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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是因为人口太多?(增补版)/杨支柱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1月06日 转载)
    2014年12月31日晚23时35分左右,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故,致36人死亡、47人受伤(这是2015年1月2日下午的数据,重伤者中还可能有人死亡)。许多人谴责第二天的上海的报纸把国家领导人讲话放在头版头条而将踩踏事件放在头版的一个角落里。其实这不仅仅是出于报道习惯或报道禁令,而是跟整个中国队生命的态度相联系的。如果嫌中国人太多,对于即将出生的生命可以数以亿计地谋杀,又怎么会对于事故死了几十个人真正感到痛惜呢?声称自己痛惜的人中,我看自欺欺人的不在少数。
    
     这个伤亡惨重的事故显然不是天灾,是人祸,是人祸就可以通过完善的城市管理来避免。中国大城市的公共场所为了防止聚众示威早就安装了大量的监控设施,政府完全有能力知晓特定区域人流何时接近了警戒线,出外观景的人也极少有不带手机的,也许政府给所有上海地区的手机提前发两条短信就能避免事故发生,因为极少有人会为了观景去冒生命危险。但是网上偏偏有不少人狡辩说:现场警察救援很卖力,医护人员的救治很卖力,事发后上海市委、市政府也很重视,连习主席、李总理都高度重视了,人口太多了就是不好管理;人流太密就必然发生踩踏,事故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数十年来没有控制住上海的人口;已经踩死几十个人了,再不加强计划生育并严控外来人口,用不了多久上海就该人挤人大家一起挤死了。

    
    地广人稀的地方当然一般不会发生踩踏事件,但人口稠密就一定会发生踩踏吗?大沙漠里不会踩死人,东京也不会踩死人,真有人想把上海建成沙漠而不是东京?我看这些人不是推卸责任的上海市政府的五毛,就是尿入骨髓的计生自干五。
    
    例外的情形也有,在地广人稀的新疆,1994年克拉玛依市教委在友谊馆举办“两基”验收文艺演出时发生火灾,就因着火时8个安全门只有1个门能开而踩踏、烧死288名学生和17名教师、20名教委工作人员及家长,还有132人受伤。当时因为有人指责有女领导说了“让领导先走”而引起舆论大哗,又因事实上17位市领导和石油管理局领导除副市长赵秀兰外都成功逃出,导致“让领导先走”无法澄清并成为舆论焦点。其实真正伤亡惨重的原因在于事先没考虑到着火这样的小概率事件,以至于无论是友谊馆还是教委组织活动的人都没有事前检查安全门。赵秀兰不承认她说过“让领导先走”这句话,这话确实也不该她说,因为她就是当时在座的两位级别最高的领导之一,而且她自己就没逃,是消防破门而入后救出去的,全身皮肤90%以上烧伤。也有学生说“让领导先走”是演出前而非着火后说的,是出于礼貌而非安排逃生,如果是这样,说这话的显然更可能是已经被烧死的市教委工作人员。在场的18位教师死了17位,25位教委工作人员死了17位,死亡率均远高于在场学生,说明问题并非出在着火后的疏散、救援,而在组织活动前缺乏应急预案。
    
    北京雾霾,北京市政府说是因为北京人太多了,声称要清除低素质外来人口。上海外滩踩踏死亡数十人,又说是因为上海人太多了。医院、银行门口排长队,说是大城市人太多了。春节买不到火车票,说是中国人太多了。甚至孩子没考上清华、北大,也说是中国人太多了考试竞争才这么激烈,好像全美国的人都是从哈佛、耶鲁毕业似的。人口多成了一切管理不善和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的遮羞布,成了一切合理、不合理愿望没有实现的替罪羊。这样考虑问题的人,我怀疑他们正在因为别人的不幸死亡而窃喜,因为灾难总是多少实现了一点他们要求减少人口的愿望。
    
    一个演小太监的演员彭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的怀疑。1月1日早晨他发微博称:“死得好!死了35人太少了,应该多死点才对吧。这才是为中国计划生育做贡献。中国人口本来人太多了,多死几个也无妨,还要抢救伤员干嘛啊!您说对吧。” 遭网友痛斥后他还回复,“你骂我干嘛,本来就是中国人口太多,要死多死点,这才把中国人口减压!”(联合早报网2015年1月1日)后来我在凯迪网跟人辩论时,又发现了不少上海本地人对这次踩踏事件的看法跟演员彭维相似。譬如一个叫“上海萧白莲”的说:“反正上海人又不会去凑这样的热闹,踩死的都是喜欢拥入上海的巴子,这次不是死人了嘛,其实就是人口自然平衡,或者说自然灭绝规律。”
    
     到底是什么人在嫌大城市人口太多了呢?肯定不是企业家和企业管理层,他们正在为年轻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不断上涨发愁呢。也肯定不是外来打工人员——他们占据了大城市年轻劳动力的大部分,驱赶“低素质外来打工人员”被驱赶的就是他们。通常参与创造财富的人都不嫌人多,因为没这么多企业家、企业管理层和劳工就创造不了这么多社会财富。只参与财富分配的人才嫌人多,因为在他们看来,参与分配财富的人少了,每个人分得的就多了。所以嫌人多的,多半是寄生虫、分赃者。
    
    嫌大城市人多,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去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农村的广阔天地呢?那里人均土地资源、空气资源、矿产资源、。。。都很丰富啊。可见要求政府驱赶“低素质外来打工人员”的人如果不是弱智就是口是心非,他们仍然想分享这些“低素质外来打工人员”创造的社会财富,却不想让他们呼吸大城市的空气、喝大城市的水、站上海外滩的马路,说白了就是想抢劫。将一个城市的繁荣长期建立在抢劫的基础上,可能吗?
    
    一定要说谁是“低素质人口”,那么恰恰是那些害怕竞争、不依靠政府安排或干预就找不到工作机会的人,才是低素质人口;恰恰是那些嫌别人多余的人,才是低素质人口——低智商或低道德素质的人口;恰恰是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淘汰这些低素质人口,迫使他们去他们该去的地方。我说他们是“低素质人口”、是多余的,其实是他们逼出来的气话。一个人在上海找不到工作而去乌鲁木齐或四川乡下找到了,他同样是自食其力,并不是多余的。平静下来,我还是只想重复那句老话:中国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也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
    
    救治过后赔偿问题将进入公众的视野。承认政府有管理不善之责,就会发生国家赔偿问题。那么赔多少呢?“在中国,除了小命便宜啥都比外国贵。”很多人认同这话。其实命是没有价格,也不应该有价格的。死了人赔的不是命而是近亲属的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我个人一直主张增加一项“家务劳动的损失”,以体现对母亲家务劳动的尊重。生命无价,当然不是说生命分文不值,而是生命受法律特殊保护,不允许买卖。但是根据计划生育理念,人口是包袱,生命是负资产,而不仅仅是太便宜的问题。
    
    可见即使不搞强制堕胎、强制上环、强制绝育,计划生育跟人道观念、法治秩序也存在多么严重的冲突!
    
    原载“东网”2015年1月4日,这是增补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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