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保护好一个艾滋病儿童，这国家也必定无法保护好其他艾滋病患者。
    
    -据媒体报道，在四川省西充县书房垭村，200余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欲将村里一名患有艾滋病的8岁男童坤坤驱离出村。该报道引发民众对艾滋病男童的关注，以及对村民的道德谴责。联合国驻华组织发表声明，谴责对艾滋病患者生存权利的漠视。尽管该新闻值得关注，但随之问题也来了。大家发现这是一个策划的新闻。
    
    既然是策划的，那么需要深究的不是这是否违背新闻伦理，而是要追问，它究竟会带来什么。
    
    坤坤的事例是真实的，他面临的境遇也是真实的，他能够通过这个新闻引来关注或许可改变困境。策划者也或许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但是，坤坤他的意愿是否得到了重视呢？
    
    整个事件我们冷眼旁观下，坤坤他一直在被成人的世界裹袭，他被动成为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和他的父母以及基层落后的生育现状有关；随后他的情况被广而告知，这和地方相关机构不懂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相关；他没有小伙伴受到村民的冷暴力，这和基层对艾滋病传播知识尚未普及有关；随后他的事情经过监护人同意被策划报道，据说已经有反社会属性的他对外来的记者却甚为友善。
    
    这个孩子他所对抗的是来自这个成人世界疏漏和恶意之下所带来的苦难。虽然善意姗姗来迟，但是这是否真能给他带来光明尚不可知。
    
    通过这个事例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弱小的孩童被成人世界裹袭着向前，他张惶无知，甚至不知道为何这一切会在他的身上发生，但他所期望的不过是一个不带闪避的拥抱。
    
    坤坤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困境的儿童，2011年媒体报道广西艾滋病携带者六岁孤儿阿龙被家长们联合上书拒绝他进校门，当年的报道也引起很大反响，但无人知道，当初那个聚光灯下六岁的孤儿如今怎样了。
    
    「羞辱和歧视是我们在应对艾滋病战役中最大的敌人。」联合国的声明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提醒。但如何让艾滋病儿童免于羞辱和歧视却是一项艰巨且不能中断的任务。歧视是因为恐惧，而如何从根本上消除恐惧，就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律论证，比如：接受一个病人到单位工作，不会对工作、对同事造成任何损害，并且病人能够胜任这种工作。接受一个儿童到学校上学，不会对学习、对同学造成任何损害等等。但是，这种论证应由政府而非病人个人承担。作为法律、公共卫生及教育领域的工作者，所需做的就是推动政府的制度建设。
    
    对于艾滋病儿童来说，他们是本就弱势的羣体中更弱势的一羣，艾滋病儿童的境况是反映一个国家艾滋病防治领域最为深刻的写照，不能保护好一个艾滋病儿童的国家也必定无法保护好其他的艾滋病患者。
    
    媒体可以策划一时却无法真正推动国家领域实践层面的工作，惟愿以后能有艾滋病患者的幸运儿，可以等到无需策划新闻也能保障好基本人权的一天。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