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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民国热与民国当归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3月2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共党挺国民党来维护党国体制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导,抗日名将张灵甫遗骨迁葬问题,这种崇拜民国的国粉显然让军方担心。报导最后则指出,如果大陆网友或者民间对张灵甫的话题是热的,台湾方面对此事件表现出来的却是冷到不行。

     国民党之精神党员“国粉”与共党同节拍。一些“国粉”总抱怨大陆对国民党抗战宣传不够!其实,自国民党式微和“绿营”兴起后,台湾媒体和社会已基本消失了“纪念国军抗战”之声;现在岛内已经没有一座纪念国民党抗战的纪念馆;舆论普遍颂扬“日治”!反而是大陆近年来建立起不少国民党抗日将士的纪念物,电视屏幕也是“国军抗战剧”满天飞!


    陈小林说,作为越来越丧失政治伦理和法统资源的庞然大物,土共对国民党的某种程度的接纳容受,基于国民党式微而窃换其政治伦理和法统资源为己用,用自己的现实资源与之联合抵抗民间的民权民主运动能量。

    共党对国民党以及历史政治符号的有着征用。共党对国民党政治资源的掏空和贪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借鸡生蛋,第二次国共合作还是借鸡生蛋,当他的合法性资源破产亏空后,又开始国共合作。前两次的目的是杀掉公鸡,这次是为了证明自己能生蛋让人民不要杀公鸡。以前借用孙中山作为先驱”为我所用”,如今开始借用抗战的历史道义资源。我经常碰到抗战老兵不食红粟的气节,也经常碰到抗战老兵拿到微博救济就感谢共党认为其能代表中国的叙事。还经常碰到这样的呼声,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民国,而且这里讲的是和平统一的大义。

    这一些前提强权出公理: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人不断试图说服共党承认抗战的历史地位真相。不过很奇怪到出现精神分裂症:果粉他们同时坚持汉贼不两立的立场,把共党当做外敌黄俄。我认为既然汉贼不两立,外部敌人是没法启蒙说服的,而作为内部的差异国民党是可以说服启蒙的,于是我不谴责共党只谴责国民党,不骂习近平只骂马英九。我遭到这一些果粉的人身攻击。他们立场与政治参与公开表达的行动是相反对立的,内外是不一致的,这一点与公知是相同的,公知怀着反共之心拥护共党改良,所以这一些果粉的反公知的公知,与公知一样小骂大帮忙,同样能为共党所利用,一旦共党大规模承认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和抗战历史的真相,这一些果粉就会成为拥护者,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正确立场抛之脑后,就像公知说自己推进了共党改良,他们也会说他们推进了共党承认历史真相。

     我看陆丹林的《革命史谭》,一开篇就说国民党党史编写起于北伐成功后掌握中央政权后。这么看来以国民党党史鹊巢鸠占民国历史,北伐前的国民党并不能代表民国的马脚暴露无疑。1949年初,共党文告一开始赤裸裸要求废除民国法统,后来再改为废除国民党伪法统。49后共党一直把国民党等于民国,国民党党史等于民国史,以作为命运双生子,来维持共党就等于中国,共党党史就是中国史。第三次国共合作,不外乎是一次共党对国民党的利用和统战,在此国民党毫无谈判与博弈的政治能力,并不是政治主体,与共党附属的民主党派一样,而是当做了花瓶,也许国民党人士觉得自己自己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大业起了作用。只有把国民党拉进大陆人的政治视野,才能维护国民党就是民国,从而维护自己的党国体制。共党成功“征用”了果粉。杨锦麟说,大陆政府颁发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纪念勋章给张灵甫,由其后人代为领取,这已经是定论。

     从《血战台儿庄》的出现开始,共党在抗战方面的真相披露,和允许国民党党史的真相披露,就不安好心,只会以倒影自己党国合法性为前提,例如明明是全民抗战的,就扭曲为国民党抗战,在抗战议题中强化党国就是民国,明明是国军国家军队,一定扭曲为国民党军队。所以我一直对果粉揭露历史真相,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就像公知被共党利用来延续专制一样,也是小骂大帮忙。网友邢正杰说,把抗战中的国家军队模糊为国民党军队 ,在国民党而言是强调民国体系中国民党执政的应然性,在共产党而言,则可以掩盖共军对民国叛乱的罪性。

     凡是被共党在舆论上掐的,都是不重要的,如果重要,就会被遮蔽被过滤,不彰显在公共领域,被迫躲藏在黑暗的边缘,才能苟存。人民币能解决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舆论上的打压的,是不重要的,如果重要,就是公安找你了。我对此有深刻体会。

     革命与叛乱不同,叛乱者获得权力后,会继承被干掉的掌权者恶的秉性,而这一些恶的秉性正是造成叛乱的原因,而革命会预防自己继承被革命者恶的意志与制度。国民党是民国的叛乱者,军阀恶的秉性继承发扬光大之,顶多就是一个新军阀。当民国变为国民党的党国,党国一体,对党国的叛乱就会是对党国体制的进一步加深。应该看到出来,共党写出来的民国历史和国民党党史,比国民党更加捍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就像日耳曼给犹太人伪造了一个统治世界的阴谋计划,然后反犹,让自己通过打倒犹太这个敌人从而获取统治世界的权力。共党必须在现实权力上夺取国民党的,然而在历史观中强化拔高国民党执政的必然性,从而成为自己合法性的先例。彼可以取而代之,代之之后,拔高彼中对我有利的,这是政治魔术之一。

    中共的左右互博术

     我不与共党意识形态控制发生辩论。当民国热被《红旗文稿》和中央文献社前社长批判时,被两个大学者与一个五毛姑娘的攻伐给盖着了,没成为热点。也就是说,不与共党意识形态控制发生辩论的,喷口水战斗的,就会出局。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从来舆论战争都没有争取过中间立场的过来,都是站在各自山头,维护自己的存在感。莫之许与自己所在的公知圈决裂,找了笑蜀当靶子,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是在公知圈里面,不再其外的立场,同一个圈一定是同一个圈子但有差异,而且我的是对的,你们是错的,也就是主导权真理应该在我这一边。

     共党其实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战争的政治效果,假装打不放弃这个战场,其实没什么期待,其真正在意的是枪杆子与钱袋子,可是我们所谓的民主推动者,就自信满满得意洋洋地打一场场对付死猪对付稻草人的战役。殊不知,要是没有他们参与,共党的意识形态战场就空无一人,没有战争。民国热自己设置议题,不跟着共党的发牌而应牌,而是自己发牌,迫使中共应派,领导中共来应战,所以绝对不与中共意识形态发生你来我往的战斗,没有必要在共党的磁场里面获得存在感,由被镇压被打击来获得承认。

     中共反民国热,可以看出其合法性危机:他们总是回到1949建政时刻来捍卫合法性,一开始就是僭越的心态,总得为自己颠覆民国政府找正当性。如果没有合法性危机,他们就会自我肯定有制度自信,而不是不断自我辩护。民国热让他们采取自我辩护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们高楼大厦地基的塌陷。

     中共制度自信之自我肯定,是模仿美国的制度自信,可是美国人独立后不会把制度建立在苦大仇深地定义英国为敌人,而是迅速与英国和解,自己对自己乐观自信起来,精神上断奶,不依靠于弑父情结。可见49后自己所行没法制度自信,只剩下抽象的制度自信指令。让自己靠近目标,而且不断胜利,而不是丑化敌人。

     反民国热是要回到毛主义,那也要看谁的毛主义,是毛,习的毛主义,还是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毛主义。毛是49后最坚持民国国号的,习接着胡连会征用国民党为自己所用,是一贯无关意识形态正确,只要为我所用就好。如宣传上反美,外交经济政策上亲美。自干五拍马屁,恐怕拍到马腿上了。毕竟只是知识分子

     把民国热阉割为民国史热,暗示民国已亡,这只有睁眼瞎的49猪才能做得到。我不担心共党的反民国热,只要论述民国在当下的优越性,就足以以今胜古。他们所阐述的他们父母辈在民国遭受不平等,说明自己在共党中成为准人上人,父辈的不幸成为捍卫当下准特权的资本。父辈的幸与不幸已无关当下。

     我要给中共指点意识形态作战的段位,提高战斗力到旗鼓相当,否则我们干起来无趣。巨大的恐龙是怎么死的,笨死的。意识形态的敌人,是指定的,制造生产出来的形象,就像黑夜中走夜路,有没有鬼没有科学依据,关键在于让人害怕。打击民国热,说明民国热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恐慌。

     有人问说打击民国热,你怕不怕。我说,在毛之后已经是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如果真的要抓,要动真格,就会出其不意下手,不会敲锣打鼓的。一般动用舆论批判的,效果就是帮忙炒作起来。

     我对中共打击民国热的左右互搏魔术,有着很深的忧心。它通过主奴辩证法的议题设置,大规模的宣传灌输,把政治性的,要求民国赋予权利的民国当归阉割为”历史虚无主义”,变为是向中共提出诉求,仅仅是作为中共的反对党而存在。我们忠诚于民国,不求中共的恩赐。

     中共的左右互搏术,是贩卖制造贩卖虚假希望的招数,尤其在习上台后尤盛,通过左右互掐或者让左右互掐,好像看起来还会动,就像一个病人,身体不能动了,还能左手掐右手,右手摸左手,以至于看起来还有活动能力,给人希望。坐在不动的火车上,身体左右摇晃,假装火车还在前进。

     中共的左右互搏术,一直是存在的事实,政局太左时发动右派进攻往右扭转,反之亦然。刚过世的邓力群就是左右摇摆过的,先改革后因为失势而左转。就像皇帝挑起左右丞相内斗,自己从中玩平衡控制局面。如邓小平的改革时期就是在胡赵的右,与陈云李先念江泽民的左之间玩平衡。左右派是体制的”左膀右臂”。

    打击贩卖虚假希望来促成民国当归

     重庆国宝总队陪我去民国街的警官,是天涯社区关天茶社资深老潜水员,说我在关天的文章伴随了他的成长。他说贺卫方老师长期启蒙宪政,一开始他们很接受,慢慢就捉急了,老实说宪政好,不说怎么办,他对贺老师很失望。我说,贺老师那个位置没办法。除了五毛外,对贺卫方的网络批评最有力气的质疑,也在于此。我亲耳听公检法有想法的人,提出类似批评,已经不下七八次。

     贺老师长期是说宪政是个大美女,你们要娶她为妻,这个目标是极好的,可是怎么娶到是我们关心的,是个大美女就不用啰嗦了。关于宪政目标的启蒙,给贺老师积累了极高的道义资源,是公知的领袖级人物,然这也是一种自我掘墓,给出了希望并长期保持希望的姿态,会带来绝望与怨恨。就像温家宝贝给了希望,不带来动作,希望转为攻击他的绝望。宪政是个美女是不错,可是迟迟不来,要么温家宝贺卫方等媒婆就把宪政美女送到我们怀里,要么就提出”怎么办”或者提供金钱人马帮我们去抢回来,不要老是说教,搞得好像宪政美女不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些人不努力,是我们单方面的原因。说教会给被教诲者带来单方面的伦理义务,会成为寻找”替罪羊”机制,例如启蒙派经常骂老百姓是不醒的猪民,这样的话会引起被教诲者的怨念,从而攻击说教者。公知的道义权威瓦解,很大程度原因在于此处。

     改革都三十多年了,八九都二十六年了,如此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宪政目标与现实以及能有的手段途径之间,已经断裂为天堑,黑暗深渊。此时冉冉升起的希望变为日落西山黑幕降临的绝望。过去觉得一时没法解决但可以随着政改一并总体澄清的小问题,俱变为一失足就是千古恨的大问题,攫取全部的例外状态。此时胡赵的历史真实面目水落石出,投射在他们身上的希望转由怨恨乃至仇恨,每次对胡赵的崇拜和推崇,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掘墓。

     我2006年写《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呐喊”改革已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持改革立场让老子好像是一个摆摊算命的,别人一问什么时候改革,就掐指胡说几句。每个持改革立场的,都是穿着西装革履在跳大神口吐白沫念念有词。坚持改革希望,其希望无一例外都依赖于与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关系越深的,觉得改革希望越大,成正比。因此,打击贩卖虚假希望,就是抵抗体制。

     在宪政目标与现实已有手段途径之间天堑面前,对宪政目标的抵达,改革知识分子的”把握”和保证,是一种原始巫术活动:这就是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中所描述德国法西斯式的移情与投射,纯粹是一种内心的心理活动,并不是现实政治。因此必须有偶像崇拜,把胡赵人神化,当做受害的牺牲,但有过高位足够接受投射,提供移情,来保证宪政目标的实现。这就像基督教会在耶稣身上的神话运作一样。有了基督,才有使徒的权威,因此维持改革的希望,才有改革知识分子的伪先知伪精英的”使徒”地位与权威。这是改革时代的政治神学。

     公知们反对与批评共党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本来应该绝望,认识到改革之死,做无用功,但结果自己以反对与批评的位格好像为共党担保:还是能改革,所以要坚持批评反对。其存在于时局中的自己身位身份,是一种迷幻剂。不行动,只骂架,世仇之间骂多了也爱上了。

     民间主体性是打击贩卖虚假希望的根本方式。我们不仅不做共党的批判批评者,且也不做政治反对派。最极端地政治反对,否定公知的立场,还是没法打掉自己的副作用:仅仅作为皮之毛而存在。改革作为政治方案与现实对立,就变为少数人抽象教条和垄断利益的真理感,有着合法性危机,我们不能只是危机的体现,不能仅作为危机的载体。

     改革开放后,左派与体制之间产生了疏离感,而在体制中在组织中生存与文革中在体制所容纳的政治运动中生存,已经成为过去,左派也产生了强有力的无力感。而右派部分被接受,而大部分和根本目的被排斥,疏离感弱了一点但依旧。习的左右互搏术就在于扩大体制的吸引力,减少疏离感,互搏之上以中国梦统之。

    改革后,左派指控共党政权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疏离感的体现,他们认为政权已经被右派占领,他们通过回到原教旨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毛主义,来巩固这个体制,可是一巩固又被用来资产阶级专政,越集权他们死的越惨,如朱镕基加强中央汲取能力,国企改革对左派伤害极大。右派也觉得这个体制还是与左派合拍。

     左右之争就是左膀右臂要求专宠,只伸左手或右手,至于左手上写社会主义,右手上写宪政,党一伸手都飞了。不管左右目标,都与党组织的延续南辕北辙。文革后党要的是不反对,并不是顺服忠诚,急剧膨胀的党员数和公务员,党要他们低头吃饭别闹事,其恐惧与利益分赃手段,求的是政权稳定,左右目标皆工具。

     党要求的不反对不闹事不出头,至于你长的一颗红心还是白心,党才不管你,党管的是你要行动,要公开说,也就是要出头。你即使公开支持党,照抓不误,没你什么事,党外无政治。只要不出格,随便你反对党,贪官的酒桌上多么攻击党都没被抓走。八十年代启蒙以来改变别人的内心立场,泛滥成灾,如尼罗河泛滥。

     右边被左派极权攻陷了,那就塌方了,共党就完了,挺好的,左右两个搭在一起支撑了共党。

     宪政建立是技术性的,是容易的,而去掉阻力是极难的,几乎非人力所能为。所以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不存在中国可以转型的可能性,所有导致转型的因素刚诞生,就会遭遇黑洞吞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法展开。我们需要推动的并不是转型,而是守住公民社会,提高被体制奔溃而殉葬的难度,可以从死人坑爬出。

     自救只有成功或有极大效果,才会被宽容赦免。 我们判断,与共党沾边的,都是有毒的,将来会被清理,可能性取决于自救或者自我救赎效果。 而且也没有办法在奔溃前自救,会被殉葬。自救的努力,只有显示出来,才是在民众面前求情,是否被赦免,不由渴望自救者说了算,觉得自己有良知,就以为应该得勋章。

     虽然我不认为言论是一种行动,可是事关维权抗争的言论,以及短板话语如民生的言论,还是很必要的,也就是泛滥的过于泛滥了,而稀缺的依旧稀缺。这取决于发言的主体还是半体制化半独立的知识分子或者中产阶级,他们的身体饥渴和权力意志决定了舆论舞台口水泛滥。教育产业化后的大学生冲进时,会冲掉泡沫。

     当把民主化可能的出现,放在左右之权力路线斗争,抑或此消彼长谁上谁下的人事斗争中,是最容易形成舆论风暴的,但是如此已经被体制化,没战胜体制反而被体制俘获。已经不在立宪运动的范畴,而在权力政治的磁场内,因为这种方式就意味着加入党组织,仅仅是托派的修正主义,意图伦理上要立宪已经遁逃了。

     知识分子乐此不疲于专制设置议题,三个月抛出一个,狂欢一次,然后再抛出一次,再狂欢一次,永远朝三暮四下去。一个薄熙来案件足足消费了四五年,只有有两三个,习大大就足以打发完自己的任期。要改变这个专制猫手中意气风发老鼠的格局,除了教育产业后大学生冲进来外,还要用行动和格局外的议题设置。

     像莫之许叶隐等一大帮人在微博推特上,花费数年时间澄清困在体制化议题中的毒害,改变公知的整体格局,效果甚微。屁股决定脑袋,恐惧加上利益分享,即使公知内心或者私下赞同了,公开表达依旧。就像公知启蒙官员,也是这样效果。在荒野中建造另外的戏台,行动如送饭上街,议题设置如民国,会好很多。

     启蒙并不是知识问题,更多的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权威以及传递关系,启蒙者身份地位决定权威程度和吸引力。像罗马天主教对新教的”真理垄断”优越性,所以最后还是在于真理知识与人身关系的批判,剥离垄断性产生的意识形态或准宗教崇拜,或说一种准统治关系。知识政治并不是知识,而是人与人关系。

    民间主体性

     不管是在共党体制的威胁下,还是试图回归于民国,我们得找回自己,认清自己是沦陷区政治难民的身份,也就是要有民间主体性。以我们的民间身份,不管依附于或者假装依附于蓝绿红的哪个政党,只有其是宪政化的在野党时是成立的,一旦上台时刻准备向其开炮,民间自己是超越蓝绿的,与国家认同国体认同一体,而超越于政党认同,如果说国家认同是老婆的话,而政党认同则是一夜情,过完夜赶紧提上裤子回家回到老婆身边,家庭生活是恒在的,而一夜情则是短暂的嘉年华,不能让政党政治和政党认同撕裂民间,要去政治化,摆脱政治控制,不能让其反客为主。那么,沦陷区的民间主体性是什么,是根本无视虚无化共党,在拿起武器之前根本不做话语的批判,不做历史的批判,而只在乎作为民国的国民,民国是否庇护,我们是否要服从,也就是只对民国有爱恨,在沦陷区组成政党参与民国政治之前,我们可以发动对民国政府的群众运动,发动对民国政府的批判,作为虚拟的反对党参与民国政治,要求民国护照,当民国政党有利于沦陷区的时候,支持它,不利于的时候,反对它,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为自己谋算,不为其他人的政党献身。要把沦陷区的自己主体地位突出出来。

     民间主体性就意味着我们是草头老百姓,政党轮替城头变幻大王旗,我们马照跑妞照泡,而不是政党中人或者依附于政党的人,生活归生活,可以一度政治,但始终以生活为准,不会政治为职业。以选票换钱很好,我们的觉悟是谁会给我们好处多,谁对我们更好,我们就选谁。以利益或者预期的利益为标准,并不以道义为标准,如过去沦陷区对民国反攻大陆有预期或者觉得马上可以实现,那么这时候光复是有沦陷区的民间主体性的,可以经过李登辉和民主化后,已经不可预期变为一种抽象的”政治正确”,这时候再强迫民国政府光复大陆,人憎鬼厌恶的。相反逃离大陆集权的台独,看起来更加政治正确,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而且随着反国共力量的强势,大陆人会越来越多支持台独立场(但来真的也许就反对了)。我们不要管蓝绿,而要管蓝绿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谁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谁是站在我们敌人一边的。

     自从民国宪法修订出自由区与不自由区,大陆人民就算被民国政府抛弃了,被台湾抛弃了,这是对中共统治的默认或者明白的势力划分。此时大陆人或者有至于民国政治的,就应该明白,现有民国政治力量,是服务于台湾的,不是服务于民国沦陷区的,已经分家了,是堂兄弟乃至更远,并不是亲兄弟。大陆沦陷区人民应该有自己的民国政党,没有的话,也不能把服务于台湾人的民国政党,当做自己的,从而把自己纳入蓝绿分裂对立中去。至于民主化后大陆,是不是民进党与国民党过来逐鹿,这是以后的事情,没法期待,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屁股坐在一种高度不确定性上,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力所能及的,现实的,有当下性的事。

     用舆论与语言反对共党,效果甚微。还是诉诸于人心启蒙立场变迁,可是即使持革命立场,还是受制于恐惧与利益分赃,正确立场的真理感和言说,强迫不出什么来,即使公知和微博全部持革命立场,还是亮出舌苔空荡荡,还是空洞的笑话。迫使人改信革命,还是基于倒逼,还是相信能转型,照样贩卖虚假希望。

     要贩卖虚假希望的话,我宁可去贩卖民国的,共党的一丝希望也要剥夺干净,甚至不惜用丑化妖魔化共党中灰色部分为黑色部分来达到目的。简单的说,立场上反对共党是很低级的,沾沾自喜以异议知识分子自认应该遭到耻笑。我们致力于推进国人对民国的信心和希望,如申请民国护照,如美国承认民国。

     共党是不是应该在立场上反对,是应该,我只是说低级。当去为政治反对正当性辩护的时候,是把自己陷在体制内或者假装自己是体制内,才有的问题。当认为政治反对很低级,就是认为这不要说了,是无条件的不言自明的,傻瓜才为之说一摞一摞的口水。在反对之上寻求提升,提升到民国,然后把反对立场升级。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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