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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君主与衍圣公14:孔子嫡系何以晚婚晚育/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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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孔子嫡系何以晚婚晚育
曲阜衍圣公府的历代衍圣公，是孔子嫡系后裔中的长子长孙，长子是诸兄弟中的老大，往往是长子已经结婚生子，而幼子却是年龄很小的孩童，长此以往，同辈之间的年龄距离越拉越远。从孔子算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二千余年中，在曲阜的孔氏族人上下已相差到十二代之多，当时辈份最大的是六十六代的“兴”字辈，最小的是孔子嫡裔孔德成之子孔维益，为七十八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曲阜孔氏族人中上下相差十一代，最大的是六十九代的“继”字辈，最小的是八十代的“佑”字辈。因此，孔姓中人见面，有时不好称呼，因为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不能乱称，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来称呼。
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衍圣公往往比大多数同里同宗穷人辈份要低几辈，面对面时虽是主仆关系，但依家规又应按辈份称呼，彼此都易尴尬。但实际上，由于衍圣公府里做活待遇高，可以养家糊口，一些孔姓贫穷人家便改名换姓进府为奴，改姓一般是改成母姓。
不过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孔子世家的繁殖周期好像特别长。1999年被定为孔子诞辰2550年，理论上“嫡孙”是长子──长孙的一脉相传，那么每代之间的平均间隔是〔2550-79〕/76=32.5年。也就是说每代的长子出生平均相隔32.5年，这是一个相当令人迷惑的数字。因为头胎生儿子的概率是二分之一，那么孔门的许多代一定都是“晚育模范”，而这是违背中国人早生早育、早得儿子传宗接代的习惯的。两千多年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圣人世家的做法不同寻常。
东汉学者孔融〔153—208年〕，号称孔子的二十世孙。虽然不是“嫡孙”，但可以用来估计一下各代间隔，为〔153+552-1〕/20=35.2年，这比孔子世家的平均繁衍周期还要长。
“据1930年至1937年纂修的孔氏全国全族大谱《孔子世家谱》记载，孔齐卿是孔子三十七代嫡孙，在唐德宗建中年间任兖州司马，袭封文宣公。”
“唐德宗建中年间”为公元780—783年，取中间值781年，假设孔齐卿当时是四十40岁，那么在他之前的各代间隔为〔741+552-〕/36=35.9年，而后面各代间隔为〔1920-741〕/40=29.5年。可以看出先前的三十七代里，各代的周期都长些，后面四十代的周期就相对短些，但还是有将近三十年。
“据《重刊兴化府志》第四十六卷和《福建通志》第七十二册记载，孔子四十一代孙孔仲良，山东曲阜人，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来莆田任县令。”孔齐卿是孔仲良的高祖，由于孔仲良不是嫡孙，所以各代之间的间隔就更大。则孔仲良出生时，孔齐卿至少已经九十岁。孔仲良卒于莆田县令任上，遗三子。“长曰光宠，次曰洙，幼曰涵。仲良殁后，‘兄弟三人以父居官清白无遗不能回里，遂家于莆田，淡泊自甘，积学力行，以承先志。’〔引自《孔子世家谱》三集卷二之二〕子孙亦‘隐居不仕，混籍民伍’。”
可见孔仲良死时已在四十以上，儿子已是少年，尚未独立。如此，孔齐卿的出生年代还要往前推几十年。不过这最多让前三十七代的值增加一年，所以不必更改。问题是假如孔仲良上任时为四十多岁，那么他出生在786年前，孔齐卿大概还在任兖州司马，年纪也该在九十上下了，那么他未免太老当益壮了。相隔三代，为官时只差四十几年，那么当官时的年龄就得有四十几岁的差异，再考虑到死于任所这一点，无论怎样都有矛盾。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理学家朱熹赴泉州同安上任时，路经莆田。他查访孔仲良子孙的宗支，孔仲良的八世孙孔宜以珍藏的七通先代的告身和家牒、世谱示之。告身是古代授官的文凭，相当于后世的委任状〔任命书〕；朱熹看后，认定这些文物属于唐朝旧物，与元丰版本的袭封家谱相同，因此证实孔仲良乃是孔子的四十一代孙。于是他告知郡守傅自得、县令邱铎，请予照此版籍，立孔宜为至圣文宣王孔子四十九世孙，名其涵江紫璜山上的孔子后裔居住之地曰“阙里”，俗名“孔里”，一直沿用至今。”假设孔仲良的后人被确认时，跟孔仲良上任的年龄相当，估算一下各代的间隔为〔1159-826〕/8=41.6年；那么这样大的代沟就更加惊人。如果每代都是幼子幼孙一脉，这有微弱的可能，不过跟嫡系的繁衍速度已经相差了11-8=3代。
“历经两千余年，孔子后代繁衍至今已有八十二代，近四百万人，其中中国大陆约有三百万人，分布全国各地”。按照平均值计算，现在孔子“嫡孙”应该是第八十代。非“嫡孙”中幼子幼孙一脉，如果有孔仲良一脉的繁衍周期，两千多年要相差十几代。还有妾生的子孙，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时候，通常成婚之后不要很多年就会有子女，不知道这些“非嫡孙”的代数怎么和嫡孙之间的代数差别也那么小。
这些现象使得怀疑者们认为，这将近四百万孔姓族人都被当作孔子后代，未免奇怪。例如孔子明明有个长兄孟皮，莫非他就没有后嗣？莫非孔子之父就没有兄弟亲戚姓孔？莫非孔家后来没有蓄养家奴或给人赐姓为孔的？连皇帝都给大臣赐自己的姓。根据数字随便推算一下，就会发现所谓“孔子世家”含有神话成分。正常情况下二十年多一点是一代人，而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孔教“至圣先师”的子孙，却能保持三十二三年一代“嫡孙”的晚育记录，不免有些言行不一。莫非代代都要在“无后”的自责中煎熬那么十几年，或者从开始就身体力行后世徒子徒孙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信念，代代晚婚？或者都严格要求自己，跟妇女一样“从一而终”，还是都觉得“女子为难养也”而都不多娶；或者历代子孙确实会纳妾，但是由于教化所致，连小妾们都有孔融让梨遗风，恭谨谦让，所以在嫡子出生之前，并没有小妾生子，弄得现在“嫡孙”的辈数就几乎是最大值？
按照一般家族长子二十年一代的间隔，2550年足有一百二十多代，即使按照二十五年一代的间隔，2550年足有一百代，而孔圣人的后代却只有八十二代。这实在是“让人难解的孔门之谜”。
更有人缺乏证据地推测，假如某个姓孔的要攀上孔子这个大靠山，编家谱时不幸少算了十几代也是可能的，这么重复几次，也就有了两千五百五十年晚婚晚育的奇迹。圣人的父亲六十六岁娶颜氏，后来生圣人：一个人晚婚晚育不难，难的是2550年里一代代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晚婚晚育，至少孔圣人生出长子也是独子的孔鲤时，年方二十。
衍圣公是孔子的嫡系后裔，在家族中是大宗，其余旁系等则为小宗。随着孔子后裔的不断繁衍，为数益众。为便于管理，在孔氏家族内部建立起一整套组织系统。如上述的“五位”、“十二派”、“六十户”。六十户每户设有户头户举一至三人，清代嘉庆十年〔1805年〕《六十户户头户举点名清册》中一一列举了六十户的名称，如大宗户、道沟户、终吉户、栗园户、泗北户······等等。这六十户孔氏家族各设族长一人，负责管理全部孔氏族人，另设林庙举事一人辅佐族长。族长是由衍圣公在孔氏族人中拣选的，如家族中德高望重、辈长年高者。
孔子后裔的命名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孔子十九岁那年，娶了宋国的丌官氏女，一年就生了独子孔鲤。《孔子家语》曰：“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鲤字伯鱼。”《太平御览》也说：“伯鱼之生，适有馈孔子鱼者，嘉以为瑞，故名鲤字伯鱼。”鲁国人历来崇尚鲤鱼，生伯鱼时，恰好有人送鱼来，孔子便用鱼的名字给儿子取名。这就是假借万物之名取名字的方法，在《左传》中就有记载。《左传》中谈到的五种重要的命名方法，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用祥瑞的字眼来命名”和“用万物的名称来命名”两种，而后者是否因孔子用了才成为惯例的呢？看来有此可能。《西京杂记》卷四“卫将军青生子，或有献騧马者，乃命其子曰騧，字叔马。”显然，这是仿效伯鱼命名的故事。
孔子后裔的命名，还有一件影响了历史的事，即用单字命名。孔子后裔的前十代，都以单字命名，本来这并无什么稀奇；然则，《左传》、《国语》偶有将“二名”〔即双字名〕记为单名之例，所以后来儒家便有所谓“讥二名”之义，以为“二名”不雅驯，且不合礼法，《公羊传》开其先河。这“讥二名”之义，后来竟被食古不化的王莽接受。王莽当政以后，曾正式禁止“二名”，东汉承之，因此从王莽至三国二百五十年间，中国几乎很难找到“二名”的人物。至唐代有复古之风，皆好命子以单名，谁会料到，若追根求源，这还和孔子后裔的单名化有一定关系？
孔氏家族后来还创造了一条规定，就是不准随意取名，要严格按照行辈取名。孔府曾专门颁布过《孔氏行辈告示》：“立行辈所以分尊卑，定表字所以别长幼。迩来我族人满数万丁，居连数百里。岂唯目不能偏识，而且耳不能遍闻。若无行辈则昭穆易紊，无表字则称谓不论。在前业经奉旨更定。今依所定吉字开列于后，凡我族人俱当遵照后开行辈，取名训字。有不钦依世次随意妄呼者，不准入谱。”
孔姓族属在唐朝以来历经千年，繁衍日盛，人口众多，遍及全国各州府县。为使族属代代不乱，长幼有序，老少尊卑各有条理，孔氏宗族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条例。孔子后裔的命名，在命名史上独创一格，即以字辈〔又称字派、行辈，或祧字〕命名。其影响之深，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所谓字辈，同族间、同辈者，名字中使用同一字。曲阜孔氏在命名上皆有字辈可循，即使迁徙他处者，只要为孔子嫡传，都得遵循同一字辈。从四十五代起，已注意订定行辈，但还不严格，同辈人多采用同一偏旁或同一字作行辈字。
至于严格制定字辈这一规则，源于元代的孔子第五十四代孙孔思晦。这可能是因为元朝孔氏在蒙古人的野蛮统治下，面对种族灭绝和奸淫掳掠，为保持种系不乱所采取的对策。第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晦始用辈字，并定第五十五代字辈为“克”。明代初年，乃以朱元璋名义发表孔氏十字作为行辈字，从五十六代起排，此后孔氏族人不得随便取名。
明崇祯年间，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请皇帝，又立十字十辈。清同治年间，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又立十字十辈。
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备案续立二十字二十辈。以上几次订定的行辈字计五十字五十辈，为五十六代到一百零五代，依次为：
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彝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以上第六十五代本为“胤”字，衍圣公孔胤植为避皇帝庙讳，而将“胤”字改为“衍”字。
到1990年代，曲阜当地的孔氏已传至八十代“佑”字辈，以下尚有二十五字可续。这样，孔子后裔直到一零五代都可以有字辈可循了。以字辈命名，向上可追溯近千年，下则千年之后仍有谱牒可寻，这在人类命名史上也是少有的一例。
孔氏族人把族长的办事处叫做“族长衙门”，“族长衙门”和“知县衙门”、“百户衙门”、“管勾衙门”合称“孔府四衙门”。六十户的户头户举则是“每户族众表率，必得老成持重，心地明白，衣冠整齐，为本户所钦服者，始克充选”。曲阜的孔氏家族自分为六十户以来，至清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仅在谱的人数就多达两万多人，每户约有数百人不等，人数多的达千人以上，只有极少数户为数十人。孔府还要给族长约十大亩土地作为养赡，户头户举也拨给二、三大亩作为养赡，外地的户头户举则“各赐衣巾，赏给劄付”。
有秩序必然有权力，有权力必然有腐败，在曲阜这个圣人之乡，也并非所有姓孔的便都能“安富尊荣”。事实上，孔氏中也有不少无权无势的贫苦者，他们的命运并不比外姓的穷人好到哪里去。孔府族规中有一条：“孔氏嗣孙非常人也，男不敢为奴，女不敢为婢。”但在孔府内上千的仆人中，确有原本姓孔的族人，只是他〔她〕们一旦进孔府为奴为婢，首先被剥夺的就是姓“孔”的权利。孔姓农民按说也是“圣裔”，然而孔府“圣裔”向他们征收租税钱粮，却从来也不含糊，谁要是拖欠，便可能被强卖掉土地以充租税。档案选所录的孔府账单中，就记有孔姓佃户的一笔笔交租数额。在一份账册里记道：“饿死地户孔尚淳······欠牛租银三两一钱”。直到饿死了，还欠着孔府的租银，于此可见孔姓贫苦佃农的悲惨命运。乾隆年间，佃户孔毓举、孔万辂不堪盘剥而抗租，并且“在市集处所，倡言阻挠，以致众户观望抗延〔交租〕”；衍圣公斥之为“圣裔中之败类”，并发文到他县府衙要其配合，将两个抗租的佃户拘拿归案，严加惩治。
孔氏的下层族人深受族权的宰制，动辄受到严酷的惩处。这本档案选中有一份文件，指称族人孔胤让骑驴过“神桥”，孔尚爵詈骂孔庭族长，犯了“欺祖灭伦”之罪，将他们“重责二十板，罚跪大成门一月”尚嫌不够，还要移送到官府严加刑治。光绪年间，曲阜农民孔继成在自家田地里挖出一块石头，硬被孔府指控破坏了孔族地脉，将他关押了半年多，逼得他家卖掉仅有的五亩地，才把人赎出来。孔继成不久就含愤而死，而他比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整整高出七辈，称得上是后者的“族祖”了。但辈份高又有什么用呢？孔府的族权是属于大宗的，小宗必须服从。
不过生前不平，死后却可接近，按照规定，孔家的人死后一般都可以葬入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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