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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他像西西弗那样推石头上山——许志永《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国》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2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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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圣经《传道书》
    
    我是在台湾得到许志永的《堂堂正正做公民》这本书的:那天,我与滕彪一起去台北义光教会探望正在为反对核四绝食的林义雄先生,路上,滕彪把这本书送给我,并在扉页题写了“幸福来自自由,自由来自勇气”这句话。我不禁想起十六年前,我还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时候,我刚刚出版处女作《火与冰》,当时也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滕彪来到我的宿舍,向我买书的场景。而此刻,我与滕彪都是有国不能归的流亡者,本书的作者许志永则已经被判刑四年。我们似乎离理想越来越远,但这绝对不是放弃的理由。滕彪和华泽为许志永编辑了这本文集,希望更多读者由此了解许志永的事迹与思想。
    
    一九六八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小说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描述这场入侵“让整个世代精神崩溃”。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愤怒,而在捷克人、匈牙利人与波澜人面前又感到羞愧——甚至在全世界面前,都以身为苏联人为耻。他们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公民”(citizens),而是“属民”(subjects)。“属民”这个概念比“顺民”更形象地描述出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现状。而中国漫长的历史始终就在“属民”与“暴民”之间恶性循环。公民的远景尚未出现在地平在线,刘晓波和许志永们不得不付出失去自由的惨痛代价,正如学者徐友渔所说:“本书作者为了自己成为真正的公民,为了亿万中国人成为真正的公民,心甘情愿地背负苦难的十字架。而支撑他承受一切打压贺迫害的,是无止境的爱。”
    
    公民抗争,无役不与
    
    这本书记载了许志永参与公民运动的足迹。我最早听说许志永的名字,是二零零三年孙志刚事件之后,许志永等“北大三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呼吁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刚刚上台等胡温当局为了维护“新政”的气象,给予正面响应。人们为此欢欣鼓舞,甚至作出了当年是中国“宪政元年”的乐观判断。但我更关注许志永参与的另一个案件的结局:稍晚一年,北京家庭教会的蔡卓华牧师因印刷圣经等书籍,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刑,作为辩护律师之一的许志永无力回天。那时,我从后一案例中看到,中共政权的本质仍然是:敌视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一切自由。果然,此后十年,虽然收容遣送制度不复存在,但比之更加残酷的截访、黑监狱、学习班等,如癌细胞般遍布中国大地——促成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英雄许志永,却因曝光黑监狱而遭到殴打和死亡威胁。
    
    二零零三年之后的公民抗争,许志永可以说是无役不与、屡败屡战。在司法领域,他介入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南方都市报》喻华峰案等标志性冤案,虽然他和同行未能让当事人获得自由,但本书收入的数篇掷地有声的辩护词,堪称中国当代法治进步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献;在人大竞选方面,他以北京邮电大学教师的身份参选,在官方的重重打压之下,高票当选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表;当体制内改良的希望破灭之后,他先后组织和推动公盟和新公民运动,为访民、被剥夺教育权的农民工子弟等弱势群体发声。
    
    在我的同龄人中,许志永是少有的一位饱含理想和激情的人权捍卫者。他像西西弗那样推石头上山,也像中国古代神话中追日的夸父和填海的精卫,屡战屡败、百折不挠。这种理性与激情从八十年代的文学界,悄悄地转移到当下的律师群体之中,我曾开玩笑说,当中文系的学生争先恐后地给领导当秘书的时候,“愤青”都跑到法学院里面去了。今天的中国,作家鸦雀无声,律师群体成为民主运动的中流砥柱,就如同台湾“美丽岛事件”前后的社会生态。难怪害怕失去权力的中共政权会对律师群体辣手打压。
    
    那些跟许志永辩论的国保警察,始终无法理解这位从农家子弟奋斗成为博士、律师、大学教师的城市中产阶级,为什么要抛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非得将自己弄进监狱不可。他们拿着放大镜搜寻许志永的“动机”何在,除了莫须有地认为他有“政治野心”之外,一无所得。其实,许志永早已坦诚地说出他为何宁愿成为囚徒,甚至见不到刚出生的女儿的原因所在:“我们不是专制王朝的臣民,不是任人奴役的顺民,不是国事、天下事,事不关己的草民,不是愤怒到失去理性的暴民,我们是拥有法治理念的公民。”他的终极目标正是新公民运动的宗旨:“新公民运动倡导大家做真公民。倡导永不言败的精神,倡导以理性、建设性的方式推动国家民主法治的进步。并在共同的公民身份下团结起来,成长为公民健康的政治反对力量,促进中国的宪政文明转型。”可惜,如同对牛弹琴,如同夏虫不足以语冰,这样的理想无法被从习近平到大学党委书记、国保警察的共产党独裁集团所理解,他们只迷信利益、权力和暴力。
    
    没有发生的“谢本师”与中国知识界的“共识破裂”
    
    这本书中有一篇名为《生日快乐》的短文,与其他文章的文风迥然不同,讲述的是许志永和滕彪试图给昔日的博士导师朱苏力送生日礼物不果的故事。作为北大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是法学界有名的“毛左”,是一个自以为“真诚”的御用法学家。朱苏力对许志永和滕彪这两个叛道离经的弟子不以为然,曾直截了当地对许志永说:“我们道不同,以后还是少见面吧。、、、、、、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我对你们也感到失望。”许志永则回忆说:“读博士期间,每一次的师门聚会,我和苏力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后来我们都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开谈论毛泽东和文革等历史问题。”所以,后来的师门聚会,朱苏力特意叮嘱其他弟子说,不要叫上许志永和滕彪。
    
    继承朱苏力之“衣钵”的,当然不是许志永和滕彪这两个“刺头”,而是其心目中的得意弟子强世功。与许志永下狱、滕彪流亡的命运迥异,强世功在朱苏力的扶持下成为中国法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日前,强世功接受官方主流媒体访问,评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以北大法学教授之尊说出“党章也是宪法”的惊人之语,让人怀疑这个法学教授难道是法盲吗?而在更早的时候,强世功曾任职于香港中联办研究部,撰写《“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成为中共香港政策的护法。面对当下香港的占中运动,强世功更是撕破学者的面具,急不可待地以党国发言人的口吻百般辱骂。
    
    二十世纪的中国,曾发生过两起震惊学界的“谢本师”事件:世纪之初,国学大师俞樾竭力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积极参与反清革命的弟子章太炎遂发表《谢本师》与老师决裂;而在二十年代,当章太炎支持鱼肉百姓的军阀张宗昌的时候,信奉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弟子周作人也发表《谢本师》与老师决裂。“谢本师”中的“谢”,不是“感谢”,而是“谢绝”、“辞谢”的意思,其实就是要跟老师决裂,不再承认自己是某人的门生。善良温和的许志永不会作出“谢本师”的举动,但在精神上,他早已迈出了“谢本师”的关键一步。
    
    朱苏力、强世功与许志永、滕彪的分裂,不是孤立的个案。其实,在朱苏力家中,这样的分裂早已出现:“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曾经告诉我,朱苏力的哥哥、同样也是大学教授的朱苏人,与一位六四遇难者的遗孀结婚,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两个失去父亲的养子。当《零八宪章》破土而出之时,朱苏人也冒着巨大的风险毅然签署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对亲兄弟走上了南辕北辙的道路。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改革共识”已然破裂,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任何“重建共识”的企图都将是劳而无功的。有的人奋不顾身地奔向自由,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参与人肉筵席,未来有一天,站在法官席上的会是许志永和滕彪,站在被告席上的会是朱苏力和强世功。
    
    “自由”与“大一统的中国”是否兼容?
    
    许志永是一位动若脱兔的行动者,但未必是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者和理论家。坦而言之,许志永在这本书中提倡的某些理念存在着相当的局限和欠缺。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注意到本书的副题是“我的自由中国”,他指出:“在这部文集中,许志永不但指出了怎样才能从古代的‘臣民’一变而为现代公民,而且更生动地展示了他关于‘自由中国’的构想。我特别欣赏‘自由中国’这一概念,因为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倡导的‘自由中国’运动便是今天台湾民主法治化的最早源头。”余英时将“自由中国”这一理念的渊源追溯到胡适那里,自由之梦,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此岸的中国由威权跌入极权,自由仍然是水月镜花;彼岸的台湾则由威权走向民主,逐渐迈入“自由台湾”之佳境。
    
    然而,“自由”与“中国”之间,其实存在着一条越来越大的裂痕。许志永批判网络上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却仍以一个民族主义者自居。在《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中,他再度彰显此一立场:“汲取苏联的教训,当变革当时刻到来,维护国家统一应当坚持非暴力和国家统一是坚定的底线。”他又强调:“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宪法和法律、外交、国防、司法、市场、货币统一属于国家。”我赞同他的非暴力抗争的立场,因为“过于温和”,他曾受到激进派的攻击。但是,我也发现,他使用的“坚决维护”之类的词语,属于共产党创造的“新语”系统。这种将“统一”作为一种最高价值来无限美化、无限神圣化的做法,吊诡地与中共的官方立场如出一辙。此种立场,显然是台湾、西藏、新疆、香港的许多民众无法接受的,也是作为四川人、主张四川独立的我无法接受的。
    
    在许志永的思想脉络中,未能彻底贯通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也未能梳理统一与专制之关系。美国汉学家白鲁恂说过:“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依旧以皇恩浩荡的态度对待人民。以此而论,中国是一个以高压统治和伪造历史来维系的帝国,而不是一个开放性的、由公民的意志来决定国家的走向的现代民主国家。美国学者谭若思也指出:“中共将两千五百年的专制旧瓶装新酒,控制人民,也侵扰异族。”他认为,汉族共产党领导的大一统注定会失败,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与想法上,都不再支持这种令人窒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看出这是帝国的上发令下服从,是教条和权力的交融。
    
    所以,大一统的“中国”这个概念未必与自由、宪政、共和等普世价值兼容。而与民主化、自由化相伴的,必然是本土化甚至是分离主义的倾向,我们不必为之大惊小怪。而且,分离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比如,在民主化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两国的国民并不觉得这是失败或苦痛,两个兄弟之邦反倒更能和谐共存。
    
    作为一个百分之百的自由人,必定认同住民自决的价值高于国家统一的价值。我相信,许志永的思想是开放的,他一定会不断地超越和突破自我。作家许知远评论说:“许志永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坐标,他的道德勇气对此刻的中国至关重要,其长远的影响力刚刚开始。”期盼在狱中的许志永像曼德拉那样百炼成钢,早日归来与妻子和女儿团聚,与无数愿意与之同行的公民同胞相聚。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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