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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君主与衍圣公12:受政治迫害的孔门人物/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2月1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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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受政治迫害的孔门人物
西汉景帝三年〔前154年〕，皇帝刘启将他的儿子刘余从淮南迁到曲阜，封为鲁王，史称恭王。鲁恭王好治宫室，传说在扩建王宫拆除孔子故宅时，忽然听到天上似有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结果从墙里面发现了《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一共几十篇。这些经典是用篆书写成的，不同于经师们用隶书书写的经典，后来称为“孔壁古文”。“孔壁古文”是什么时候进入孔壁的？据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九代孙孔鲋认为“秦非吾友，······吾将藏之，以待其求”，就将这些经典偷藏在孔子故宅墙壁内，自己就到嵩山隐居去了。孔鲋到死也没有把它们取出，但“竹简不随秦火冷”，这些经典终于保存下来。
为了纪念孔鲋藏书，金代就在孔庙的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因传说拆墙取书时天上有金石丝竹之声，故取名为“金丝堂”。明宣德九年〔1434年〕，苏州知府况钟凯曾捐款重建。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重修孔庙时将近四堂迁往孔庙西路，在原址建起了诗礼堂。后来在诗礼堂后又建了“鲁壁”，纪念孔鲋藏书。宋人王禹在《鲁壁铭并序》中说：“文籍不可以久废，亦受之以兴，······其废也，赖斯壁而藏之，其兴也，自斯壁而发之”，将文化复兴归功于鲁壁。乾隆也写诗赞颂：“经天纬地存千古，岂系恭王坏宅是。”
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刘怛到曲阜祭祀孔子，召见孔子后裔六十三人并赏给酒饭。章帝对自己的行为很得意，就对孔子的十九代孙孔僖说：“今日之余，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孔僖回答说：“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皇帝祭祀孔子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形象，孔僖的答话切中章帝的要害，使得章帝不得不大加赞叹地说：“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
照理说孔子后裔被尊为圣裔之后，应该平安无事了，但其实最大的灾难是在被尊为圣以后发生的。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1年〕，孔子三十五代孙孔燧之被封为“文宣公”，其后，子孙袭封。但到唐末，社会动乱，四十二代孙孔广嗣在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只被任命为泗水主簿，失掉了“文宣公”的爵位，至五代后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更被洒扫户孔末杀死，孔末取而代之。当时孔广嗣的儿子孔仁玉生下刚九个月，母亲将他抱回外祖母家，被外祖父张温藏匿起来，幸免于难。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有人上书皇帝，言曲阜县令孔末不是孔子的嫡裔，真正的孔子嫡裔四十三代孙孔仁玉现在躲藏其外祖母家，已经十九岁了。于是后唐明宗下令诛杀孔末，由孔仁玉主持孔子祀事，任曲阜县主簿。长兴三年〔932年〕又加封其为“文宣公”。孔仁玉之后，子孙繁衍，先分为五位，又分为二十派，再分为六十户。孔氏子孙为纪念孔仁玉的功德，追称他为“中兴祖”，供奉在家庙中按时祭祀。
受到政治斗争影响的，除了有孔子后裔，还有孔子名下的人物，例如北宋的王安石。他实行变法但没有成功，王安石也被罢相，于1104年死去。但政和三年〔1113年〕王安石的门生蔡京执政，恢复新法，呈请皇帝以王安石配享孔庙，位于“邹国公”孟子之次，将偶像送进大成殿，在当时孔庙中，地位仅次于颜回、孟轲。同时把王安石的儿子也送进孔庙从祀。王安石父子从祀孔庙遭到保守派的反对，靖康元年〔1126年〕，右谏议大夫杨时上书，指责王安石学术荒谬，是邪说淫词。结果取消了王安石的“舒王”封号，诏告天下，毁去王安石配享偶像，将王氏赶出大成殿，送去两庑从祀。淳熙三年〔1196年〕李焘先后上书，要求罢去王安石的孔庙从祀，遭到变法派的反对，最后只将王安石的儿子赶出孔庙。到淳祐四年〔1244年〕，宋理宗终于下令：“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于庙庭？黜之！”王安石也被赶出了孔庙。
王安石遭到驱逐还是小事，孟子被赶出孔庙才是大事。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阅读《孟子》时，看到《离娄》章有这样一段话：“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称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称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称视君如寇仇’”。朱元璋这个文盲无法理解先秦王国时代与秦后帝国时代的本质区别，就以为这是在鼓动造反，鼓动人们在皇帝对待他们不好时，就把皇帝当作仇敌贼寇来对待。那还了得，于是，他就诏告天下，说孟子的这段话“非臣子所宜言”，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朱元璋担心大臣们会反对这一做法，又明告群臣，有敢劝谏者，以“大不敬”论罪处死，“命金吾射之”。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明知劝阻皇帝有杀头之罪，仍然具本抗旨劝谏，并命役人抬棺随己上殿，“袒胸受箭”。他说：“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这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一看这个架势，才有点明白孔孟之道的力量，赶紧假装因为钱唐的“情辞剀切”而“为之感动”了，急忙命令太医为钱唐治疗箭伤。过了不久，朱元璋这个一心要保住政权而不顾任何体面的下等暴君又“诏”告天下，赞扬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子的地位。
蒙古人的学徒朱元璋如此放肆，那么在比明朝更加凶残狡诈的清廷面前，孔府的衍圣公和孔子后人们又有何遭遇呢？改朝换代对他们的政治地位一般没有影响，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但可恨的是野蛮的清廷却颁布了“剃发令”，背负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祖训，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上疏清廷：“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原名孔胤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贤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逢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或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但这却让乱伦成性的多尔衮大怒，以清廷的名义下旨说，“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生之时者，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着革职永不叙用。”
清廷所谓“尊孔崇儒”的谎言，至此充分暴露。他们利用孔府加速自己的征服是真，正如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所说，不过是“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满鞑子的尊孔崇儒是不折不扣的东夷语言，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老人家恐怕不会想到，满鞑子真的让他的子孙被发左衽了。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得好，“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混淆满、汉以同熏获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大平，何自悻其三世之说也？”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君主立宪，绝不是回到康有为等人的汉奸路线上去，而是另起炉灶，复兴先秦的精神、三代的光荣。
满清利用孔门推行政治迫害、铸造奴化的禁锢工具；同时也对孔门人事进行迫害，例如孔闻謤就是孔门的英雄和受害者。清国不是对他客气，而是因为“姑念圣裔免死”，因为把他杀了会失天下之心，也不好玩弄“崇儒”的把戏了。
《孔府档案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记载，1644年清军入关，兵不血刃地窃据北京。九月初一日衍圣公在残酷的迫害下写了《初进表文》，满清接到了自己写好然后强迫孔府誊写上呈的一系列谀词：“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六宇共戴神君”、“八荒咸歌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等一系列阿谀。孔府的“进表”极快得到了回报──九月初四日，清廷就下旨说：“先圣为万世道统之宗，礼当崇祀，昭朝廷尊师重道之意。”恩准孔府圣裔仍将享有既有的一切优渥特权。“新朝”顺治帝福临当时只有六岁，因此，这个优礼孔府的圣旨，其实是摄政王多尔衮和降清的范文程等大臣早在孔府上呈所谓的《初进表文》之前就拟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试对比一下这两个例子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区别：
1、1645年闰六月，孔府给清朝送了一篇《上剃头奏稿》，里面说：臣〔衍圣公〕齐集上下众人，于闰六月二十六日，“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俱各剃头讫。······臣不胜惶悚战慄之至，为此具本奏闻”云云。为什么如此诚惶诚恐呢？因为这个时候，满鞑子正在执行比1937年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更加凶残的“江南大屠杀”，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最高指示，反复屠杀嘉定、松江、昆山、江阴等地的民众。从这个悲惨的1645年的闰六月初一至八月二十三日，整整八十三天，满族人作为日本人的先行者，正在长江流域进行种族灭绝。显然，《上剃头奏稿》是作为护身符使用的，为了让山东人民不要遭受满族人民的侵害。
2、二百七十年后，换了人间，已是民国时代，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次年即为“洪宪”元年。《孔府档案选》里载有衍圣公孔令贻贺袁世凯称帝电文却是这样写的：“皇帝陛下圣鉴：窃维俯顺舆情，允国民之拥戴；仰承天命，建皇权之谟猷。······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不胜懽忭鼓舞馨香庆祝之至。”欢欣之色溢于言表，而毫无恐惧惊悚的战栗。因为袁世凯不是异族征服者如满清，也不代表异族征服者如毛泽东，衍圣公根本不会怕他。而能让衍圣公都恐惧或逃亡的政权，该是何等恐怖。
衍圣公孔令贻之所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守先圣尊王之意”，出于对君主制度的尊重。难怪袁世凯四次召见孔令贻，并封其为“郡王”。而孔令贻在给袁世凯的劝进电中也明言“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唯有“建皇权之谟猷”。不过我们认为，衍圣公孔令贻支持袁世凯称帝，多少昧于世界大势，没有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压迫民族尚未获得解放的环境中，政府首脑急于自己称帝是本末倒置的，而且注定不得人心。国家高于国王！国家尚未雪耻、没有荣誉，国王哪里可以安生？在这样民族危亡的时刻，“打倒皇帝”绝对正确。不仅打倒满鞑子皇帝绝对正确，打倒不能保护国家的汉人皇帝同样正确。而且皇帝本身就是暴君，是没有征得臣民认可和同意的独裁者。这是秦后的帝国时代和先秦的王国时代之间的本质区别。西周的国王封建制总是基于部落制度和习惯法规的，也就是所谓的礼制；多少是征得臣民认可和同意的。而且国王不是独裁者，受到部落制度和习惯法规的也就是所谓礼制的多重约束。
但是，孔府与权力当局的合作有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毛泽东浩劫之后，1987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和会长匡亚明提出要续修孔氏家谱，认为这是“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1992年，曲阜市请示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同意修谱。但问题是，嫡传长孙孔德成已于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孔氏在大陆已缺乏最权威的代表。
经过争取，孔德墉于1996年9月底获准前往台北拜会堂哥。孔德成表示赞成修谱，但具体操作事宜由孔德墉代劳。1998年，孔德墉在香港注册了《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为方便认证调查工作，续谱办公室设在山东济南。
从1999年起，他与家住济南的孔德威、孔德宏按照《民国谱》上记载的地址，给各地大量写信，收信人为“孔氏族人”，但这些信件大部分石沉大海，回复者寥寥无几。他们还去广东、江苏、四川等省跋山涉水深入孔姓村庄实地调查，可效果不佳，大部分人态度冷淡，认为他们是骗子。
真正的转机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重视，以及孔氏家族续谱之事被新闻媒体报道，很多分散在各地的孔氏后人开始相信修谱一事，并且主动前往山东“寻根”，一些曾经拒绝的族人也要求入谱。有一次，山西昔阳县一群孔姓人找到孔德墉，拿出族谱，让他查查自己是“真孔”还是“假孔”，《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编辑部将他们的谱与民国谱对照，发现该支源自唐末第四十一代孔邈，证实他们确为孔子后裔，大家抱头痛哭。
孔德墉试图在这次续新家谱的过程中，进行很多方面的“突破”。即不分性别、不分民族、不分国籍的“三不分”方针。民国时期续写的孔氏家谱是个创举，因为它首次把家谱修成了“全国谱”，而这次孔德墉还想更大胆一点，他想把孔氏家谱修成一部“全球谱”。目前，《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四百五十多个续修机构。孔子海外后裔以韩国人最多，其次是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等国。
除此之外，他还专门为新修的家谱编辑了一套电脑程序，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意味着要专门设计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据续谱办公室人员说，孔德墉个人为此次修谱已花费不下八百余万元。不过，他的种种举措难免也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我还有很多禁忌想突破，但现在还没敢定，因为反对我的人不少。”他说，“如果想改变这一现状，获得更多孔氏族人理解的话，就要花时间去说服和改变传统观念。”譬如以曲阜为中心的“中心论”。因为在很多曲阜孔姓族人看来，孔子生于曲阜，长于曲阜，死于曲阜，理应以曲阜为中心。
孔德墉想改变这样的现状。他曾在一次家族会议上说：“都什么时代了，我觉得家谱的修缮，可以说曲阜是‘根’，但不能就说是‘中心’，更别提曲阜籍的问题了，别瞧不起‘流寓户’，这会影响团结和凝聚力。”在曲阜，对所有迁居外地的孔氏族人，均称作“流寓户”。孔氏的流寓户经过多年来的迁徙，已遍及全国二十余省。这些流寓户在异地一般也都是聚族而居。当然，一个享受上千年特权的庞大家族，难免会出现宗派以及意见分歧的问题，包括孔氏家族历史上存在的“北宗”与“南宗”、“内孔”与“外孔”的问题，都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这些矛盾至今都还隐约地存在。这些隐约的宗派以及种种矛盾，或许正是孔德墉此次修谱的意义和出发点，按照他的说法是：“这是孔家人的传统，也是孔家人千年来的梦想。”
不过恕我这个不姓孔的人直言，“南北宗”与“内外孔”可不同，“南北宗”只是正统、法统以及道德评判问题，“内外孔”可是血统与事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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