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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非暴力抗争: 印度的自主运动作为开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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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28日 转载)
    
    雨伞运动以平局告终,政府没有赢,公民社会没有输。社会运动过后,往往会孕育新事物,也会促成思潮变动。有人看到希望的种子,也有人愈趋犬儒地观察世界。议会不合作运动、两岸四地的民间链接、公民社会的运作、地区工作如何推进,以至辞职公投如何发挥效用,在在激发新一轮的思辩,而未来社运的抗争路线当然也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议题。不同的运动参与者,纷纷在非暴力抗争中观察以及思索前路。横蛮政权当前,非暴力抗争在近百年的世界抗争史中其实有不少前人先例可为香港借镜,当中有曾一枝独秀,亦曾面对挑战,笔者将尝试先后检视印度的自主运动、波兰的独立工会反抗之路、萨尔瓦多、阿根廷及智利如何反抗军事极权、美国民权运动和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当有特别之处,可借以思考香港自主之路当应如何走下去。
    

    过往的「和理非」路线与坚实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重议会谈判 轻社会运动
    
    在香港社会中,「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是香港主流抗争模式。但无疑,仅以游行、示威、书信、演说与官员会面的模式,在一个建基于特权小圈子选举的社会中,在推动变革而言,效用有限。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的抗争历程,市民对游行为主的抗争模式是了如指掌。而自从八八直选开始,八九民运作转折点,社会陷入一种顿失焦点、等待「回归」的状态,曾为社会注意的学运因应社会环境转变而急转直下,数年无人继任,学生多驻足院校,转为尝试开拓不同议题,例如环保、女权、性别议题或校园民主化,难以再开展左右政治制度改革为主的运动。主导社会力量的是取而代之的新兴政党,主力以议会谈判为轴,有限的社会运动为辅。在一个不完全民主不完全独裁的体制下,港人的反抗意识也笼罩着一种自我约束的状态,期望在立法会推动下,政权会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循序渐进,自我修正,释出善意。换言之,非暴力抗争在过去受到很大约束,也不为垄断社经地位的抗争者重视,潜在效用从未发挥淋漓。惟日月如梭,当权者变本加厉,人大落闸,加上地产商经济垄断,完全断绝普遍港人政治及经济的命运自主能力,终于逼出三十年来第一波指向政权专制制度的大规模非暴力抗争下的不合作运动。
    
    非暴力抗争作为一种策略-抗争为念 非在求和
    
    但是,非暴力策略的原意,实则是以抗争为念,非在求和,当中牵涉非常多的策略考虑及哲理分析。圣雄甘地于1909年曾写道:「手段可以比喻为种子,目标则可比喻为树木,而手段与目标的关联,正如种子与树木一样密不可分、、、、、、我们怎样栽,就有怎样的收获」。于甘地而言,只有非暴力抗争能呈现真理之力,而由于真理人言言殊,自然不能以暴力逼迫对方;相反,暴力对抗压迫不仅并不适当,因为暴力不可能真正终结不义,而暴力所激起的偏见与恐惧,足以强化政权甚至民间内部对抗争者的反对声音。但甘地在推行这种「真理之力」时,多以破坏对手利益的方式迫使其让步,「我不相信没有实力作后盾的呼吁会有效果,不论这种呼吁是道德上或者实质上的」,故此由他牵起多次的大规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旨在经济及政治上将当权者的利益夺回。而非暴力抗争的力量也在逼使对方终究明白自身使用暴力的不当,以及向大众揭穿当权者枪杆子出政权的本质,动摇其在大众眼中的管治合法性,继而分裂政权内部板块,拉动大众支持运动。
    
    甘地的选择:当非暴力遇上暴力-政权的最强利器与人民的最弱策略
    
    甘地在南非的二十年生活受俄罗斯哲学家并非暴力抗争主张者托尔斯泰的影响,发展出其非暴力的抗争策略。甘地在讨论非暴力抗争时,也往往使用许多军事用语。非暴力抗争是甘地为首的反对党-国大党的主要策略。在甘地眼中,不少急进份子及年轻人希望以武力抗争。即使甘地同意在面对政权的侮辱时,武力乃维护尊严的一个方向,但在哲理及政治行动上,他始终认为非暴力抗争才是正途,只有这种「真理之力」,能长远遏止恐怖行动,即暴力抗争及政府暴行,从而解放印度。这不止体现在他如何说服国大党的温和派领袖牵起不合作运动;在1922年群众发起暴动行为,杀害22名警员后,甘地更是主动喊停不合作运动,因为他认为「除非能够在人民之间形成全然非暴力的精神,否则我坦承无法成功领导非暴力反抗运动达成目的,若说我不耻政府的组织暴力,则我对未经组织的暴力更是深恶痛绝」。在甘地眼中,暴力只会令解放之路更形漫长,非暴力真理之力,比起枪炮更具唤醒世人及击倒政权的能力,但是非暴力抗争同样需要强大的组织与纪律严。在随后的几年,国大党转入从事大量小区基层建设,为下一波大型抗争作预备。
    
    印度的盐之行及「鸠呜」-诱捕及诱使警方犯错
    
    甘地及其国大党的支持者,在推进行动时,往往要求参与者恪守非暴力原则。非暴力原则在1929年围堵达拉沙纳税盐厂及哈兹勒加尼街上违反类近香港「公安恶法」的行动中,正是诱引对方使用暴力,违反「盐专利」及「区域限制」的恶法,以揭露当权者为枪杆子政权的策略,从而获得大众同情,促使更多人参与抗争。由女诗人奈杜带领盐厂行动中,每次在穿过铁丝网,遭遇警方挡路后,他们就会坐下等待,对峙可长达28小时。在完全不反抗的行动中,警方冲上前以铁皮竹棍殴打群众,第一列倒下后,后方的人员即上前以担架抬走伤者,被捕下狱的人达几百人。哈兹勒加尼的街道,有二百名国大党支持者组成游行队伍,进入英人专属的区域,在骑警趋来,提出警告,要求自行撤退否则武力驱散的情况,游行队伍反而整队躺下,任由警员拖走,而出手反抗者及旁观群众,则遭警方以铁皮竹棍对抗争者一顿毒打。此等画面获得外国记者极大的同情,公民抗命之法又突显了英方政策特权霸道之事。此等行动,在每个地方也有地方委员会去规划适合的行动策略。但要有如此无惧生死的抗争勇气,面对镇压当前,抗争者又可以如果临危不乱,正正需要极其强大的组织协调。
    
    不合作运动,就是把权力夺回来!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除了以上例子外,也出现过不少合纵连横的策略。甘地认为:「英国人并未夺取印度;是我们自己奉上给他们的。他们之所以留在印度,并不是因为他们力量强大,而是因为我们留住他们」。换言之,政府拥有特权,是因为市民默许统治者驾驭他们。如果一个政权缺乏统治合法性,公民更是有理由拒绝合作。在共四次的大型不合作运动中,罢市、贩卖禁书、对纺织厂、学校、商店及法院发起抵制行动、抵制进口布匹、要求公仆集体请辞、要求党员辞去地方议会职务,以示与政府不合作到底,反抗其统治、开展反抗盐专利的不合作行动、抵制洋布洋酒、焚烧洋布,并挡住洋货之卡车、占领街道及进行海滩集会,以至对国大党党员任地方首长而拒绝辞职者,发起抵制行动,拒绝参加其举行的各种喜庆活动,皆是曾为采纳的方向,逼使政权失去地方控制权,警方一度士气低落,以至不欲执勤。而对洋布的抵制,亦导致英国数十万工人处于闲置状态。
    
    惟政权谈判与镇压双管齐下的方法,加上商家后来对运动的犹豫以及抗争者对于土地被没收将影响生计的忧虑,皆令抗争者对运动失去热情。结果,在英国强硬及官员自信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国大党及英方的谈判未有任何实际成果。仅在1930年,便有2万名妇女被捕下狱;1930-31年初,更有6万人下狱,监狱支出、临时狱所、官员大量辞职、财力皆在在影响政权的盘算。谈判失败,也触发了1932年第三波的不合作运动,但状况大不如前,政权的镇压力度更大,也往往先发制人阻止抗争出现。第四次的不合作运动发第生在1940年代,惟运动中甘地及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被捕,引发全国性的骚乱,近10万人遭逮捕,超过1000印度人丧生。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力再支付大量管治印度的费用,终于促英方放弃管治权,印度走上独立之路。
    
    印度经验:香港前路往何处走?
    
    三十多年的抗争,在在可以见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除了在与政权较量与博奕时,需巧妙防止英方大规模镇压,亦需在筹划时考虑如何交替进行地区建设,争取印度人明白制度不公及认同真理之力的抗争,再来推行不合作运动。这种抗争吸引纳了不少印度人参与其中,壮大整个抗争队伍,印度人亦透过此种抗争,练就一身去殖文化,不再认为英国为无敌对手。对于入狱及生命威胁,印度人皆能以无惧勇气去面对。抗争不是一昧讲与对方鱼死网破,也讲究如何进退有度。当国大党自认为未能领导抗争时,则转而从事小区工作。整整几十年的非暴力抗争中,印度人面对政权不断的杀戮与伤害,当中不免会因政权镇压而起暴力冲突。要避免冲突,国大党在无力抵制与自主抗争中,往往转而以更强的组织能力及地区委员会拓展抗争方法。国大党也明白面对殖民地政府的军队,武力抗争只会招致更强力的镇压,但在非暴力抗争中,因政权镇压而催生的暴力却难以避免。
    
    印度的经验,在在值得香港借镜。香港如果只强调自发,却从无国大党的组织默契,最后抗争前线也只是一条窄巷;如果只着眼前线抗争,却不处理地区工作人,终究只能随性而起,毫无群众基础、协调而发起行动,地区则只能任由当权者宰割舆论;抗争若然只有单一方向,不作多元扩展,也只会导致政权更容易掌握主导权。另一方面,同为专制政权,印度殖民地政府的大本营在英国,财力非常雄厚,在二战前无需忧虑镇压费用,这点与香港状况亦有可比之处。当政改真正的操盘者在北京,而群众运动无法直接向其政治中心施压,武力上的升级只会换来对方更强大武力的打压,香港又应当往哪一方面走?如果民主运动从来皆非短期战役,是需长期抗战,香港未来半年以至五年,又可以朝哪一个方向走?而大型运动,又在什么时候可以卷土重来,催新更多政治新力量,冲击当下局势?地区工作、选举,又可以怎样协助抗争之路继续下去?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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