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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申繻首开“轴心时代”论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3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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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谢选骏

    
    (一)“轴心时代”的描述
    
    “轴心时代”(axial age,axle times,axial period)是德国思想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1969年)提出的概念。
    
    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圣经宗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一般人认为,轴心时代的特点是“终极关怀的觉醒”,因为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并产生了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中国、西方、印度、伊斯兰等不同文化的形态。
    
    人们大都同意,轴心时代具有灵性觉醒的特点,迄今为止的人类精神,还没有超出轴心时代的范围。而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二)“轴心时代”的理解
    
    “轴心时代”似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特殊时代。
    
    这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终极关怀的觉醒”并非轴心时代的主要内涵,因为,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也是有其终极关怀的。且其文明的规模虽然比不上中国、印度,但较之希腊、以色列并不小,但它们为什么“没有实现超越突破”,反而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是“公平观念”的普及。正是公平观念的普及下,人类开始超越部落主义,具有普世情怀。
    
    例如对犹太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外邦人的光”,对中国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印度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众生平等”,对欧洲人来说,“公平观念”体现为“上帝的爱”。而那些不能体现“公平观念”的文明,如埃及和巴比伦等,最终只能在外敌入侵面前灭亡,让位给比较能够体现“公平观念”的入侵者。
    
    “公平观念”并非高深学说,而是人的本能力量之一。
    
    2012年2月,伊利诺大学与宾州大学的科学家通过两项实验发现:一岁半的儿童已经懂得“公平”概念。
    
    科学家观察孩子是否会对不同的行为产生反应。
    
    在第一项实验中,有两只长颈鹿玩偶分别接受主持人给予的礼物,第一次主持人公平地分配了礼物,第二次则是只给其中一只。研究人员发现,当19个月大的孩子看到所有玩具都给了其中一只长颈鹿时,他们中的3/4都目瞪口呆,彷佛被眼前“不公平”的现象震惊了。
    
    第二项实验则针对21个月大的儿童,让他们观看2位大人收拾玩具。当儿童看到懒惰的人获得与收好玩具那个人同样的奖赏时,孩子们露出了不可置信的反应,几乎已到“傻眼”的状态。研究人员认为,儿童注视越久,代表他们认为眼前的行为“不应如此”。
    
    对此,研究人员斯蓉表示:“我们认为人类一出生就有着公平的观念。虽然在不同文化与环境长大后,这些标准与观念会改变,不过,资源要公平分享的观念是天生的。”
    
    (三)“轴心时代”的遗产
    
    “公平观念”并非高深学说,而是人的本能力量之一。
    
    但是,把“公平观念”贯彻到所有人类之中,却是轴心时代的特殊贡献。
    
    由于无法复原早期文明的社会,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史前时期人们有关公平的看法。但是从任何一个社会的组织来观察,其内部全都通行着各自的“公平”,这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
    
    古代革命领袖盗跖的门徒向盗跖问道:“做强盗也有规矩和准绳吗?”盗跖回答说:“到什么地方会没有规矩和准绳呢?凭空推测屋里储藏着什么财物,这就是圣明;率先进到屋里,这就是勇敢;最后退出屋子,这就是义气;能知道可否采取行动,这就是智慧;事后分配公平,这就是仁爱。以上五样不能具备,却能成为大盗(革命领袖)的人,天下是没有的。”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 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庄子·胠箧》,《新唐书·王世充窦建德传赞》:“其间亦假仁义,礼贤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谓盗亦有道者。” 明代的陈子龙《平内盗议》说:“盗之易治者,中多携贰,更相捕斩。今也数十万人,分数十枝,何以无相攻击者,何以无率所部降者,岂盗亦有道乎?” 郑振铎《集外·风涛三》:“盗亦有道!天下无道,赏罚征伐便自群盗出,呜呼!”为共产党革命作了最为生动的理论说明。)
    
    值得注意的是,盗跖和记录他的《庄子》,也都是轴心时代的产物。
    
    轴心时代的特点,还不是盗跖这种集团内部的公平,不是盗亦有道;而是超越集团和国家的公平,超越盗亦有道。
    
    轴心时代的特点,是几个文明中心突然“良心发现”或曰“产生了良心”,因此拒绝像早已文明那样能够毫不留情地对待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活跃在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反省的方法、将心比心的方式,来面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了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世界宗教。现在人们把这些世界宗教叫做“高级宗教”,以便和部落宗教区别开来。而所有部落宗教的共同特点,就是极度赞扬自己、极度贬低他人。这些他人分别被中国人叫做“禽兽”、被希腊人叫做“野蛮人”、被犹太人叫做“异教徒”、被印度人叫做“贱民”。所以,以往中国称呼“英吉利”的时候,都要在这三个字左边加上反犬旁,以表示英国人不属于人类,“英国人,全是野兽”。
    
    是“世界宗教”,而不是“终极关怀”:才是对于“国家民族的部落主义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这些超越和突破,后来在蛮族的不断入侵下,不断遭到拉回甚至扑灭,不过始终没有遭到完全的消灭。人的良心一旦产生,就始终存在了。而“良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怜悯”,怜悯几乎是一切高级宗教的特征。而怜悯的能力,正是通过反省的方法、将心比心方式,逐步获得的。这是“灵魂镜像”的结果。灵魂镜像就是给灵魂照镜子,因此体悟到一切思考都不是灵魂本身,而只是灵魂的镜像。并且,从这种思考和冥想出发,进一步推论出别人也像我们自己一样,“拥有灵魂”,因此“是应该得到我们尊重的人”。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轴心时代的意识特征就是世界主义、人类一体。
    
    正因为如此,轴心时代迄今为止还是无法超越的,因为世界主义、人类一体还没有实现;各个国家民族依然周期性地从世界主义、人类一体的崇高境界把自己不断拉回,重新堕入部落主义、种族歧视的避难所。
    
    我们需要重新学会怜悯。
    
    怜悯我们自己,也怜悯一切他人,并从怜悯中得到恩惠和平安。
    
    (四)轴心时代的内省精神
    
    轴心时代为什么会强调公平呢?我认为这是和它的内省精神分不开的。
    
    鲁国的大夫申繻在公元前700年前后,就否定“天”具有降灾降妖的惩罚职能,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甚至可以说申繻首开“轴心时代”:他认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他认为灾异和祸患,都是人类行为失去常态而引起的。这与伯宗说的“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立场是一致的。
    
    郑国的子产曾明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指出遥远的天道,难以干涉近在甩咫尺的人类行为,周的史嚣更从历史发展和国势兴衰的角度总结了“神”与“人”对人类事物的影响:“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短短两句,内含的启蒙精神却异常深入,“神”,已被理解为社会人类的一种属性。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和上述言论参照相比,并无真正的新内容,甚至有所退步;他是以“不语”来作回避,怯于正面的批判。
    
    申繻(音须),鲁国大夫。繻为其名,申为其氏。申繻在春秋中出场次数不多,其事迹见于鲁桓,鲁庄两朝,只有三件事,但每件事都表现出其人之睿智博学。
    
    一、论取名
    
    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九月,其夫人文姜生下长子姬同(后来的鲁庄公),鲁国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和庆祝仪式。在行礼之前,桓公向博学的申繻请教给自己的嫡长子,未来的鲁国国君取什么名字。申繻答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 :“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
    
    这是目前所见的关于中国古人取名的第一次总结。名字的种类有五:
    
    (1)所谓信,就是初生时所带来的特殊标记。比如身上的胎记,手掌的特殊纹路,乃至特殊的日子,等等。比如唐叔虞,其手掌纹路有字形曰虞,故名之曰虞;鲁季友出生,其手掌纹路有字曰友,故名之曰友。诸如此类。
    
    (2)所谓义,就是以祥瑞之字名之。如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皆此类也。
    
    (3)所谓象,就是以相似之物名之。如孔子名丘,据说是因为“生而首上于顶”(史记 孔子世家),脑门比较高相关土丘,故名之曰丘。
    
    (4)所谓假,就是以万物之名假托之意。如春秋时很多人名曰杵臼(宋昭公,晋之公孙杵臼),就是取杵臼之坚实不坏之意;孔子名其子曰鲤,亦此类也(似取鲤鱼跃龙门之意)。
    
    (5)所谓类,就是取和其父亲类似的名字。如鲁桓公和其太子同日而生,故名之曰同。
    
    另外申繻还说,取名字有一定的忌讳回避原则,最好不要以大的,重要的事物来命名。因为依照周人风俗,对神的名字是要避讳的,所以国君之类的重要人物死后为神,将进入祖庙接受祭祀,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所以用国命名就会废除国名,用官命名就会更改官职之名,用山川命名就会改变山川之名,用牲畜命名就会废除祭祀。比如晋僖侯名司徒,故僖侯之后晋国就不再置司徒之官;宋武公名司空,他死后宋国就废掉了司空之官;鲁献公姬具,鲁武公姬敖死后,具山,敖山(都在鲁国境内,在今山东省蒙阴县)也得跟着改名。
    
    鲁桓公听了申繻的道理,有了主意:“这孩子的出生,和我是同一今日子,也给他命名叫‘同’吧。”
    
    (鲁桓公六年,桓公向申繻询问取名字的事。申繻回答说:“取名有五种方式,有信,有义,有像,有假,有类。用出生的某一种情况来命名是信,用祥瑞的字眼来命名是义,用相类似的字眼来命名是像,假借某种事物的名称来命名是假,借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来命名是类。命名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疾病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物礼品名。周朝人用避讳来奉事神明,名,在死了以后就要避讳。所以用国名命名,就会废除人名,用官名命名就会改变官称,用山川命名就会改变山川的神名,用牲畜命名就会废除祭祀,用器物礼品命名就会废除礼仪。晋国因为僖公而废除司徒之官,宋国因为武公而废除司空之官名,我国因为先君献公、武公而废除具山、敖山二山之名,所以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桓公说:“这孩子的出生,和我在同一个干支,把他命名叫做同。”)
    
    二、桓公如齐
    
    鲁桓公18年(前694年)春,桓公想和夫人文姜一起到齐国访问。申繻坚决反对。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瓜葛不清之类的传闻,估计在鲁国已经不是新闻了,妻子红杏出墙,丈夫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于是申繻找到一个堂而皇之,义正词严的理由劝说桓公不要去齐国: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其实申繻的话里已经委婉的道出了男女相渎的内情,以及此行的风险。但鲁桓公没听出来,也许是被文姜迷倒了,不愿意相信吧。总之,鲁桓公还是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去齐国的不归之路。在齐国,他终于伤心地发现了妻子和他大舅哥的奸情,齐襄公也因为奸情败露,而派公子彭生暗中将鲁桓公杀死在归国的路上。
    
    三、论内外蛇斗于郑南门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鲁庄公8年(前686年),在郑国都城的南门有两条蛇缠斗,结果城门外的蛇把城门内的蛇咬死了。这件怪事传遍了各个诸侯国。到了鲁庄公14年(前680年),原先被赶下台但割据于栎邑(郑国的大邑,在今河南省禹县)多年的郑厉公杀回来郑国都城,杀死了国君子仪,重新执掌郑国。
    
    城内的合法政府居然斗不过割据城外的流亡政府,联系起六年前内外蛇相斗的怪事,鲁庄公不由得怀疑这里面是否有妖怪在作祟。所有他就问申繻::“犹有妖乎?”申繻对曰 :“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
    
    其实申繻是不太相信有妖怪存在的。这一点和孔子类似(《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是儒家对待超自然现象的一贯态度。申繻说:人都是畏忌妖怪的,所以人的气焰萎顿时,妖气就张扬;人的气焰炽烈时,妖气就偃息。妖怪只有在人失常态的时候才会兴风作浪。只要做好人事,行得正,走得直,妖怪是不能奈何人的。
    
    其实郑厉公能够战胜子仪,主要是因为国人的人心向背,以及国际上的支持。硬要和内外蛇相斗的怪诞之事联系,是不能了解事实,也无法指导未来的。申繻能以务实清醒的态度点拨国君,在当时迷信蒙昧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谢选骏看来,轴心时代还是“从王国到帝国”的转接器:轴心时代的主轴似乎是反省与怜悯,但是其前提却是“把别人也当作人来看待”,因此产生了自我的内省与部落之外的感情、、、、、、我认为,这是“从王国到帝国的心理准备”;而不是“饱食终日”才能“推己及人”的结果、、、、、、轴心时代在不同地区(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阿拉伯沙漠),出现的时有先有后,最早的如中国在公元前700年前后,最晚的如阿拉伯世界,要到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
    
    (五)文字记载的普及化促成了轴心时代
    
    不论公平还是内省,都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兴起。
    
    轴心时代与个人主义:轴心时代的创举,是基于以下一个人们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文字的普及,从庙堂走向民间;这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官学”的“私学”──私学是轴心时代一切原创思想的核心,他们的原创并不在于“前无古人”,而在于“史无前例地记录了下来”、、、、、、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并非自谦,而是实事求是。
    
    “文字对于伟大思想的产生并不是必需的,但却是有益的、、、、、、这是否意味着轴心时代是一个‘证据的陷阱’?圣贤们的思想之所以变得如此具有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们最终被书写成文?”──如此看来,孔子以及所有轴心时代作家的幸运就在于:他们时代的文字已经发展到足以记录复杂的“思想对话”的地步。
    
    孔子的例子也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没有多少原创性,所以《论语·述而》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但是,为什么孔子声名卓著,而老彭这位“殷初一位热心社会教育的贤大夫”却默默无闻呢?在我看来,是因为文字的普及,及时记录了孔子的言行;而老彭却因为与文字无缘而失传了——殷初那时的中国文字尚不足以记录人们的言行举止。
    
    难怪孔子以文王的继承人自居: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文王周易、武王革命、周公制礼作乐、西周诸篇大诰的写作、、、、、、所表达的信息是明确的:人需要通过自己的内省和行为,而不是通过崇拜和祭祀,来获得上天的恩宠——这其实是二十世纪人们所说的“轴心时代”的精神;只是,比地中海东岸的轴心时代要早了几百年,因此不为现代欧洲人所知。
    
    中国的象征:周文王姬昌:昌平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县城,“昌平”的含义是“文王平安”──昌平已经成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起点”。
    
    (六)轴心时代与“第二代文明”
    
    此外,仔细观察一下,轴心时代还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
    
    我想起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我曾引用了一个“文明的世代”的概念,也就是说,比较原创的文明属于“第一代文明”,然后依次为“第二代”、“第三代”、、、、、、:
    
    第一:如果把史诗发展看作世界现象而不是孤立现象,两大希腊史诗显然比《吉尔伽美什》更为成熟庞大。“第一代文明”埃及没有产生过真正完整的史诗;同为第一代文明的苏美尔(Sumeria)有了雏型的史诗,“第二代文明”巴比伦有了成熟的史诗;“第三代文明”希腊有了伟大的史诗。这里的发展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直接的证据就来自地下的泥板文书。
    
    第二:在印欧体系神话系统中,希腊体系神话比印度的紧凑,但不如北欧的集中,什么原因造成了希腊的“适中”呢?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印度雅利安文明属于第二代文明,希腊文明和北欧文明则分别是第三、四代文明,据此是否可以推断“文明世代越晚则体系神话的系统性越强”呢?印度体系神话不及希腊的集中、希腊体系神话不及北欧集中,不是可以印证这一点吗?
    
    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我还指出:
    
    “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神话系统。相比之下,巴比伦神话比埃及神话、印度神话和中国神话更丰富更有系统。这多少由于,埃及和中国都是自发的第一代文明;巴比伦和印度虽是第二代文明,分别从苏美尔人和哈拉帕文明继承了基本的模式并吸取了诸多的元素,但它们都不及希腊神话的系统性强──没有形成一个类似希腊奥林匹斯神系(或北欧阿司特加神系)那样的一元化的万神体系。因此,可以说希腊神话(以及受它影响、后来居上的北欧神话)的系统性,在古代世界中为最。”
    
    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先秦时代的中国,具有自发的第一代文明(如殷文化)和孤立的第二代文明(如周文化)的特征,它孤悬远东,从古代先进民族文化那里所获甚少。神话的历史化、政治伦理化的过程过早、过深地开始──导致现存的‘纯粹’神话材料支离破碎、断烂不全。历史化的体系神话(帝系传说)也充满政治伦理控制的精神,因而显见缺乏宗教、神话方面的经典,故中国未经历史化的宗教神话在古代各民族神话中最为缺乏系统。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最早的非神倾向,这不同于反宗教的宗教如毛泽东思想,但其政治化与实用化等特性确实显著,而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的过早觉醒,则与中国孤立的第二代文明所处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有关。首先,周人入主中原后,需要多方地压制原住且文化较高的东方民族(殷及其盟国)的反抗,因而大力改造当时的宗教与神话,以期适合自己以少制众的政治利益。其次,周统治集团及其继承者,如春秋时的北方诸侯与战国诸王及秦汉诸帝等,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必须应付北方万里边疆上的经常威胁。所以,我们发现古代中国北方诸国文化的非神倾向和现世的政治精神,要比南方诸国文化的类似倾向强烈得多。战国以降,南方文化日益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双方差距日渐缩小。但南方文化中的意识和幻想精神,仍然强于北方。从诗歌到佛学的极为广袤的领域,或多或少都体现出如此的特点。”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不难确认:
    
    轴心时代是第二代文明的产物。
    
    也就是说,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由于他们是早期文明,带有过多的历史因素,因而反倒缺乏了接受新的启示的能力了。
    
    这主要是由于传统因素的强大,已经遮蔽了良知良能原创性能。
    
    第一期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丧失了来自本土的活力,一再需要外来灵感的刺激(第二期中国文明需要佛教、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基督教、、、、、、),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过中国西周以前的早期文明不如苏美尔——巴比伦和埃及那样成熟,倒也给了第一期中国文明一个轴心时代的机会。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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