大陆的法庭,都是毫无差别的所谓的人民法庭,政府也是同样的人民政府,也都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的,但这里的人民究竟能够占有几分,按百分比来算,连百分之二、三恐怕都不到,甚至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这,就是所谓到处滥用的人民的名号。“人民”与人民相异化,“人民”与人民相矛盾、相冲突、相敌对,名义上的“人民”把实际上的人民当作任意驱使的奴隶。人民毫无自主性,只能卑躬屈膝。“人民”的胜利,就是人民的必然悲哀、痛苦和难过,“人民”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时刻刻肆无忌惮地对人民发动大小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劳民伤财的战争。

    把人民从“人民”的虚假的装潢词汇中解放出来,使人民在尊重个体、尊重个体价值、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恢复自己的原有本质,从被偷梁换柱的冒名顶替中给自己全面彻底地平反昭雪。人民一定要推倒被历史和现实所肆意强加在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以争得属于自己的一切应有的权利。

    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体权利,人民的利益就是骗人的假话、空话、废话、套话,以及连篇的鬼话。

    六、对主义的信仰迷失

    对主义的信仰,是上个世纪中国人民陷入迷雾之中而不得自拔并遭受其害的根本原因。所谓主义,就是一套说法而已,像理论一样,是充满概念并自成体系的阐述和说明而已。由于人们的认识有限而不是无限,所以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完美的主义。没有毫无缺陷的理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学说。要想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无论主义也好,还是理论也罢,恐怕还得需要等。历史上很难见到,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将来能不能有,恐怕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得需要等-----等几十年还算是少的,等上百年也不能说多。等完美的主义,就要像等天上掉馅饼那样得具有充分的耐心才行。没有耐心是根本等不来的;可是有了耐心,难道就一定会等来天上掉下的、可以吃的馅饼吗?

    把不可能之事异想天开地变成可能之事,这种黄粱美梦一般的虚假信仰,不能不给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制造出更大的苦难和悲剧。上个世纪某些脑残的中国知识人把某种主义称之为“宇宙的真理”,并把它当作了自己坚定不移的至高无上的信仰。当百年过后再回过头来看,所谓的宇宙真理,简直就是制造地狱的一派胡言乱语。谎言取真理而代之。所谓的真理,不过就是制造灾难的政治权力所设的大骗局而已。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一些所谓的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苏俄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于是就坐不住了,就开始变得跃跃欲试起来。以李大钊为最,可能还得包括陈独秀。此时已接受上千万卢布援助的李大钊信心满满地发表文章说:将来的社会,必定是个赤旗的世界!他并且称赞“苏维埃的成功,乃是庶民的胜利!”他对于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对于苏俄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极尽赞美宣扬之能事,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引进到中国来,使之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对苏俄的那一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好感,虽然还有另外一些人也发表了根本不同的想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批评,但是,具有倾向性的左倾思想则是无可阻挡的主流意识。

    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被认为是工农兵等劳苦大众的成功,因为“苏维埃”这个词就是俄文的工农兵之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平等意识,在当时的知识界广受欢迎。因为人人都有追求平等的普遍心理,但苏俄究竟是怎样实现平等的种种内幕,当时的中国人则是不甚了了,根本就不清楚。列宁掌权之后,立刻就建立了极为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一下子就查禁了上百家报馆、杂志社,把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知识分子都尽其所能地迅速地驱逐出境,而没有离开故土的更多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出版自由而不得不哑巴一样地被消声、被迫害乃至于死于非命。苏俄自成立之后,其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导致的红色恐怖、大规模地迫害人权、屠戮人权的真实状况,由于苏维埃极为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而予以全面彻底地屏蔽,也就是说,一点真实都没有,能够传播出来的,都是苏联官方所认定的大好形势的宣传,是一点儿阴暗面也没有的无限的光明,是苏联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片祥和。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对来自于苏俄的真实信息的欠缺与无知,自然而然地相信了苏俄官方的宣传,也不免相信社会主义真的是救国救民的一剂良方。苏联对于真实的遮蔽而足显社会主义的美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首先发生在美国,后又波及到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深刻的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因为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所以可以自行暴露,简直什么问题都遮掩不住,有一点问题就给捅出来。看报纸、杂志,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体无完肤、千疮百孔,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苏俄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日新月异的工农业发展和社会的各种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新闻舆论是自由的,所以使一切新闻都公开化,而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严苛的新闻舆论检查,而把一切的不光彩、阴暗、血腥等等都以秘密的名义给完全彻底地遮掩起来,因而一点真实的风声都不能走漏。在这种情况下,孰是孰非、谁好谁坏,不就一目了然、高下立判了吗?所谓的“历史选择”,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

    任何主义,哪怕最好的主义,也是不应该被信仰的。更何况,任何主义都不可能是所谓的宇宙真理,任何主义可能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为不同的理论家所创立出来的一套又一套的说法而已。信仰某种主义,并对之顶礼膜拜,仿佛没有这种主义,地球就不转了似的。这,何其荒唐?见过荒唐的,但没见过这么荒唐的!

    更有人为所谓的主义不惜生命,言之凿凿地表白。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夏明翰所信奉的主义真,到底有什么实际内容?

    包括夏明翰在内的上个世纪的成千上万的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主义,只是美其名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是从苏俄引进过来的列宁主义和列宁死了之后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是个杀人如麻的红色沙皇,是人类社会极其罕见的毫无人性的魔鬼。根据现已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来看,列宁还是个最大的俄奸,他拿着德皇给的巨额资金,到俄国搞颠覆、搞破坏,搞乱了俄国,最后也的确给包括俄罗斯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其巨大的灾难。为非作歹的列宁死了之后,斯大林接了班,斯大林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几十万、上百万人地杀还嫌不够,还要继续大张旗鼓地、巧立名目地继续杀,一杀就杀了两千多万人。苏俄的社会主义就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货真价实的杀人主义,这种由列宁和斯大林这两个杀人魔王所建立的鲜血淋漓的谎言加暴力加恐怖的社会主义,的确是主义真了。但却是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凶狠残暴的无耻透顶的肮脏黑暗的社会主义,是毫无人性、冠冕堂皇的、假大空的社会主义,是残害人权、毁弃生命、血腥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惨无人道的列宁主义,外加杀人如麻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国化了的肮脏无耻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夏明翰所谓的主义真。为这样的血腥、残暴、无耻的主义去奋斗,去抛头颅、洒热血,意义到底在哪里?可以说一文不值,一点价值也没有,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主义本身就是罪恶,而且还制造出更大的罪恶,是罪行累累的,是罪恶滔天的。包括夏明翰在内的的据说牺牲了两千多万的革命烈士,由于献身的目标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空想,献身的主义是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所以都死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要说有价值的话,只能是负面价值,而且是令人悲哀的巨大的负面价值。因为他们努力的目标,只是成就了一个新时代的红色皇帝而已,只是建立了一个新式的红色王朝而已,此乃巨大的负面意义、负面价值之所在!

    不要信仰任何主义,尤其不要信仰任何否定人性、良知、道义,具有暴力倾向、兽性主义、貌似高尚、强词夺理的主义。一切的暴力主义,都是要不得的。因为不合人性而不合文明,因为不合文明而不合正义,因为不合正义而邪恶、罪恶。信仰提倡暴力的主义,也就是信仰邪恶、罪恶、丑恶、凶恶。不要被打着国家、人民等高尚名义的主义旗号所迷惑、所诱导,要看到其内容的究竟如何。正像此前对于革命、对于暴力、对于人民的分析那样,冠冕堂皇的虚词是不应该起到任何作用的,人民必须以尊重个体、保护个体、实现个体价值、个体权利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和安身立命的雄厚基础;主义必须以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即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为内涵,方能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中发挥其推波助澜的应有作用。

    七、对真理的信仰迷失

    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对于真理的信仰陷入了极大的迷失之中。人们把真理当作太阳一般,照到哪里哪里亮,人们为追求真理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真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则就不甚了了。在没有弄清楚究竟何为真理的情况下,真理常常是有名无实的口号,或者是刻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纳粹主义向来把自己的大日耳曼种族优越性当成至高无上的真理,正像法西斯中央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的那样:“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法西斯主义谎言立国的政策,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也是以真理的旗号招摇过市并横行无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也是以真理的面目蛊惑人心、号令天下的。《国际歌》中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语句,叫做“要为真理而斗争”,就充分地说明了“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自我标榜为真理的共产主义,经过马克思的理论化、学说化,仿佛从虚无缥缈的幻想变魔术似地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的“科学”,从异想天开的梦呓似乎变戏法似地变成了唾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现实,像什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等等,的确是给人们画出了一个让人垂涎欲滴的空虚的大饼,而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的真理。

    主管前苏联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真理部,根据苏联党和国家的需要,尤其是根据苏共党魁的需要,每时每刻地发布着所谓的真理。自从列宁通过政变缔造了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前苏联从来都是以真理的掌握者自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堪称欧洲最大的粮仓——乌克兰,因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的原因,竟直接造成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整个苏联的大饥荒。乌克兰饿殍遍野,饿毙者竟达百万以上。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苏联的真理部信誓旦旦地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帝国主义分子和苏维埃的叛徒们所搞的破坏和捣乱,个别地方虽然发生了某种暂时的困难,但是整个苏联社会却是空前安定的,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革命人民仍然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创造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去。真理部所办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对乌克兰大饥荒上百万人的饿殍遍野只字不提,仿佛根本就没有这码子事儿似的,仍然喋喋不休地宣传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苏联各地的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从来是报喜不报忧,不愧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喉舌。所谓的真理,就是喉舌的真理。而喉舌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只能是罔顾事实的无所不在的弥天大谎!

    谎言,即是真理,反过来说,真理,也就是谎言,在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里,而且只能在这样的社会里,谎言和真理才能达到如此这般的天衣无缝的对立统一。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也经历了世所罕见的大饥荒,人人吃不饱,满脸菜色,饿殍遍野,饿毙者竟达四千多万,后来毛泽东作出英明决定,把他所一手制造的大饥荒——由于其所发动的违背经济规律、荒谬绝伦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一窝蜂运动,更由于大办公社食堂,取缔农民的自留地等公有化运动,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重大灾难之恶果——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如果查阅当年中国国家气象局的有关统计资料,就会发现,一九五九——一九六二的中国大陆基本上是风调雨顺,风平浪静,根本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显然,所谓的“自然灾害”只不过是毛泽东推卸其历史罪责的一个托词,是根本经不起时间检验和实践考验的借口而已)。除了把造成四千万人死亡的责任推给老天爷,即让无辜的老天爷莫名其妙地担当毛的罪责之外,毛还把责任一个劲儿地往外推,说是由苏联逼债造成的(真实的情况则是,一当苏共中央主席团得知中国发生了大饥荒,便立刻做出决定,通知中方说可以推迟中国所欠苏联的债务,并立即援助中国一百万吨粮食、五十万吨蔗糖以及更多的食品,并且还补充道,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提出更多的粮食援助要求,苏联方面将会想方设法地给予满足。但苏共中央的此一决定却立刻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毛泽东对于苏联善意的一口回绝,至今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民所知晓,很多人还仍然把毛泽东当作所谓的大救星,岂不荒谬绝伦?)。毛泽东通过宣传每亩收获十三万斤粮食的《人民日报》而把自己打扮成总是有理的、永远正确的、英明伟大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但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毛式真理就是赤裸裸的谎言,就是遮蔽一切真相的骗术。作为党的喉舌的党控媒体,不管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好,还是作为惟命是从的其它报纸也罢,都不过是宣传、贯彻、执行党魁意志的诠释性工具而已,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性可言。也难怪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有人曾一针见血地和正确无误地指出:《光明日报》,一片黑暗;《人民日报》,胡说八道。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没有一样是真的。这,充分证明了中共所认为的真理的价值,到底几何?

    那么,什么是真理?真理,英文就是非常简单的词:truth。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真的,真实。按照字面理解,真理,就是真的,而不是假的;真理,就是真相,而不是假象。要相信真理,就必须相信真相,就不能被假象所迷惑。不真实的假象蒙蔽了人们,人们就必然地把假象错误地当做了真理。而这,就需要恢复真相,因为不恢复真相,人们就仍然相信假象,此即所谓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然而,在一个谎言流布的社会里,在一个强权就是真理的国家里,真相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其危险的。讲一句真话,就可能掉一个脑袋;讲一个真相,就很有可能让一个人或很多人的生命不知所终,甚至死无葬身之地,更不用说到处都有的古拉格、看守所、有形的监狱,恐怕还有更加辽阔的,乃是由恐怖和害怕所带来的、不见踪影的、无形的、内在设定的思想牢笼和语言枷锁,等等。

    就真理的本意,在此问一个问题: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究竟是谁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按照中共的说法,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毛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的,大陆的中国人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被教育过来的。那么,请问,这是真的吗?现已发掘出来的大量的史料证明,其中有诈,而绝对不真实。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飞到重庆,曾在重要的场合高喊:蒋委员长万岁!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那时都承认蒋介石作为中国人民抗日领袖的不朽地位。那么,中国抗日战争的唯一领袖,就只能是蒋介石了,因为这是历史事实,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相。

    真实,就是真理;真话、真相,就是真理。坚持真理,就是说真话,讲真相,而不能说假话,信假象。

    八、对权力信仰的迷失

    权力信仰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最大迷失,就像掉进深不可测的黑洞一样始终走不出来了。权力的信仰,也就是权力拜物教。所谓的权力拜物教就是,只要有权就好使,而不论权力是怎么来的,也不问权力的来源是否正义,也不问权力的行使是否得当。只要有权,就是值得信仰的,就是必须服从的。权力本身就成为信仰的根据、信仰的目标、信仰的目的。

    普通民众由于对权力的信仰、膜拜,于是就把自己的美好愿望、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想法,通过对自身权利的矮化而无限地强化和放大权力。普通民众的心中对于清官——公权力掌握者所具有的主观意识极强的向往,不但由来已久,而且总是挥之不去。对于权力的这种美好愿望,始终是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习以为常且积重难返的极为荒诞的劣根性。

    一有权力,人就立刻变了样。是权力使人变了形、走了样。一有权,人就变得飘飘然、心理就膨胀,就忘乎所以,正像俗语说的那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林彪说:“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号令一切。有权,就有真理,谁的权力大,谁的真理就越多;权力小的,真理就少;没有权力的,那就什么真理也都没有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典型的权力本位。

    官场上的权力本位,完全是民众中广泛存在的权力拜物教孕育出来的丑陋的果实。所谓的官升脾气长,都是满脑子权力拜物教的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给惯出来的,因为民众出于对权力的信仰而面对当官的,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莫名其妙的敬畏、情不自禁的献媚,还有更多的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等诸如此类的不堪作为。广大愚民的权力拜物教与公权力掌握者的权力本位两种意识的结合,有机地构成了中国社会极不正常的可耻现状。

    权力,是不应该也不值得被信仰的,因为权力应该而且必须来源于权利的认同。权力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是属于整个社会的。没有公民以权利对于权力的认定和赞同,也就是说,权力没有得到权利经过法律程序的认定和许可,任何权力都是非法的,任何权力都是不应存在的。在此情况下,权力应当自动失效。只有经过权利的认定和许可,权力才是合法的,合法的权力才能行使自己的职责。

    在确定权力时,权利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当权力行使职能时,权利应当起到独一无二的检查、监督和约束,批评以及促进之作用。权利的使命就是要保护好自己,就是要让权力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有任何任性,不能有任何滥权。权力必须对权利谦卑、谨慎、忠诚、老实,必须以精益求精的服务显示自身的存在价值。因为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没有对于权利的服务,权力则毫无价值可言,也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

    基于此种认识,以往的权力拜物教看起来竟是多么的荒谬绝伦?简直是臭不可闻的垃圾!必须把权力拜物教扔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权力本位的陈腐思想再也不应该继续一如既往地统治某些公权力掌握者们的浆糊头脑了。他们应该从权力迷失的状态中醒悟过来,深刻认识到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本质、功能和价值之所在,要以谦卑的正确的心态做好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的本职工作。也就是说,要把握好自己的本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运用好自己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正当的权力。

    九、对独裁领袖的信仰迷失

    对领袖的信仰,特别是对独裁领袖的信仰,是中国人民的悲剧之源,灾难之根。这个结论是在无数的痛苦、悲伤、灾难里面抽象出来的,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对于领袖,特别是对于独裁领袖信仰的世纪。信仰领袖,就像古代信仰皇帝似的。其实,独裁领袖,也就是现时代的皇帝。人们通常认为,领袖做什么都是对的,领袖总是洞察秋毫的,也总是超凡绝伦的。在普通民众的心里,早已把领袖毫无理由地,即便没有理由也总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理由地把领袖给神圣化,给抬高到不是人的程度了。

    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对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也是歌功颂德,在毛皇登基之时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兴致勃勃地写出了 “时间开始了”------但独裁领袖毛伟大对此则根本不予重视,也不予领情,几年之后就雷霆震怒,因为胡风给毛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作主张的独立的文艺观点,毛便立马毫不客气地把胡风给关了起来,一关就是二十多年,让其生不如死,死去活来,让其充分地领略、体会“时间开始了”的真实含义。

    对独裁领袖的信仰,人们实际上就是通过对自我的矮化而拔高领袖、美化其形象的愚蠢之作为,显然,这不但是十分滑稽的,而且更是可笑的,乃至于荒谬绝伦。由于人民不切实际的人为的自我渺小,与此同时又在不断地拔高、抬举领袖,甚而达到一厢情愿的和异想天开的程度,于是乎,领袖由于被神化而变得俨然神气活现、无所不能、神机妙算、呼风唤雨、想什么来什么。颂扬领袖没个谱,匪夷所思,什么词都敢用,什么话都敢说。一切都是赞扬伟大领袖的,都是为伟大领袖而存在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报道,每一首歌,每一个电视、每一朵花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山脉上刻着他的口号,每一个市民每时每刻都要戴着伟大领袖的徽章。

    领袖由于被赋予了人们的想象而变得圣明一样不可侵犯、不可亵渎、不可调侃,仿佛没有领袖,人民群众就什么都不是了。正是因为有了领袖作为1,1后面作为无穷无尽的零的人民,方才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没有1,那么多的零又有何用?没有领袖,人民简直什么都不是了。正是因为对独裁领袖的信仰,所以才能形成如下的场景:千万朵葵花向着红太阳;世界上最美丽的歌,都要为领袖而唱响;领袖的丰功伟绩,千言万语说不完;人民领袖人民爱,海枯石烂不变心;生,是领袖的人;死,是领袖的鬼,做领袖的鬼,活着不要命,死了也幸福!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陆亿万人民,就是以这样不可思议的癫狂状态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难以理喻的、丑态百出的、群魔乱舞的荒诞剧、滑稽剧、悲剧加闹剧。看一眼领袖,心都要蹦了出来,惊喜出一身身冷汗,泪水像决了堤的河流,漫过了脸颊,情不自禁地山呼海啸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弥漫于天地之间。领袖——人民的大救星、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比生养我们的爹娘还要亲、是我们最亲爱的、最敬爱的希望和灵魂、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时刻准备着为之献身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信仰。

    领袖拥有绝对的权力。领袖有放火的自由,民无点灯的权利。领袖对人民的绝对主宰,不仅是对权力的垄断,也是对文化、教育和思想的垄断,也是对一切的垄断。

    独裁领袖拥有绝对的真理,是毋庸置疑地天然正确的。对独裁领袖的这种信仰,使一切自由的辩论、讨论和说理都成为不可能。人们除了找到独裁领袖的指示之外,根本找不到任何地方,找不到任何人,也找不出任何法律,可以与之理论、争辩。

    人民由于被长期的洗脑而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由于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而误以为领袖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从而把领袖的意志当作主宰自己命运的意志,人民由于被完全彻底地进行了脑摘除术,所以就毫无意识地、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独裁领袖来掌管、来支配,而不能独立自主地掌握并支配自己的命运。人民由于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而成为领袖的御使工具,而成为可以被独裁领袖随意摆布的奴隶。中国人民由于没有自己的权利,因为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由于没有自由,因为所有的自由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就只能在无所作为的苟延残喘中混时度日,在谨小慎微的唯唯诺诺中听从领袖的指示和命令,其结果必然是除了苟延残喘的非人的生活和境遇之外,就是奴隶似的毫无自主权利和地位的卑躬屈膝的凄惨命运。

    领袖是不值得信仰的,尤其是独裁领袖,更不应该被信仰。因为任何领袖,哪怕再伟大,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是人,就自然有其应有的和必有的弱点、不足和种种欲望和私利。既然人人都有不足,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有罪恶,领袖也应该包括在内。只要是人,就都应包括在内。每个人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原罪。既然都是有罪之人、戴罪之身,当然领袖也就不能被排除在外,特别是独裁领袖,就更是罪大恶极,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够成为人们信仰的目标呢?除非领袖不是人,而且确实,在几乎所有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里,独裁领袖都被打扮、伪装成料事如神、无所不知、洞察秋毫、百战百胜、一点瑕疵也没有、更不可能犯错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神祗一样的人物,因为其日常生活的所作所为,都被列入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根本不为人们所知晓,其日常生活与大众完全地隔绝开来,其缺点、错误乃至于罪恶,都一点儿也不能暴露于众目睽睽的阳光之下,而只能在阴暗的密室政治中悄悄地进行、被全部地秘密地遮掩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切的秘密都变得公开化、透明化了,伟大的独裁领袖以往所刻意营造出来的崇高形象完全是人为地编造出来的,是一点真实的内容也没有的,是极权专制主义的不无美化的政治宣传和肆意拔高的结果,实际的情况却是,独裁领袖既不伟大,也不高尚。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他只是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而已。除了权力、除了宝座,所谓的伟大领袖简直就是无知无识、一无所有。这样的所谓的伟大领袖根本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的,随着其自然生命的消亡,其政治生命也常常是戛然而止。与所谓伟大领袖同时代的人民之所以能够纷纷地上当受骗,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信息不灵,信息被封闭、被隔绝所致。真实的信息,人们根本无从知晓,扭曲的虚假的信息倒成为人们时刻面对着的现实,故而偏见根深蒂固、积重难返。长而久之的偏见和信息不灵,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泱泱之众的广大愚民。世上本来没有愚民,但谎言到处弥漫,久而久之,不是愚民,后来也就都变成愚民了。

    对独裁领袖的信仰,就是愚民自我显示的重要表现。众多的史料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几乎所有的独裁领袖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美妙的、天花乱坠的语言给乔装打扮出来的、给装潢修饰出来的。对独裁领袖的神化,总是千方百计,使出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是说,任何正常不过的小事,都极尽赞美成所谓的丰功伟绩,大树特树其伟岸的光辉形象,唯恐天下人不知不晓,至于其缺点、错误,则干脆就只字不提,即便提了,也是一带而过,或者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予以搪塞、推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领袖的罪恶,甚至滔天大罪,那就干脆找来替罪羊,来代替独裁领袖受过。独裁领袖顶多只是受了坏人的蒙蔽而已。独裁领袖本身则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如果没有独裁领袖的英明领导,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直到现在还在黑暗的摸索中痛苦地挣扎着。所以,独裁领袖哪怕是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那也是应该饶恕的,而且也是必须饶恕的,顶多可以搞个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哪怕一开都不开,那也必须三七开。领袖的罪恶不能说是罪恶,但却可以偷梁换柱地或者是狸猫换太子地说成是错误。不要纠缠于历史的旧账,要一心一意地向前看。历史的问题宜粗不宜细。粗粗地一看,那还过得去。历史要是细看的话,那就简直没法看了。正是邓小平的这种胡搅蛮缠的和恬不知耻的混账方式,为其后来的六四大屠杀以及其后的全面腐败和彻底堕落埋下了极端可耻的深刻伏笔和值得发掘的罪恶之祸根。

    对独裁领袖的信仰,实质上就是对肉身的偶像崇拜。按照圣经的说法,人是不可以对肉身的偶像进行崇拜的。对肉身的偶像崇拜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是巨大灾难的根源,是悲剧的万丈深渊。而我们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对独裁领袖的信仰本身,从根本上就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是违背《圣经》教导的。《圣经》上早已规定了的、不许人们进行肉身的偶像崇拜,可是中国人却偏偏要进行偶像崇拜,作为违背《圣经》教导的罪恶结果,我们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害,而且还无法自拔。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人简直是没救了。因为愚民太多,所以总是搞肉身的偶像崇拜。

    在这样的一个不宜居住的混账透顶的地方,谁要是一当皇帝、一当主席、一当总书记,老百姓立马就对这样的一个位高权重之人,情不自禁地开始信仰起来。听这样的人发表一通装腔作势的高谈阔论的重要讲话,心中便不由自主地升起了莫名其妙的无限憧憬和希望,似乎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明君了,但没过多时,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的所思、所想、所盼,就像刮了一阵不留痕迹的清风一样,飘然而去,不见踪影。于是,又再一次进入热切期盼的过程,同样的心理、同样的思绪、同样的幻想又重蹈覆辙,又一个心中的明君终于如此这般地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十年已经过去,二十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五十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充满希望地、希望失落地、再充满——再失落地循环往复,以至在无穷无尽的怪圈中虚掷了可贵的、大好的青春年华。在对独裁领袖的信仰中,中国人民无端地耗费着极其宝贵的生命,备受艰辛,艰难度日。一代又一代可怜可悲的中国人,在对独裁领袖的信仰中就是这样苟延残喘地、非人地混过了一生一世。

    在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家和社会里,到处都摆放着独裁领袖的画像、雕塑、语录,无处不是对肉身的偶像崇拜。电台里有影,电台里有声,报纸上的头版,不但有独裁领袖的高大形象,而且还有全国人民必须学习的重要指示,等等。总之,凡是搞肉身偶像崇拜的国家或社会,无一不是人权灾难频频发生的国家和社会,无一不是没有法治、更谈不上宪政,老百姓因而倒霉透顶、有理无处说、好人遭殃、恶人得好的野蛮之至的国家和社会。因为这种情况充分地表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里的人民仍然处于极权专制主义横行霸道所造成的深重的苦难和悲剧之中而不得自拔。可以认为,现在的世界上,凡是搞肉身偶像崇拜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落后、贫困、苦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没有不倒霉的,没有不遭难的,没有不冤假错罪案的;肉身偶像崇拜的社会,也必定是个毫无希望、毫无前途的流氓无耻的社会。什么都谈不上,总之,是暗无天日,无耻之极的所在。

    对独裁领袖的信仰,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卑微、无知、无能、无望。中国人民被强制迫害所形成的卑微,反衬出权势者的高大。普通民众的地位由于自身权利的丧失而呈现出跪拜的状态,所以愈显独裁领袖的巍峨、高耸。如果人民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权利而真正地站立起来,而与独裁领袖平起平坐,人格、尊严都对等,那么,独裁领袖即便想给社会造成灾难,那也都没有任何可能性,更没有条件和机会。中国人民只有拥有全部的自主的权利,才有能力彻底否定、放弃并排斥对独裁领袖的信仰。

    人民应对自己的能力有信仰,而不是对领袖有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正常的社会、合理的社会、文明的社会。

    十、对国家的信仰迷惑

    对国家的信仰,是权力拜物教的重要表现,更是权力拜物教的极端表现。从理论上讲,国家是由一定的地域和在其中生活的一定的人群所组成的,在这些人都拥有的差不多的或相同的语言、文化、风俗和习惯等等的这么个地方,才能叫做国家。国家原本是地域概念,任何国家都是历史上疆域不断变动的地域概念的统称。人们习惯于用地图来表示国家,就是因为国家是地域概念。而不是政府及其代表的政治国家之概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一讲国家,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其历史的沿革、历史的变迁、历史的人物等事项。国家可大可小,也可以因为战争等原因而有所变化。在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好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国家,有的国家才那么个小不点儿大而已,可能跟现在的一个小城或一个镇差不多少。由于国家众多,所以互不相让,你争我夺,打得不亦乐乎,都打成一锅粥了,所以被这个时期叫做春秋战国时代。在春秋战国,由于各国的统治者都把精力主要放在攻城略地、开拓疆土的征战方面去了,也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学术等方面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偶然地出现了极为难得的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短暂的辉煌时段,即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纷纷着书立说、授徒传教、树门立派,一时间各种学术蜂拥而至,不同思想光怪陆离、光彩夺目,多姿多彩的文明交汇涌聚、荡漾开来,中华文明的繁盛气象由此而得以奠定。古代学术竟在各国互相争战的艰难夹缝中生成、发展与逐步成熟起来,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此乃中华民族开创文明先河的不朽之奇迹。

    在春秋战国的硝烟弥漫中,在纷纷扬扬的厮杀叫喊中,诸侯国之间打来打去,后来打成了七国。七国之后又开始争霸,所以才有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谋略。连横合纵的实质就是战国时期各大国为拉拢他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用于阻止强国对弱国的兼并,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秦国和齐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即为随从强国进攻其他弱国。就是秦国或齐国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其他的一些弱国。后起之秀的秦国,通过变法图强而逐渐强大起来,最后竟灭亡六国而实现了统一。于公元前221年,全中国的伟大领袖秦王赢政在当时的首都——咸阳,宣告大秦帝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终于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的开创者,乃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虽然秦王朝很短暂,但秦始皇的影响却源远流长。此后至今,中国的历代政制皆沿袭秦制。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并且也毒化了中国千百年的历代统治者,仿佛只要是大一统的,就是好的,大一统的国家哪怕再残酷、暴烈、无耻,也是毋容置疑地正确的,也是拥有无可取代的至高无上的价值的。

    对于国家神圣性的信仰和崇拜,实在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根深蒂固的普遍意识。特别在农耕时代,由于信息的普遍闭塞,劳动工具的简陋,人们常常靠天吃饭。个人的渺小尤其凸显国家的强大,而国家的代表——君权神授的天子,也就是皇帝,则普遍地为人们所信仰。对国家的信仰,通常具象化地落实到对于皇帝这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的具体人物的信仰。

    国家是通过权力体系而自我显示的,皇帝则是权力的最高代表,历史上的皇权就是至高无上的国家统治权。这,就是对国家信仰的具象化。国家是一个广大的范围,这是就地域而言;国家是各种各样的广大人群,这是就其人口而言;国家有其特定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等等,这是就其特定的民族文化而言。

    上个世纪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信仰,变成了极其狭隘的对于党国的信仰。因为政党控制了国家,国家则由一帮子人,即有权有势者所把持、所掌握,故而叫党国。信仰国,首先就得信仰党。而党是由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联合、而结合起来的一帮子人所组织起来的,而人又是各不相同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更成问题的是,人常常是变易的。因为人是不一定可靠的,所以由一帮子人组成的政党也就不一定可靠了;进而言之,由政党掌握的国家权力,也就顺理成章地变得很不可靠了。由一帮子人组成的政党执政的国家,在极不可靠的情况下,还值得人们一如既往地和一以贯之地信仰吗?

    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乃是统治阶级压迫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行使的是专政的职能。这种对国家极为狭隘的红色意识形态之理解,谬误颇深,也的确害人匪浅。国家应该是尊重人权、保卫人权、实现人权的制度体系,是追求正义、捍卫正义、实现正义的法律秩序,非此,则不足以称国家;非此,则不足以称社会。

    国家必须担负起自身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而不能使任何人遭受任何的损失,但为公正的法律所认可的除外。如果国家不能够担负起自身的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的神圣使命和责任,那么,与其有这样的不尊重人权、不保护人权,反而还迫害人权、毁灭人权的国家,那还真不如没有这样的穷凶极恶、蛮横霸道、坑人害人的混账透顶的所在;与其有这样肆意妄为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贪污腐败成风、假冒伪劣盛行的浑浊不堪的社会,还真不如没有这样的人性缺失、良知泯灭、道义空白、好人得恶报、恶人得好报的下流坯国家!

    在中国这个政治一元化的所谓的政治大国里,触目可见的都是致命的政治。什么叫做政治大国?所谓的政治大国,也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流氓大国、恶棍大国、罪恶大国。在这样的国家里,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暴风骤雨的恐怖的政治运动一阵紧似一阵地席卷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风雨过后则是哀鸿遍野的、惨绝人寰的、伏尸千里的红色景象。这,就是对国家信仰的必然之恶果。

    对于国家的信仰,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始终没有逃离出来的长长的弯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向来提倡对于国家的信仰和膜拜,其结果就是给人类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信仰国家、迷信国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极不可取的,都是很不明智的,都是问题多多的。因为国家从根本上是不值得人们信仰的。与其信仰国家,还不如信仰你自己的权利,还不如信仰你自己的尊严。人的尊严、权利、自由、幸福等等,如果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值得珍惜的地方。否则的话,弃之而去,又有什么惋惜可言?

    对国家的信仰,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爱国,可能没有什么错,至少不是什么大错;但爱国主义,也许就不能不是个很成问题的事了。有多少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却专门拉大旗作虎皮地极力兜售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私利,瞒天过海,招摇过市。这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更是司空见惯的。爱国主义甚至变成了某些政治流氓的最后的避难所。千万不要让爱国主义的迷幻药迷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清问题的真相;也不要让爱国主义的口号占据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根本辨不清前进的方向。要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以正义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立马就可以泾渭分明了。

    有的爱国贼,口头上总是爱国,“爱国主义”比谁叫得都欢,但实际做得却是一塌糊涂,不堪入目,简直没法提。希特勒就是德意志民族的最大的爱国贼。他口口声声地“爱国”,却把整个国家都拖入到自我毁灭的烽火连天的血腥厮杀的战争之中,最后都变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满目疮痍的废墟了。还爱国主义呢,都把国家爱成了一个大大的垃圾场了。

    毛泽东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爱国贼。在这方面他也许跟希特勒同志有得一拼,可能更甚。一方面,爱国主义口号喊得是连天响,又是发激情洋溢的宣言,又是贴各种各样的标语,又是弄些愤怒的声明,忙得个简直不亦乐乎;另一方面,却总是干着一些根本见不得人的卖国求荣的阴暗、罪恶之勾当。毛共跟大日本皇军勾搭连环,互换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无所不用其极地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以保存实力求发展,以欺世盗名夺政权!对冒名顶替的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善良的中国人啊,必须提高你们的警惕。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上了大当,受了大骗,要时刻铭记我们惨痛的历史教训吧!切记、切记!!

    有鉴于此,应当怀抱一个坚定的信念: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乐土,哪里就是家园、哪里就是国家。因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与其叫做国家,莫不如叫做地狱。这么理解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加实际一些。

    没有个体,没有个体价值,没有个体权利,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价值,没有国家权力。国家的一切,完全是为个人而设置的。爱国,首先要尊重自己,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一切、爱周围的朋友、同学、同事、爱自己的亲人,因为这些就是国家存在的触目可见的标志、根据和理由。没有个体,还哪里谈得上什么虚无缥缈的国家?

    结论:

    如上所述的十大信仰迷失、信仰迷雾、信仰迷局,确实给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巨大、极其深重的灾害、痛苦、难过、悲伤,等等。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信仰迷失、迷雾和迷局的危害之所在,彻底挖掘其赖以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根源,以便于顺藤摸瓜,找到祸根,并加以立刻的斩断和去除。如此,我们才能够为确立正义的信仰而开辟出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明亮的、宽敞的、平坦的道路。

    1、去除信仰的迷失,就必须“认识你自己”

    希腊,是西方文明极为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另一个发源地是古代意大利罗马);在雅典的一个神庙里,写有一句振聋发聩、雷鸣电闪的警句:“认识你自己”。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生存的意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灾难就会降临,命运就会不济。

    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不能对自己的价值有所认识,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应有的不可剥夺、不容藐视的权利,由于不能真正地认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就是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选择自己政治代理人的自由等在内的所有自由,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信仰陷入到迷雾重重的境地而无可自拔,都是因为不能“认识你自己”所导致的不良之恶果。

    要冲出以往的信仰迷雾,要从信仰迷失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就必须首先做到“认识你自己”。不“认识你自己”,是根本不行的,是必然招致祸害的。

    2、人权高于一切

    要确立正义的信仰,就必须尊重人的一切权利;并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信仰人的一切权利。这就是说,人权,是值得信仰的;人权的至高无上的价值,是值得信仰的。换言之,信仰人权,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除了人权,其他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值得信仰的。

    信仰人权,就是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人,都是拥有全部权利的自由人,因为自由人必然拥有不可剥夺、不容藐视的人权。人权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里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任何东西,无论就其价值来说,还是就其意义而言,都无法与人权相提并论。人权高于一切,人权大于一切。人权不但大于党派、组织、集团、部门,而且还大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等等。

    任何主义、理论、集团、部门、制度,甚至国家,社会,等等,都是以人为目的、是为人,而由人所建立的,也就是说,都是为人服务的,都是为了尊重人、保护人、实现人的价值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样的主义也好,那样的理论也罢,这样的制度也好,那样的国家也罢,究竟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存在价值呢?恐怕真的连一点点的价值、一点点的意义都没有了。

    凡是不能尊重人权的、不能保护人权的,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主义,还是理论,不管是制度,还是国家,也不管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哪怕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哪怕自称是最好的,是最伟光正的,那也是应该而且必须坚决地抛弃的,那也是根本不可以存留的。

    国家绝不能以所谓高尚的名义,以所谓人民根本利益的名义而肆意妄为地和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夺个体权利、个体利益、个体价值,倘若如此,那就是国家在犯罪;制度亦应做如是观。这就是说,制度不应成为否定、剥夺、压迫人权的工具,不能成为取缔、消除、歼灭人权的强大力量。倘若如此,那么,人权就可以不要这个制度,人权就必须对这种反人权的制度进行适得其所的改变、更换等等,以适应人权的需要,以满足人权的要求。

    人权无论如何必须争气,人权必须显示自己的能力,人权必须具有自身的魄力。

    3、人权必须自立、自主、自为、自强

    人权自立,意味着人权独立。人权自有自足的价值、自足的意义。人权可以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人权先于任何其它的权力而独自存在。社会的各种设施,无论是党派也好,还是政权机关也罢,甚至国家,都是为人权而存在的,都是人权的附属物而已。不能为人权服务的任何组织、机构,包括国家、社会等等,也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也没有其价值和存在的理由了。社会里的一切都要为人权的实现而运转、而努力。

    人权自主,意味着人权不但独立,而且自主。人权决定一切价值、一切意义,也决定一切非价值、非意义。人权认定什么,那就一定是什么。现代文明社会,是人权决定一切的社会;进步发展的国家,一定是人权说了算的国家,数风流人物,还得看人权的自主性、人权的决定性,人权说了算。一切都得为人权服务,都得为人权的实现服务。只有完全彻底地实现人权,那么,一切的事情可能就都好办了;

    人权的自为,就是指人权必须当仁不让地、大义凛然地和想方设法地捍卫自己、保卫自己,以使自己免除任何形式的迫害、任何方面的损失。捍卫人权,就是正当防卫,就是天经地义。人权倘若遭到恐吓,那就必须排除造成恐惧的根源,消除恐惧之影响。凭什么要让人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瑟瑟发抖?究竟有什么罪恶的目的和不良的企图?这些都要一一追究,都要查得个水落石出,一点儿也不能含糊,决不能让任何恐惧性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里像癌细胞一样地扩散。一经发现这种恐惧性的癌细胞,那就必须当机立断地予以清除、消灭,以使我们的社会不能遭到恐惧的不断渗透和大规模地癌变。大家都在免于恐惧的社会里心情舒畅地生活,是不是要好于担惊受怕地活得个揪心待命、生不如死?

    只要人权认为不妥的,那就必须不失时机地加以改正;只要人权认为需要进一步改正的,那就需要赶快行动起来,不要耽搁。听从人权的命令,保准没错;按照人权的指示去做,肯定有利于事业的发展。一切为了人权,一切为了人权的实现,那就肯定功德圆满、心想事成;

    人权自强,这就是说,在人权自立、自主、自为的基础上,人权是强大的,是不可战胜的,也是战无不胜的。人权的强大,就是希腊神庙中“认识你自己”这个神喻的真正实现。人只有在充分地认识到自己全部价值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尊重并珍惜自己。如果不能对自己的价值有所认识,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就很可能被别人所利用、所愚弄,这,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普遍悲哀。由于人权虚弱甚或没有,所以强权肆虐、横行无忌、胡作非为,所以灾难频频、痛苦多多,岂能不让人百感交集,悲愤欲绝?如果人权强大,人权就是一切权力的主宰。任何组织、机关、长官、领袖等等,就都不能、也不敢肆意滥权,就都必然老老实实地在法律的范围内尽职尽责地从事各种有益的活动了。

    人权必须使自己不断地强大起来。人权必须取得征服极权、消除专制的全面胜利。我们不失时机地举起“人权立国”这一卓然醒目的伟大旗帜,实在是引领历史潮流的风气之先,也无疑是振聋发聩、开天辟地的社会创新和制度创造的首善之义举。

    4、信仰重建

    二十世纪信仰迷失的广大沼泽地,除了满目疮痍的不堪入目的到处是危险、到处是深不可测的深渊,还能剩下什么值得发掘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呢?面对深入而广泛的乃至于无穷无尽的空虚,面对浩淼苍茫的、水洼遍地的一处又一处的陷阱,我们又如何能够平静地自处?我们又如何能够确立正义的信仰?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信仰重建。

    在没有信仰时,需要建立信仰;在信仰失落的地方,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个信仰已被深深地而且是长久地毒化了的泥泞不堪的广茂的场所,重建信仰,不能不极为迫切地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如果我们的确心向往之地企望中国大陆可以有朝一日地屹立于世界的文明之林,成为一个有尊严、有价值、有资格的现代文明的公民社会,那么,我们就必须矢志不渝地和百折不挠地着手研究信仰重建的相关问题。

    信仰重建,是百般艰难的重大使命和历史任务,需要调动有识之士的一切知识、智慧、才华乃至天才等各种各样的资源,需要克服并战胜所有以往不正、不义之信仰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障碍和磨难。并在此基础上需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失时机地抢占先机,集无数的小胜为一次或若干次大胜,以使信仰重建的工程由浅入深、由易而难地、扎实而稳妥地开展起来,进行下去。

    信仰重建,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精神建设、思想建设的的系统工程,不但涉及每个阶层、每个部门、每个方面,而且还与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为这是有利于每一个人,同时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大事情。只有清醒地认识到信仰迷失的危害,因为我们的信仰误入歧途已经太久太久,很多错误的信仰仍然在统治着我们的精神,仍然在占据着我们的生活,仍然在泯灭着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力气,尽最大的能力,坚定不移地改正我们的错误,不失时机地修正我们不对的信仰。而这,乃是信仰重建的要义。

    重建信仰,我们必须是非分明,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稀里糊涂、浑浑噩噩了;我们必须明确善恶,再也不能黑白颠倒、头昏眼花了。我们一定要做个明白人。既然是明白之人,就要做明白之事;既不负黄天后土的希望,又对得起我们的列祖列宗,以不负我们作为大写之人的君子形象。这,正是信仰重建的价值之所在。

    信仰重建,就像道德重建一样,百废待兴、艰难曲折、任重而道远,实在是民族大义之所托,社会发展之热望,人杰地灵之使命。其意义巍峨高远、山高水长,如照耀大地之日光,如夜幕繁星之璀璨。

    信仰重建,也是道德重建的波澜壮阔的伟大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决不能因为上个世纪的没落而全部地塌陷。照理说,中华民族的道德,以仁义礼智信,以温良恭俭让,而风靡于世,且长达千年,并独步于世界的历史册页中,为包括日本、朝鲜的历朝历代的人民所惊叹不已并心向往之,也为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西方传教士们所热烈地礼赞并情不自禁地膜拜。中华民族在道德重建之后,毫无疑义地将会有力地恢复中华千年历史的辉煌风采,并吸纳所有民族的优秀成果而集于一身,从而换发出中国人新时代的道德风尚。

    信仰重建,是确立正义信仰的基础,并为正义的信仰铺平坚实而广阔的道路。正义的信仰,乃是重建信仰所要经历的必由之路,也是其必然走向的最终目标。正义的信仰引领道德重建的整个过程,并为道德重建注入生生不息的和源源不竭的强大的精神核动力。

    确立正义的信仰,乃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仅仅几年是远远不够的,几十年恐怕也不见得够,可能需要至少一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不要奢望一蹴而就,要做好艰难困苦的充分准备,特别是要确立正义的信仰,这简直就是万象更新的和脱胎换骨的巨大的社会工程。

    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就必须了解自由信仰的价值。真正地尊重自由,无限地热爱自由,不惜代价地追求自由。只有信仰自由了,我们才可能拥有正义的信仰;在信仰不自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确立正义信仰的。所以,信仰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是至关重要的,是绝对重要的。

    5、社会重建

    确立正义的信仰,就是为社会秩序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就是为最终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做以充分的准备。现实的社会秩序很成问题,可以说问题多多,而且不是一般的混乱,而是十分的混乱,特别是在一些位高权重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没心没肺地闷声发大财的不良带动下,整个社会都变成了假冒伪劣盛行于世的、缺德透顶的、不适合人居的虎狼之地、混蛋之所、下流国度。这么搞下去,又怎么可以?又怎么能行?因此,社会秩序必须重建,总是这个样子,那是根本不行的。

    确立正义的信仰,不但是道德重建的必需,而且也是社会重建的必需。社会重建,应该、可以而且必须以正义为基础,以正义的信仰为指导;以正义为尺度,以正义的信仰为标准。只有以正义做旗帜,道德重建才能确立应有的正确的方向,社会重建就会拥有源源不绝的雄强能量。没有正义,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没有正义的信仰,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不管是道德重建,还是社会重建,都得需要以正义为基础、为本质、为标准。正义是灵魂。没有正义的灵魂,无论道德重建,还是社会重建,亦或是其它的例如文化建设等等,都是搞不成的,都是要误入歧途的;正义是旗帜,引导我们的道德重建和社会重建不断地前进,攻坚克难,无往不胜。

    确立正义的信仰,对于社会重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从极权专制主义走向民主自由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作用更加明显,其意义更加非凡,因为正义的信仰作为无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软实力,对于社会转型具有无以言喻的巨大的推动力。

    确立正义的信仰,这是公民社会新时代的深情呼唤,这是中国大陆走向文明、摆脱野蛮、征服极权专制、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转型的热情渴望,这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未来的绝对不可或缺的刚强信念。

    确立正义的信仰,不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可能或必然具有的软实力,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地建设未来公民社会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辽远、极为丰富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宝藏。

    二零一五年七月上旬写;七月二十六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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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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