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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雇佣兵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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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佣兵不仅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雇佣兵也创造了欧洲古代哲学:笛卡尔是雇佣兵;苏格拉底是雇佣兵,普罗提诺也是雇佣兵。(尼采则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崇拜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广义的雇佣兵哲学。)
    

    雇佣兵创造哲学,这似乎是“西方”精神的特有现象;到了后来,雇佣兵干脆超越了西方哲学,直接进入了世界宗教,演化出了穆罕默德的征服。因为穆罕默德早期从事商队护卫,晚期从事商队劫掠,结果在形成雇佣兵宗教(回教)之后,无意之间造就了阿拉伯帝国。这种征服对于西方是如此有效,以致几度兵临欧洲,中世纪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不说,二十一世纪干脆深入西欧腹地,完成了八世纪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杂种)和十五六世纪的土耳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杂种)所没有完成的“千年大计”。
    
    (一)瑞典女王害死笛卡尔
    
    1649年冬,笛卡尔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安的邀请,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任宫廷哲学家,为瑞典女王授课。由于他身体孱弱,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1650年初便患肺炎抱病不起,同年二月病逝,终年54岁。
    
    克里斯蒂娜很早的时候就阅读了笛卡尔的《哲学原理》,被其中的内容吸引了。这位好学的女王通过各种方法,结识了笛卡尔,并和他保持长期通信。几年后,女王成功说服了笛卡尔,邀请他来瑞典宫廷参加她的人文圈子。
    
    克里斯蒂娜非常器重大师,要求他每天早上5点钟到宫中给自己上课。可怜的大哲学家虽然很高兴学生的勤学好问,但是每天早上冒着刺骨的寒风,走到学生的寝宫实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大哲学家在冻得半死还要和女王谈论好几个小时哲学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很快就病倒了。可怜的笛卡尔患上了严重的肺炎,最后死在了瑞典。
    
    (二)笛卡尔思想的起源
    
    1618年的一天,在荷兰的希雷达城,许多人围在城门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原来城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道数学难题,向群众征询答案。一个用法语讲话的年青军官,认真地看着、听着,似乎对这道题很感兴趣、却又不太完全了解。他请求旁边的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将这道用荷兰文写的难题译成拉丁文或法文。谁知那人态度傲慢,表现很不耐烦。他不相信这个青年军官能解这道难题。出于礼貌,他还是口译了出来,只是言语间露出一点讥讽的意味。不料,两天之后,那个军官竟把正确的答案送到他的面前,这使那人大吃一惊,对青年军官不禁刮目相看。于是两人攀谈起来,十分投机。一了解,才知这个青年军官名叫勒内·笛卡尔,而那为他翻译的人就是著名学者贝克曼。
    
    笛卡尔是法国人,1596年3月31日出生在图阳郡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体弱多病,但学习很勤奋、又很聪明,喜欢沉思默想。1616年,20岁的笛卡尔以最好的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他决心出外游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去读世界这本大书”。而当兵是当时一种最简便最经济的旅行方式,于是他入了伍。遇上了贝克曼,遂成莫逆之交。这位偶然交上的朋友,对笛卡尔影响很大。用笛卡尔的话说:“他,把一个业已离开科学的心灵,带回到最正当、最美好的路上”。他唤醒了笛卡尔对科学的兴趣。
    
    1625年,笛卡尔结束游历,开始了自己科学研究的生涯。他深知自己的思想与教会格格不入,在法国很容易被视为异端。他向往资产阶级已经掌权的荷兰。于是在1628年迁居那里,直到1649年。笛卡尔的著作几乎全是在荷兰写的。他的《几何学》是数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还有哲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记》。《几何学》一书称志着解析几何学的诞生,而《方法论》作为自传体散文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
    
    他想回国安居,但反对的人万般阻挠。瑞典女王邀请他去讲哲学,笛卡尔希望借助她的力量宣传自己的学说,同意前往。岂料斯德哥尔摩1649年那冬天奇冷,女王又偏偏要在清晨五点上课。对有晚起习惯的笛卡尔无疑是难以忍受的摧残。1650年2月1日着凉感冒,随即转成肺炎,于2月11日不治身死。
    
    据说“历史不会忘掉推动过它前进的人”,笛卡尔哲学影响日益深远。他的演绎法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他创立的解析几何学拉开了高等数学这个大舞台的序幕。1667年,他的遗体运回国内,1799年,遗骸陈放于历史博物馆。“历史不会忘掉推动过它前进的人”,说这句话的人似乎不懂“现实一定会忘掉推动过它前进的人”。
    
    (三)教会辜负了上帝的嘱托
    
    前英国圣公会Canterbury的大主教W. Temple曾经说,欧洲文明“最黑暗”的时刻,是1619-20年的一个冬日。当天,法国思想家笛卡尔爬进了壁炉上方的密室取暖。他决定,这一天将怀疑所有的一切。
    到了那天末了,他发现只剩下一件事他无法怀疑,即是他在怀疑这个事实。他因此讲了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重点在“思”和“我”。说“笛卡尔的独立思考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是一种阿谀。而Temple主教则从反面夸张地认为,这种独立性的思想是人类的浩劫,因为它是“理性主义”和后来“启蒙运动”的萌芽;而丝毫没有检讨教会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正是因为教会辜负了上帝的嘱托,所以,“怀疑”和“理性”的重要性才逐渐地超过了“信心”,演变成现代思想中无神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当道的局面。
    
    笛卡尔,出生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一岁失母,父亲再婚,他不得不自幼随外祖父长大,读书到大学,旅居、当兵和写作在荷兰,这种人格出境使他获得了天才的发现。跟培根一样,笛卡尔也不是共产党官府定位的什么“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创始人”。所谓资产阶级的确是西方近代社会出现的一个阶级,在其它地方(例如印度和中国)还从未出现过,是投资雇工和理性求利者的总称,跟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相联系,跟哲学并没什么确定的关系,如同古代奴隶主阶级跟哲学没什么确定的关系一样。所谓“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个名词,是近代德国马克思为搞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杜撰的思想帽子,扣在谁身上谁就成了判刑入思想牢狱的罪犯,任凭他312或815地训来斥去。
    
    笛卡尔受过良好的耶稣会教育,却对教会有所批评,所以他就不能呆在法国干这件事情,就在新教共和国荷兰呆了21年。
    
    (四)笛卡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全才
    
    笛卡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数学、光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他一接触就亲密来电,解析几何就是他随便创立的。但他主要的兴趣和成就还是在哲学上,在于在温和的批判天主教会经院哲学的独断权威的过程中独创了著名的四规则“疑证法”(这个词是我起的,跟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相映照而容易理解):1、理性地审视(怀疑)一切,求证获得清晰的观念;2、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问题来处理;3、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4、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任何遗漏。据说,他用这个方法时最爱躺在床上,通常在上午。这个方法流行的说法是“怀疑一切”,却不是从古到今那种为了怀疑而不信一切的怀疑主义,而是最终要证明得到一个清晰的可信的观念(结论)的方法或途径。
    
    关于疑证法,笛卡尔的说法是:为了摆脱“偏见的束缚“,怀疑“可疑之处”,“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浮土和沙子挖掉,以便找出磐石和硬土。”运用这个方法审视当时的经院哲学,笛卡尔通过沉思求证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哲学观念:“我思(怀疑),故我在”:怀疑者脱离了盲从,是独立思考的开始,才有“自我”(心灵)。他在这个他怀疑后证得的观念之上又推论得出三个可以疑证而信的观念:1、真理是明晰而不混乱的“天赋观念”,例如几何公理。2、有缺陷的“自我”之外(思考者、怀疑者的心外)必有的绝对完满的本体,这就是上帝;每位自我都具有“完满”这一天赋观念,这证明在心外必然存在一个“上帝”。3、上帝创造一切,包括自我(一个个心灵)和自然(心外的各种实物)。这里,笛卡尔用纯粹抽象的理性思考求证了“自我”、“真理”、“上帝”、“自然”等形而上学的观念,以确信的形式肯定下来,将经院哲学流行的却不能这样求证的观念统统排除了。
    
    笛卡尔以“自然”(物质)和“自我”(精神)为两个独立不倚的本体或实体,自然的物理运动产生山河树林等万物,自我的理性活动(沉思或怀疑)产生数学、几何、哲学等天赋观念(即真理)。这在哲学上被称为“二元论”。在17世纪的欧洲,法国、荷兰、德国等大陆国家的许多哲学家就用笛卡尔这一理性主义的二元论思想观念和原则摆脱了教会学校以经院哲学塞给自己的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僵死的观念,从而复兴了古希腊理性智慧的正统。
    
    细究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是温和的。他反对教会神学,但并不反对宗教信仰。因此他相信并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绝对的本体(最高的实体)地位。有人说笛卡尔所说的上帝是一位立宪君主——钦定宪法,依法办事;科学家成了法官,研究活动就是去精通自然界的法律。好像是的。这代表了西方人今天信奉上帝的普遍态度:神传科学给我改善生活,我信神而表示感恩。近现代宗教信仰在欧美国家就这样成了世人对享用现代文明的答谢。
    
    不过,笛卡尔的天主教信仰在当时具有一种理智的真诚。他给自己规定了“三条行为守则”:“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笃守上帝恩赐我从小就偏爱到的宗教信仰”;“在行动上要尽可能作到最坚决、最果断,当我一旦决定采取某些意见之后,即使这些意见极为可疑,我也始终加以遵守”;“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笛卡尔比英国培根更像“地球人”。
    
    实际上笛卡尔以及追随他的所有西欧哲学家的理性主义思想(所谓唯理论),都比英国由培根领军的所有经验主义思想(即经验论)亲近古代希腊科学观察和哲学思辨的正道传统。英国洛克仅仅复兴了亚氏“蜡板”说的认识论内容,而笛卡尔则在“智进德退”的近代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他像亚氏一样,用理性的演绎逻辑推论得到在当时可谓非常震惊人的理论知识:1、除上帝和人的灵魂,整个世界都在以位置移动方式运动;2、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机械力学予以逻辑分析;3、没有“绝对真空”,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4、动物是机器。就这样,笛卡尔以及整个唯理论,强有力的制衡着培根及经验论哲学的走势。
    
    (五)雇佣兵创造哲学也创造宗教
    
    雇佣兵不仅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雇佣兵也创造了欧洲古代哲学:笛卡尔是雇佣兵;苏格拉底是雇佣兵,普罗提诺也是雇佣兵。(尼采则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崇拜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广义的雇佣兵哲学。)
    
    雇佣兵创造哲学,这似乎是“西方”精神的特有现象;到了后来,雇佣兵干脆超越了西方哲学,直接进入了世界宗教,演化出了穆罕默德的征服。因为穆罕默德早期从事商队护卫,晚期从事商队劫掠,结果在形成雇佣兵宗教(回教)之后,无意之间造就了阿拉伯帝国。这种征服对于西方是如此有效,以致几度兵临欧洲,中世纪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不说,二十一世纪干脆深入西欧腹地,完成了八世纪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杂种)和十五六世纪的土耳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杂种)所没有完成的“千年大计”。
    
    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因为他是雇佣兵,而我们却不是雇佣兵,我们是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只能产生于互联网时代!
    
    (六)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的地方
    
    笛卡尔虽然绝顶聪明,但毕竟是三个半世纪以前的人了,他的思想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洗礼,因此缺乏新的知识基础;由此而论,笛卡尔的绝顶聪明就显出不如我们聪明的地方来了。
    
    第一个理由是:笛卡尔说:“‘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不可怀疑的。”这就错了。
    
    谢选骏八岁那年夏天,跟随哥哥去游泳,几乎被淹死了,在濒死状态下,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妈妈在昏黄的灯光下准备晚餐,哥哥在旁边看着······儿童时代的游戏······学校里的场景······爸爸的督促······还有许多摇曳不定的光景······像“过电影”一样闪过。后来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濒死感”。
    
    以后,每到人生的转折时刻,谢选骏都会怀疑自己的一生是否都在那一时刻结束了,而后来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存、思想甚至信仰都是那一濒死状态的绵延:因此每当这样的时刻,谢选骏都想要给自己的哥哥打一个电话:“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差一点淹死吗?”“哎!那真是太玄了!要是那次出了事情,我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交待?!那将成为我终生的阴影!”谢选骏的哥哥如是回答。”
    
    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你答故我在”了。
    
    “谢选骏在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只是谢选骏自己死后的一个幻觉!所以谢选骏需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来解除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所产生的怀疑······如此,谢选骏已死、谢选骏已经不在,但其思却依然存在——‘我思但我不在’,这才是真相:这也是“读者决定一切”······如此看来,‘我思故我在’实在不能成立。”
    
    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你答故我在”了。
    
    历史也一再表明,所有的精神人物都已不在,但他们的思依然存在——他们思但他们不在。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二个理由是:谢选骏不会像笛卡尔那样,受到名利的驱动,去给一个瑞典女王或其他大亨上课,以至于为五斗米折腰,结果把自己活活冻死、累死。谢选骏认为,给女王上课和对一条流浪狗说话,都是“哲学”,也都可以是“非哲学”,何必舍近求远、结果把自己沦为宠物而白白送死?其实,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恩赐,是新工具造就的新态度:现在的思想者,不需要国王作为传声筒了,互联网就足够了。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三个理由是:笛卡尔开创近代思想是因为他的“三个实体论”:第一个实体是心灵的实体,这就是“我”的存在;第二个实体是物质的实体,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第三个实体是绝对的实体,这就是上帝的实体。(这被犹太人卡尔波普歪曲成了“三个世界论”:用“人造的世界”取代了“上帝的实体”,其他两个不变。)
    
    而谢选骏则发现了“思想的主权”涵盖一切。
    
    “思想主权论”认为:不同的人把“思想的主权”表述为不同的实体——心灵的实体、物质的实体、上帝的实体······
    
    在这意义上,谢选骏关闭了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谢选骏打开了未来世界的门。
    
    (七)雇佣兵哲学是主权宣言
    
    我思故我在?
    
    我如何思,故什么样的我在。
    
    思呈现了什么样的在?在呈现了什么样的思?
    
    “我思故我在”,其实不过是一个“自我证明”:
    
    1、预先用“思”来假定了“在”,然后再来用“我思”来证明“我在”;
    
    2、“我思故我在”和“我思东方红故红太阳真的升起来了”有何区别?这不是强权意志、炮舰政策吗?这不是雇佣兵哲学吗?(尼采也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投靠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雇佣兵哲学。)
    
    3、这雇佣兵哲学是“哲学”吗?不是。是什么?是主权宣言。
    
    4、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只能证明我思,不能证明我在;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甚至不能证明我思,因为那可能是别一样的幻觉,是一种濒死感的绵延,当然就更加地不能证明我在了。
    
    5、请给“在”一个定义!除了主权,没有别的,所以最后只能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怀抱:“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笛卡儿的三个实体论,不能成立,因为多出来的两个只是别神和偶像。
    
    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因为他是雇佣兵,而我们却不是雇佣兵,我们是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只能产生于互联网时代!
    
    2013年1月19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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