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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贻春:应当确立正义的信仰(上)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21日 转载)
    郑贻春更多文章请看郑贻春专栏

    一、是人,就应该有信仰

     是人,就应该有信仰。为什么?因为人的存在,主要是精神的存在,而信仰则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存在。当然,人也离不开物质的存在。物质的存在虽然也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但与精神的存在比较起来,前者毕竟是次要的,后者才是主要的、重要的、关键的。


    动物的存在,一般来说,都是物质的存在。因为动物没有精神,更没有信仰。人虽然也被叫做动物,但决不能等同于普通的动物。人是所谓的高级动物。要不怎么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莎士比亚也就不会对人如此这般地由衷赞美和咏叹了!

    人没有精神是不行的,人没有信仰是不行的。没有精神,没有信仰,什么都搞物质第一性,都把物质当作主要的、重要的、关键的东西,就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讲的那个样子,人跟其他的动物,如猪马牛羊等,如山猫野兽等,也就毫无差异地划归为一类,干脆就与动物们划成等号了,人也就极其可悲地动物化了。

    人活在世界上,得有精神、得有信仰作为自己必不可少的依赖才行。如果没有精神、没有信仰,很难想象,人又如何能够真正地享有天地造化的、可贵的人生呢?

    二、信仰的益处

    有没有信仰,是大不一样的,是有根本区别的,乃至于天渊之别。

    有信仰的人,能够确立人生目标,把握奋斗历程,陶冶精神境界,养成克难勇气,塑造道德风范,调整人际关系,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等等;没有信仰的人,恐怕就很难做到这一切;即便做到了,也不能那么持久、坚决、全面,总之,有信仰肯定要好于无信仰,有信仰之人的所作所为应该、可以而且必须好于无信仰之人的所作所为。

    因为,信仰是精神源源不断、永不衰竭的源泉;信仰是一种不言自明、自给自足的强大力量;信仰更是一种灵魂之爱,是一种来自于内在的无限的渴望;信仰是极为丰富的命运之宝藏;信仰确立人的价值观,因为信仰是最高的价值;信仰规定人的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信仰指导人的一切活动:无论物质活动,还是精神活动,亦或是其他活动;信仰培育并塑造健全的人格:独立、真诚、仁义、礼貌;信仰弘扬人性、倡导良知、引发道义、相助法律;信仰使生活阳光般灿烂、充实完满、丰富多彩、绚丽多姿-----

    信仰既然具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如此之多的益处、如此之多的亮点,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信仰、拒斥信仰,我们就不能回避信仰、远离信仰,我们就要热烈地欢迎信仰、接受信仰、拥抱信仰,以让信仰成为我们的精神依托,以让信仰成为我们的心灵旗帜。

    信仰是有力的,是有一定的乃至巨大的能量的。尽管如此,信仰也不会统御一切、包医百病,也就是说,信仰不一定是万能的,但没有信仰却是万万不能的!

    三、信仰的失落与空白之根源

    在中国大陆,令人遗憾的现实是:人们普遍地匮乏信仰、缺失信仰、没有信仰。对此,有必要一探究竟,以正视听,以正本清源,以改弦更张。

    是不是应该恢复信仰、重建信仰、确立信仰?这,的确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日益紧迫地向我们提出来,尤其在信仰的失落与空白几乎每时每刻地显示其负面的作用与影响时,这个问题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尽可能地予以明确而有力的回答。

    信仰的失落,绝非始自今日,而是由来已久,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信仰的空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的不良变迁密切相关。

    1、“宗教是精神鸦片”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信仰的灭杀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对于宗教的这种红色意识形态的标签和定论,影响深远而且广泛,乃至透入到整个社会的肌体之中、透入到某些人的骨髓之中。

    不容否认,宗教在解除人们的悲伤、难过、痛苦与失落时,的确起到了类似于止痛药的作用,比如,癌症患者在疼痛得受不了时,吸食一点鸦片,也许就能大大地缓解剧烈的疼痛。宗教就可以解除人们的精神痛苦,至少能够缓解人们的痛苦感受。但这仅仅是宗教的一部分作用,而不是其全部的功能。就像瞎子摸象的典故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宗教的定论,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条腿而已,但是,象的一条腿决不是整个大象。

    宗教的更大作用乃是,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提升人们的思想层次,抑制人的内在之恶,提倡并弘扬人性之善。宗教基本上都要求符合人性的非暴力,提倡生命的平等意识、博爱意识,还有怜悯之心、慈悲之心、恻隐之心、同情之心,等等。

    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提倡的东西,与宗教所提倡的,正好相反,呈现出南辕北辙的两个极端,犹如水与火的关系。马列毛所搞的那一套,是与基本的人性截然相反的暴力革命和以激发人性之恶的仇恨为主要内容的、大搞阶级灭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他们必然把提倡人性的宗教当作仇寇,他们决不会允许宗教作用的正常发挥。宗教的存在,就是对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致命威胁,所以,他们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似是而非地指斥“宗教是精神鸦片”!

    宗教是关于人类终极关怀的学问,是激励人的精神和人的行为不断向善的旗旌,是使人生充满意义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精神鸦片。把宗教称为“精神鸦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十足的偏见,是对宗教所有积极功能和正面意义的肆意抹杀,是贬低宗教、否定宗教、残害宗教、灭杀宗教的污蔑不实之词!对于诽谤宗教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而决不能有任何的姑息迁就!

    符合人性、倡导和平与非暴力的宗教,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润滑剂,是人类精神自我丰富的有力保障。而提倡反人性的暴力,大搞阶级斗争、阶级灭绝、阶级专政的红色理论、红色思想,才是让整个人类普遍中毒、致残并死亡的精神鸦片!

    “宗教是精神鸦片”的提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之后,为取缔宗教的社会存在提供了锋芒毕露的理论武器,为全面而彻底地围剿和灭杀各种宗教铺平了信仰失落、信仰迷失和信仰空白的极端可耻的道路!

    就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由历代昏聩的帝王所肆意发动的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又称“三武一宗”造成的法难)一样,中共建政后由红色大帝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取缔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由此而形成了如此这般的普遍的社会意识:宗教及其信仰就是十足的迷信。而迷信是遭到禁止的,宗教信仰是不被允许的、是根本不行的!

    当所有的宗教都不可能被信仰之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堂而皇之地和毫无廉耻地成为中国人民被逼无奈的信仰了。

    在破除所有的宗教信仰时,中共打出的是无神论的旗号;而在共产无神论把所有的信仰都给扫荡一空时,红色意识形态的创立者以及红色政权的掌握者——马恩列斯毛,就成为人们信仰的至高无上的救世主了。

    2、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到孔家店”等激进口号,使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横遭拦截和阻断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平发生的学生运动,以暴力的而非和平的方式践踏既定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以激进主义的、非理性的、狂乱的无序行动,肆无忌惮地破坏、同时也毁灭已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肆意妄为地极力阻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打到孔家店”等貌似革命、也尽显激进的口号,实为彻底否定和根除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雄厚根基,以空洞的历史虚无主义、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消融个人价值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为近百年来层出不穷的后续灾难和亘古未有的悲剧打开了恶贯满盈的潘多拉魔盒。

    五四运动,表面上和形式上是革命的、激进的,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但本质上却是反动的、无序的、可悲的、可耻的,是把中国历史大踏步地拉向后退的。

    五四运动期间,所谓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提出了著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英文是democracy and 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本质还没有被基本搞清楚之前而呈现出一片混沌和混乱的情况下,科学和民主就被肆意妄为地、极大地扭曲了,也被无所不用其极地滥用了。民主被暴烈的民粹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取而代之,科学被僵化的、直线条的历史决定论给偷梁换柱,更不用说个人权利被高高地悬置、精神被彻底地否定、信仰被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等胡作非为所引发的乌烟瘴气的世纪大混乱了。

    五四运动及其影响是既不民主,也不科学,是既搞极权专制,也行伪科学之实;播下的是孽种,收获的也是孽种,甚至是更多的孽种,而绝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什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骚”。要知道,压根就没有什么龙种,而只有到处都是的跳骚!

    A) 要破除极权专制,就必须把握民主的真谛

    折腾了近百年的中国人直到如今也没有完全搞清楚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仍然在以民主为名的、到处是假民主的氛围下眼睁睁地看着走马灯似的党国领袖们掩耳盗铃地实行着欲盖弥彰的、郑重其事的真极权、真专制。

    民主,是符合现代人类文明要求的一种模式,是保障人权进而使社会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在符合民意的《宪法》统领一切法律的法治基础上充分保障人的自由的社会体系。民主作为人民主权的真实存在,其运行方式及其作用乃是: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既限制政府的权力,又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既能让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又能使其各得其所,尽职尽责;既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又发挥强大的监督功能、追责功能、纠错功能,等等。

    民主具有八个极为重要、缺一不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基本内容:1)公正的、具有充分竞争性的全民普选制,由此而确立行政机关的最高领导;2)、多党制,包括执政党、在野党,后者对前者实行严格的监督和制约,并准备在下一次大选中替换前者;3)、议会制,议员通过竞选而产生,议会是立法机关; 4)、司法独立,法官独立判案,法官非党派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行使独立的司法权;5)独立的新闻媒体,被称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后的第四权,私人可以办任何媒体;6)、文官担任国防部长,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7)、作为压力集团的社会团体,即自成体系的、各种各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8)、地方高度自治,地方主要官员也要通过竞选而产生。

    只有具备了如上所述的八个基本内容,才能算作是真正地有了所谓的民主。而如果没有如上的相关内容,哪怕一天到晚地把民主谈得个天花乱坠,吐沫星子乱飞,那也无济于事,那也毫无作用,那也是骗人无商量的不民主、假民主!

    B) 科学被肆意妄为地当作标签来自我标榜,但却毫无科学内容、毫无科学价值可言

    科学被到处无所不用其极地滥用。被滥用的科学,无异于狐假虎威的和装神弄鬼的画皮。当什么都是科学时,科学便一毛钱都不值;当科学被滥用时,科学就是满目疮痍的垃圾。科学常常被肆意妄为地当作明亮的标签来自我标榜,但却毫无科学内容可言,更谈不上什么科学价值,而只是用来欺世盗名而已,只是用来瞒天过海,以售其奸而已。

    科学是精准的,可是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于笼统的、不那么明晰、不那么确定、也根本谈不上精准的人的行为中,例如用在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上;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可是却非要把某种社会学说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是不得证伪而必须证实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可;科学是自然规律的总结,可是却被生拉硬扯地用来套在某些难以预测的社会活动上,并被当成子虚乌有的、机械式的、所谓的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可以经过反复的试验而证伪,因而具有强大的纠错功能,可是极权专制主义制度却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思能力、忏悔能力、纠错能力,反而却一误再误,乃至于不可救药地连连失误,并每每恬不知耻地自称为“科学”;科学所要求的是客观、理性、真实,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无所不在的主观、疯狂、虚假!

    挂着科学的羊头,卖的却是非科学、不科学、反科学的狗肉。乌托邦是科学,海市蜃楼是科学,暴力革命是科学,阶级斗争是科学,猫粪是科学,阶级灭绝是科学,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拍脑门决策是科学,稳定压倒一切是科学,正确舆论导向是科学,信口雌黄是科学,胡作非为是科学,狗屎是科学,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语)冠冕堂皇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路高歌猛进,横扫千军如卷席地刮遍了叫做神州的山山岭岭、江河湖海,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和闻所未闻的极其巨大的灾难和悲剧!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肮脏、所有的下流、无耻、土匪,阿飞,都用科学来为自己乔装打扮、花枝招展,使出浑身解数地招摇过市,无所不用其极地以售其奸。作为其极端可耻之结果,受骗上当者,无计其数,简直多如牛毛,至到今天,依然如故,毫无改观。难道大肆鼓吹、兴师动众、闻名遐迩的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不就是这样毫无科学内容、毫无科学价值的拙劣之作吗?请问,这种又是科学,又是发展的口号,作用究竟能有几何?

    C) “历史进步论”的滥觞

    五四之后近百年来的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甚至整个社会,都一直风行着一种荒谬的、迷信的、所谓的“历史进步观”。该观点认为,历史是必然进步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加美好!

    “历史进步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因为很多事实证明:历史并不一定总是向前发展的,有的时候却呈现出相反的状态,历史是大踏步地向着后面退却的;未来也并不像人们幻想的那样,是必定美好的,很可能是很不美好的,甚至是丑陋的,是惨不忍睹的。毛泽东就经常用诸如“前途是光明的”等虚无缥缈的假话、套话和连篇的官话,肆无忌惮地和蛊惑人心地进行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欺骗的,但社会生活实际上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前途是黑暗的、是没有阳光的、是腥风血雨的,特别是在极权专制主义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之时,这一点就更加是显而易见的。

    “历史进步论”之所以不那么可取,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来的新社会并不见得比以前的旧社会更值得人们留恋,因为前者不但不能好于后者,可能要比后者更加黑暗、更加暴烈、更加严酷、更加专制。后来的新社会因为其空前的极权专制而更不适合于人居,居住于其中的人们可能更加不能忍受,相反,旧社会的生活因为没有那么严酷的专制而比较适合于人居,人们可能拥有更多的的自由因而更值得人们的留恋和怀念。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如果知道自己的处境远远不如近千年之前的宋朝的话,那么,谁还愿意生活在无尽的蹂躏和迫害之中呢?与其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新中国,那还真的不如生活在几近千年之前的宋朝为好,甚至远不如生活在一千四百年之前的盛唐时期为好,更不用说,所谓的新中国的生活状况远远不如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无论从物质生活来讲,还是从精神生活来讲,民国时期,即,被叫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蒋介石的统治时期,都大大地好于后来的新中国,即,由所谓的中国人民“大救星”毛泽东所领导的那段历史时期。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新社会根本就不如所谓的旧社会,旧社会还能吃饱饭,新社会却饿死了四千多万中国人;旧社会还能有自由,还可以自由地办报、办杂志,新社会却连一丁点的自由都没有,办报、办杂志,那就是非法搞出版,必然给你判个“非法出版物”之罪;旧社会还让人说真话,人们还可以表达不同意见,还可以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新社会干脆就不让你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说假话、空话、套话、官话、鬼话。如要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那就只能进监狱、吃牢饭或者挨枪子------新旧社会两重天,哪个好哪个不好,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历史进步论”可谓骗人有术,实际的社会状况就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历史不但没有发展,社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大规模的历史变迁,就是以历史的全面倒退和社会的停滞不前为其本质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历史并不总是向前的,社会并不总是进步的,在一定的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历史可能要后退,社会也许会呈现出更加野蛮、更加暴烈、更加严酷、更加浑浊之状态,正如正义常常遭到邪恶的肆意妄为的压制而不得伸张一样。故此,我们要时刻警惕“历史进步论”给我们带来的海市蜃楼般的虚幻假象,以防上当受骗。五四运动之后的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为上当受骗所付出的血泪交织的代价,难道还少吗?难道还要再次受到“历史进步论”的蛊惑吗?

    D) 五四运动导致中国人信仰的全面而彻底的毁灭

    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人的普遍信仰造成了一次大的破坏和根本的毁灭。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国策建议以来,孔夫子所创立的的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一直是中华大地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风靡了几近两千年之久。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并参杂老庄的道家学说和盛唐之初从西域(现今的印度、尼泊尔)引进的佛教,儒释道一直以来乃是中华民族经久不息的信仰。

    但五四运动一来,立刻把中国人的这个信仰全部地给破坏掉了。五四之后的将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信仰缺失、信仰混乱、信仰崩溃、信仰空无的漫长的、悲哀的历史时期,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也仍然在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十分恶劣之作用!

    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一把火,不但烧遍了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不但中华的物质财富给烧成了触目可见的黑蒙蒙的一把把灰烬,而且尤为惨不忍睹的是,也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好希望都给统统地烧得个面目皆非、一片狼藉,更把中国人的信仰都给烧得个一干二净、一塌糊涂,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一次大断裂、大冲击、大灾难,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是一次大逆转、大颠覆、大摧毁。这不但从当时的社会乱象中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其后所导致的社会政治的发展脉络及其形成的巨大恶果中完全可以得到明确而又详实的证明。

    由于五四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的人伦道德,都干脆被置之不理、弃之一旁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等的理念,被阶级斗争和阶级灭绝的红色暴力学说所替代;打砸抢烧杀等令人不齿的下流坯的罪恶行径,逐渐成为社会运动的流行时尚。在取缔信仰因而没有信仰的社会里,貌似有理、似是而非、遍及全社会的抢劫犯罪,颠倒黑白地成为强词夺理的革命行动;苏俄似的红色暴力及其胡搅蛮缠的意识形态,成为被肆意强加的普遍信仰;革命的暴力和暴力的革命,最终成为中国近百年来始终逃离不了的满目疮痍的可耻梦魇!

    五四运动造成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断裂,导致了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全面崩溃。在万般无奈的窘境之中,当时貌似激进的实则目光短浅的、名噪一时的知识分子们,便把提倡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刚刚建立的苏联那里如获至宝地给捡了过来,并不辨是非、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当成了救国救民的济世良方。岂不知,这乃是极为短视、糊涂到家、要命之至的饮鸩止渴、慢性自杀!

    回首望去,近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腥风血雨的瞎折腾、胡折腾、乱折腾,除了尸骨成堆、啼饥号寒、血肉横飞的莫大悲剧之外,我们又收获了什么样令人痛不欲生的人间惨剧?除了人性扭曲、良知泯灭、没有道义、希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绝望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苟延残喘?

    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灾祸连绵,冤屈透顶,简直是倒透了霉,比倒透了八辈子的血霉还要不知多了多少倍!中国人何时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何时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独立的意志、自主的精神和自己的信仰?

    3、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建政后以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之方式对信仰极尽绞杀、肆意屠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帝王宝座。从此,他便可以挥斥方遒地号令天下,无所顾忌地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了。在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无所不用其极地横行霸道和如入无人之境地肆意妄为的境遇下,中国人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被剥夺净尽,横扫一空了:人权、自由、民主被统统地剥夺,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被全部地掠夺、抢劫一空了!中国人的生命也都朝不保夕地、随意给剥夺了!非但如此,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乃是,中国人的信仰也被完全彻底地封杀了!除了无穷无尽的悲剧、灾难、血泪,中国人民就啥也不剩了!所有宗教界人士,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不管是道士。还是阿訇,亦或是其他宗教的、被指斥为反动会道门的人士,都概莫能外地被打入了另类,都受到歧视,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长期受到监管、劳改、监禁、枪杀。此类灾祸连绵的事件,举不胜举,实在惨不忍睹地令人发指!

    宗教界人士普遍遭到各种各样的侮辱和体罚,自由信仰被全面彻底地取缔。如果信奉基督教、天主教,那就被指斥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信奉佛教、伊斯兰教或道教,那就被一概地指斥为迷信;如果信奉孔子的学说,即儒教,那就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总之,除了官方指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什么都不能信。信仰任何其它的宗教,都必定是反动的,都是必然要遭到应有的迫害的!

    长期的社会现实是,人们只能有一种信仰,那就是官方钦定的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非官方的一切信仰,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是要予以追究的,都是要受到极其严酷的全面而彻底地镇压的!

    官方的意识形态一直高举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一路高歌猛劲地扫荡所有富裕的阶层、富裕的阶级。富裕就是有罪、富裕就是原罪,富裕就是邪恶,富裕就不是好东西。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与此相应,越有知识,就越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就越是不值得信任的,就越要向贫下中农和所谓的人民大众靠拢、向贫下中农和所谓的人民大众学习,一定要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此即所谓的“思想改造”。也就是说,越有知识,越可耻;越没有知识,越光荣,越值得信任,越值得鼓励。知识分子由于手不能提蓝,肩不能担担,便被整个社会的时尚认定为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也因之没有任何价值的剥削阶层和剥削阶级。

    毛泽东所领导的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革命,向来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敌对。毛泽东建政后马不停蹄地立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展开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思想改造运动,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蹂躏、迫害、摧毁知识分子的肉体、精神和信仰。毛泽东一手发动的诸多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运动,不但彻底打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而且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霹雳手段和雷霆万钧之力,全面灭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和信仰。

    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愿做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下的奴才,就只能别无选择地走向森严壁垒的高墙和铁丝网围困的范围广大的监狱和夹边沟一样遍及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劳改农场。

    从建政伊始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思想理论界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阵紧似一阵地战鼓咚咚,炮火连绵,金戈铁马的砍伐之声不绝于耳。批俞平伯、揪胡风反党集团、批判小说《刘志丹》,等等,搞的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五七年反右的阳谋把全中国五百多万的知识分子都给打成了不同等级的右派。其中公开的右派为五十五万之众,内控右派的数字则是公开右派的近十倍之多!中国知识分子经此一役,几近全军覆没!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国人民的信仰在被毛泽东思想彻底强奸、全面洗脑的基础上,已经消解于无形、消遁于无影。从此之后,除了对于政治权力和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的顶礼膜拜之外,任何信仰就此绝迹!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必须信奉的神。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唯一的信仰。以阶级斗争、阶级灭绝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彻头彻尾都是刀光剑影、肆意砍伐的暴力革命理论,都是泯灭人性、消除良知、毫无道义的兽性主义,都是欺世盗名的假大空宣传和虚与委蛇的阴谋诡计,都是言而无信、瞒天过海、狡猾欺诈、无所不用其极地坑崩拐骗的胡言乱语。这些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无不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痞子和大流氓的根本特征!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信仰带来了灭顶之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但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是对中华民族从物质到精神、从人性到人格的全面而彻底的摧毁。在肆无忌惮地摧毁的过程中,信仰也随之而彻底地崩溃。因为所有的信仰都被指斥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都是革命的对象而予以坚决的批判和毫不留情的破除。信佛,是迷信;信道教,是迷信;信基督教,是迷信,更有特嫌;信伊斯兰教,是迷信;总之,信什么都不对,信什么都是罪。有信仰就是反动。有信仰就是革命大批判所排斥、所围剿、所绞杀的对象。信仰必须否定,信仰必须根除。信仰必须远离。

    为了证明革命的彻底性,为了证明对于信仰的根本否定,所以要破四旧(即,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即,所谓的“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于是对所有的庙宇、道观、佛像,对于教堂里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和雕像,对于藏传佛教的所有的庙宇及其设施,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打、砸、抢,极尽破坏、捣碎、砸烂、毁灭之能事,甚至逼迫和尚、尼姑、阿訇、牧师还俗成家,逼迫所有的宗教人员都必须从事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

    虽然毁灭宗教的活动始至于中共建政之后,但如此大规模地全面彻底地毁灭各种各样的宗教,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极其可观的丰硕战果。

    整个社会的信仰都被纳入到对于政治权力的登峰造极的图腾之中,什么都不能信,什么都不让信。要信只信毛主席,毛主席就是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比佛祖还更加法力无边,比上帝还要神通广大。毛主席取佛祖的地位而代之,取耶和华的地位而代之。

    当全中国人民都信仰一个不是人的流氓,并把这个大痞子当成大救星之时,就必然形成人类历史上荒谬绝伦的奇景:当一个领袖流氓时,全国人民都必须跟着下流起来;当一个统帅无耻时,全国人民都必须拿不是当理说,拿不要脸当饭吃;当一个大混蛋浑浑噩噩、词不达意时,全国人民都必然是稀里糊涂地脑残化、浆糊化、混蛋化!

    5、六四大屠杀给信仰带来了灭绝性的大屠杀

    六四一声枪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绝望,但却震惊了全世界,尤其使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国家里的人民纷纷地觉悟起来,并造成了紧随其后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的历史性解体和历史性变迁。然而在中国,由于六四的强力镇压,诸多民主人士不是被投进监狱,就是被迫逃亡,更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强力压制下立刻转向,纷纷做起了安分守己的各种犬儒。

    连赤裸裸地杀人,连光天化日里的大屠杀,都可以变得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大言不惭,还有什么坏事、恶事不敢或不能做出来的呢?连兽类都做不出来的事儿,竟让邓小平这个共产党的最高的幕后领导人所一手泡制出来了,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丧尽天良的罪恶、邪恶是干不出来的呢?六四之后的人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把所剩无几的希望都给抛弃了,也把所有的信仰都给交到了阎王所掌控的坟墓里去的!

    六四大屠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从事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所必然导致的无可更改的必然之结果。用暴力夺取天下,即用枪杆子打江山,乃是毛泽东所讲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用暴力坐天下,即用枪杆子和刀把子保卫来之不易的红色政权。就像《人民日报》所说的,“要把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反动派统统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崇尚暴力的革命党——中共看来,暴力,而且只有暴力,才是打江山、保江山的不二法门。所以,才有邓小平六四之后的狂妄叫嚣,“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引申开去,那就是:杀一万,稳定一年;杀一亿人,完全可保红色江山万年长!

    六四大屠杀,不但枪杀了数千乃至上万的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更主要的是,杀灭了亿万中国人对于民主自由熊熊燃起的热烈期望,杀死了中国人民追求自身权利的美好理想,杀死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伟大精神,杀死了中国人民的崇高追求和信仰!

    信仰血流如注。信仰遍体鳞伤。信仰被掏空了。信仰已成坟墓、已成乱尸岗。信仰惨不忍睹、杂草丛生。

    人心都是一杆秤。哪怕再混账、再没有人性的人,也都能掂量掂量,也都能至少知道这么一个浅显的、明白无误的道理:对于手无寸铁的大学生以及和平的北京市民用机枪突突突地扫射,用坦克的履带横冲直撞地碾压,该有多么不可思议和难以理喻的荒唐?!这,不单单是冲破法律底线的问题,况且,还有什么法律可言?也不单单是冲破人类文明底线的问题,况且,还有什么文明的底线?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反人类罪!就是禽兽想干也干不出来的罪恶勾当,却在光天化日之下竟令人瞠目结舌地发生了?!

    用什么样的语言可以形容这个亘古未有的滔天罪恶,用什么冠冕堂皇的词汇来为大屠杀进行虚妄得可以的修饰装潢?请问,谁能说出六四所造成的全中国人民二十多年来的疑惑和全世界人民始终不解的愤怒的眼神?

    六四大屠杀,杀得信仰找不到方向,信仰迷失并倒毙在血泊之中而无法自拔,信仰堕落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而无法逃脱,信仰因为被屠戮而愈显空白。

    不要提信仰,因为根本没信仰!这,就是六四大屠杀之后血淋淋的可耻现实!

    四、取缔信仰的手段五花八门,经济手段、组织处理、监禁等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其实,中共在建政前就开始了取缔信仰而大搞思想统一的可耻进程,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血雨腥风的延安整风运动为模式、为样板,建政后又在全国进一步地、屡试不爽地、全面地铺开了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模式。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抑制中国人信仰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可谓十八般武艺全都用上了,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摧毁中国人的信仰,并设置九九八十一难,使信仰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终使中国人的所有信仰都统统地烟消云散,由此而形成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广大的信仰真空的可悲、可怜、可耻之状态。

    1、用无神论取缔一切信仰

    无神论大行其道,有神论就销声匿迹。谁要是信神灵,无论信上帝,还是信佛祖,亦或是信穆罕默德,都触犯了不可饶恕之大罪,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不同程度地打压、排斥,倒霉是必然的,抬不起头、无法做人、灰溜溜地苟且偷生,也是免不了的。在无神论独断专行的社会里,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开地申明对于上帝、对于佛祖、对于真主的信仰?那不是吃了豹子胆,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吗?

    2、信仰就是迷信;谁迷信,谁就要被开除公职

    在城市,自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后,所有在城市中生活的中国人几乎都被纳入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战车上,都被编入到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的单位里;在农村,所有人则被编入到人民公社所属的大队或小队里,都得成为人民公社里的一个社员。无论作为城市工作单位里的一员,还是在农村作为人民公社里的一个社员,都得一切命令听指挥,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信什么就信什么,不让信什么就不信什么,不让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倘若有人胆敢按照自己的意志信奉某个宗教,一经发现就极有可能被开除,饭碗就被砸了,工作就会没了。因此,谁都不敢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信仰,不敢信佛、不敢信耶稣·基督,也不敢信穆罕默德,什么都不敢信,要信只能信马恩列斯毛。只有这样,信仰才算是正确的,才能保住饭碗,才能混一碗粥喝。

    3、组织手段是:组织处分、降工资、大批判等

    如果有不同的信仰,即非国家意识形态的信仰,就有可能立刻被上级领导所知晓,并毫无疑问地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因为这无论如何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信仰出岔子,不管怎么说都是天大的事儿。组织就会立刻出面探寻究竟,非得要搞清楚不可。一经发现你游离了红色意识形态的主流,而选择了迷信的支流,轻者对你进行劝诫、说服、教育,立即展开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你从信仰上帝、误入歧途的迷路的羔羊状态,转移到政治正确的光明的道路上来;把对耶和华的信仰,转入到对毛泽东的信仰上来。组织上会尽力地帮助你、挽救你,让你知道,信仰耶稣·基督是不会有任何好果子吃的,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只有改弦更张,才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才能为党和人民所接受、所欢迎。重者就是告诉你,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下场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党组织就会采取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大批判之手段,坚决彻底地批评你花岗岩一般的脑袋、你不开窍的资产阶级思想、你反动透顶的迷信,你就会立刻孤立到没人理睬你。因为信仰,你就要受到周围人的冷眼看待和对待,受到组织的无情打击。好工作没你的份不说,你可能还要被留厂察看。降低工资是不可避免的,劳教几年是极为可能的,让你进监狱蹲个十年八年,也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也是毫不奇怪的。有多少人曾经仅仅因为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而横遭磨难、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甚至身首异处?

    对于自由信仰者所采取的组织手段是相当酷烈的,是极为无情的,因为自由信仰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除了思想上连绵不绝的批评之外,还有经济上的严厉制裁,降职、降薪不用说,有时干脆就停发工资,让你的生活干脆就没有着落,衣食没有来源,更有甚者,让你彻底失去自由。整天面对高高的围墙和森严的铁丝网,甚至让生龙活虎的你立刻走向生命的终点。

    掐断你的经济来源,让你的生活始终处于朝不保夕、穷困潦倒、饥肠咕噜之中。你不是有信仰吗?这,就是你为你的信仰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五、重建信仰的艰难历程

    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没有信仰,就没有人性;没有信仰,就没有良知;没有信仰,就没有道义;没有信仰,就没有人的一切美好,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美好的人间。

    没有信仰,人还有什么坏事、恶事、缺德事干不出来?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语)就是这样,什么打砸抢烧杀,什么冲破人类文明底线、冲破法律底线的事儿,都能无所顾忌地、大摇大摆地、堂而皇之地干得出来!

    种族灭绝,是纳粹法西斯从事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勾当;阶级灭绝,是共产集团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目标。一个是种族灭绝,种族屠杀,另一个是阶级灭绝,阶级屠杀,都是异曲同工的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都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专制主义在二十世纪给世界留下的两大负面遗产。

    大搞种族灭绝的法西斯,有其所谓的信仰。其所信仰的,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所谓的扩大生存空间和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其信仰的核心就是对于国家元首希特勒的信仰;

    大搞阶级灭绝的共产党人,有其自称的对“宇宙真理”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英特耐雄纳尔一定会到来。其所信仰的核心,就是对于共产党领袖的信仰,马恩列斯毛就是这种红色信仰的至高无上的教主。

    法西斯主义的信仰,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灰飞烟灭,并成为历史的可耻遗迹。

    共产主义的信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结束,而成为人们基本抛弃的对象,因为这种信仰已经支离破碎得不成样子,就像豆腐渣一样根本提不起来了。

    文革后人心所向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改变毛泽东所搞的祸国殃民的所作所为,就是要破除毛泽东思想那一套。改革本身就宣告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思想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一言难尽的巨大灾难;继续搞毛泽东的那一套,就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死路一条。如果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那么请问,改革还能有什么意义?开放,也是对毛泽东所搞的闭关锁国的破除。改革和开放加起来,就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罪恶之根源,尤其要彻底否定对毛泽东盲目跟从的意识形态之信仰!

    在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之信仰被大面积地否定、被基本上破除了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仍然没有能够确立起新的信仰。信仰呈现出极大的空白状态。

    信仰的空白,是取缔宗教信仰的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必然之恶果;信仰的空白,也是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普遍萎靡不振和浑浑噩噩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虽然国家意识形态指导部门仍然在喋喋不休地提倡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人们通过几十年亲身经历的磨难和痛苦,对于国家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之信仰,则都基本上采取拒斥的态度而不予接受,或表面应付而内心排斥。总之是不接受,也没法接受。

    信仰的空白需要填充,需要补足,特别在旧的信仰业已失去作用而新的信仰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所以,一时间各种信仰蜂拥而至,可谓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同时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思潮纷纷引进过来,各种气功乘势而起。一时间法轮功遍地开花,信奉者众。打着“真、善、忍”旗号的法轮功,不但在各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练功点,而且也普及到县、乡、镇,据说法轮功的练功者曾达上亿人之多。法轮功信众的规模如此之大,简直是盛况空前,闻所未闻。这,引起了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嫉妒和愤怒,江泽民力排众议,执意镇压,决不允许人们信奉法轮功,对“真、善、忍”采取零容忍的立场,非要斩尽杀绝不可。正因如此,江泽民在全世界被控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而遭到无数次起诉。除了取缔法轮功,江泽民还取缔了中功、香功等各种气功,也取缔了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各种信仰。

    取缔信仰自由,一直是中共实行思想统治的既定方针,取缔佛教、取缔基督教、取缔天主教、取缔伊斯兰教、取缔道教、取缔儒教等等,并对所有这些宗教实行严格控制。此乃是中共对于宗教所采取的一以贯之的方针政策。对于中国人民的信仰实行领导、管理和控制,分明就是让中国人民没有任何信仰之自由。这,就是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确立信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六、信仰的迷失,乃是可耻的社会存在

    在信仰迷失的社会,在没有信仰的社会,什么都可以被信仰,唯独真正的信仰不被信仰。在这种滑稽透顶的状态下,荒谬绝伦竟成为无所不在的现实。

    1、不应成为信仰的钱,竟匪夷所思地成为普遍的信仰

    在信仰大面积破灭的情况下,特别随着六四的枪响,整个民族的信仰和希望在遭到坦克履带的碾压而变得血肉模糊之时,邓小平于九十年代初搞了个所谓的南巡讲话。这个讲话被媒体极力地吹捧为“东风吹来满眼春”。全国上下立刻掀起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家致富这种只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具有的人人都下海捞钱的新高潮,在中国大陆一时间内人人下海经商成为时尚,人人都从事倒买倒卖,搞对缝,建皮包公司,商潮滚滚、大浪淘沙,中国人几乎人人都为发家致富、为赚取更多的钱而忙昏了头,人人几乎都确立了对于钱的重要性的明确认识,很多人甚至都把钱认作了祖宗。借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说,不管白猫黑猫,赚到了钱就是好猫。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把钱搞到自己的手中,揣进自己的腰包里,那就是值得羡慕的好家伙!

    赚得一些钱之后,还要赚取更多的钱;赚取了更多的钱之后,还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仍然要变本加厉地大赚特赚,总是嫌自己腰包里的钱不够多,总要千方百计地搞到更多的钱。钱,那是永远也赚不完、赚不够的。

    钱(广义地说,即财富或利益),能是一个人的信仰吗?钱,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信仰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比如:把钱作为信仰的执法者,如警察,在办案过程中能忠实地履行自己所应予履行的职责吗?能完成其所应当完成的正义的使命吗?如果在办理一起诈骗案的过程中,警察不但不为被诈骗的受害人主持正义,为受害人追讨被诈骗的钱财,反而借办案之机敲诈勒索已经被骗得个稀里哗啦的受害人,更有甚者,土匪恶霸似地漠视受害人的利益,受害人不给进贡则根本不给办,干脆不作为。这,难道是一个警察所应该做的吗?请问,作为国家公权力象征和标志的警察,难道还要跟土匪一家吗?本来应该是正义化身的警察,却做出了与其职责背道而驰和完全相反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之事。由于丧失或没有对于正义的信仰,正义的化身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其反面,成为不正义的化身,成为某种具有代表性的邪恶。国家公权力本应具有的崇高威望,在这种情况下,相当程度地大打折扣,并不可避免地威风扫地了。

    正义的化身,即,国家公权力的象征和标志的执法者,首先应当确立正义的信仰。维护正义,就像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普遍地存在着漠视正义、忽略正义,甚至根本不把正义当作一回事儿。这样的人和事儿之所以在我们的身边屡屡发生和出现,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正义的信仰。某些公权力掌握者由于把钱财当作了他们的信仰,铜臭便不可避免地迷惑了他们的眼睛和头脑,他们就根本不能够秉公办事,公正执法,他们就不能够挥舞正义之剑,斩断罪恶。相反,倒以其不作为和反作为怂恿罪恶、放纵罪恶,甚至与狼共。这,实在是极其可怕的现实场景。

    当整个社会都把钱当作信仰,那么,这个社会就决不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这个社会一定是个人性匮乏、良知泯灭、道义缺失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社会。

    钱,决不应该成为一个人的信仰,更不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仰。要知道,钱只不过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已,钱只不过是用以交换商品的工具和媒介而已,因为衣食住行所需所用,都可以用钱来购买。

    把钱当信仰,那就是把自己完全地物质化了,即把自己等同于物质,使自己与物质等价化了。这是舍本逐末的表现,舍弃的是人的本质,追逐的是本质之外的细枝末节。

    钱之所以不能当作信仰,正如鞋和袜子不能当作人的信仰一样。人需要穿鞋、穿袜子,钱作为等价物,就可以买来鞋和袜子。钱,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人需要不光脚的时候,钱就等同于鞋和袜子。

    同样地,我们吃的东西、需要补充营养的东西,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的信仰,比如水果、蔬菜、牛奶、米饭等等,都可以用钱来交换。如果我们把钱当作信仰,那就意味着以钱作为等价物的这些食品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信仰。这样一来,我们的信仰岂不荒唐?以此类推,房子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用的汽车等代步工具,我们所穿的衣服,我们所吃的哪怕是山珍海味,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一切,都可以用钱买来的任何物质性的东西,都构不成我们的信仰。

    把钱当作信仰,这是只有在中国这个丛林法则盛行的、前文明时期的野蛮社会里才可能具有的荒诞景象,这是只有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的现实中才可能出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极其可笑的滑稽景象。信仰本来是纯粹精神性层面的神圣而崇高的形而上,怎么偏偏要跟铜臭连接在一起?怎么偏偏要跟形而下的物质连接在一起?这,难道不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诌八扯吗?

    2、权力,根本不能成为信仰

    两千多年前,秦国宰相李斯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著名口号,叫做“以吏为师”,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要听命于当官的,都要向着权力的宝座看齐。秦王赢政建政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所实行的制度一直是法家商鞅所制定的严苛峻法的秦制。何谓秦制?所谓的秦制,就是极权专制的暴政。中国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极权专制的暴政,都是在“以吏为师”、一味地迷信权力、一味地对权力顶礼膜拜、一味地大搞权力拜物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以吏为师”,犹如潜移默化的毒药一样,深深地毒化了华夏大地,深深地毒化了居住于其上的中国人民,无论历史上的中国人,还是现实的中国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它不同程度的乃至极大程度的不良之影响。“以吏为师”,实际上就是要让人们迷失于权力、崇拜权力、信仰权力。“以吏为师”,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乖乖地“听党话”。

    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以吏为师”。一切都要政治挂帅。政治统领一切,政治权力决定一切。政治权力无所不能,政治权力成为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至高无上的乃至唯一的主宰。无论物质,还是思想,无论社会运作方式,还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总之,不管是什么,一切的一切,反正都得听命于政治权力魔棒的指挥与调遣。

    由于政治权力的无孔不入,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值得深入剖析、值得认真研究、业已深入骨髓的权力拜物教。所谓的权力拜物教,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信仰。这种货真价实的权力迷信,却不被叫做迷信,而是被赞誉为“对党的无限忠诚”。

    权力,是用来从事社会管理的政治力量、领导力量。权力的来源应该正当。正当的权力来源是:统治者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者没有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实行领导,就是不正当。像西方发达国家每隔几年,通常四年或五年,就搞一次全国性的大选而确定国家首脑人物那样,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有限任制的领导,才能算是真正合法的领导。没有这种合法来源的领导,哪怕说出龙叫来,哪怕自我标榜为天然的人民领袖,说到底也是根本不合法的。因为其政治权力的来源不合法,所以其所实行的统治或曰领导就根本不合法。

    由于没有竞争,没有充分的比较和人民的自主选择,由于不能提出自己经过多年的磨砺、经验的积累、才学的培养和长期的能力准备并根据实际的社会发展状况而形成的治国之方案,所以,中国大陆的位高权重者常常是大脑平滑的无能之辈、狗肚鸡肠的小人之辈、只为自己或围绕自己的小集团绞尽脑汁而谋取私利的目光短浅之徒,或者是毫无创建、谨小慎微、只知道击鼓传花、推卸责任的技术官僚,总之,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者通常表现出胸无点墨、没有远见、更没有才学、更没有雄才大略的平庸苟且等诸多特征。

    更有甚者,政治权力及其位高权重者所表现出来的,常常是与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相敌对的顽劣架势,螳臂挡车一般地企图阻止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追求之丑态,这样的政治权力及其位高权重者几乎毫无人类文明之内涵,更无人类文明之价值可言,尽管其势如虹、耀武扬威,尽管表面上威风凛凛、一呼百应,但实际上却是草包一个,因为根本担当不起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和为万民造福的千秋道义。此其一。

    其二,位高权重者一个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台上西装革履、风光靓丽,满口生辉,又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又是“反腐败是头等大事,坚决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决不允许有一个腐败分子留在党内“(江泽民语);背地里却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卖官鬻爵,大搞权力寻租、权力市场化,大肆批发官帽,一心一意为自己,一心一意为自己的小家庭、小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地收刮民脂民膏。

    不抓都是好干部、好领导、都是人五人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抓都是大有问题、都是贪得无厌的和玪级别的大老虎。一个小小的村官就能贪腐几个亿,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就匪夷所思地贪腐了一千亿。难怪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做“不抓都是孔繁森,一抓都是王宝森”!诚哉斯言!一语中的!

    由此可见,谁信当官的,谁搞“以吏为师”,谁就倒霉,谁就上当,并且是倒大霉、上大当。政治权力基本上或完全是不值得任何信任的,更谈不上什么子虚乌有的和莫名其妙的信仰。一言以蔽之曰,政治权力是根本靠不住的。官大,不值得信任;官越大,就越不值得信任,就越靠不住。因为权力,无论什么权力,无论大,也无论小,都不值得信任,都靠不住。信仰这种根本靠不住的政治权力,无异于信仰空无和绝望、无能和荒凉!以往的层出不穷的偌大的历史悲剧,就足可以证明,这实在是一个千古不移的政治定理。

    其三,政治权力具有天然的、难以抑制的恶。政治权力之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客观存在,它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特别是没有制衡、没有约束的政治权力,那就更加可怕、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有恃无恐、更加作恶多端。

    可以认为,信仰政治权力,也就意味着信仰政治权力之恶,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阎王的手里,就是自寻倒霉、自寻烦恼、自我残害、自我灭绝,总之,就是在搞自杀。这就是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权力的某些特征可能或必然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有清醒地了解并有力地把握政治权力的某些特征,我们就会有一定的觉悟;有觉悟了,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刻不容缓地立即远离害人害己的权力拜物教。

    权力拜物教,是无条件地信仰政治权力的奴才心理,“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便丧失一切”(林彪语)。为了争权夺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出浑身解数,什么样见不得人的手段都可以用,也能够用,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也都可以使,也能够使,并且也毫无顾忌,此即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之谓也。

    权力拜物教,使人性充分地劣质化,使良知空虚化,使道义荒漠化,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大大地后退,乃至倒退到无以复加的野蛮之状态,即唯权是举的可耻之状态。总之,与人类文明的基本要求是大相径庭的,乃至于南辕北辙的。

    中国社会要想大踏步地迈进世界文明的先进之林,就必须彻底地埋葬在我们民族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权力拜物教,要明确地意识到政治权力内在的固有之恶,并时时刻刻地警惕政治权力之恶如狼似虎地爆发出来,伤害无辜、践踏人权。不警惕权力之恶是万万不行的,因为惨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偌大不幸常常来源于对权力之恶的懈怠与忽略之中。

    3、关系、势力等,决不能成为信仰

    现实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的表现是:无论干什么,都得找人、找关系,正像俗话说的那样,人熟为宝。所谓的人熟为宝,指的是一个人的人脉关系。认识人好办事儿,哪怕办一个很简单、很正常的事情,也得人托人。以前管这叫做走后门,现在虽然不这么叫了,但后门还是照走不误。有前门不走,不是前门不好,而是在很多情况下根本就走不通。这,就是人为地设置障碍,逼得人们没办法了,只得走旁门左道,久而久之,就成习惯了。走后门成风就是这么来的,关系社会就是如此这般地形成的。

    人际关系社会是以血缘为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后来把朋友、同学、老乡、同事等大大小小的圈子纳入进来,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亲疏远近各不相同的社交圈子。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人脉,依靠这种关系,就可以在社会交往中游刃有余,办起什么事情来就顺当、就快捷、就容易办得成。人脉不行,办起事情来就颇费周折、耗时费力,也不易办成,哪怕办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儿,也得按照“关系”来办。比如:上医院看病,看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小病,也得托人找个医生来看才放心,还有孩子上学念书,就业找工作等等,都得托人、找人。办任何事情,比如:做买卖办营业执照、办卫生许可证、办消防证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找人,不找人,啥也办不了,也不给办。在公检法部门,无论多么正常、本应按章程办的案子,你都得托爷爷、告奶奶地找人上贡。不然,你再有理,也给你断得个不清不混、稀里哗啦,直到把你蹂躏得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欲哭无泪,乃至于达到昏天黑地的绝望。

    这是整个社会非常成问题的、极不理想的可悲状况。俗不可耐的关系,竟匪夷所思地成为人们的信仰了。还有,对于势力的羡慕、对于强者的信仰:谁的胳膊粗、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耀武扬威,到哪儿都好使,谁都给面子,不管有没有理,不管正义不正义。势力大的,就可以横霸一方,就可以肆意逞能,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对于关系的信仰、对于势力的信仰,实在难以理喻,简直是出了奇的荒唐。这是只有在极不正常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出现的怪现象!

    七、确立信仰,就应该拥有信仰自由

    没有信仰自由,就确立不了信仰;要确立信仰,就必须拥有信仰自由。信仰自由,是确立信仰的必备基础;确立信仰,是信仰自由的必然结果。由于现实中缺少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所以,没有信仰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触目可见的普遍的可耻现状。

    如前所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那就没有内在的任何约束力;而没有内在的任何约束力,就有可能什么坏事都敢干出来,如此一来,人类社会也就不可避免地堕落成为一个虎狼横行的丛林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仰,就必然形成纳碎统治时期或毛泽东统治时期那样的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的打砸抢烧杀畅行无阻的疯狂至极的悲哀状态。

    把恶魔当偶像,只能证明一个民族具有不可救药的内在缺陷,其结果不但给其他民族和其他阶级带来无可挽回的灾难,也必将引火烧身地把巨大的灾难引向自身。其无可逃脱的下场就是一块儿完蛋,到时候任谁也都没有办法予以解救了。

    一个人倘若成为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就必须拥有符合人性、激发良知、弘扬道义、秉持正义的信仰;一个民族要想成为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有尊严的民族,同样应该确立符合人性、良知、道义的正义的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就不能称之为一个文明的民族、先进的民族、有尊严的民族、正义的民族。

    八、要确立正义的信仰

    首先要确立信仰,然后才能谈得上确立正义的信仰。正义的信仰是在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信仰,什么都谈不到。而要建立信仰,就必须拥有信仰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宣传上、书籍里,而是必须落实到每一个期望拥有自己信仰的具体的人身上。

    除了对于暴力的信仰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法律应有的惩戒之外,任何非暴力的、符合人性的、不违背常识的、让人做好人的、行善事的而不是作恶的信仰,都应该毫无疑义地和概莫能外地得到允许,得到肯定,得到支持。无论信仰佛教,还是信仰基督教,无论信仰伊斯兰教,还是信仰其他的宗教,如藏传佛教、道教等等,国家都要无差别地、平等地给以保护和鼓励。

    1、要防范并根除伪信仰

    有的人表面上似乎具有某种信仰,也吃斋念佛,也隔三差五地去寺庙、去教堂、去清真寺,但实际表现却完全地违背其所信仰的教义。这样的伪信仰者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少见,可以说司空见惯。也有一些所谓的信仰者,完全从个人的某种私利出发,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如能生男孩、能使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能平安地度过某个难关等等而信仰;再比如,有的贪官要保佑他的贪污腐败不能东窗事发,并可以一路顺畅地升官发财等。这种状态的信仰,都不能说其信仰是虔诚的。而不虔诚的信仰,都可以概莫能外地叫做伪信仰。

    伪信仰者的欺骗性更大。因为伪信仰者只有信仰的形式,而没有信仰的实质,即,心不信仰,心不虔诚。只有表面上的、形式上的信仰,而没有真实的内心信仰,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伪信仰者吃斋念佛,等于把佛念到了狗肚子里,实在是肆无忌惮地辱没佛门;这样的人信仰耶稣·基督,那是在玷污上帝的光辉和耶稣·基督的圣像,这绝不是耶稣·基督的子孙,而是犹大的子孙,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极为可耻的敌基督。

    伪信仰者向来把信仰作为一种欺世盗名的道具,其目的就是自我标榜、自我招摇,骗人无商量。信仰本应该是发自于自己内心的固有信念的,但是伪信仰者心中毫无信仰,却偏偏用来专门做给别人看。这当然就很不地道了,也真是太不像话了!人们从各种媒体的披露中总是可以看到,经常有假和尚、假尼姑、假居士、假牧师、假道士混迹于茫茫的人海中骗财骗色,无所不为,干尽了坏事、恶事、丑事。

    正如伪善绝不是善,而是恶,甚至是更大的恶,伪信仰也绝不是什么信仰,而是信仰的反面。这,恐怕比不信仰更值得警惕。这,必须从根本上加以防范、加以杜绝!

    要信仰,就必须虔诚,就必须真心实意,而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为了某种实际的利益而信仰。要信仰,那就要为了拥有自己人生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了精神圆满的实现而去真正地信仰才行。

    2、要形成尊重宗教信仰的社会氛围

    宗教是人类文明得以诞生的至关重要的源泉,是文化的集中表现和显著标志,是知识和智慧的丰富无比的宝藏,是信仰赖以生成与发展的坚强基石,是社会稳定与人类进步的可靠保障。只有在全面地和真正地了解宗教的作用、本质、形式和意义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尽快地形成尊重宗教及其信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应该把是否尊重宗教、是否尊重宗教信仰提升到是否尊重人类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来考虑、来定夺。尊重宗教及其信仰,就是尊重人类文明;不尊重宗教及其信仰,就是不尊重人类文明、就是蔑视、忽略、排斥人类文明。只有用这样的哲学方法来认识,我们才能够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永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再也不能像历史上曾经做过的那样,自毁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财富、自己的思想家园——原本属于我们的至高无上的信仰了。灭绝宗教、灭绝宗教信仰的无比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一定要牢牢地记取的。我们是不能再重蹈覆辙的了。作为历史的罪人,我们中国人除了在现实中改弦更张、虔诚忏悔、猛然警醒、深刻觉悟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的什么托词可以蒙混过关的吗?难道当今信仰的缺失和空白,不正是对我们中国人曾经的罪孽不得不报的、适得其所的、应有的惩罚吗?

    有鉴于此,我们就必须对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宝贵的宗教典籍、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给以充分的尊重并认真钻研其中的一切奥妙,比如佛教里的众生平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德行善、普度众生、慈航人间等符合人性的诸多思想;再比如基督教中的在上帝之下人类都是兄弟姐妹的博爱、不要对肉身的偶像顶礼膜拜、人的原罪及其救赎方式等等的思想,还有其它宗教的类似表述,都应该是建筑人类精神文明的极其重要的宝贵资源,都是形成正义信仰的不可或缺的和至关重要的丰富营养。

    3、世界上三大主要宗教的简介

    由于漫长的历史所形成、所造就,现在的世界上主要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当然,也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和教派,但很多都是从上述三种主要的宗教里面派生而出的。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如印度教、萨满教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独立宗教。这样的宗教由于信众者不是那么多,就不能算作主流宗教。三种主要宗教如下:

    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提倡包容、进步、平等、博爱等精神。敬仰并感恩基督(指对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基督进行感恩,他为拯救人类的罪恶而死),基督教号召自由、民主、仁义、义气与道义。消除内心的不良欲望,对犯下的过错和自身的罪恶进行忏悔,净化心灵。基督教认为,世上的人有善有恶,将来基督从天降临,审判地上的活人和死人,善人将进入天国获得永生,恶人将被抛入地狱受永罪。教会把天堂描绘成一个极乐世界。

    基督教经典《圣经》,语言如诗如画,纯净优美;故事曲折动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是人类远古历史的真实描绘,诸多场景已为现代考古学所证实。基督教诞生并培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精神、伦理乃至制度。

    佛教:佛,即觉悟者,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佛教是善知识、善学问,渡己渡人;相信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人皆可成佛。佛教推崇理性、讲述真理、反对迷信、注重因果,包含丰富的辩证思维,并一向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

    佛教典籍众多,主要记述佛祖释迦摩尼成佛之后四十九年弘扬佛法的伟大历程和佛祖的全部学问,字字珠玑,美仑美奂,内涵丰富,一咏三叹,奥妙之至,玄妙至极,无与伦比,善哉善哉!

    伊斯兰教: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信仰,即: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后世、信前定(简称“六大信仰”)。实践部分包括伊斯兰教徒必须遵行的善功和五项宗教功课(简称“五功”)。所谓的五功即念“清真言”、礼拜、斋戒、天课、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古兰经》,是安拉启示的汇集,是先知的教导、教义和教规。

    上述三大世界性宗教的创立者,都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都是超凡脱俗的和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作家、诗人、教育家等等集于一体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因而也都是我们后辈人无比敬仰与感恩的圣人和先知。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无私奉献,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今才能变得如此地内涵丰富、如此地饶有意味、如此地让人流连忘返!

    (未完待续)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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