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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中央为何不能“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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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2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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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各种署上习近平大名的著作次第出版,其发行量之大无人可比拟。与当年的毛泽东一样,习近平堪称中国第一畅销书作家。在习近平的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本新书是《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该书摘录了习近平的若干讲话,其中有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关于“党的政治纪律”的讲话,不仅声色俱厉地点名批判周永康与令计划等“国妖”,还批评党内“任人唯亲”、“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等现象,并誓言要整顿和清除之。
    
    习近平要把自己塑造成毛泽东以后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当然不能继续实行胡锦涛时代的“集体总统制”——那时,每当政治局常委会中出现意见分歧,胡锦涛便议而不决、暂时搁置,宁可无所作为,也不能让分歧激化,危及刻意营造出来的高层一派和气的假象。而对于已然大权在握的习近平而言,他一定要朝纲独断,而且不能容忍旁人说三道四。所谓不能“妄议中央”,就是不能妄议习近平本人。那么,回顾中共血迹斑斑的历史,“中央”难道从来都是不能“妄议”的吗?
    
    中央从来都听枪杆子指挥
    
    翻开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历史,俨然就是一部成王败寇的烂污史。毛泽东曾直白地宣称,夺权和掌权全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而笔杆子其实是枪杆子的附庸——如果拿枪的人用枪指着你的头,拿笔的人还敢不乖乖听话,战战兢兢地充当枪杆子的留声机?
    
    中共夺取天下的过程遵循此一原则,中共内部的残酷斗争也遵循此一原则。在极权体制下,谁占据了中央的位置,谁坐上了龙椅,谁就拥有了惩恶扬善的权柄。毛泽东一旦获得了几个手握重兵的军头的支持,他就能掀翻由共产国际在背后撑腰的党中央,将秦邦宪、张闻天等几个名正言顺的总书记驱逐下台,并给他们扣上“错误路线”的高帽子。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毛泽东一步步奠定了在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地位,进而化身为中央的代言人。谁反对他,就是反对中央。
    
    不过,中共建政之后,党内至少出现过三个“妄议中央”的典型。
    
    一是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习仲勋不属于毛泽东的嫡系,毛泽东还没有到延安,他与刘志丹就已经在延安占山为王了。习仲勋因为支持小说《刘志丹》的出版,触犯了老毛之大忌——老毛占据延安,玩弄的是《水浒传》中林冲火并王伦的那一套把戏。刘志丹究竟死于前线国民党的子弹,还是死于毛泽东精心策化的来自背后的暗箭,恐怕只有毛泽东自己知晓。因此,毛泽东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刘志丹这个名字。作为副总理且在文宣方面有一定权力的习仲勋,偏偏要为刘志丹鸣冤叫屈,老毛还不怒火中烧,定下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利用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的罪名,将习仲勋直接打入天牢,囚禁十七年。由此,才有了习近平少年时代的飞来横祸、沦落街头。
    
    二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彭德怀。五零年代末,毛泽东头脑发热,掀起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彭德怀下乡调研,发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惨象,忍无可忍之下,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劝诫其改变政策、善待百姓。谁知,老毛早已南面称孤、一言九鼎,岂能容忍你“妄议中央”?即便你在朝鲜战场废寝忘食、出生入死,你也不能“逆龙鳞”。在庐山会议上,老毛对彭德怀破口大骂,并威胁说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与会高官察言观色,随之起舞,污言秽语,铺天盖地。随后,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尽情羞辱、严加看管。直至文革潮起,“死老虎”彭德怀又被红卫兵挖掘出来,凌虐致死。
    
    三是悲剧改革家赵紫阳。赵紫阳因为反对邓小平等“老人帮”悍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决定,被邓小平在家召集的元老会议非法罢免了总书记之职,乃至软禁至死,死后十年,其骨灰仍然不能入土为安。“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主导的中央全会给赵紫阳强加的一大罪名是“分裂中央”。此罪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袖,他为什么还要“分裂中央”呢?那时,邓小平只是一名普通党员,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按照党章无权参与党国的重大决策。以此而论,邓小平才是“分裂中央”的罪魁祸首呢。但是,因为邓小平手上牢牢掌握着军权,军队听他的,中央也就成了他的手中玩物。
    
    文字狱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不可“妄议中央”之警告,显示了习近平不仅要大大收紧社会舆论,还要在党内进一步集权。邓小平驾崩之后,党内缺乏强人、多年来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习近平要大刀阔斧地改变过来。习近平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对每个乡村都能如臂使指的国度,宛如纳粹纽伦堡大会上整齐划一的方阵,宛如北韩阿里郎等大型演出时百川归海的场景。
    
    那么,如何让“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聚沙成塔”呢?没有“奉天承运”的皇帝就无法实现这个远景,而习近平确实将自己当作“中兴之主”。而皇帝的权威从何而来?那就必须让全国万马齐瘖、道路以目。对普通民众,习近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恐吓之,刘晓波、许志永、浦志强、郭玉闪最优秀的中国人都在监狱中;对党内同僚,习近平以不可“妄议中央”来扼杀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党内民主”,让各派系乖乖听话,不敢有贰心。由此,文字狱便笼罩在从官僚到百姓的所有人头上。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最值得炫耀的“世界之最”就是文字狱。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下令处以宫刑。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腰斩。魏末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北宋文豪苏轼因为作诗,被指「包藏祸心,谤讪时政」,被捕入狱五个月,并贬官千里,是为“乌台诗案”。金国的翰林学士张钧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遭到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
    
    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更是层出不穷。在明初洪武年期,曾经有老百姓因私下里议论有关政治的话题而被满门抄斩:「押回原籍,枭令于市,合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不仅监视四方百姓,也监控朝廷百官。特务政治固然营造出了无所不知的恐怖气氛,让众人不敢乱说乱动,却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到了清朝,因为是异族入主中原,满清统治者杯弓蛇影,咬文嚼字,大兴文字狱。李祖陶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宋翔凤亦言:「行事之间,动遭蹇难;议论所及,娄丛谗讥。故人旧友,或相告绝。幸为太平之人,不撄罗网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直到清末,慈禧太后还掀起“苏报案”,亲自下令杖毙沈荩,并通过租界当局抓捕章太炎和邹容。可是,无论文字狱如何酷烈,也无法挽救清王朝的穷途末路。
    
    看来,习近平执意要以中国的历代暴君为师,把文字狱进行到底。但是,他能避免历代亡国之君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二零一四年一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指出,习近平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的镇压越来越严厉,但人民对政权的恐惧却在减少,公民的维权行动不断加强,他们通过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组织维权活动。报告认为,中共政权现在貌似强大,但是背后危机四伏。不可“妄议”的中央、讳疾忌医的中央,其结局只能是呜呼哀哉。
    
    没有言论自由,何来民主政治?
    
    习近平喜欢向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寻求治国智能,经常引用古代典籍中的名言,既显示自己学识渊博,也以此教导手下的百官。姑且不论以习近平有限的文化素养,能否读得懂那些古书;即便他真的读得懂,但他找来读的偏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如《韩非子》、如《弟子规》——这些都不是能够完成“现代转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当习近平气势汹汹地宣称党内各级官员不可“妄议中央”的时候,他怎么就忘记了《国语》中最有名的那句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适使言”?刚愎自用、独断专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习近平,未来只配获得一个“习炀帝”的谥号,因为“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
    
    习近平刚上台时,满口民主、法治,欺骗了不少“奴在心者”的民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以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一个“大救星”。胡锦涛击鼓传花,习近平一定大刀阔斧地改革。谁知,习近平的第一届任期刚刚过半,其狰狞面目就原形毕露。习近平心中对民主和法治其实毫无兴趣,一个竭力打压言论自由、视言论自由为仇雠的独裁者,又怎么可能是民主和法治的信仰者和支持者呢?
    
    言论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而言论自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公民对政府和权力的监督与批评。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官员和民众当然可以“妄议中央”,且享有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其次,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是彼此分权和制衡,而不是中央独大且永远光荣、伟大、正确。在美国,地方政府当然可以置疑和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甚至拒绝执行联邦政府的某些政策。比如,美国的很多州就拒绝实行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也有多个州政府联合起来向法院状告奥巴马政府宣布的移民改革方案。这些州的长官和民众丝毫不担心奥巴马及联邦政府对他们实施打击和报复。正如里根总统所说,权力是公民授予地方政府,然后由地方政府授予联邦政府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是人民缔造了联邦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天生就拥有宰制人民的权力。可惜,以习近平有限的智能,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观念。
    
    只有当人人都有权且积极地“妄议中央”的时候,这个政府才不会走向独裁和暴政。美国最高法院的休斯首席大法官在“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的判词中这样写道:“当报界轻率诋毁公众人物,谩骂诽谤恪尽职守的公职人员,并借用公共舆论对他们施加负面影响时,我们不能说媒体权力正被滥用,因为与开国先驱们遭受的人身攻击相比,这类言论算不得什么。如今,我们政府的行政架构已愈加迭床架屋,渎职、贪腐几率陡增,犯罪率屡创新高。玩忽职守的官员与黑帮分子狼狈为奸、包庇犯罪,将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对勇敢、警觉的媒体之需要,显得尤为迫切,在大都市里更是如此。”布兰代尔大法官则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的判词中这样写道:“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权力。、、、、、、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协商就是一句空话。”习近平标榜自己喜好读书,比温家宝还喜欢引经据典、炫耀“掉书袋”,他甚至还拥有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的文凭,但他肯定没有读过这两位大法官的这两段判词。与之相比,习近平的不可“妄议中央”的威胁和恐吓,是何其专横!何其愚蠢!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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