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勇早前辞去港大校委一职。资料图片
    
    陈文敏被阻挠出任港大副校长掀起的风波，本质上就是中共通过中联办和689政权对本港最高学府的政治打压，明目张胆干预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绝非是否支持陈文敏出任副校长的问题，更非单纯是港大百年校誉和独立自主能否得保的问题，而是对香港赖以成功的核心价值备受摧毁的问题。作为社会的缩影，港大的沦亡无疑就是香港的毁灭，亦是目下香港全面沉沦的冰山一角。
    
    作为利益攸关的港大师生、教职员和校友，以至推而广之，全港八大院校师生、知识界和文化界，这是一次迫在眉睫、无法回避的考验，如何取态，是神是鬼，孰正孰邪，全部无所遁形。
    
    在芸芸校委当中，袁国勇率先撕破一众建制校委伪善的嘴脸，同时打破维持程序公义姿态中立持平一类校委的沉默，以没受政治训练，不懂如何处理政治介入学术的困局为由，拒绝同流合污，辞去职务。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袁国勇一士谔谔，宁化飞灰、不作浮尘的清流取态，赢得社会普遍的赞誉，因为身为建制派的中坚分子，他与权贵的决裂需要莫大的勇气，对当权者无疑是狠狠地掴了一大巴掌，最终一定不会见容于不容异见的中共极权，付出代价是早晚之事。但以西方对知识分子的标准，袁国勇明显没有当仁不让的精神，归隐学术研究的舒适圈，客观上就是容让社会及制度上的不公义继续存在，因此戴耀廷公开撰文，对袁国勇作为香港知识分子表示失望。
    
    我同意李怡的说法，香港以至中国其实只有知识人，没有知识分子，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读书人只是士大夫，不是西方崇尚思想独立批判、求真求知的知识分子。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生最大的志愿和成就，就是为帝王／政府所用，最高的境界也不外是所谓「国师」而已。在近代历史上，真正投笔从戎可以完成建国大业的书生只有孙中山，其次才是份属文人却最憎恶读书人的毛泽东。直至台湾建立民主制度，陈水扁、马英九一类知识人才可成为治国之才。
    
    不过，平情而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知识的部门化（Compartmentalisation）和专门化（Specialization），也不是所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都理所当然成为知识分子。早在七十年代，美国左翼经济学者Paul Baran已提出知识劳工（Intellect Worker）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区分饱受教育和专业训练最终只沦为知识经济生产者的知识劳工，以及坚持追求真理、捍卫公义、以毕生所学批判社会尤其是当权者的知识分子。
    
    监察社会是天职
    
    在西方社会和知识界里，知识分子备受尊崇，因为他们扮演的角色，相当于新闻媒体享有的第四权，等同第五王国（The Fifth Estate），天职就是监察社会、批判权贵，是理所当然的反对派，可说是民主社会三权分立以外，继新闻媒体的第五个体制（Institution），是现代文明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
    
    用这个标准来检视香港的知识人，单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研究贡献社会，极其量也只是出色的知识劳工而已。要做到知识分子，就要独立自主、不畏强权、不讲关系、不假辞色、不理立场，只对事实和真理忠诚，勇于批判和自我批判，履行永远的反对派的天职。
    
    遗憾得很，放眼香港以至全大中华地区，深受几千年帝王推崇的儒家文化荼毒的中国读书人，基因所限，朝思暮想都是忠君报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逃不出传统思想的囚牢，跳不出士大夫情意结的局限，无法成为西方文化典范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华民族的共业，难道真的要来生不做中国人，才能脱胎换骨，成为真真正正的知识分子？
    
    来源：苹果日报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