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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蠡测中国“一国两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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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31日 转载)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香港学生和民众为争取真普选而发起的“占中”运动虽暂时告一段落,但争取民主自治、争取真普选的社会运动却不会止息。虽然中国民间、学界及官方对此有所反思与研讨,但研究、思考的热度与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够,对此事件认识的深度与广度更是十分不足。应该说,香港“占中”运动敲响了“一国两制”的警钟,反映出香港、台湾、澳门对中国当局多年来推行的“一国两制”政策存在着不同理解或不能认同的人群,这样通过“占中”就将“一国两制”摆上了必须重新审视的台面,裸露出了港、台、澳与大陆当局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的分歧。如果这种分歧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调和、化解,裂痕将日益增大,最终回归统一的大梦必难成真,并且还会促使离心力加剧,引发全局性震荡和政治危机,甚至影响到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
    
    中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是邓小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制定的一项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策略。该方案提出是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人士钟士元等,而发表的“一国两制”的谈话。中国官方解释为:“一国两制”就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一国”是“两制”前提。认同“一国两制”首先必须认同“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国家的主体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港人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爱国和爱港是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已经站在治港者行列的人或者有志于加入这个行列的人都必须符合这个标准。
    
    这项“一国两制”的国策,一度作为香港、澳门回归的强大动员力与吸引力,也是中国政府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交涉回归的庄严承诺。然而,在香港1997年与澳门1999年回归以来,香港先出现准备修改基本法中的第23条而引起民众大游行抗议,再出现推行国民教育的教科书事件,再到为争取2017年普选的“占中”事件,显示出香港民众希望维护自己权利的诉求与大陆当局希望香港更驯服的努力的互难融洽性。虽然在修法与教科书事件中,中国当局最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作出了相应让步,但最后在香港公民选举权上,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冲突,并且官方没有显出任何退让的意向,给香港未来前景增加了暗淡。
    
    依照常理,香港与大陆在一个中国下回归后,通过这么近二十年来的磨合,应该日益走向协调,但事实是随着时间推移,矛盾越发突出,冲突日趋激烈,以致走到双方都互相难以容忍的地步。导致这种冲突,固然有“一国两制”框架下细则的不足或缺失,使双方解读产生分歧,但同时更重要的应该是大陆与港澳台在追求目标上存在深层的本质上的相左性,且又没有畅通的协商途径,以致出现渐行渐远情况。面对这种现实,在官方难以反映民意,而民意又无法顺畅表达,或表达也不被重视下,民间走向街头行动就势所难免。
    
    从这次香港“占中”事件及时最后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局最终显示出相较于八九六四屠杀处理冲突事件的某些进步,虽然这是量上的进步,并不说明本质的变化,但毕竟守住了最后不使用武力清场的底线,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然而,作为占中的主体民间,最后的表现说明他们依然停留于25年前我们在天安门抗争的低级水平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这当然是个极为悲哀的现实,它预示着中国民间成长的严重不足,也预表了“一国两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由大陆当局主导,民间暂时无力扭转的现实。
    
    当民间与官府出现分歧,社会没有提供起妥善化解分歧的协商沟通途径,民间街头化抗争就在所难免,而官府采取暴力或和平的应对也势在必行,这种抗争与应对的方式,会直接决定着矛盾化解的状况,进而影响着社会进步的快慢,关乎民间诉求的实现质量。就此而言,这次香港“占中”对“一国两制”革新没有带来更多建设性促进,只是起着暴露问题与敲响警钟的作用。
    
    作为香港“占中”的副产品,可能也是中国当局所始料不及的,是台湾民众对“占中”及其最后结局的反应。台湾民众在日前九合一选举中,以压倒性多数将票投向了与大陆相对疏离的民进党,以表达他们对亲大陆国民党的警惕与不满。这在一定程度是香港“占中”蝴蝶效应在台湾震荡。如果中国大陆当局不能通过这种震荡而警醒到一种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质疑甚至抵抗,那就不会认真反思并及时调整过往“一国两制”的方针,不能在新形势下赋予“一国两制”顺应民意的新内含。这样,“一国两制”将日益成为港澳台与大陆双方共同难以承受的枷锁。
    
    从历史而论,“一国两制”乃至“一国多制”是人类发展历程上探索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无论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情况都存在着。但是,人类出现极权主义后,这种“一国两制”事实上就成为一种权宜或者权谋性的暂时现象。从本质上来说,极权主义是不允许“一国两制”的长期存在的,不仅如此,极权主义还不允许世界存在两制。我们只要稍微看看纳粹德国时期,那种唯德意志民族独尊的意识,使他们自负起解放(事实是统治)全人类的使命,甚至炮制了消灭其他所谓劣等民族的学说,要将世界建成一个德意志民族统治的大庄园。在这种极权意识下,别说“一国两制”,就是世界也最终不会允许有“两制”。与此相应的苏联极权主义也祭出阶级专政及其阶级使命,以设定的阶级先锋队来统治世界,最终消灭其他一切阶级与国家,达成一个自诩先进阶级的统治世界。这种理论本质上也是消灭世界多元而最终达成划一,当然不会允许一国存在两制,也最终不会允许世界存在两制。纳粹与苏共本着这种理论,已经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且也引起了世界反思与警惕。然而,“一国两制”乃至“一国多制”应该在什么前提下存在与发展呢?这却依然是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历史来看,那些和谐共存着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国家,在古时具有包容多元的特性,到现代具有民主宪政的本质。“一国两制”的前提必须是承认尊重世界的多元性,承认尊重地区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的差异性,承认人类认识社会发展的有限性,承认探索合理管治社会途径的多样性。真诚地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共存与殊途同归,舍弃那种单向的一个社会消灭、替代另一个社会的历史机械决定论,充分认识到无论被定义的资本主义而或社会主义都不过是人类探索改善社会的一种尝试与过程,都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份,但又都存在着各自的不足。人类在这种探索中,不仅可以同时存在,相互砥砺,取长补短,而且应该放弃那种事先设定的优劣与主次,放下那种社会主义必然消灭代替资本主义的成见与定论,要立足在实践检验上谁好就依从谁,谁优就吸取谁的原则。
    
    中国时下实施的“一国两制”,从上面的官方的解读上,就内含着主次与优劣的先入为主性定论,而没有将两制摆于平等竞优的立场,没有比较选择的姿态,而是作为暂时性权宜性的过渡,最终大陆的社会主义要消灭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在此我们权且不谈这种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划分的对错,就以本乎民族福祉与社会进步的角度,也应该尊重港澳台人民的试验、探索与意愿。
    
    从已经过来实行“一国两制”的这十几年,可以看到,大陆当局是千方百计地要设法将香港、澳门大陆化,那种修改23条与推行国民教育就是这种努力的显现,以及今天香港选举问题也是想将大陆选举推广到香港的结果。在这种意识主导下,“一国两制”事实就是为一制的过渡,为最终大陆政制消灭港澳台政制,实现整齐划一的目标服务。面对这种明确的指向,港澳台民众的抗拒心理可想而知。他们自信与自傲的东西眼看着要被剥夺,那种悲愤与抵触会彰显到每个生活的细节中。他们困惑,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优势促成大陆的港澳化,却要将自己优势扼杀而促成港澳大陆化呢?这种为主义而社会,而不是为社会而主义的作法,本质上是阉割社会,剿灭生机,而不是竞优去劣,集腋成裘,改善社会。
    
    在大陆与港澳业已暴露出这种对“一国两制”的不同期待下,如果大陆当局不能矫正过往那种消灭资本主义的定势思维,试图努力将港澳大陆化,那么必会促使港澳台离心加速,抗争加剧,大陆与港澳台冲突日炽。在这种冲突中,如果港澳民间不能快速成长,角逐就处于劣势,平等协商就不会到来,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就难以实现。所以,要想很好落实“一国两制”,使“一国两制”真正成为民族融合统一的利器,那么大陆当局调整思维,港澳民间加速成长,就是势所必然。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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