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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中国需要一个“新道统”吗?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2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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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曲)随感录》

    
    作者:谢选骏
    
    最近(1985年12月)浏览杂志,翻到了一篇评论文章《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曲〉随感录》(作者何新,《读书》杂志1985年11期),此文不长,却有些特点,流露出仿佛怀古的恋旧思绪。它吐露了一句颇能提示全文风格的话:“概括无须全面,但必须抓住特征。”作者用思想触须抓住的“当代文学倾向中的特征”,其实是与他自己的思维特点相一致的。
    
    一,“一位历史学家的遗言”
    
    “有一位历史学家临终时曾这样说过:‘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性断裂。······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以及当代中国文化和价值所面临的尖锐挑战,似乎印证了这位先生的预言。”
    
    我们未能幸运地站在这位史学权威的病榻前,谛听他对祖国未来的悲观预言。我们无缘结识他,也不知他是否真的存在。但我们知道,象‘文革’这类文化浩劫,并不真正“史元前例”。其实,类似的浩劫在中国历史上是周期性地出现的:
    
    秦始皇、五胡、隋炀帝、蒙古统治者这些野蛮化运动的推动者,都曾祸及中国文化,甚至一度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流向。但中国历史文化的活体,却一直绵延不绝、波澜壮阔。
    
    如果文化、历史真会“断裂”——仿佛社会将对短短几年一下子落到几千年前原始蒙昧的峭壁之下,可惜的却是,这样的大悲剧还从未发生过。说它“断裂”,只能就“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遭到颠覆的象征性而言。即某种神圣的“黄帝、孔子以来”的“道统”断裂了。但这个麽,却不是文革造成的,而是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成果。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泛滥着一些消极因素。但消极、颓唐和积极、奋发的倾向——究竟哪个占据主流?正确的回答是后者而非前者。
    
    事实表明,任何社会的文化浩劫,都断裂不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流和文化之流。更何况,“浩劫”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歼灭行动。
    
    二,中国民族失去了灵魂?
    
    十年浩劫,充满了牺牲,它以此迫使人们思考。“路漫漫共修运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少忠贞之士,在白色恐怖中思索着民族的未来!缺失这先决条件,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新局面就不可想象。可见,如此抓住这“断裂”的历史特征,是偏颇的。
    
    “那是一个断裂和毁灭的年代,一切文明和价值都被摧毁、被扫荡、被践踏。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
    
    有历史感的人,不会苟同这番宏论,在人类文化史上,哪里有过“整个民族”一起失去“灵魂”的实例?哪怕是仅仅一个实例!诚然,权势者蒙蔽与胁迫人民追随他们滚入浩劫的巨流,但这并不等于“整个民族”。多少有志之士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自意识,身体力行去反抗狂潮,直至献出生命。他们没有失去灵魂。直到今天,我们还感谢这些“民族的脊梁”。
    
    所谓“整个民族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也许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提法?
    
    “传统文化,首先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不被打破和崩溃,随后又降临了二十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把本已所存无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连根拔起,荡涤无余。而这种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并不是集资修复几处文物就能恢复和重建的。
    
    这就是”失去了思想、理性和灵魂的实在意义?因此,使作者痛心疾首的,似乎是不能“恢复和重建”断裂了的“价值传统和文化精神”。这种痛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肯定。
    
    三,我们民族的灵魂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实践表明,不同答案具有并不等量的可行性。而复古的,国粹型的即对传统文化作牧歌式的怀念的答案,只有很低的可行性。
    
    物换星移,逝者如川······民族生活面对的主要挑战变了,民族的需要变了,应付这挑战、满足这需要的文化,当然也得应变。根据文化人类学的常识,各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特性是后天习得的,它不像种族特征那样一代代遗传下去。文化能超种族地传播,也可在本民族内部自行放弃。文化的价值是造福于人,而并不等同于人。因此,文化的价值恒在变革之中。文化绝不构成“本体”(“本体的荒谬”这一提法来自对文化的误解)。文化经历着类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考验;任何一个民族,它所创造、借鉴、发展过的文化,到头来,多数未能保存下来,而是被新的需要给淘汰掉了。这是好事。否则,人们就难免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蒙昧和“黄帝孔子”的青铜器时代。“放弃”对人类文化的推动作用,至少是与创造等同。
    
    所谓“恢复”、“重建”的欲望,流露出缅怀传统的情感。但是使人留恋的东西也是潜伏着危机的东西。张之洞一百年前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差矣,学无论中西,却只是一个“用”,被奉为“体”的道统文化,岂可与民族争取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意志本身同日而语?
    
    把“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升到“体”的位置,是错误的。把文化表现和民族生命划上等号,至少是个文化学上的病态。
    
    四,一个新的道统观?
    
    中国民族的先行者们,从来不是那些为了“扭转传统文化的困境”前去力挽狂澜的英雄。他们的“富国强兵”与“救亡运动”是实在性的而非观念性的。没有一个拓荒者甘愿与那早已衰落的古老偶像共命运。拓荒者们,凭着对命运的直感,知道民族的兴亡远比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是是非非,重要得多,好男儿哪肯为幻影去殉葬?
    
    再者,传统文化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先秦文化由中原诸国文化和“四夷”各族文化交融而成。而非来自所谓“黄帝孔子”这样一个道统式的神话渊源。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化的冲击与重组,隋唐新文化终于在文化动荡中破土而出。尔后,又经宋元明清的定向发表,才渐渐步入了僵滞之境。这些常识人们还是有的。那么,“从黄帝孔子以来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模糊概念,究竟意欲何谓?显然,黄帝孔子的道统早在魏晋时期就断裂过了。儒家式的道统观念并非真实的历史的景观。“道统”虽是程式化理论的根基所在,但确属历史的子虚乌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是被规定下来的,并严禁推敲——这才是努力要使自己的民族“失去灵魂”!
    
    在如此不伦不类的道统观的透视下,历史成为系列退化变质:打破——崩溃——浩劫——连根拔起--荡涤无余······好一幅悲凉景色,真可算是邵雍式的复古退化史观的二十世纪版。
    
    难道我们的近现代史没有生成什么?难道这些破坏不是为了激发新精神的崛起吗?不错,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了,“传统文化”的锁链仿佛断了。但同时,也为中华民族送来了民族主义精神复兴的左右手——科学与民主。中国人不甘落伍的自强自新精神,从来没有如今这么强烈。这些难道都属于“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这一“失”一“得”的比价如何,天下自有公论。
    
    使人担忧的,倒不是传统文化真的被连根拔除和荡涤无余;而是它们更为善于借尸还魂。“十年浩劫”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倒是大大冲击了在中国土地上立足未稳的现代文明——“大革了文化的命”。它并非仅是摧毁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恶性断裂”,而是本就就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的政治痞子和武装盲流们的暴动所造成的的文化事业的中落。
    
    对外开放带进了资本主义流行性文化的因子。这让何新惊心动魄,也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思考对待。但这复杂的全球性的现代问题,决不是怀旧、复古的思维所能解决的。
    
    难道“扭转”一下“传统文化的困境”,就能抵达民族复兴的彼岸,就能解决发达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而我们要说的是:传统文化与民族兴亡,没有因果关系。
    
    例如,把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命运作一比较,可以证明民族兴亡的关键在人,不在传统文化。天亡我,非传统之罪也!
    
    日本明治维新前,封建文化和制度居于统治地位,但通过一场时间短暂、流血甚少的革命,幕府体制倒台了,以天皇名义推进改革的维新之士,使日本迅速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相比之下,现代化事业在中国可谓命运多舛。中国民族历经一百多年的怀疑、寻求、奋斗、牺牲,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救中国”(决非“扭转传统文化的困境”)的道路。但还没有前进多远就遭到挫折。因此,怀疑主义在八十年代不幸兴起了。
    
    为什么日本民族仅仅用了三十年就做到了的,中国民族用了一百四十年却未能做到呢?日本版图只及中国三十分之一强,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又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国,应该说它比中国更脆弱也更容易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波。它的文明史并不很长(不过千余年),它的文化及制度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传统也就不像中国那么稳定。正是这种敏感的、不稳定状态,迫使它对外来文化的压力,作出比较积极的反应。
    
    一八四○年,英帝国的军舰轰开了清帝国的门户。又过了十四年,美国军舰才去扣击日本的大门。从时序上看,现代化之花理应先在中国绽开。但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战见了分晓,积极开放的日本,优于被迫开放的清朝。此后五十年间,力量对比更是急转直下,小小的日本国,竟能凭借刚刚学到手的现代化组织和技术,大举入侵中国,并驱逐了盘踞东亚的帝国主义列强,几乎做成了东亚霸主之梦。中、日这两个东亚传统社会的上述不同命运,不能简单套用传统文化“被打破——崩溃”的大悲剧理论去解释。因为在传统文化与民族兴亡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西化派认为只有完全摒弃传统文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前途。国粹派又认为只有尽量保存传统文化,民族才能得救。从局部看,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从大体看,它们却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赋予“传统文化”这历史的浮游物以过大功能,赋予它决定活人命运的超现实作用。如后来发明的等而下之的调和论——精华与糟粕论二分法——事实上也都是赋予任何文化传统都不可能具有的本体论地位。传统只能通过活人的行动发挥作用,关键不在于传统文化,而在于行动者对它的态度。同个文化,在不同人的把握中,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命运。
    
    日本的维新之士并非简单的“西化派”——他们没有抛弃传统,在“王政复古”的号召下、他们拾掇了“古道”,作为一块粘附新文化、吸收新思想的海绵体。但明眼人一眼看穿,近代的天皇制是受英国君主立宪制启发而创,决非古代天皇制的”恢复与重建“。这恰说明,日本维新之士多么大胆又多么巧妙地处理了他们的传统。
    
    相比之下,清朝统治者几乎白白浪费了一八四○——一八九五这五十五年的宝贵时间!他们是不是真的酷爱传统文化,以致到了不顾现实的地步”非也。他们并不是书生气十足的教条主义者。在照顾自身利益方面,他们是极其精明能干的。对他们手捧的经典如《四书》《五经》上的关于“仁政”和“王道”的神圣观念,他们充耳不闻,更不实行。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他们反倒兴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并假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搜罗焚毁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有人做过统计,表明清首领的“修书”,比秦统治者的“焚书”,毁掉了更多的“传统文化”。他们关心的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利益。由于害怕人民接触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和科学精神而脱离其控制权,又对八旗子弟的发展潜力缺乏信心——他们才突然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感情,企图以之抵挡近代平民主义启蒙精神的冲击。
    
    上述历史过程表明,“传统”文化从来都没有成为“体”而只是被各取所需者所“用”的。对不再能发挥与之有用的“社会效益”的文化,资格越老,就越陈腐,越需要放弃——从来的掌权阶级都是这么做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传统文化”的崩溃,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文明内在发展的过程所致。“内因”比“外因”更有决定性,“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远在鸦片战争前几百年,中国大一统社会和文化模式就已经老化和不思进取了。二十世纪中叶时英国史学家阿诺尔穗·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也未敢把战胜东方文明的“伟业”归在西方文化名下。他指出,许多遭受欧洲殖民侵略的地区,其文化式微久矣,西方人才得以乘隙而入。
    
    五,现代文化将在我们手中发达
    
    作为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民族,我们当然需要创建适合民族新需要的文化与价值系统。但这只能是不断创造发展的东西,而决非臆想的“黄帝孔子以来”的道统文化与道统价值。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文化”,“不在后面而在前面”!——它不在书本上、记忆中,而在每个人的手中、细胞中和寻求开拓的意志里,在每个人寻求发展的远征行动中!
    
    在这样的心灵看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并无不同——它们都是一个“用”字。各种文化差别尽管诸多,但完全可以相融互补。我们不必在“非此即彼”中抓住一个定式不放。更不必做某一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殉葬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自然法则,同样适于“道统”的命运。
    
    消极、虚无的态度与现代化的事业并不挠相容。但如何诊治这并不罕见的时代病,则是分歧所在。
    
    是不是开出“各式各样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的药方,再拿来尽情试验愚弄百姓一番?把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财富当作学费,再次投入盲目的旋涡——以满足超验的“道义责任”?讳疾忌医固是消极,病急乱投医更是危险。
    
    英雄主义有具体内涵,英雄并不总是好的,神圣的东西并不总能促进社会发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可谓英雄之极矣,可是它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什么?
    
    “我宁可喜欢金庸作品中的大侠胡斐、袁成志。······他们毕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神通广大、除恶灭邪、大快人心的英雄梦。”
    
    看来何新这位金庸迷并不完全清楚,英雄,不只是一个力挽狂澜的梦游者,更不是疯疯癫癫的小说家所杜撰的精神病患。如果英雄只能提供“梦境”而不能在社会实践上有效——那么,这样的英雄越少越好。愚昧,专断,个人至上,独往独来地草菅人命:这样的“英雄”难道我们见过的还少吗?他没有能振兴中华。
    
    封建时代的英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他们古老而简单的理想已无力解决当代新颖而复杂的难题。而当今,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麻烦,祈灵于旧时代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那只能是盲目的、徒劳的、有害的,最终流于骗人的、欺诈的、自己都不相信的。这种“英雄”的气息里,潜藏着某种鬼鬼祟祟企图嫁祸于人的东西。
    
    这使每个严肃的人们不禁反思,难道历史真是循环式的?难道我们除了道统和亡灵之外,就无所依靠了?难道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不是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你害怕别人捏住你的命根子不放,所以争取主动把它出让给“英雄”?
    
    须知,只要我们决心对民族的未来负责,“英雄的气息”并不是永远主宰我们命运的先决条件,我们又何须重新仰其鼻息。何须重新,何新何新。
    
    (1985年写,原为《三月风》杂志约稿,后载“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73-482页。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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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何新近况与访谈
    
    何新近况与访谈
    
    引 言
    
    问:外间有传闻说您身体不好,感谢您仍愿接受我的采访。
    
    何:谢谢!是的,我心脏有点问题。早年在东北时我曾患过心脏病,后来表面上痊愈了,其实只是“代偿”。现在年纪大了,旧病复发。医生去年就建议我做手术。但我想把手里的事做完再说。人生很短促,只有思想是永恒的。
    
    我已很久不见记者,没有精力。但我看了你们的采访提纲,我这次接受你的访谈,是因为我也想通过这次对话,检讨和反思一下自我。谈谈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究竟作过一些什么。
    
    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前半生,经历了一般人所未曾遭逢的一些风风雨雨。我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政治家,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民主政治”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极力把我妖魔化。
    
    你们点击“蝈蝈(google)”的搜索网页找“何新”,首页首先跳出来的一个标题就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是“***”的网上论客“任不寐”)。几年了,这个标题始终挂顶,由此可以看出“蝈蝈”这个号称“客观中立”的信息网本身的政治倾向性。我想我如果明天猝死,会有许多知识分子很高兴。他们会说:这家伙总算死了!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二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
    
    就是因为我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
    
    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古人云“察知渊鱼者不祥”,民间俗语说“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此犯了众怒,遭受天谴。
    
    好在我已留下了一批已出版的著作,还有一些未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手稿。我感到骄傲的是,在学术上我所完成的事业,在许多方面是超越前人的。留给后人去研究和评论吧。
    
    我相信宿命,我也相信善恶必都有报。我相信上帝最终是公正的。
    
    何新:第一次谈话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
    
    问: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呢?
    
    何: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
    
    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
    
    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
    
    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事件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它们写出来。
    
    可以说,正是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
    
    问: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
    
    1985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包括赵的关注。(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赵不仅知道我,而且欣赏我,因此希望我参加追悼会;并且给了我车证。最终虽因故未能去,心则戚戚焉。)
    
    其后(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事件。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
    
    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
    
    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年3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
    
    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层提名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内部领导(不是胡绳同志)的反对,此事被否决了。
    
    1989年*事件发生后,4月中旬,我通过阎明复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件。这个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赵秘书鲍彤在一篇回忆中说:
    
    “5月上旬,《快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己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
    
    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轻易动用军队。我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
    
    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
    
    鲍所指的是我1989年4月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全文刊登了。
    
    问:是否可以说,正是由于您的主动议政,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对你的注意;最终将你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答:1989年6月1日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
    
    1990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协领导对我的工作作了极其特殊的安排。让我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
    
    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发表的部分),后来陆续汇集在一批书中出版,即《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以上著作分别于1992—2000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及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许多朋友读过这几本书,但他们未必了解这些书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调研报告的写作背景。其实这些著作就是我当时所作的工作。
    
    问:您认识***吗?
    
    何:认识。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大概是在1990年底或1991年初吧,江总书记要约见一些知识分子。中央办公厅开了个名单,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几个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其中有我。到会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边,在一个很边缘的角位上入坐。
    
    会议开始后,江总书记拿着到会者的名单说,很多同志是初次见面,我念名字,念到的请站起来,给我认一下好不好?
    
    于是他就根据名单一个个地念名,一会儿念到我,我站起来。他打量我看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
    
    后来会间休息,我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迎到江总书记从对面走过来。他对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样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我有点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侧身绕到一个柱子后面避过去了。这是我的一次失礼。
    
    我估计这件事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印象,就是何新这个人的确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总书记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在会上不知谁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责之声。
    
    但是听他们讲完之后,据说总书记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哑口无言了。
    
    这件事,我虽然并没有听到原话,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动。
    
    虽然***后来再没有直接约见我谈过话,但在他任总书记的整个时期中,我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他的办公室。在我所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的是对于当时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的。
    
    但是不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江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
    
    问: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也有直接联系吗?
    
    何: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1993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记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1994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停送。
    
    南巡之后,14大前,中国政坛一度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危险”。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把我找去,示意我向邓进言,支持江李体制。我先后在1992年5月4日及7月2日写了两封长信给小平同志,谈论我对内外时局及国内形势,包括反“左”的问题的看法,进言若撼动江李的地位,天下必大乱。(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04页“关于左及意识形态改革问题的思考”,第233页“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一封信”。)
    
    我相信,我有一些意见曾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但也有一部分意见,邓先生可能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而不让我讲话。
    
    问:您是否知道领导人们对你的意见的反应,反馈?
    
    何:很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高层对我的意见或建议的评论。我常常只是从后来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政策方向的调整中,去观察我的意见和建议的作用。
    
    事实上,当时我给中央写调研报告或形势分析,从来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揣摸上面对此已有什么精神态度,也很少顾忌他们爱听或不爱听。不能说我完全无所顾忌,但的确是比较不顾忌的。我比同时期体制内的任何知识分子,更勇敢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向中央领导人恺切直言。这有我的书放在那里可以作证。当然,我思考的方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
    
    至于后来上面的政策与我的意见不合,我也不会太介意。我的地位不过是“从大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言责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应该说,无论我曾说过什么,无论邓陈江李王,他们从来没有为此怪罪我,或通过任何方式直接、间接地批评过我,或给过我任何压力。不管我讲的话中听或不中听,他们爱听或不爱听。
    
    相反,我能感觉到,他们一直是比较关心和爱护我的。
    
    问:您在十六大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时代》。对江的评价很高,此文反响很大,但是对此文,一些人有不同看法。
    
    何:事实上,我主要是由于两篇东西,得罪了所谓“改革派”。一篇是关于下岗问题的一封言词尖锐的批评信,另一篇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有的人看了很不高兴。
    
    我当时之所以写这篇东西,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当时海内外有一股舆论。
    
    我认为江总书记作为政治核心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代,有三点成就是难以否认的。
    
    第一,江总书记受命于国家经历89事件危难之际,他稳住了政治大局。
    
    第二,他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前苏联式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崩溃。
    
    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纷。江总书记基本上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他领导的这十三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今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现在回头看,文中有些词语也许有溢美之嫌,例如文中提出“盛世”的说法,后来为人所“诟病”。其实从中国历史看,的确应当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危机或者危机即将爆发之世。如西晋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乱,盛唐开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乱。康雍乾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时代的鸦片战争。而我在文中正式使用了“盛世”的提法,可能的确有所不妥。
    
    问:您对您所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有何印象?
    
    何:我通过切身接触体验到,跟随过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领导人,确实极其伟大杰出,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道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得天下。
    
    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当然是邓小平、陈云。吞吐乾坤,进退有余。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方式也极有意思。
    
    像我这样一个古怪之人,无根无柢,也没有任何家世的渊源,而且一直在知识界备受非议,他们竟力排众议,不拘一格,违反常规地作出安排和使用。最早重视我的言论的是邓和陈。但对我工作进行具体安排的是李先念、王震和王任重。直到王震临终前,一直在关心我的工作。他亲笔给总书记写信,推荐我担任应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老是一个铁路工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一生是传奇性的。人们通常印象都认为他只是大老粗,只是一介武夫。其实绝不然。我在接触中发现,实际上王震具备文韬武略,平生手不释卷,好读马列和诗书,一手书法十分苍劲。王老非常爱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礼贤下士,折节待人,有古代贤者之风范。是大眼光,大手笔,大胸怀,令我折服,甘愿为之肝脑涂地!
    
    问:您对邓小平和陈云有直接印象吗?
    
    何:据我所知,邓和陈都曾很重视我的一些意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我表示过关怀。我能随时把信和材料送报到邓那里,这种待遇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
    
    要知道,邓给他的家人立有一个严肃的规矩,不许轻易接受私人给他传信或收受物件。
    
    但对我不仅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在那些年中是随时可以上书进言。我认为这实际是以“国士”相待。我曾讲过老一辈革命家对我有“知遇之恩”,就是指这一点。陈云对我的关心,我也感同身受。具体事,不讲了。
    
    问:虽然您认为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承认,甚至会认为你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异端。
    
    象陈云、王震作为主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非正统理论呢?
    
    何:这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其高明之点。他们知道时代在变,意识形态也需要变。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理论。的确,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
    
    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是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的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来的探索和心血。
    
    这种努力,我在八十年末已经开始作。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至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
    
    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
    
    问:您对当前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和谐社会”比“小康”的提法具体。“小康”并不是一个高明字眼。“小康”这个字出自《礼记?礼运》。孔子当时使用这个字并不是褒义,“小康”对于“大同”是一种倒退。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战术目标,而决不是终极性的战略目标。我研究邓小平的著作,我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终目标仍是追求于“大同”的。
    
    “以人为本”当然比以“金钱”为本为好,是一种纠正。如果“以人为本”是指“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那就更会得人心。“人”的概念毕竟还是太抽象了。
    
    问:您当时既有颇为深厚的政治资源,为何不出来谋就一个实际的政治职务呢?
    
    何:这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对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极有自知之明的。
    
    我将离开社科院时,为我的工作安排问题,统战部长丁关根同志曾派一个副部长和秘书长来我家中数次,征询我对于工作安排的意见。我说,我要求不上班,不开会,我不从政。这其实是给中央出了难题,很难安排的。
    
    后来李鹏总理也几次让人和我谈过,我向总理提出最适合我的工作,是去国务院参事室或中央文史馆。总理让我给他写个报告,我写了送去,总理很快就批了,批示由罗干秘书长具体来作安排。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定编的,需要向人事部申报编制。
    
    当时是因为我的年龄,按照惯例参事和馆员都要年纪较大的人担任(周总理定的)。我当时才四十出头,过于年轻,所以参事室表示不同意(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所以后来中央另作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国政协。
    
    最近,中央有关方面又拟安排我去参事室。但是,其实去不去哪里,我个人都已无所谓了。名义上的东西,对我已不重要。何况我的身体状况已是这样。
    
    问:您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何:我就简单告诉你我的病情吧。
    
    我有两根动脉的根部鼓了两个大包。去年夏天查出来的,刚开始医生怀疑是瘤,把我周围的人吓坏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医生,他听了这个消息后,难过得几夜睡不着觉。但后来再检查,发现并不是瘤。但这就象自行车外胎有两个包鼓起来了一样,随时有爆裂的危险,而且一旦突然破裂就是很难救治的。
    
    所以需要动手术。去年夏天我本已接受安排住进医院了,但考虑了一夜,我又从医院跑了出来。我决定一定要先把我手里的事情作完。我的全集已编好,必须亲自校对完。因为过去的版本不是我本人校的,错别字很多。将来会贻笑于后人的。
    
    我相信,我写的书的十年、二十年后还会有人看。象那本《诸神的起源》,当时一出来就被一些“博士”骂,现在二十年了,已出了八种版本,国外也有译本,还是有人看。
    
    此外,几本半成品的书我也想要完成,然后再进医院。这样,我才算对自己的人生,对培养我的国家,对生我、养我的这个民族做了一个完满的交代。
    
    对那些反对我的人,我也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想留下一个健康的废人何新,倒不如留下一个死了的但是有十几本全集的何新更让他们难堪吧!
    
    所以我暂时不进医院。我是相信天命的。很多东西,听天由命。
    
    问:您这么讲,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关心您的。
    
    何: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怕死的。不了解死亡,就不了解生命。我早看透了人生,看破了生死。即使让我明天就面对死亡,我也无所遗憾。古人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平生谈不上立德立功,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已立言。
    
    我这个人,冷板凳是坐惯了。安于寂寞,甘于寂寞,乐于寂寞。古往今来,凡能作出大学问的,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前些年美国一家电台想安排我与陈香梅女士作一次对话,谈台湾问题。去年中央台的“对话”节目想邀请我与李光耀作一次对话,我都拒绝了。我要不是熬得住十几年寂寞,也不可能写出这么多书。完成这十几卷文集,就是我给自己立一座碑。
    
    ······
    
    头一回在凯迪上发言,就被屏蔽了,真是有幸。或许是话说得有伤绅士风度吧。好,重说,温和一点。
    
    何新,闻名久矣。上大学时已知其人,《诸神的起源》是一时的“名作”,讲训诂,讲考据,讲做学问,我们那些值得尊敬的老师都拿这位何大胆作反面例子,因为何新连古文都未看懂,就敢立论。
    
    谢选骏说何新是“学术流氓”,大概不错,十多年的功夫,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了不下十几个吧。
    
    瞧瞧他津津乐道的那些事,被胡乔木欣赏,被王震欣赏,被某某某欣赏,可知其品位。
    
    这有点像做皮肉生意的人,被有钱有势的人光顾过后,止不住在众人面前(不光是同类)大肆吹嘘。
    
    如今人老珠黄了,也止不住在回忆一番,这样也可过过瘾吧。
    
    送何新四个字评语吧:无耻之尤。
    
    希望不要被屏蔽。
    
    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也没什么。问题在于,何新是以“学者”为幌子来邀宠,而后又以被主子眷顾在学人面前自炫。

[博讯来稿] (Modified on 2015/2/22)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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