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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晴:三代人的西藏佛缘——我心目中的达赖喇嘛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5月19日 转载)
    来源:《西藏之页》
    
     文章提要:一个汉人,从小遭受专制迫害,在仇恨与屈辱中长大,从发誓反抗、报仇,到接受藏传佛教慈悲大爱的信仰,并最终成为了尊者达赖喇嘛的弟子和追随者。这是笔者真实的人生经历,也是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真实故事。它是百年历史沧桑的一个缩影,而且交织了汉藏民族交往中的一段民间回忆。

    
    一、本文缘起
    
    前不久,一位藏人朋友达珍女士(注1)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汉人心目中的达赖喇嘛”,希望我能就此来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大题目,这也是一个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是非观念的大问题。由于中共多年来妖魔化的宣传,国人中,正面了解尊者的人不多,我也是在流亡海外之后,才开始真正的了解了这位伟人。由于我是尊者的弟子,又是一个汉人,所以我答应了达珍,来谈谈这个并非简单的话题。
    
    在中共统治下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剥夺人的生命、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因充满了对暴政迫害的恐惧,不太会有人愿意公开地站出来,见证过去,还原历史。大多数国人在中共的洗脑之后,历史观往往是扭曲的。“帝国遗产”带来的“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十几亿人生活在一种荒诞的历史说教中,久而久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也随之固化。对于国人来说,我们不光生活在大气雾霾的“穹顶之下”,我们也生活在心灵与思想窒息的迷雾之中。
    
    记得曾看过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本传记,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道理千千万万,但归根结底都是些常识;现实中的困惑林林总总,但透过迷雾总可以发现真相”。本着这个信念,虽然我知道谈好《华人看尊者》这个话题很难,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但我认为:人性是相通的,并不分藏人还是汉人。因此,我想告诉读者一个关于我们家三代人的故事。以自己人生的经历、思考、感悟为线索,来谈谈:我的佛缘,和“我心目中的达赖喇嘛”。
    
    佛说:“一花一世界”。也许我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它会帮助您了解一位伟人,带您走入神秘的藏传佛教。
    
    二、儿时佛缘
    
    人生中总一些有些事情是难忘的,而童年时代的记忆,似乎更染上了一层天启般的神秘色彩,令人感怀。特别是在亲人间,总有一些特殊的画面、特别的印象留在了心底,这几乎是每一个人过了中年之后的共同感受。
    
    我出生在上海“华园”的一幢法式洋房里,从小跟着外婆(萧氏奉琴)长大。爷爷、奶奶、外公均早已过世。爸爸、妈妈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来陪伴我们,因此,外婆就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亲人。
    
    “华园”是当年法租界里的一处花园别墅,我们家是2号,对面住的是京剧名旦严慧珠,电影演员白杨也住的不远,她很喜欢我哥哥潘明,一直跟我妈妈说要收他做干儿子。还记得,我小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和严慧珠的儿子严青青打架,他砸了我一砖头,我一怒之下,把他扣在了花园里的摇船下,结果被妈妈罚站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来,严慧珠在文革中自杀了,严青青也因此受尽磨难。
    
    和所有跟着老人长大的孩子一样,外婆是我童稚时期的启蒙老师。小时候,外婆经常给我们讲《西游记》和《希腊神话》中的故事,潜移默化地让我们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外婆给我起的昵称是——“孙猴子”,意思是:我就像大闹天空里的孙悟空,虽顽皮,但很聪明。我哥哥叫“唐僧”,倒霉的老三成了“猪八戒”。当然,我们不论怎么淘气,也总是跳不出“如来佛”——我外婆的手心。从那时起,佛教文化就进入了我的记忆。文革前家中有许多藏书,因此,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我对繁体字和文言文的阅读理解,也来自于青少年时期受外婆的影响。许多保持了一生的生活习惯(如阅读),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养成的。
    
    外婆虽然很疼爱我们,但对我们的教育却很严格,言传身教地为我们树立是非观念。但外婆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尽管我像“孙猴子”般的淘气,并因此老挨妈妈的打,这时候,我的保护神就是外婆了。其实,我很爱我母亲,兄弟三个中,只有我是由母乳哺育大的。妈妈是外婆最小的女儿,从小受父母宠爱,因此个性好强、孤傲,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因为年幼,在童年时代,我并不理解家世对自己的一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小时候,看到其他孩子们家里有爷爷或外公,而我没有,就总是缠着外婆问:“我的外公是谁啊?” 外婆拗不过我们,就给我们看了家里珍藏的一张外公照片,照片中的外公身着满清官服,怪怪的?我心里很好奇,留下了一种“旧社会”的朦胧印象。外婆说:“小晴,记住了!千万不要在外面提起你外公!”
    
    孩提时代,我对这句话似懂非懂,直到文革开始后我突然就懂了,原来我是黑五类家庭的“狗崽子”······ 不过在那时,我从未想过,外婆在民国时期,曾经是当年京城里的贵夫人,与许多历史名人都有过交往,包括许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流,如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章士钊、孙文、李大钊等人,还有来自西藏的班禅喇嘛大师和许多汉地的佛教高僧。外婆的一生曾经历过许多历史事件,见证过一个时代的变迁。但在那个年代里,长辈们对这个话题忌讳莫深,从不愿谈起。因此,小时候的我,并没有对此产生过特别的感觉。
    
    1965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66年,我和弟弟也去了北京,与父亲一起住在东单二条煤炭部的宿舍里。不久文革开始了,毛泽东在北京检阅红卫兵,各国家部委机关相继被砸烂。父亲在被揪斗之后发配到江苏徐州,关入牛棚改造。而我的人生,也开始经历一个备受凌辱的少年时代。在被抄家、批斗、侮辱、殴打、审查之后,父母均被抓捕关押。从那时起,我们弟兄三个就成了流浪儿,被社会所抛弃。在红色风暴的施虐下,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只有外婆来了,她老人家顶着“地主婆”的帽子,忍着被批斗、被殴打的伤痛来照顾我们,和我们相依为命一起熬过那些苦难的岁月······
    
    有一天,我在凌乱和被洗窃一空的家中,找到了我母亲(范八维)写的交代材料底稿,开篇赫然出现了一行字:“我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家庭······” 在当年的红色风暴中,我已懂得了这些文字背后的恐怖含义,并开始亲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也因此,我开始从外婆那里,了解到了外公当年的一些往事,知道了外公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并开始明白,这个世界是黑白颠倒的,公义是非早已荡然无存。但历史真相在那个年代是无法言说的,只能将其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外婆受外公的影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虽然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佛教文化已被“无神论”压倒,但外婆从未放弃过她的宗教信仰,也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改造。即使是在文革那个恐怖的年代里,她老人家也总是悄悄在家中,供上一张小小的观世音菩萨法相,焚香祈拜,诵经念佛,为我们祈福,祈愿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保佑我们全家度过那段苦厄岁月。有时候,我也会帮着外婆点香,随她老人家一起念佛,但又害怕突然会有人闯进来,因为在那个年代,这是典型的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一旦被发现即会酿成大祸。那是一段战战兢兢的岁月,但我的佛缘就此种下,并最终成为了我的宗教信仰。
    
    三、文革劫难
    
    由于出身“黑五类”家庭,在文革年代,我们兄弟经常会被“红五类”的孩子们辱骂和包围殴打,有时候会被泼上一身大粪。12岁那年(1967年)我被一群成年人(红卫兵、党团员)毒打到昏死过去。黎明时,露水和来找我的兄弟的泪水将我滴醒,在我幼小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毛泽东的一句话:“触及皮肉就是触及灵魂”!一颗仇恨的种子从此埋在了心里。从那以后,为了自卫,也为了报仇,我开始习武,学会了打架,有时被打得血流满面,身体也曾多处受过伤,但我知道,也许如此我才有可能活下去。青少年,是一个人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期,记得有一次,因为爬到文革时封闭掉的图书馆里看书,被发现后,我和弟弟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学校大操场上接受万人批斗,受尽凌辱。这就是我走向人生的开始。
    
    从不满15岁起,我就开始去砖窑做童工,去采石场敲石子,修马路和挖防空洞,直到后来去煤矿工作。在单位里,我是被批斗的对象,除了艰苦地劳动之外,还要忍受无休无止的政治压迫。许多年里,我是沉默寡言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中,你没有说话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因此,我曾多次想到过去死!觉得活着毫无意义。自文革开始,我“狗崽子”的帽子,一直戴到1979年我父亲去世三年之后“被平反”时。追悼会上,文革劫后余生的张继恩老伯(1925年入党,原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老泪纵横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爸爸是个好人、是个好人、好人······ 就这么的没了、没了、没了······” 这位经历文革后已半残的老人泣不成声、难以自己······
    
    是的,我父亲(潘文澜),一个华侨子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的高材生,文理两科的双学士。四十年代后期,在上海的一家报社做编辑,受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参加了中共的白区工作。因为投身革命,1952年,他拒绝了继承我爷爷在日本的遗产,勤勤恳恳地为中共政权卖命,但照样逃脱不了政治迫害的厄运。在文革中,父亲曾被长期地秘密关押(不知被关在何处?后来才得知,在关押期间的刑讯逼供中,他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双臂粉碎性骨折,不到五十岁已是白发苍苍。)饱受了他所追求的“革命理想”——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迫害和摧残。出狱后不久,就死在了河北唐山煤矿,尸骨无存。
    
    而他受到迫害的原因无它,只是中共阶级斗争政治哲学的需要。由于他出生在华侨资本家的家庭,又娶了一个大官僚反动家庭的女儿——这在文革中,是逃不过“血统论”的政治迫害的。当时的罪名叫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里通海外的叛徒、内奸”,“资产阶级反动文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父亲在文革前,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国煤矿工人报》的总编)。在“死有余辜”几年后,一张所谓的“平反通知”,便掩盖了那背后的所有血腥与罪恶!
    
    经历了文革,父亲死了,母亲疯了。(文革中我妈妈受到了残酷地迫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终被逼疯了!她的经历很凄惨,在本文中无法详述,一句话:斑斑血泪、血泪斑斑!今后待有机会再写了,那是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外婆没能熬过那个恐怖的年代,最终被折磨致死。在那个黑暗的岁月里,我曾亲眼目睹了外婆被批斗、被殴打、被侮辱,甚至连上街买菜,也遭受到“革命群众”的拳打脚踢,被推倒在大街上。因此我经常为外婆跑腿,出去买些食品和杂物,以免她老人家遭受侮辱。外婆的去世,使我痛不欲生、伤心泪决!那一年,我年满二十岁,已经在“十年浩劫”中长大了。
    
    这就是文革和“血统论”带给我们一家人的灾难。是文革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共产党,什么叫做“新社会”。我从内心里恨透了这个吃人的党,恨透了这个毁灭人性的制度。我的人生命运,在那个年代里就已经被决定了。父亲在文革开始后曾告诫我们:“要相信人民相信党”,等来的却是尸骨无存。由于他死的突然,未能留下遗嘱,只记得父亲生前的家训是:“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但父亲出狱后扔下的一句话:“永不从政!” 却使我理解了他的不幸与悲哀,也理解了他对这个吃人制度的醒悟和对我们的担心。未曾想,这句话竟成了他的遗言。
    
    内心叛逆的我,没有按照父亲的遗愿去做,而是走上了一条反抗的道路。因为从那时起,我已亲身体验了共产党的罪恶,再也不会相信这个党,而是彻底地,从心里抛弃了共产党!套用中共高干于光远女儿于小康的一句话:“父亲死了,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四、我的外公
    
    佛门讲因果,凡事都有原因和果报。既然外公是“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反动份子,我也因此成为了“狗崽子”,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成了影响了我一生命运的人。那么,我对外公的生平、事迹自然会格外关注,总想多了解一些。文革中,我从外婆那里,不光知道了外公是一个好人,是一位历史名人,当年曾追随孙中山推动共和革命,而且还是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也知道了我还有一个舅舅在49年去了台湾,已有多年与亲人生死相隔了。从外婆谈起的往事中,我发现:似乎幂幂中有一种牵引,将我和西藏——那个神秘的雪域高原联系了起来。在真正了解了外公传奇的一生之后,我除了感受到外公那一代人,在历史上为追求共和宪政所付出的努力外,我也慢慢体会到了佛教神奇的“因缘”关系和神秘地“传承”。看来,我之所以会进入佛门,而且不可思议地皈依了达赖喇嘛尊者,成为一名藏传佛教的信徒以及西藏问题的关注者,也与外公的生平以及他与西藏的渊源有着某种联系。所以话题还要从外公的经历说起:
    
    外公范熙壬,字任卿,号耘勤(1878-1938 )。据湖北范正泽《黄陂范氏源流考察记》所录,外公是北宋范文政公(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孙。16岁时考入《两湖书院》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得意弟子。作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他参加了“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之后,在民初元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参与制宪,出任过非常国会主席。1924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时,他代表国会撰写了悼词,主持祭奠大典,为总理执绋。外公范熙壬早年曾赴日学习法律,是晚清议会和民国法政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于此同时,他也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自幼受佛教熏陶于襁褓之中,其生母刘韵梅太夫人,酷爱佛学,擅长五七言律诗。使他从小就受教于一个佛门世家。外公一生受母亲的影响,笃爱佛学。在太夫人去世时,外公在泣悼《先母刘太夫人行述》祭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母生平性极慈祥贤淑,待仆婢宽,而督子妇严。母酷嗜佛学,曾在陂邑杨家集同学人设居士堂,年年资助,毫不少吝。蒞北京后,无事即静坐参禅,时时礼佛堂修炼,言未来事,往往有神验云。” 外公的好友,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李哲明,也专门为祭奠范母刘太夫人撰写了挽联:“已就佛作福田,奉释迦文,无生早证;甘毁家纾国难,为孟博母,没世犹荣。”
    
    由于外公从童年时起,即深受佛学熏陶,成年后,为求得佛学真义,他访游方外,师从谛闲法师(佛教高僧,精通三藏,为天台泰斗,对近代佛教有扶衰起弊之功)谈经问典,参究佛学,于多年的参悟中,破迷知返,一洗尘襟。此后,他在多年为官的生涯中,与太虚大师(民国时期的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法源寺住持道阶长老等佛教高僧大德交往甚密,并常年在府中供设佛堂,参禅礼佛。太虚大师曾与外公有诗词唱和往来,禅机实足。诗稿不便在此一一详录,均已收入了外公遗著《敬胜阁集》。2008年,【清黄石如注阴符经】附外公用大篆体作跋的《金刚经》等文物在北京拍卖。原件为双色套印,用卍字作标点,对于佛教界来说,这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也从侧面印证了外公的佛学修养。外公在旅日留学期间,曾创办《新译界》杂志,在其撰写的《发刊词》中,外公从哲学、佛学的角度,论述了“人与我”、“内与外”、“同与异”、“是与非”,之间的辩证关系。被时人誉为“大手笔”。外婆受外公的影响很深,也将她对佛教的信仰传给了我们后人。外婆与外公的感情很好,当年外公曾专门为她赋诗《葵丑九月十七日萧氏奉琴来归--纪之以诗》,诗云:
    
    盈盈一水望秋河,桃叶分明此夕过。
    天遗黄姑迎织女,月教丹桂护嫦娥。
    百年信誓山成砺,千里恩情海不波。
    人比菊花容更淡,夜凉高烛照如何。
    
    由于外婆终生信奉佛教,在我与她老人家共同生活过的二十年中,我深受外婆的影响。连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喇嘛教"(藏传佛教)也是源自于外婆,那是因为她老人家曾多次见过九世班禅大师,而且在"旧社会"中,多次受到大师的"法雨甘露"之教诲,结下了深厚的西藏佛缘。而中共告诉我们的只有电影《农奴》,和一个被奴隶主迫害的"强巴"。
    
    五、西藏佛缘
    
    在外公身处的那个年代,由于满清皇室笃信佛教,自顺治年间起,就尊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为国教,满清历代的皇帝都是黄教信徒。因此,深受佛学熏陶的外公身为京官(内阁中书),在当年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宗教氛围下,他特别关注藏传佛教以及西藏事务也就不难理解了。
    
    早在1901年,外公刚入朝为官,就曾随父上疏朝廷《新疆建立行省论》、《满洲形势考》、《唐平高丽百济水陆用兵考》等奏折,关心边务。1902年,外公在其考入《京师大学堂》第一名的考卷中,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明代首辅张居正为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民族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今这份考卷已被《北京大学》收藏。
    
    1903—1904年,由于英军入侵西藏,他开始潜心研究西藏问题,参与满清政府的西藏事务。据湖北作家蒂尕《湖北一个令人瞩目的舞台—辛亥》一书中记载,作为满清官员(内阁中书,商部章京,1903年在颐和园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外公曾随同大清国钦差大臣唐绍仪,赴印度参加了中英谈判。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不敢确认作者记录的真伪(有待核实)。但范熙壬是晚清、民初时期的蒙藏事务专家却是历史事实,并已为史料研究所佐证。
    
    中国作家裴高才在《为民喉舌,范熙壬传》一书中介绍,范熙壬是我国第一部《西藏语法》的翻译者,填补了当时国内的一项空白,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为开发藏语宗教文化资源,推进汉藏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外公也赢得了当年蒙藏领袖的尊敬。他留学归国后,一直以国会议员和法学专家的身份,参与蒙藏事务。其从弟范熙绩将军,还曾出任中华民国驻蒙古的参军使(军务厅长),与苏俄军队作过战。
    
    姨妈范亚维在回忆外公的文章中写到:“1915~1919年,父亲和同窗好友陈士可参加蒙藏委员会。陈北上库伦镇抚外蒙,蒙人内附,感情融洽,五叔(范熙绩)也随同前往。后来段祺瑞另派亲信徐树铮夺权,而徐为人跋扈,促使外蒙亲俄反华脱离了我们。五叔从外蒙返京,来'采寿堂',讲叙他沿途艰险情况,有时还不得不以马尿解渴。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军人的艰苦······"
    
    1907~1908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蒙古避难之后的返藏途中,接到光绪皇帝的御旨从五台山入京陛见。外公范熙壬适逢从日本回国,在随军机大臣张之洞入京之后,曾受命参与理藩院(注2)的接待事务,得以亲近达赖喇嘛,蒙受尊者的法雨甘露。此后,外公更与班禅大师(第九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范家眷属及子女,也因此在京、宁、沪等地,多次受到班禅大师的接见和赏赐。这段历史,也在我们家族中留下了一段佳话,我母亲的姐姐中,二姨妈范亚维才华出众,具有一种非凡独特的气质,令许多认识她的人肃然起敬。据二姨爹说,二姨妈的气质,那是与班禅喇嘛大师的抚头和加持有关。那年班禅大师在雍和宫讲经,看到众大人中有一可爱的小女孩,特下坛,手抚二姨妈的额头为之祈福诵经,给予特别加持,因此二姨妈从小就聪慧过人,气禀非凡,长大后,又十分勤奋好学,取得了较全面的发展,终成一代名媛,被世人所尊敬和爱戴。
    
    谈到外公的历史,还必须做出一个说明: 中共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公布了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介绍了外公范熙壬的生平,透露了他当年曾营救中共创始人李大钊的一段事迹。据中共党史网介绍:由李大钊介绍,外公在二十年代初期,曾以国会议员的身份秘密地加入过中共。其实,这段历史外婆和母亲很早就告诉过我,但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作为范熙壬的后人,作为经历了中共专制统治的见证者,我完全清楚,中共在今天公开这段史料,无非是出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因我外公曾是中华民国时期知名的政治人物,与国共两党都有很深的渊源。)这更使我看透了中共政权的虚伪和无耻。
    
    因为从小到大,在几十年的岁月中,外公一直是被官方当作敌人的形象出现的。五十年代,为了躲过中共建政后对民国后人的迫害,我姨妈范亚维曾找过中共元老李书城、张澜先、董必武等当年外公的故交,请他们证明外公的身份,为此费尽了周折,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许当事人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中已很难说话了(因李大钊的去世,无人证明这段历史)。我姨妈还给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写过信,当年她在北京读书时,曾在我外公家中住了很久,教姨妈们学英文,外婆因此对她很好,她离开时,外婆还专门送了一枚金戒指给她。但信发出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只有李书城老伯还算念旧,为此专门写过一份信给姨妈。也许是这封信的作用,范氏家族才得以生存下来,但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照样有多人入狱劳改,无一家幸免,即使出狱后仍逃不过政治迫害。
    
    多年来,没有任何一级中共的党组织证明过外公的身份。所以几十年来,我们一家人,始终是顶着“大官僚、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反动家庭出身的帽子,非常艰难地活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外公从来就是“最最反动”的代表而不是“共产党人”,而且他的两个弟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其五弟范熙绩(陆军中将,蒋介石的中央军)还参加了对中共苏区的围剿,逼迫中共开始了“长征”,更是“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从不对外谈起家世的原因直至花甲之年。今天,当我将一生遭难的家世写出来时,真的还要感谢加拿大的盛雪女士。是她给了我鼓励,使我有勇气面对这段历史带来的血泪沧桑。
    
    六、流亡海外
    
    八九年,我在逃离中国之后,曾在澳洲悉尼的Bondi Beach嚎啕大哭了一场,几十年的悲愤苦难一瞬爆发! 这本是人的自然情感,居然也只有在自由的土地上才能发泄出来!
    
    “当时刚刚逃出来啊,飞机一起飞,我没有一丝兴奋感,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心里默默地只有一个想法:这是我的家啊,我一定要回来。” ——这是我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过的一段话。如今,二十六年过去了,我还是未能回去,对于一个流亡者来说,这又是何等的悲哀呢?
    
    思乡情怀虽然是我的锥心之痛!但追寻自由和救国之道则是我一生的理想,而皈依佛门更是我心灵世界的起死回生! 因为八九年的"大屠杀",已使我"心如死灰"了。在迷茫徘徊中,我开始了海外的流亡岁月。
    
    由于经历了那个“触及皮肉,就是触及灵魂”的年代,小小年龄就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因此,我对共产党的“魔鬼”本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多年来心中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对待这样的暴政,这个如此嗜血的政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七十年代中,我们曾秘密反抗过,八十年代里,我们也认真探索过。为此,我曾几次靠近了监狱的大门,能够侥幸逃脱和活下来纯属是一种幸运。
    
    半个多世纪来,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以及太多太多的中国人,在暴政下流尽了鲜血。多少人为此将牢底坐穿? 毛泽东死了,中共并没有弃恶从善。八九民运最高涨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清楚,共产党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最后一定会开枪镇压。判断被无情地应验了!六四大屠杀之后,在一些良知未泯人士的帮助下,我离开了中国,在踏上澳洲这块自由的土地之后,我本能地开始了寻找“推翻中共暴政”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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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我加入了民阵,但总觉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提法太天真了,对结束中共的残酷统治真得会有效吗?对此我是怀疑的,并认为中共决不会放下屠刀,天安门的血腥屠杀已证明了这一点。90年我之所以参加中国自由民主党,就是认为:共产党只能被打倒!人民必须起来反抗暴政,而抗暴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捍卫人权价值最后的底线和基石!
    
    那么,我又是怎样从一个坚定地主张“以暴抗暴”的政治反抗者,到成为一个以“慈悲为怀”的佛门信徒的呢?由于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我一直在寻求"苦难人生"的社会解答。在我的深层意识中,也一直在寻找着某种心灵的归宿。由于中国是一个无神论泛滥的国度,我的精神探索一直没有机缘完成。虽然在我身上,从小受佛教的影响,早就有过多次神奇的“心灵感应和宗教体验”,但真正找到人生信仰的方向还是在离开中国之后。
    
    到了澳洲之后,我几乎在各种宗教的大门口徘徊过。有一次,在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时,深受感动,差点当场站起来接受洗礼,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些因缘使然,我也许就会成为一名基督徒了。90年代的最初几年,我和民运中的一些朋友,经常在一起“谈佛论道”,但其他人只是谈谈就过去了,而我却慢慢地深入了进去。也许是宿世的因缘累积,加上从小受外婆的影响,以及对多年来人生经历的感悟,我终于成为了一名佛教信徒。
    
    也许读者会好奇,一个主张推翻暴政,积极投身政治反抗运动的我,同时又在信仰领域接受了佛家思想,并将此作为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 这似乎看上去是一种悖论的选择? 那么我又是怎样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正确的解答和内心的平衡,并得到一种融通佛法智慧义理开示的呢?
    
    看了我的文章,相信您会从中得到启发,即佛法是包容一切世间出世间之智慧的,也是维护人世间正义法则的,更是圆融的、符合人性的。投身民运并不只是为了参与政治,它更是一种良心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它和佛教的慈悲利他与普渡众生息息相关。这就是我为什么最终接受了佛教信仰的原因。
    
    七、皈依佛门
    
    在1994年的“六四”悼念活动中,我的内心第一次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和感动。前来参加悼念活动的西藏喇嘛们,在肃穆庄严的气氛下诵经祈祷,一阵阵如同金属低频共振般的神秘声音,似苍穹泻下的天籁之声,犹如大海掀起的波涛冲击,开始穿透了我的心扉。在阵阵祈祷声中,我的灵魂为之震动,我的内心随之哭泣,不知不觉中我悄然泪下,一种深刻地感动包围了我,仿佛在刹那间,我的意识突然醒觉到,这就是我无始以来灵魂的召唤,这就是我心灵的家园。
    
    从那以后,我开始接触藏传佛教。虽然当时我已皈依了“禅宗门下”的藏慧法师,在汉地佛教的传承下学习佛法,但是我还是被强烈的心愿所驱使,去了解一个对我来说,既语言不通,教理和仪轨又是这么神秘和难以了解的藏传佛教。在一位师兄的带引下,我和一些道友开始经常去藏密的道场参加法会。在法会中,我听不懂藏语,也不明白那些神秘复杂的仪轨,只知道虔诚地盘腿坐下,默默地感受那种心灵的沐浴。有时一个法会下来,我的腿已经麻木到了失去知觉,站都站不起来。但尽管这样,在心里,总有一种平安喜悦会慢慢地升起。不知不觉中,我原本顽强斗狠的性格有了一些改变,内心也开始慢慢地沉静了下来。
    
    最难忘的是有一天,给我们传法的仁波切(藏传佛教的金刚上师,汉地通常称为活佛),亲切地招呼我们几个汉人坐在他身边谈家常,我这才知道了这位金刚上师的身世,以及他所经历的悲惨故事。他告诉我们,1959年时他才11岁,在中共开始所谓的“西藏平叛”之后,他和家人一起随难民们逃离西藏。在逃亡中,他们被追上来的中共军队发现了,当时许多逃亡者,包括他的家人全部被枪杀。只有他一个小孩子,跪在雪地里,默默地念诵“六字大明咒”,不曾想,那些围着他转的军人居然没有发现,这才得以死里逃生。在这样的“奇迹”发生后,他只身翻越了喜马拉雅山脉的茫茫雪域,在神灵的庇护下,终于到达了印度的达兰萨拉。从此,他一直跟随着达赖喇嘛尊者修行,后来成为了一名藏传佛教的仁波切,几年前,为弘扬佛法来到了澳洲,并与我们结缘。
    
    在听完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后,我被震撼了!联想到自己苦难的过去,我不由得问这位金刚上师:“您的全家都被解放军杀害了(他们全家连他共十一位),难道您不恨这些杀了您全家的中共军人吗?您又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些汉人这么好?还教导我们学习佛法,指引我们修行解脱之道呢?那些杀害了您家人的士兵不都是汉人吗?” 这位上师给我的回答是:“我们藏人和你们汉人都是兄弟姐妹,这些军人是在'无明'中犯下的罪孽,我们应该慈悲这些众生,宽恕他们。我不光对他们不怀仇恨,而且还要将今天法会中诵经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人,以助他们脱离罪恶迷惑,早日回到向善之路中来。” 仁波切又告诉我:“你们虽然从事民运,但记住不要仇恨你们的'敌人'(无明众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慈悲才有力量。所以我说,我没有仇恨,因为我们藏人、汉人都是兄弟姐妹。”
    
    我承认,对于在中共仇恨文化中长大的我来说,这位上师亲身经历的开示,彻底颠覆了我多年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藏民族的宽容慈悲,使我真正开始了新的思考:既什么才是人生追求的真理?什么才是人性的善良和伟大?在这个真实故事的感动下,在这位“西藏平叛”亲历者劫波余生之后,不光不怀仇恨而且原谅和宽恕了仇敌——这样一种非凡表现的震撼下,藏传佛教以祂博大的精神和慈悲的情怀,彻底地征服了我。
    
    这个真实的故事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并一直激励和感动着我去为苦难的藏人做些什么,去偿还我们这个民族对另一个弱小民族所犯下的罪孽。这个心愿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直到2009年我随民运组团访问了达兰萨拉。在参加西藏和平抗暴50周年的纪念集会上。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公开地向藏民族表达了忏悔之情,我向在场的数千名藏人讲述了这个悲惨和感人的故事,请求他们接受来自一个汉人的反省和致歉。
    
    八、达赖喇嘛
    
    透过全世界的媒体介绍,无论您见没见过尊者,都会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位在全世界受到尊敬、爱戴的宗教领袖;一位以慈悲思想征服了无数人的精神导师;一位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位被中共长期妖魔化宣传的西藏政教领袖。不过这样的介绍太正式了,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语言。其实,尊者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一位慈悲智慧的伟人,而且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这是我在20年前,第一次见到尊者时就留下来的印象。
    
    1996年,在仁波切的安排下,我参加了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时轮金刚大法”三天的法会,接受了法王的正式灌顶,成为了一名藏传佛教的弟子。就在参加完灌顶法会之后的第二天,在澳洲民运人士秦晋的联络下,我们受到了尊者达赖喇嘛的接见。我作为刚刚皈依尊者的一名弟子,特地准备了哈达准备献给上师。进门时,当我以藏传佛教的仪轨向尊者顶礼时,尊者立刻走到我面前弯下了腰,亲切地将我托了起来,并握着我的手直到在他的身边坐下。当时,我内心的感动难以形容。因为,对我的灵性生命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拯救。在整整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接见过程中,在尊者亲切慈祥的与我们交谈中,一个神秘的灵性世界映照在我心中,一股清泉飞流而下沁润着我的全身。我知道,从此在我的心田里,种下了一棵慈悲的种子。
    
    不过,由于我这个人天性顽固,好奇心又重,仍然不愿放过这样一个难得的当面请教尊者的机会,于是我向尊者提出了我内心长期的困惑: 既人民是否有权反抗暴政的侵凌?在中共暴力镇压时,人民是否可以采取“以暴抗暴”的手段来推翻中共?
    
    尊者在耐心地听完我的问题后,回答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慈悲是最有力量的,压迫和罪恶是因为人心的'无明嗔恨'造成的,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暴力是不行的。” 由于尊者知道我已是佛门弟子,特别开示说:“大部分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是源於外在因素,而是來自我們的內心。憤怒、執著和無知,是造成不幸的真正來源。我們真正的需要征服的敵人,是內心的憤怒與仇恨,而不是在人生中短暫過境的外在敵人。 面對現今世界的現實情勢,意味著我們需要學習以非暴力的方法來思考解決之道。我自己所採取的根本態度就是「中道」。”
    
    尊者又说:“在碰到敵人想傷害你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學到忍辱。敵人是很好的精神導師,因為有敵人,才可以培養忍辱;忍辱,才可以累積大功德力。完美的慈悲,是我們對敵人有愛。要消除憎恨與其他毀滅性情緒,你就要發展出相對的情緒──憐憫與慈悲。如果你有很強烈的憐憫心,非常尊重他人,寬恕就會變得很容易了。”
    
    由于当时在场的朋友均是民运人士,也有媒体的代表。因此,尊者还对其它我们所关心的中国问题作了回答。有些话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比如尊者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光需要资本主义的活力,同时也需要社会主义的公正,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这些话是尊者在1996年说的,而今天中国的发展现状,恰恰证明了尊者当时的预见和担忧。临别时,尊者最后又特别的嘱咐我:“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是慈悲。”
    
    对此,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作为西藏人心目中神圣的法王,西藏人世代相传的的统治者(雪域佛国的king--国王)尊者来自青藏高原,至今他的家园、他的国土仍在中共的占领之下。强权统治下的政治制度,殖民影响下的文化宗教摧残,奴役压迫下的人权状况,一切的一切,都与自由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半个多世纪以来,藏民族的内心伤痕累累,在西藏境内,宗教和人权的迫害愈演愈烈,如今,已有130多名藏人自焚,为了藏民族的自由和盼望尊者回家而献身。
    
    而尊者自少年时代起,即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和佛教传承与经典的训练,这位既是宗教领袖,又拥有西方独立自由思想浸染的国际伟人,在流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充满魅力。他走遍世界各地,却从不曾相忘雪域高原; 他备受世界的尊崇,却从来都是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毕生的思想成就都以慈悲宽容而展现,而他老人家却和我们一样,都是流亡者,他和所有流亡者的身份一样,在故国和流亡地都是被放逐者和边缘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的伟大使命和伟大理想。
    
    多年来,尊者走遍了全世界,将他的理念,他的思想带给了无数的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只了解一种文化,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尊者传播的伟大理念,却让人们知道了一种可以使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和谐共存的思想。这个多重视角下的全新观念,和重视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无疑是解救人类生活方式不断堕落的一剂良药。特别是对沉浸在贪婪物欲中的中国人来说,尊者传播的理念不光给我们带来启示,他同时表明了,西藏不光是一个美丽的雪域高原,它独特的文化精神传承,更是人类心灵最后的香格里拉和诺亚方舟!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感叹到: 惊醒吧 ! 我的同胞!不要让帝国的思维继续地残害着你,国家是为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不能为了"大一统"就不顾其他民族的死活。觉悟吧 ! 兄弟姐妹!人类本是就一家 ! 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我们都应该享有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都应该享有民族平等的自由权利!藏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应该遭受强权压迫和异族统治。雪域发生的灾难再也不应该持续下去了 ! 同胞们,请您扪心自问,请您换位思考,请您设身处地站在藏人的立场上想一想。如果您认同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认同在这个蓝色星球上,人类是彼此依存的兄弟姐妹。那么,请您发出正义的声音!不要让藏人再用燃烧生命去争取自由了!因为这不光是现代文明之下的惨烈悲剧,这更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耻辱和悲哀!
    
    九、中间道路
    
    亲爱的读者,您知道“中间道路”方案吗?它是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设想:全称叫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实现藏民族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达赖喇嘛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拥护。此后,尊者的这一主张从未动摇过。所谓中间道路,就是在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藏人不接受西藏的现状,要求改变,但是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选择“中间路线”,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寻求在西藏三区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
    
    “中间道路”对于西藏民族来说,首先是一个巨大的让步和妥协,因为在历史上,西藏一直是一个雪域高原上独立而又奇特的国家。
    
    自公元前127年始,雅鲁藏布江流域的藏民族先民们,就拥戴聂赤赞布为王,建立了雪域高原上的民族部落国家。当土蕃王朝崛起于藏南的雅隆河谷时,西藏民族已经延续了20余世古代部落国家形式的存在。在公元七世纪 ,藏王松赞干布成功的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土蕃王朝,在唐代时,曾一度占领过长安。唐蕃(汉藏)两国因此签订了“世代友好”的条约。至今人们还在“津津乐道”当年“文成公主”的入藏,因此留下了汉藏民族历史交往的美好回忆。
    
    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西藏曾一度被蒙古人入侵。以及在满清的康熙年间,迫于大清帝国的武力,西藏沦为了清帝国的藩属国(宗主关系)。但西藏的宗教文化也同时征服了蒙、满两个帝国的统治者。分别成为了蒙古民族的文字、宗教来源,和满清皇室佛教信仰所供奉的国教。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国与国关系来看待历史上的西藏,在2000多年的历史延续中,西藏(土蕃)始终是一个在雪域高原上,独立存在,具有自己的宗教、语言、文化、历史、领土和有效统治的一个古老的国家。
    
    到了近代,当大清帝国“皇统解钮”、中华民族“旧邦新造”时,西藏民族也开始了寻求自己的独立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轰然解体。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191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颁布“圣地佛谕”,宣布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并维持到了1950年中共军队的武力入侵西藏,占领西藏。这就是西藏全部真实的历史。由此可见:
    
    一直到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为止,雪域西藏一直是有自己的政府的。这一政府有其独特的权力结构,独特的传承方式,领导着一个完整的国家。“西藏地方政府”这一说法,是1951年,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城下之盟”时才第一次出现的。所以,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流亡藏人的政治诉求是西藏的独立。这一独立诉求有其历史依据,并符合“民族自决”的联合国公约精神。而“中间道路”主张则明确地放弃了这一独立诉求。
    
    因此,“中间道路”是在当今政治现实之下,基于汉藏民族的未来,由达赖喇嘛代表西藏民族,做出重大政治让步而提出的妥协主张。这一主张兼顾了汉藏双方的利益和诉求,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在中国未来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打开化解民族冲突僵局的金钥匙。
    
    必须指出: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不只是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而做出的策略性退让,而是有其深刻佛教哲理的。佛教讲“无常”,承认世间的一切,无时无刻都在不停的变动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包括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怎样对待这种变化,考验着我们每个人的智慧和慈悲心。佛教思想提倡人类审视自己的动机,要求人在对待外境时,怀有善良的动机,做的事情不仅对自己有利,也要对他人、对他民族都有利。基于佛教的“中道”思想,而放弃自己一方的重大利益,以保证各方必要的利益,从而避免了各方长远的冲突。对藏人而言,“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特性得到保护、延续和发展。同时也保证了中国人对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要求,对相邻国家而言,“中间道路”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区域安全。
    
    “中间道路”方案,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因为:“真正的慈悲並非根基於我們自身的投射和期望,而是要站在他人的立場著想:不論那個人是親密的朋友還是敵人,只要他期許和平和幸福,也希望克服苦難。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於他的問題,便能真正心存關懷。如果你希望別人幸福快樂,必須慈悲。如果你想要幸福快樂,也必須慈悲。”(注3)
    
    其实,西藏的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我们两个民族曾经世代友好过,它既是历史的记载,也是在我的家族中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只要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在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中,一定能够找到汉藏民族和谐相处的方法。对此,我的设想是:在未来的民主转型中,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复合型的联邦制国家。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各民族关系的建构中,无疑,美国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其优点集中在联邦制上。托克维尔曾对美国联邦制所产生的政治效果称赞不已。他说:“联邦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自立自强、进取创新、关心公益的精神得益于其自治和分权制度。联邦制通过分权制衡约束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为公民自由提供了有效保障。联邦制又是一种有巨大包容性的政治体制,通过分权、自治、多中心的制度安排,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社会利益群体提供了表达政治愿望的充分渠道。
    
    我的观点是:相对于中国人传统的国家观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始终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任何国家形式,都必须建立在保障自由、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基础之上。这是在“统一”或“独立”之上更高的价值理念,它即合乎佛教倡导的“万物共存”之精神,它也是当今文明世界的标杆。尽管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但这是一个各民族共赢的未来蓝图,它需要我们共同的为之努力 !
    
    结语:人类需要慈悲情怀
    
    达赖喇嘛曾说过:“慈悲通常能夠帶給我們某種內在的力量,它一旦展現,自然會開啟一扇心靈之門,透過這扇門,我們可以與人類,甚至是有情眾生,自在地靈犀相通。”(注4)。
    
    在尊者的倡导下,自90年代起,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汉藏民族之间有了许多民间交流。它有效地化解了两个民族之间的隔膜,开始让人们突破中共的丑化宣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和纯朴善良的西藏民族。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逐渐恢复了汉藏民族友好相处的历史传统。
    
    在这个友好交往的过程中,我也交到了许多来自西藏的好朋友,如前文提到的达珍女士,还有才嘉先生、达波代表、安乐业、达瓦才仁、贡嘎扎西、洛桑尼玛等其他一些藏族朋友。如今我们情同兄弟姐妹,患难相助,休戚与共。我又回到了在家世传承中的,那个美好、温馨的回忆之中,并幸运地继承了三代人传奇的西藏佛缘,成为了一名藏传佛教的弟子。
    
    在尊者多年的教诲下,以及和藏族朋友们的友好相处中,我终于明白了——“慈悲是獲得幸福快樂的最大能量。真正的幸福來自心靈的平靜,獲得幸福唯一的方法是利他,獲得快樂唯一的方法是慈悲。”(注5)因此,对于汉藏民族的未来和人类的将来,我们需要慈悲宽容的情怀。
    
    在结束本文时,我愿将自己多年来的修行感悟透露给各位,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对此都不难理解。其实,修行就是放下执着(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国家),修行就是慈悲利他(包括对待其他弱小民族,因为人类本是一家)。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生命无常,没有什么是你可以带走的,唯有你的德行和孽障如影随行,直到来世。慈悲不光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你自己。
    
    最后,我想告诉读者:在成为藏传佛教弟子之后,是尊者的教诲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向死而生”,是藏传佛教让我明白了无始以来生命的真谛。
    
    因为: “在我的心中,宗教是不需要寺廟的,也不用複雜的哲理。我們的心和腦就是我們的廟宇,仁慈就是哲理。”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注6)
    
    扎西德勒!
    
    潘晴
    
    2015年5月写于澳洲悉尼
    
    【注1】达珍女士,西藏流亡行政中央驻澳钮代表处华人联络官。
    【注2】理蕃院——满清政府处理西藏、蒙古、新疆事务的机构。
    【注3、注4、注5、注6】达赖喇嘛格言——引自尊者官方网站。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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