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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宪诤:论专制国家民主转型前的最后环节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12日 转载)
     向宪诤:防不胜防的“关键时候掉链子”——论专制国家民主转型前的最后环节
    
     谁能预测专制政权的末日?恐怕没有人知道其最后时刻到底是哪一时刻,但几乎没有人怀疑,那一时刻随时都会来临。

    
    等候那一时刻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正如诗人所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有时候,这样的春天来得比较缓慢,正如有时候黎明前的黑暗比较漫长一样。按照人们想象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专制政权崩溃,走向民主转型,这一阶段是比较漫长的,而且各国与各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像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春天来得相对快一点,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之春”之后第21年实现了民主,共产党交出了政权;可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发端的民主运动,遭军队镇压后,至今已过25年,依然看不到头,似乎中国实现民主化转型要比他国来得更晚一些。
    
    他国的历史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反省。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发端的“布拉格之春”,早在中国“文革”期间的1968年1月就开始了,一开始它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起义具有反苏(斯大林主义)、反共性质,因为捷克共产党高层的主流口号是“我们批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好”,“我们想要使共产主义本身民主化”,奉行的是“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再是苏联“老大哥”的极权主义那一套。不料,这个“老大哥”不能容忍任何不听话的行为,它像对付匈牙利人民的起义一样出兵镇压,这次入侵的有来自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苏联的20万“华约”士兵,很快增加到60万人,街上满是苏联坦克。自8月21日至10月20日,长达两月,至少打死82人,有一说死亡上百人。
    
    暴力镇压,结果总会适得其反,因为镇压并非万能,反而更加激化矛盾,让政权早日垮掉。布拉格街头发生的这起流血事件,结果引起了更多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捷军方实力派也强烈抗议,“华约”出兵国家不得不草草收场。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哈维尔,著名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正是那时的行动者之一,哈维尔曾入狱,后来又成为著名的“七七宪章运动”的发起人,并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候选人。他们后来终结了本国的共产党政权。
    
    “布拉格之春”,一开始并未反共,只是提出改革或改良。随着运动的升级,又因共产党专制政府无法平息民众的愤怒,也不能化解社会矛盾,愤怒的民众就进一步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民选政府。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来孕育成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和平演变成功,让共产党政权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捷克斯洛伐克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短暂而有序的过渡,民众参与的力量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在此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和平“颠覆”就是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总书记辞职。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哈维尔1989年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克和斯洛伐克各自独立后,哈维尔又当选捷克总统。
    “布拉格之春”虽然有镇压,但春天来得并不那么漫长,这是值得庆贺的。相比之下,北京争取民主的运动却要残酷的多。1968年的北京,在一片极具恐怖的红色海洋里沉浮,无数被洗脑的民众对着他们的领袖狂欢,无论是喉咙、嘴巴,还是标语、报纸、广播,无不是“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革命委员会就是好”,这一年全国上下省人民政府改为革命委员会,实行军管,全国上下处处都是“红色恐怖”。
    
    当苏联入侵布拉格时,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则公开表示强烈谴责,并坚决支持捷克人反抗苏军入侵。可中共对于本国民主运动的镇压,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都要残酷,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也比别的共产党国家要多,监狱里的政治犯、良心犯也是全世界最多的。
    
    十年之后的1979年,中国迎来了第一度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运动,提出“民主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成为“西单民主墙”的活跃人士,他一开始也是要求民主,但得不得回应,反而遭到残酷镇压,本来想帮助中共改良、改革的人却走不通这条路,只得走向政治反对了,结果又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名义是对外国人泄密和反革命宣传鼓动,被判处15年徒刑——服刑14年出狱后,又被判处14年,罪名是煽动颠覆政府罪;曾一度替邓小平说话的西单民主墙也被邓小平镇压而关闭,著名的民间刊物《北京之春》以及《探索》等刊物已告相继停刊。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是独项原则,即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一个党说了算,一个领袖说了算,一个主义说了算。
    
    魏京生创办的民间刊物《探索》,自1979年12月至1979年3月,一共主编了四期,分别在北京、天津散发,其中发表有他个人以“金生”、“京生”、“本刊编辑部”、“本刊评论”等署名的十多篇文章,文章称当局的现行制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认为当下的制度是罪恶之源,要“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罪恶制度上”,“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回来”。在法庭上,魏京生依然说,他向外国人提供的“不是机密”,反对共产党专政属于“言论自由”,不承认有罪。“西单民主墙”是民众的民主启蒙阶段,一开始也是向中共建言,要求开放报禁和党禁,结果中共没有丝毫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所以不满中共的民众越来越多,要求“共产党下台”这样的民主运动一时间此起彼伏。
    
    到了1989年1月、2月,新一轮的民主运动来临,先有中国科技大学前副校长方励之致信邓小平,后又方励之、冰心等全国著名的知识分子签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要求释放魏京生和政治犯。到了4月份,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要求悼念,并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民主、反官倒,新闻报人上街要求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严家其、陈一谘、王军涛、陈子明、包遵信、刘晓波等知识分子也发表公开信支持学潮、参与学潮。同时,中共高层也有部分成员赵紫阳等对于学生运动表示支持,一发不可收拾,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震惊了全世界,仅北京天安门附近,就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站了出来,全北京有百万民众上街声援、支持。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公开参加各种沙龙、论坛和会议,他们公开发动民众,向民众启蒙民主思想。方先生说,他原本计划加入中共,从中共内部推动民主,后来发现根本推不动,就决定自下而上推动,“学潮”和“民运”便是这样的民间力量,也是为未来民主中国播下的“火种”。
    
    这一年的早春三月,西藏的镇压已经有了先例,拉萨街头就有了相当规模的游行示威,僧人、尼姑也上街了,当局下达戒严令,并出动部队镇压。胡锦涛那时是西藏党委书记,《西藏日报》还把胡锦涛戴头盔、持冲锋枪的照片刊登在头版,这也是邓小平欣赏胡锦涛的地方。同样,邓小平自己也毫不手软,北京街头的镇压超过拉萨街头的镇压。
    
    到了六月,春夏之交之际,以邓小平、李鹏为首、以及后来居上的江泽民等共产党高层决定动手了,他们对于席卷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感到害怕,担心一夜之间失去政权,悍然出兵,不惜流血,开枪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进行镇压。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至少有五百以上到三千人之间死亡,伤者无数。这场运动一开始,学生和民众们也是表达美好的民主愿望,和“布拉格之春”时“我们批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好”的态度相近,在随着运动升级,尤其是戒严令发布后,以及武力镇压后,人们都被震惊了,都清醒了,人们不再相信共产党,要求共产党下台的呼吁不绝于耳。虽然共产党不惜流血,但流血必然播下孕育民主的种子,它终将孕育发芽,一旦气候适宜,必然能长成参天大树。
    
    虽然第二度的“北京之春”在枪声下结束了,短时间内看,它带给中国人的是恐惧、震惊,以及失望,不过向远看,却是带给苏联和东欧人民一个绝对不能重复的“血的教训”,以及和平演变、民主运动最终胜利的曙光,特别是1989年东欧各共产党国家发生“天鹅绒革命”后,让苏联等国进一步认识到,如在东欧大规模使用武力必然遭到反抗,从而导致苏联的动乱和东西方关系的破裂,还不如顺应自然,任共产党政权自动垮台。“六四”之后,匈牙利的共产党和多个反对派进行谈判,改革派把共产党改组为社会党,保证议会民主,建立民选政府,抛弃马克思主义思想,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不再存在,1956年因反斯大林主义起义失败、1958年被苏联批准处死的匈牙利改革派总理纳吉被重新安葬和重新评价,这等于说匈牙利实行的民主政权彻底埋葬了原共产党政权。
    
    这一年,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开放,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被赶下台,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处死,波兰结束共产党的主宰地位,捷共领导人辞职,保加利亚铁腕人物日夫科夫下台。两年后,“老大哥”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下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当今世界上最庞大而又号称“无所不能”的共产党政权就是中共了,它还在执政,还没有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但按照如今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维稳力量、经费居高不下,其实是告诉人们“执政党在关键时刻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无论是中共内部的权贵统治集团,还是军警特保,任何维稳力量也防不住未知的突发事件,中共随时都可能发生“关键时候掉链子”,这也是民心所向、或早或迟终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通过世界各国曾经存在过的共产党政权的兴衰规律看,兴有时,衰有时,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或许新一波民主化运动来临之时,就在某一时刻的一瞬间,或许一夜之间发生,局势很快就改变了,就像东欧很多共产党国家倒台一样,比多米诺骨牌倒下的速度还快。当然,最大的可能是和平演变,少一些动荡,就像东欧国家“天鹅绒革命”一样悄无声息地发生,这样有利于未来民主中国的快速转型——期待这样的中国梦早日成真。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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