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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君主与衍圣公22:素王论/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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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素王论

     〔素王理论的历史变迁〕

    
    君主立宪是否仅仅一个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毫无先例可援?在中国意识中,立宪君主是否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并不尽然。我们发现,古代的“素王理论”比较符合“立宪君主”的特质。所谓素王,可以理解为“不凭血腥暴力取得王位”。
    
    同时,“素王”又确实具有王者特质,而使得“素王”与“保衡”还有所不同:如果说“保衡”更加接近“保民官”,是君主和人民之间的调节器,类似于“宰相”;那么“素王”不仅就更近“立宪君主”,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调节器。
    
    〔一〕“素王”论的出现
    
    “素王”作为一个词汇,首见于《庄子·外篇·天道》:“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明于天,通于圣,六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昧然无不静者矣!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闲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进为而抚世,则功大名显而天下一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天道》中的“玄圣素王”,是指有帝王之道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素王之道因此也被叫做“《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从《庄子》一书中的《齐物论》到《天下》再到《天道》的主要段落,可以看出内圣外王思想的发展。庄子后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主要特征是以道家的顺因自然为始点,汲取儒家的仁义说与人伦观,再加上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回到道家的自然主义。而“素王”思想,可以说是上述素王之道的一个结晶。
    
    回顾一下“玄圣素王”论的发展,天道、人道的观念先秦时郑子产已提出,他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和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天道比人道较远,人难以把握天道,但可以理解礼智、仁义、道德等人道范畴。而道家则尊崇天道,认为天道是万物之源,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庄子》在《老子》的这一基础上又作新释,《天道》篇认为,君道是天道,臣道是人道,君道应该效法天道,而天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自运自化,寂寞无为,虽然化育万物,恩及万世,但都是无心而作,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因此君道也应以天地为宗,以自然为用,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为本,虽有天下,但要做到不为所累,无为而治,让天下万物自治自化。这显然包含了“统治权分离”的可贵思想。此篇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包含了“君无为”、“臣有为”的重要思想,与内篇《应帝王》主张一切人都应无为的思想明显有别,对后世的贤明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魏征向唐太宗进献“无为而治”的方略,正是以有为的臣道来补充无为的君道为前提的。因此,他在主持编撰《群书治要·庄子治要》时,便把《天道》篇看成是《庄子》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并将其中近一半的文字选了进去,从而使君无为、臣有为的思想在此书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对《庄子·天道》的“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郭象《庄子注》的解释是:“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西汉贾谊《过秦论》说:“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这里只是提出了素王的界定,并未指出谁是素王,而且显然都和孔子无关。
    
    但汉代经学出现之后,情况丕变:素王成为儒家的圣人。也就是说,在《庄子》那里,素王是道家的理想;而到汉代经学,素王成为儒家的现实,成为对于孔子的历史使命的总结。所以后人有诗赞曰:“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
    
    那么,这一由道及儒的转变,其逻辑依据在哪里呢?
    
    〔二〕“素王”论的儒化
    
    历史上第一次提到“素王”概念的,是道家而非儒家。这似乎再次暗示:起源于楚国的道家,是一个比之起源于鲁国的儒家更有创造力的学派。而根据我的研究,春秋战国的学派,大多具有不同的区域性国家的背景。例如墨家起源于宋国、道家起源于楚国、儒家起源于鲁国、阴阳家起源于齐国、法家起源于晋国、纵横家则是国际活动的产物。
    
    此外,素王的概念,虽然首见于《庄子》,但可能有更加古老的渊源。例如《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马贞《索隐》解释说:“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由此推测,素王可能是上古帝王。而且很可能与殷人也就是东夷民族的传承有关,而孔子作为殷人后裔,被后人号称“素王”也是实至名归。
    
    而由道变儒的这一转折,就发生在贾谊〔《过秦论》〕和淮南王刘安之间。因为倾向于道家的《淮南子》在《主术训》中所说的“孔子之通,智过于萇宏,勇服于 孟賁 ······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已经完成了上述“实至名归”的转让。到了东汉,王充在《论衡·定贤》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博喻》也说:“是以能立素王之业者,不必东鲁之丘。”萧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也说:“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唐代刘沧《经曲阜城》诗更成定论云:“三千弟子标青史,万代先生号素王。”
    
    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序》,不仅提到“素王”观念,还提到“素臣”观念:“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曰: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有关素王、素臣的关系,“雅虎知识堂”里有一段解说“为什么孔子被称为素王?”的文字,大意比较中肯,但文字舛乱,特经修改后引用如下:
    
    本来修春秋是王者之事。孔子也知道。至少春秋时代除非王者颁命史官,否则其他人就算一肚子墨水,也是无权私自作史的。这是周朝传统政治观念。否则有可能引起杀身之祸。······孔子一直以周公精神存备于身而自许。可现实又是礼崩乐坏、诸侯相伐的年代。孔子晚年看着自己时日不多,担心大义将没。才生出写作《春秋》之意。《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孔子是知道春秋的分量的,弟子对老师这种出位的举动保持“不能赞一辞”的沉默,也是因为他们看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无胆无气魄去做 “春秋大义显,乱臣贼子〔诸侯〕惧”这种“帝王才有资格做的批评”。由此,孔子的文化担当、历史胸襟及政治抱负就显而易见了。由此也可知道,孔子的改革和创见是非同寻常的。所以说“孔子作《春秋》”那种隐微的春秋大义,是“为了避免杀身之祸”,是说不通的。
    
    至于孔子修春秋,为什么要“微其文,隐其义”?杜预解释不透,还是要参考一下《庄子·齐物论》才能明白:“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因为不辩而未始有封,故大义自然深远。王充认为孔子作春秋是素王之业,是没错的。这是事实。因为本来王者才能做,才有资格做的事情被孔子做了,但是孔子又没有王者的政治权力,所以说是孔子“素王”。素为有名无实之意,素王,可以说是无冕之王。由此说来,“素王”这个称号不是封号,而是对事实的界定。所以王充才由此推出:“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素王素相的产生,也是政治文化堡垒的破裂,自由思想 自由议论的开始。
    
    而洪春音《论孔子素王说的形成与发展與發展主向》,则藉古文献探讨汉代经学史上的“孔子素王说”的形成与发展主向。认为“素王”一词起于庄子后学;“孔子素王说”属公羊家的说法,是汉代经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和纬书的孔子观有关,而纬书又影响着后期的公羊家。在经过以上的讨论后,作者得到两个结论:1、孔子在先秦的地位与战国时代的黄老道家思潮,使公羊的孔子观与黄老道家的素王说在西汉连属为一;2、孔子素王说的主要发展见于纬书,此亦足以说明纬书乃汉代今文经学之支与流衍。
    
    〔三〕素王论与文字狱
    
    素王理论虽然是对秦汉帝制的一种反动和制约,但是自从诞生以后,大多时间还是像潜龙,蛰伏在学者的书房里,没有获得多大的现实意义。直到满清入主中国,素王理论突然获得意想不到的活力,直接介入社会政治冲突,给予反清思想以极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满清大汗雍正“皇帝”出面,直接予以批判,双方交锋的结果,使得素王理论的宣传者,在文字狱里成为重要的受害人。
    
    这段史实,要从清朝的雍正年间说起。雍正年间的满洲大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对汉人号称“清世宗”,是康熙年间的“清圣祖”玄烨第四子,是满洲入关后第三位“皇帝”,1722—1735年在位。而他操办的文字狱对象,就是曾静〔1679—1735〕,湖南人,平日授徒为业,号蒲潭先生,性迂阔,喜谈道学,但有反清思想。曾静应试靖州时,得读吕留良评点文字,看到其中有论“夷夏之防”等语,深受感动,就派出门人衡阳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时留良早死,其子毅中将乃父遗书全交张熙。曾静见留良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愈加倾信。因与留良弟子严鸿逵及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来投契,每赋诗相赠答。曾静所著《知新录》中谓“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
    
    原来雍正即位不久,就杀害弟弟胤禩,并将其同党发遣广西。诸人路过湖南时,传播雍正阴谋夺位事。曾静道听途说,以为清朝末日已至,遂筹划推翻清鞑。闻川陕总督岳钟琪拥有重兵,不为清廷信任,深自危疑,因派张熙投书钟琪,并列举雍正雍正帝罪状,力劝钟琪反清。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供认不讳,被解京师,张熙也同时解到。此为雍正六年〔1728〕事。因曾静供词中,涉及吕留良著书事,雍正帝随命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各家书籍,连同案内有关人员押解进京,亲自审问,曾静在酷刑之下,被迫“承认”轻信流言、妄论国事,为留良等人所误。
    
    但是满人雍正始终觉得,吕留良等鼓吹的民族思想,具有广泛基础,而胤禩等人流言,实属为患非小。至于曾静,属于乡曲“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七年九月,雍正帝将与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派大员带领曾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进行宣讲,对留良、胤禩辈言论,进行批驳揭露。十月,曾静、张熙被免罪释放。同时,大兴文字狱,将吕留全部遗著焚毁,留良与其子葆中及鸿逵虽死,俱戮尸枭示,毅中、在宽皆斩决,族人俱诛,孙辈发往宁古塔为奴。黄补庵常自称吕留良私淑弟子,车鼎丰、鼎贲曾刊刻吕氏书籍,孙用克、敬舆等私人藏吕氏书,都遭株连坐罪,死者甚众。雍正十三年冬〔1735〕,乾隆即位,终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处死。
    
    《大义觉迷录》全书共有四卷,内收有雍正本人的十道“上谕”,提审官员杭奕禄审讯与结案的意见,包括曾静《知新录》、《知几录》部份片段〔两部原著已经销毁〕在内的四十七段掐头去尾的“口供”,曾静门人张熙的两篇口供,书末并附有曾静表示认罪伏法的《归仁说》一篇。正因为有这个《归仁说》垫底,事成之后,雍正就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出奇料理”了曾静文字狱一案:不杀曾静,却下令将案件卷宗编成的《大义觉迷录》作为教材,“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大义觉迷录》因而广行天下,一时人尽皆知。但是旁观者们却看到:雍正自逞笔舌之能,撰文辟谣的结果,反倒弄巧成拙,非但未能“端正视听”,反而引起天下之人竞相窥视宫廷斗争。到乾隆即位,为求补救,而将《大义觉迷录》一书列为禁毁之类,从此销声匿迹,只有少数私藏民间,或流至东瀛。清末,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发现此书,结果书中暴露满清皇室的权力斗争,以及吕留良、曾静反满言论,又成为革命党人批判满清的有力证据。
    
    反清的曾静等人并不主张恢复明朝统治,而是倾向于“素王”理论,而且是要把“素王”变成真正的君主。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清末还主张“反清复明”的义和团要进步一点。在遭到删节的《知新录》中,曾静的批评是同时指向明清两代的统治的,他说:“慨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沈。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哀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
    
    显然,曾静之辈已经看到:满清用武力镇压和政治强权双管齐下,迫使明亡之后的中国社会向满人异族统治俯首称臣。历史学家们也许会追问:满清政权何以能够维特长达二百六十年的统治?我们的回答是:因为有辽、金、元的少数民族铁蹄为它开路,更有赖于明朝的太祖、成祖开辟的暴政传统,使得“朝廷”成为孤家寡人、依靠武力统治。所以扬州八日、嘉定三屠、剃发令、易服令等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残暴之举,都有其前明的暴行作为依据。
    
    但在推行暴政的同时,满清的政治模式也不可能坚持满人的民族国家,而不得不建构一个汉、满、蒙、回、藏等异质异族共存一体的帝国,将各族的政治精吸进满清统治集团,甚至连号称“岳飞的二十一世孙”的岳钟琪也不能幸免其“充当汉奸”的厄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满人透过抬举藏传佛教,不仅用以治理西藏、绥服蒙古,而且用以分散儒家文化的优势地位,并借以笼络江南文人,但同时又尊崇萨满教以维系满人的自我认同,甚至在发现基督教危及满人统治之前,也曾大力优待之。凡此种种,都在力图削弱儒家的独尊地位,控制其影响,从而达到抑制汉化的目的。在满人看来,文明的汉化,显然有似物件的氧化,使生命趋于腐化。所以,汉人可以汉化,满人不可汉化。满人的成功之处,在于长期抗拒汉化,并把汉人排除于统治核心之外,甚至连边疆地区也不准汉人屯垦。满清采取弹性因应政策,整合帝国内外〔包括属国〕的各个族群,共同构筑了一个多元的世界体系。离弃这多元的世界,也就无法统御这庞大的帝国,这就是后来列强入侵中国,必须先行剥夺中国对于各个属国的宗主权,层层剥笋,直到攻克北京。而反过来看其处境,也能理解孙文从辛亥革命前的“驱逐鞑虏”,转变到了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正是基于这多族混居的格局。异族之间异质文化的紧张、互动、融汇,一直以来就是清朝扩张的动力之一。在这种扩张中,文字狱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真金不怕火,满人的文字狱不仅消灭不了素王论,反而在无形中把它发扬光大,使素王理论从一种学术思想,变成了政治思想,而且很有希望在未来的中国,成为一项政治实践,从而把中国的政治文明,从泥潭带向良田。例如《大义觉迷录》的以下记载,就很合乎“素王”理论,而且是要把“素王”变成真正的君主:“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
    
    可以想见,这样的“素王”理论已经不仅是理论,而且有“把素王变成真正的君主”的政治冲动,无疑会引起满洲人的极大恐惧,同时也在无意之中,为现代中国政治的绝境,提供了一条“继绝世”的出路。
    
    〔四〕素王论的进化轨迹
    
    由于文字狱的特点之一就是不遗余力地篡改史料,而依据我们现在可以搜集的史料,又基本上集中在《大义觉迷录》里,因此“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提醒,我们还是需要注意。
    
    名义上,《大义觉迷录》是多人合写的,包括对立的双方;实际上,主笔当然只是雍正一人,曾静一方不过是刺刀下唯唯诺诺的傀儡,结果当然就是“对立的双方”在《大义觉迷录里完全消除了对立、实现了“和谐社会”。如此看来,《大义觉迷录中的思想结论,主要属于“雍正主义”,而较少“曾静主义”的特点。其中的素王理论,虽然没有遭到直接批判,其实受到了间接的反驳。
    
    《大义觉迷录》里有关素王思想的完整记载是这样的:
    
    【雍正问曾静原文:
    
    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等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尽礼。”又云:“臣事君以忠。”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冀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现代汉语译文: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皇帝应该是我们读书人中的大学者做,不该让那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们做。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猾,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若要论说正其名位,春秋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孔子做,战国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孟子做,秦朝以后的皇帝应该由程颐、程颢和朱熹做,明朝末期的皇帝应该由吕留良做。可如今都被豪强们占据去了。我们读书人最会做皇帝,人生世道上的那些英雄他们哪里懂得做什么皇帝”等言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之人,是以其明确的伦常道德立成儒教,来端正万世的人心,明扬千古的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的道理呢?孔子说,“服事君王要尽到礼节。”又说:“臣子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还说:“君要像是君,臣要像是臣,父要像是父,子要像是子。”看《论语》中的《乡党》一篇所描写的,孔子在君王和父亲面前,完全是非常恭敬谨慎的。孟子说:“要想当好人臣,就要尽到人臣的道义。”又说:“齐国人没有像我这样敬重君王的。”上天使孔孟当时得圣贤的地位,传行圣贤的纲常伦理,尚自要尽他们做人臣的常道规范,岂有以韦带布衣的寒儒书生,要自做皇帝的道理!如果依照曾静所说的,将乱臣贼子篡权夺位,灭道弑君的叛逆行为,强要加在孔孟的身上,来污蔑圣贤,究竟是何心肺肝肠呢?而且自从汉朝唐朝以来,圣明贤德的君王历代都不缺少。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身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都是上天之命的归属,功德显赫昭著。如今却一概看成光棍。况且曾静时时切记明朝亡灭之怨恨,而认为周朝末期局势变化以后,皇帝都是些光棍,那么明太祖也列在光棍之类。曾静不但是本朝的叛臣贼子,也是明朝的叛臣贼子。并且曾静也知道光棍应是什么恶名,如今将各朝开创基业的君王,都诋毁是光棍,那么当时辅佐拥戴帝王创业的一代名将勋臣,也都应当治他们以光棍随从的刑律了。再说春秋至明朝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应该做皇帝的,只有孔子、孟子、程氏兄弟、朱熹、吕留良五个人。开天辟地到如今,还没有如此狂妄怪谲、丧心之极的论调。可问曾静是怎样供说!】
    
    【曾静答雍正原文:
    
    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弥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现代汉语译文:这些狂怪的话,本来是说做君王的毕竟是睿智聪明,上天赋予了诚信的品德,学问压倒世人。正如前边供词所说的,聪明睿智之人,仁爱能培育万种物质,义利能端正万种事理,仪礼能传播万种风化,智慧能明察万种偏颇,诚信能信服万千邦国,天下生民于是尊重他,亲近他,敬奉为君王的意思。上天将圣贤降于百姓之中,作他们的君王,作他们的师长,君王指的是职权位分而言,师长指的是道常德性而言。必然是道常德性达到天下之顶端,然后职权位分才能居天下之最尊贵。其实君王师长原来都是一人做的,君王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人的为师长。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时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君王,都是深解于道德的最高意旨,精通于学问的顶端涵义,当时天下没有谁不崇尚他们的,因此敬奉为君王。春秋战国时局变化,有孔孟全备的安邦治国学说思想,而世人却没有谁能采用。在上边的周室君王们,又没有听说有道德高出孔孟的人。如果用唐尧、虞舜、夏禹三代最兴盛时期的事例推论,却好像是:春秋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担当;战国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孟子的仁义,才足以担当;宋朝末期的君王,应该有程朱的理学,才足以担当。当时我写此话的意思,不是说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王,程朱也有志于抚临天下百姓,而是讲做君王的临幸天下,必然得对孔孟的道德仁义和程朱的理学义旨精通详明罢了。对君王最敬崇的,没有人能像孔孟;对君王最尊重的,没有人能像程朱。孔子服事君王尽礼尽节之事,可见于《乡党》这篇文章中。后世的人臣们很少能做到,并且不像他那样敬畏罢了。从《乡党》一文中可推想他服事君王的诚恳之心,已达到了无微不至。他担任管粮仓的乘田小官时,将财务管理得顺顺当当;他担任管畜牧的委吏小官时,将牛羊牧养的肥肥壮壮。凡是担任各种官职,都是尽心尽责到十分之处,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苟且偷安,这都是因为他把君王的命令看得至高重大,所以不敢荒废职守而已。看看孔子,那么孟子、程子、朱子也就可以此类推了。那种所谓会做事的人,学问已深造到极高之处,成全了自己自然也可以成全万物。《大学》研究授传完美的德性必然要普及到初生的子民,《中庸》认为达到中和的境界必然是天地归位,万物发育。德性含义内“中”的功能作用达到全备,自然就贯通到最高境界了。所以说大禹、后稷、颜回换个地方和环境还都是一样。大禹为君王,后稷为相国,颜回是市井陋巷中的平民百姓,如何能做得君王相国的事情!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就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家族,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就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四书五经中没有一篇章节不讲到治理天下的事情。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这条狂妄怪谲的言论是说做君王的,原来不是别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的,乃是聪明睿智而且精通深解于学问道德的人才可以做的。正是将君王看得至高至大,轻易不得。在下陈言,想当今皇上抚临天下百姓,一统华夏四方,明事如神,聪明睿智,德性全成,受命于天,已先达到极高的境界。其实道德的细微,没有不经历的,学问的精深,没有不透明的。达到了中和并致,才得到了天地之位而万物生长发育。像这样岂不是说明圣贤之人精通于学问,才能高居天下百姓之上,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千年相配!其他像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自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因此他们兴起于国家之事,显现于事业和功绩,没有见他们有成全于天理之正,因而也就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一丝一毫人的欲望私念。其实天下没有听说有才智德性高出他们之上的人,所以能够让他们担当君王之位。我这弥天重犯的罪人狂怪的言语,本意是以英雄来比喻历代创业君王,而以光棍来指魏、晋时篡权窃位的君王。我所说的“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这三句原是指汉、唐、宋、金、元诸位太祖太宗说的,所讲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滑,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这两句乃是指魏、晋时诸多篡权夺位之人说的。因为言辞不能达意,以致于混同不明,一带而说了。而这“光棍”两字也是楚湘地方中的俗语,我这山野鄙夫少学无知,妄自引以为喻了,当时我立言的实意大致就是这样。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所顾忌的罪过,实在是难以宽容。况且书中所举吕留良,尤其是无知到了极点了。我不但没有认识到本朝历代圣明皇帝与尧舜、禹汤没有不同,还竟然把狂悖叛逆的吕留良当作孔孟了。从前如坠在云雾之中不明事理,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开导点化,不只是天空明亮,看见了太阳,并且自己觉得受寸磔的刑法处治也不足以抵偿我的罪过。】
    
    看到这里的双方对话,人们也许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斯德哥尔摩情结”:“感谢杀人狂雍正大王!”
    
    要是没有雍正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此珍贵的思想是无法保留下来的。雍正这个“荤王”、这个依靠杀人放火夺取政权的血腥政治领袖,像是愚公一样地清楚记录了曾静的素王论:
    
    “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
    
    正是这个被雍正认为“狂怪丧心之论”的素王论,不仅合乎现代政治领袖出自民选的思想和实践,而且也合乎儒家道统,甚至合乎圣经“先知替神代言”的范例。难怪雍正对此气急败坏地予以反驳,因为雍正内心受到了震撼,并且实际上无法反驳如此正当的理论。而相形之下,可怜的曾静一方面在雍正的酷刑下,一方面在雍正的篡改中,其素王思想的表达已经变得藏头露尾、残缺不全、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了。
    
    前面我们说过,名义上,《大义觉迷录》是多人合写的,包括对立的双方;实际上,主笔当然只是雍正一人,曾静一方不过是刺刀下唯唯诺诺的傀儡,结果就是“对立的双方”在《大义觉迷录里完全消除了对立、实现了“和谐社会”。如此看来,《大义觉迷录》中的思想结论,主要属于“雍正主义”,较少具有“曾静主义”的特点。其中的素王理论,虽然没有遭到直接批判,其实受到了间接的反驳。
    
    〔五〕《大义觉迷录》与《五七一工程纪要》
    
    极力反对素王理论的雍正,是通过谋害父兄登上大位的,虽非杀人盈城的开国皇帝,却是一个充满的典型“荤王”,一个施展血腥暴力的政治领袖。他对待艺术作品的态度和二十世纪的毛泽东十分相像。有一次雍正看戏《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以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的是喜欢这种贾正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谁知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这个故事不仅使人想起了毛泽东的“文革”、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京剧李慧娘。
    
    雍正不独性格暴戾,而且逻辑怪异,他把两个和他一起争位的兄弟,分封猪、狗〔“阿其那”、“塞思黑”〕。这和毛泽东先后把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打成“反革命”十分相像。但雍正自己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其实,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公布《大义觉迷录》和毛泽东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颇为相似,后果都是搬起石头在了自己的脚。
    
    《五七一工程纪要》得名于“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是在1971年3月21日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开始密谋的。他们分析了形势,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林彪“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进行武装起义。但争取“和平过渡”、准备“武装起义”的首鼠两端,使得他们功败垂成。《五七一工程纪要》透露了党内对于毛泽东的真实看法,对毛的面子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正因为如此,中共政治局内部对于是否下发这个《纪要》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即使下发,也应当只公布部分内容。但是毛泽东本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智力,聪明反被聪明误,不顾周恩来等人的劝阻,执意公布《纪要》全文 。俗话说“旁观者清”,正因为周恩来等人想法和林立果一样,才知道公布出来必定说破了“皇帝的新衣”;而毛泽东自我欺骗已久,已经丧心病狂到失去了常识,居然允许小孩子林立果大叫“皇帝没有穿衣服”,毛泽东还以为所有的人都是瞎子、白痴,都会相信他有一件根本没有穿上的新衣。
    
    《五七一工程纪要》虽是黑帮内斗的产物,但在客观上揭开了文革的黑幕,其潜在影响非常深远。几年以后,《纪要》中的有关文字出现在1976年4月初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诗篇当中。如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有诗写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这从思想到文字,受《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影响很明显。
    
    雍正的儿子乾隆上台后下令将曾静等人处死灭口,然后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周恩来和乾隆一样聪明,可惜他死在毛泽东之前,否则他也会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因为周最为关心的是,完全彻底地忠于毛而不是忠于人民,如何“保住自己的晚节”,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拥兵自重的雍正为何害怕素王论?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正如拥兵自重的毛泽东为何害怕人们悼念他的手下败将周恩来?因为素王理论如同“好宰相”,确实是暴君统治下的最后一线希望。这也表明,中国确实有统治权分离的传统,确实有限制君权的传统,这不仅体现为宰相制度的设立,而且体现为“天子守礼”的思想。
    
    〔六〕古代中国的君权限制
    
    《礼记·郊特牲》 批评天子失礼导致天下大乱说:“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诸侯之宫县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钖,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故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胁。于此相贵以等,相觌以货,相赂以利,而天下之礼乱矣。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
    
    限制君权的思想到了天下大乱的战国时代日益薄弱,君主独裁的思想有所发展。《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典故,与通常的理解相反,这并非限制君权的思想与实践,而是相反的“六亲不认”。
    
    〔《史记·商君列传》: 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
    
    先秦中国有宗教传统,但在战国时代随着礼制的逐渐破坏而逐渐破坏。古代的上帝概念被皇帝概念取代,失去权力的制衡。秦朝滥施虐政,二世而亡。在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朝,逐步建立起第二信仰,部分恢复了西周的天命论与灾异论、天谴论。董仲舒结合阴阳学说完善起来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并非独创,而有传统。统率万民的天子,仍然受制于天,天子犯错,上天会用自然灾害对于天子进行处罚。古代的灾异论和天谴论虽然没有获得宪政制度的法律程序的保证,但其政治意义影响依然深远,并对未来中国可能推行的宪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2008年6月8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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