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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禁欲主义拯救世界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24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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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不是人类意识的外壳,而是本质;而文化现象才是物质文明的框架。禁欲主义拯救世界,就是思想改变行为,文化现象重塑社会结构。
    
    (一)
    
    在西方国家的早期,社会主流推崇种清教式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就是靠这种节俭甚至吝啬,“资产阶级”才取得了胜利,使工业文明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不列颠历史上最辉煌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就是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文化。苏联在经历了列宁生前身后短暂的文化上的百花齐放之后,一种传统的带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文化重新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形态——即后人所说的斯大林主义。从1949到1979中国的主流文化色彩也是这样,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色彩。尽管苏联和中共的统治集团自己并不受禁欲主义的限制。
    
    但是现代工业文明是商品化大生产,如果没有巨量的消费,商品的价值就无法充分实现,也就不会产生巨额利润,反会造成社会生产过程的萧条甚至中断,从而爆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当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原有的市场范围再也难以容纳不断扩展的社会生产力,从而经济危机造成频频爆发,破坏力愈来愈大,最为严重的是1929年爆发的几乎在整个1930年代一直困扰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西方世界仿佛一下子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为了拯救世界经济,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还是“福利主义”的微观经济学,都开始主张“节俭是可耻的”。尤其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开始走上了高消费的道路。
    
    同时,“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经济领域普遍采取国家干预政策,在社会领域加强社会保障,以及抵押贷款的刺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大众的购买力显著增强,形成了“高工资、高消费”的局面,七十年来西方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的萧条。
    
    但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消费”政策实际上一直是一种透支政策,西方国家由于其政治、经济、科技优势,在全球资源开发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毫不吝啬的消耗地球资源,而且由于高工资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物资回收再生行业,与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资源相比,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形成了“用完就扔”的一次性消费文化。
    
    与高消费甚至是过度消费相对应的是全球生态环境领域的加速退化,以及西方国家“高负债、低储蓄率”所造成的经济、金融领域新的矛盾。
    
    或许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也并不是主动选择这样一条道路的。但由于资本和传媒娱乐的结合使消费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在自由自在的消费活动中,新一代的西方大众体会到了一种他们的前辈从未有过的欲望的满足感,但这实际上是消费异化:消费本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生产的需求。但是现在,人不再是消费的主人,而成了消费的奴隶。因此,很多消费活动变成了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住房和汽车为例,汽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主要的作用是扩大生活半径。但是生活半径的扩大并不一定是人们的主动选择,而是竞争加剧的结果,是被迫的。由于生产要素在向城市集中,都市中心区的房价往往远远超出一般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城市居民开始向房价相对便宜的城郊小市镇转移,这就造成了工作和居住地点的分离以及人口的钟摆式运动。这种汽车消费完全是被迫的,并不能改善生活品质。在土地辽阔的北美,每天为工作驱车上百英里并不是新闻,这里面浪费的不仅是汽油更主要的是时间、精力、和家人团聚的亲情和生命中少有的闲暇。在中国,这样的现象也初见端倪,不仅有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和钟摆市有人口移动,最突出的是由于城市化滞后,每年民工潮形成大规模的“候鸟式的城乡运动”。
    
    (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苏联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二战后选择残酷压榨农民的真实原因,或许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在填补文明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即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阶段。中国也不是文明史上的另类,正如现在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消费主义的文化时代。
    
    消费主义是重商主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家发展上的一个门槛。
    
    等到消费主义拖垮生态平衡的时候,禁欲主义(asceticism)就会兴起了。
    
    禁欲主义,是要求人们严酷节制肉体欲望的一种思想。它源于古代人忍受现世生活困苦的宗教教义和苦行仪式,公元前6世纪后,通过东西方的宗教教义和道德哲学的概括逐渐形成为一种理论。它认为,人的肉体欲望是低贱的、自私的、有害的,是罪恶之源,因而强调节制肉体欲望和享乐,甚至要求弃绝一切欲望,如此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而那个时代,也正是各个文明社会普遍发生了生态危机的时候。
    
    禁欲主义戒除世俗欢愉,也称苦修(austerity)。实践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人,通常会感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具备超然意境,他们不断追求这种生活,以达到更高的精神陶醉。
    
    在一种较为讽刺的语境之中,禁欲主义也许包含着一些类似于自我侮辱、对肉体的仪式性惩罚或对欢愉的严厉克制。不过,“禁欲主义”这个词却并不一定指这些消极的涵义。
    
    (三)
    
    “禁欲主义”的形容词“禁欲的”(ascetic)来源于古希腊术语askesis(意思是“练习”、“训练”)。所以,“禁欲”一词最初是和严格纪律的训练形式有关,后来甚至发展出这样的意思:放弃对更高的智慧、情感或精神的追求。
    
    在古希腊社会,很多战士和运动员要进行严格的askesis训练,以求得到完美的体质和优雅的体态。于是,这种参与askesis训练的人的生活样式、生活信条、生活原则,逐渐演化为现在说的禁欲主义。因此,禁欲主义不是僵死的,而是鲜活的。
    
    关于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经验,在宗教和世俗体系中均可见到。比如说,古代希伯莱人就以绝食来达到圣人境界;早期希腊人实施一种严格的养生方法(regimen)来为战争做好准备;斯多噶哲学家则反对肉体的欢愉,以求达到更崇高的精神理想。基督教的修道士则在荒漠中独居,避开世俗的享乐。而宗教改革以后的清教徒,则要忍耐新英格兰冰冷的会议厅中硬木长凳。
    
    禁欲主义通常是与僧侣、瑜伽师、修道士有关,不过任何个人都有可能去选择过一种禁欲的生活。比如:释迦牟尼、摩诃毗罗、圣安东尼、圣方济各等等,都被称为是禁欲者,这些人大部离开了家庭,放弃了财产,不愿在家中生活,而愿过乞丐般的生活。不过在我看来,乞讨的生活还是不够禁欲的,应该自食其力才对。
    
    (四)
    
    印度的圣人或被叫做弃欲者(Sadhus),他们的极端的苦行方式是很著名的。这些自我献身的做法,可以发誓永远不使用两条腿中的一条,或者是发誓要把一只胳膊往上举几个月甚至几年。不同教派和不同圣人的苦行方式是千变万化的。
    
    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在离开了曾经极度奢侈的生活——他父亲的宫廷之后,养成了一种极度禁欲的生活方式。但对于释迦牟尼来说,他首先却是拒绝极端的禁欲主义,认为后者是对“对苦难的终极解脱”(涅槃)的阻碍。他在奢侈与纵欲之外,找到了另一条满足肉体需求的道路。这就是为人所知的“中间道路”(Middle Path或Middle Way),也成为了佛学中的核心原则。
    
    上述中间道路对禁欲主义调和的程度,取决于各时期对佛教的不同阐释。某些传统是更为强调禁欲主义的。
    
    与小乘佛教各宗派相比,大乘佛教的传统在修行操守上要放松一些。这个与重要地区中心和文化中心特殊性相联系的事实,导致了在大乘佛教传播地区人们对待禁欲主义的态度各不相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东亚佛教区那里,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素食主义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小乘佛教教徒必须去吃任何信众所提供给他们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就包括有肉;而东亚的大乘佛教教徒则大部分都是素食主义者。这其中有很多缘故,有可能是因为大乘佛教教义中对素食主义的特别教导,也有可能是因为东亚在佛教传入之前有其自身的文化态势(比如说儒教),还有可能是因为东亚信众捐献的方式有所不同。当东南亚和斯里兰卡的教徒还得去乞讨每天的食物时,东亚的僧侣则是接受来自信众的大量食品(或者是买食品的钱财)。后者在寺院中还设置了一个厨房,厨房人员有僧侣自己,也有世俗的信众,为僧侣们提供日常饭菜。
    
    类似地,多样的经文和文化样态,在其他大乘佛教修行中会带来对禁欲主义的强调。比如说《妙法莲华经》中说了一个故事,讲一位菩萨进行自焚,将自己献给世上所有的佛陀。这为大乘佛教文化区中的信徒树立了一个榜样,也许鼓励了越南和尚释广德(Thich Quang Duc)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引人注目的自焚事件。此外还有二十一世纪的西藏自焚也很著名。
    
    (五)
    
    基督教传统中的禁欲主义,是一个修行的纪律规范,它的目的是要让信徒得到拯救,或者更进一步要让信徒有所悔悟,当然也包括精神启蒙的目的。虽然修道院中的修士和修女的严格修行是最常见的,但其他早期的基督徒的禁欲主义修行也有不少。
    
    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作者,像奥利金(Origen)、哲罗姆、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和奥古斯丁,都是在一个高度禁欲主义的宗教环境中解释圣经文本的涵义的。通过这些评注,他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禁欲化的经文”,同时也是一种禁欲化版本的基督教。在经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例子,比如说施洗约翰、十二使徒和圣保罗,还有路加所描述的原始基督教社区中的生活(徒4:32)。《死海文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犹太人的艾赛尼教派(Essenes)的苦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准备一场圣战。所以,哲罗姆这样的修行者其实完全不是禁欲主义的创始人了(虽然很多评论认为他就是)。而且,像圣安东尼(公元251-356年)的沙漠苦修,也是延续前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社区或教派的苦修传统。在早期基督教的文本和实践之中,对于禁欲主义的宗教生活的强调,看来是非常明显的。其他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徒,还比如说是亚西西圣方济各(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
    
    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早期修道院中的禁欲主义,也许大部分像是只有性欲的禁绝。但是,抛弃性欲只是禁欲主义的戒律的一个方面而已。古代的修士和修女们有着其他与抛弃性欲相等份量的需要考虑的品质,它们是:自负、怜悯、耐心、辨别力、评判他人,并要求祷告、殷勤、施舍。对于早期的基督徒而言,贪食是一种比性更为原罪性的问题,所以减少食物摄取同样是禁欲主义的一个侧面。举个例子来说,十分系统的《言论集》(Apophthegmata)有二十个以上不同主题的章节,但是只有一个章节是讲性欲的。(详见:Elizabeth A. Clark, Reading Renunciation: Asceticism and Scripture in Early Christianity, Princeton: 1999)
    
    天主教和新教的禁欲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禁欲主义是出世的,而后者的禁欲主义则是入世的。这种对比在它们各自的隐喻中可以看出来。中世纪禁欲主义暗示了一种对神圣进行冥想的“财产”;宗教改革时期的禁欲主义则代表了一种虔敬的“行动”。天主教禁欲者将自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花瓶”,而新教禁欲者则将自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工具”。天主教徒将世俗世界中的行动视为对某人的拯救的威胁,因此转而投入冥想。新教徒则在掌握、控制世俗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安定感,从而将冥想视为一种自我阻碍。外向的虔信的和积极的生活,蚀去了上述内向的经验。新教徒被迫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完成上帝赋予的目标。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做法,迫使每个个体持续不断地去找出该完成的任务,然后去谨慎地、系统地完成。这就是一种“义务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 of duty)。在这种方法之中,世俗的禁欲主义给一位新教的普通信徒强加一种规范,恰似天主教僧侣所实行的那样。卢梭就认为加尔文教徒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僧侣”。
    
    确实,很多新教的禁欲主义应归于加尔文主义。看一下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个人习惯和状态,是很有帮助的。根据加尔文的传记,这位改革家的成人生活,代表了一种“适度节制”(sobriety)的姿态,这其实是一种在极端禁欲主义和纵欲之间的妥协。成人后的加尔文曾经评论道,“我们并不禁止大笑,也不禁止喝酒”,这就表明他已经远离了他年轻时候的禁欲主义信条。不过,他的个人“适度节制”却是站在使他取得改革成就的加尔文主义的对立面的。加尔文比较有名的信徒如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则是贬低关于“适度节制”的教导的,他将道德生活定义为自我否定的方式之一。加尔文主义的最初教条被转变为一种苛刻的禁欲规范,这也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主义,是有关生活方式的精确规范化的理论,同时又是有关工作的强化了的精神。加尔文主义在加尔文死后的传播,几乎都是朝着更严格的教条和修行方向发展的。(我们有必要注意,并非所有的清教徒都是禁欲主义者,而且欧美的最流行的清教主义是一种中和,或者说是妥协。)
    
    上述这种形式的禁欲主义,要求每个个体都必须在他/她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具有意志力和坚毅品质。就像新教认为人类的存在是由意愿塑造的这样的观点一样,新教的禁欲主义不仅仅要掌控世俗世界,而且也要掌控肉体。恶人正是在自己寻求一种肉体的满足。食欲则被视为一种形式的“财产”。比如在清教徒中,自我压制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癖好,他们还有着由苛刻的道德主义所定义出来的人格。清教徒领袖宣称,跳舞、看戏、赌博、抽烟、酗酒、愤怒、以及放纵性欲之中,都含有一种巨大的道德危险。
    
    这种严厉的规范和对欲望的压制是有其回报的,如果我们考虑清教徒与上帝之间的契约的话。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为此构建了“精神重商主义”这样的术语,换句话说就是,如此多的顺从将会换来同样优厚的回报。于是,加尔文主义者就进入了一个“道德记账”的系统,上面的记录是无法抹去的。而在最后结账之前,贷方和借方必须要互相收支平衡。(详见:J.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Oxford: 1954)
    
    (六)
    
    伊斯兰教方面,禁欲主义同神秘主义一样,对于穆罕默德来说——他的信仰基本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是外来的事物。不过,有些教派比如常被主流伊斯兰教看作异端的苏菲派(Sufism),则在某些方面与禁欲主义有着一致的地方。阿拉伯语对禁欲者的称呼是“zuhd”。
    
    苏菲主义不仅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也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运动,就像其名字表示的那样:“Sufi”指的是苦修者的粗羊毛长袍。穆斯林苦修者经常越过在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自然桥梁。穆斯林苦修者通过对《古兰经》的冥想和向“真主”的祷告,这就铺设了一条被“真主”所吸纳的苦修生活的路途,从而实现苏菲主义所说的拯救。(参见:Alfred Braunthal, Salvation and the Perfect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9)但一般来说,穆斯林更喜欢战争而不是思考,就像他们的教主一样。
    
    (七)
    
    我认为,上述不同教派的禁欲主义,很可能在未来的消费文明的解体过程中,争夺世界的控制权。
    
    谁能更有效地达到禁欲的功能,谁就能更有效地解除生态危机,谁就能更有效地控制陷入消费文明瓦解中的人类社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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