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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李大立规劝胡平、余杰
请看博讯热点:占领中环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1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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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一向在港为民主发声吶喊,也曾不顾老弱病在儿子陪同下亲到金钟现场去过几次,亲眼目睹香港人尤其青年学生对民主对真普选的热切追求,他们的和平、执着、团结、自律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世界传媒云集香港,各国记者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切一切,万人齐唱“狮子山下”、“试问谁还未发声,都舍我其谁为我城”,那种万众齐心,那种慷概激昂,闻者无不动容,许多人包括外国记者都感动落泪。
    
    我在现场与几个青年学生聊过,令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明白香港人要面对的不单是小圈子选举产生的梁振英政府,更要面对他背后那专制独裁强悍的北京政府,如果大陆没有民主,香港是不可能有民主的。他们很自豪地觉得,我们利用香港的自由为现代中国民主运动打响第一炮,只要能引起全球的关注,能将信息传回大陆,唤醒民众,大家一起待机而起,往后遇适当的时机起来与专制独裁作斗争,只要万众一心,就总会有胜利的一天。这样就算被清场被结束,震动世界、唤醒民众的目的达到了,就不算失败而是胜利!因为他们己经勇敢地播下了民主的种子,种子播下了就会有发芽成长和开花结果的一天。
    
    占中运动一年多以前由身为港大讲师、基督教会牧师的占中三子筹划策动,得到港人广泛认同支持,928正式启动后主力己转为926罢课的大中学生,大学生的“学联”和中学生的“学民思潮”担负起组织协调的工作,到过现场的人(包括港漂内地生)都明显地感觉到运动的自发性和“群龙无首”(见youtube视频“占中路上的港漂内地生”),成千上万的占中人士都在独立思考,根据自已的思考和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有港漂内地生对记者说:北京和梁振英说占中是外国势力策动和组织的简直是天方夜谭,难得的是竟能如此平和有序和自律,足见港人民主质素之高。
    
    50多天有家不归,吃在马路、睡在马路,只为一个民主真普选,容易吗?本人深表敬佩。这几天重温台湾学生占领立法会的“太阳花运动”视频,对比香港的占中运动,有太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了。
    
    当然谁都知道占领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总有结束的一天,台湾学生占领超过200天最后还是退出了会场,本来占领本身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论是自己退出还是被清场,这场运动已经引起了全台湾民众的高度关注,让他们都去认真地思考马政府与大陆签署的服贸协议对台湾的利害得失,为以后的民意表达,维护民权抗争打下基础。已达目的、已是胜利;
    
    同样,香港占中50多天己唤起700万香港人民的高度关注(报纸天天头版头条、电视台天天现场直播)让700万港人都去思考真普选和假普选的区别和利害得失,为将来的又一次民意表达和民主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并且信息已经传回大陆,点燃了大陆的民主火种,这就够了,己经达到目的,己是胜利了。而那种认为只有“见好就收”主动撤离才是胜利,被清场被入狱就是失败的判断和思维不过是大陆共式的功(本网无法显示这个字,只要用拼音代替,抱歉)利主义和面子思维,己经远远落后于今天的香港青年学子了。
    
    (此处引用戴耀廷教授在香港《信报》发表的“勿忘初衷公民抗命”全文,因较长,改为附在文章后面了)
    
    今天见报载占领区后勤物资己撤离,为表示尊重法治,占中三子已定时日自首,学生则纷纷表示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准备集体入狱以表示争民主真普选的决心。连香港学识丰富的发起人占中三子都表示谁也没有这个权威和能力来指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高峰时达20万人),相信学生的智慧和能力自行决定撤与不撤,总之力求达最佳效果。
    
    胡平先生对香港的情况并不了解,最好还是不要好为人师,指手划脚为好。
    
    香港新一代青年学生从未受过共产党的洗脑,在自由和法冶的环境下成长,崇尚个体自由,思想自由、行动自由,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抗拒事事强调集体意志,从不强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故所以前年(2012)15岁的中学生黄之锋能成功地发动15万学生和市民参与“反国教”群众运动,迫使中共中止其在香港中小学中推行洗脑式的“国民教育”课计划(在大陆这种从小被洗脑扼杀个人思想强调集体意志服从指挥统一行动的社会能产生15岁中学生的群众运动领袖吗?恐怕胡平先生也想象不到吧。),今天的香港青年学生己远非当年北京天安门学生可比,胡平王丹用89学运的老皇历老眼光老经验来指导今天的香港占中民运显然不合时宜,(时间地点都不同了,今天的香港不是当年的北京,习大大再想强行镇压也不敢效法邓小平出动军队和坦克了)只会被港人耻笑。
    
    本人一向不欲介入海外民运的内部纷争,只有恨铁不成钢之感。我并不认识胡平先生,对其大作也拜读不多,只觉得其文大陆味太重,处处易见大陆式思维,有些难以认同和接受。
    
    回忆起来,有几件事令我对海外民运敬而远之甚至很反感,其一就是80年代初王炳章先生勇敢地撑起了反共反专制独裁的民主首义大旗,海内外有志之士都应该团结一致鼎力相助才对,可胡平先生却把共产党那一套争名夺利的内斗恶习搬到海外,发动内斗,以“帐目不清”为由将王赶下台取而代之,其后在历次海外民运的整合中坚持分裂抗拒团结。
    
    本人处局外,对海外民运内部情况不了解,也许批评有错,但曹长青指责王丹坚拒交代台湾陈水扁政府20万美金支持大陆民运的“国务机要费”下落应是事实(不论事实如何,拒不回应的态度就是错的。即使顾及大陆民运人士的安全,也应在各方民运人士推举的项目调查委员会内交代)而胡却袒护王丹(王此举应比王炳章当年的涉嫌更严重得多吧?因据报王炳章当年曾作解释和交代只是胡等仍不满而已,未知确否?)这就不免令人要问为何同样的经济问题,胡却有双重标准?请胡平先生向公众解释。
    
    其二是前几年余杰王怡白宫拒郭事件,连最基本的作客礼仪都不懂,居然把中国特色的窝里斗演到了美国白宫,演到美国总统面前,这令我想起刘宾雁那句“小毛泽东”,记得当时在香港《开放》杂志社与金钟先生谈起,金先生曾说:“太恶劣了。”
    
    还有就是余杰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他和刘晓波的私人情谊,不惜肉麻吹捧,给人的印象似乎刘晓波己成了他的私人物品,谈论刘晓波成了他个人的专利,他个人垄断了对刘晓波的话语权(别人似无资格提刘晓波,更无资格批评他的“无敌人论”、、、、、、)。
    
    所有这些令我看到毛泽东共产党的影子,令人反感,相信有此感觉的中国人不止我一个。
    
    海外民运人士要搞民运争民主,首先就要从自身做起,如果自己都不懂民主做不到民主,谈何民运?将来即使成功了,也不过在中国再出现一个毛泽东,给国家民族带来又一次灾难;只有大家都懂民主法治了并亲身历行了,中国才会出华盛顿,才会走上民主宪政的坦途。
    
    2014年11月17日于香港
    
    注:李大立为香港作家(原名容国维),《大纪元周刊》曾以“李大立的寻根与回溯之旅:在纽约书店寻回祖父”专题报导李大立的自传《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出版,详见:http://www.epochweekly.com/b5/074/4806.htm。
    
    附:
    
    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教授11月13日在香港《信报》上发表“勿忘初衷公民抗命”一文,对此清楚解释说:
    
    有人要为“雨伞运动”定性,说它是“颜色革命”,在搞港独,这肯定是错的。我也想为“雨伞运动”定性,它是一场民主运动,更是一场公民抗命运动。虽然在运动中出现了新的抗命形态,但“雨伞运动”的根源还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所倡议的公民抗命。因此,即使“雨伞运动”因着香港现在的实际情况而有了不可预知的演变方向,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勿忘初衷,回到公民抗命的本源。
    
    公民抗命是一个相当吊诡、充满内在矛盾的意念,但也是因这内在矛盾,令公民抗命可产生出难以想象的政治能量。它是违法的行为,但违法的目的却是要促使法律变得更公义;它会扰乱社会的秩序,但扰乱当前的秩序却是为了建立一套更公义的秩序;它会对一些人的生活造成干扰令他们蒙受损失,但他们实时的损失却能令他们与其它人有机会因实现共同的善而有长远的得益。
    
    但对公民抗命者来说,更吊诡的是,他们不是透过违法的行为去直接及实时达成得到他们争取的目标,而是以承担罪责、付出更多,来促使他们争取的目标能有机会在他们不能预知的时间达成得到。这做法是违背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ationality)或务实思维(pragmatism)的。付出不求回报,至少不是实时和实质的回报。
    
    对不少抗争者来说,抗争行动是要见到实时的果效,起码要得到一些实质成果,不然是不会接受的。这也反映一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所有付出当有实质及合理的回报。公民抗命是不容易与这种功利主义思维兼容的。人们会问抗争者为何要承担罪责,而那又如何能帮助运动达成其争取目标取得一些实质成果?即使长远来说,由公民抗命者承担罪责会有可能带来长远的改变,但因时间是难以预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盘数是不划算的,故是难以接受的。
    
    要明白公民抗命的力量,就要先明白制度改变的逻辑关系。公民抗命大多不会只是针对个别的不公义事件,而是针对制度的不公义。要改变一个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除非是推翻整个制度,不然就必须是掌权者及既得利益者甘愿改变,那才有机会在和平有序的安排下改变得到。
    
    但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是没有动机去改变现制的,除非他们看到保留现制令他们利益有损而不是继续得益。这情况只有当社会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现制,令现制难以继续顺畅运作才有可能出现。
    
    这也是说惟有人心改变,是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心改变,不能再接受现制,才有可能促使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接受改进现制,变得更公义,以得回大多数人的认受。
    
    但要改变人心,不可能单靠外在的压力而达到,更重要的是促使人内在良知的自我醒悟。公民抗命者要承担罪责,意在透过自我牺牲去冲击其它人内在的良知,促使他们反思原有抱持的价值观。但人内在的价值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对长的过程及时间,各人快慢也有别,故公民抗命运动是不可能预知得到制度转变会在何时发生的。
    
    现在“雨伞运动”已带来不少港人的觉醒,认同民主普选的重要性,也接受爱与和平的抗争精神。但社会内还起码有接近一半的人是不接受“雨伞运动”要求真普选的目标及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手段,而他们不但包括掌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也包括很多只求安定的普罗市民。
    
    “雨伞运动”若只保留现在继续占领街道的形态,短期来说,相信是不能改变得到这些人的想法。若不能取得另一半人的支持,仍未必可以改变得到现行不民主的制度。
    
    要突破这困局,占领者集体自首,承担罪责,或可以带来新一轮对人心的冲击。能否改变另一半人的心,以及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改变得到,仍是未知之数,但却肯定是另类的进击,或可带来再进一步的觉醒和转变。当然集体自首的行动还要配合其它不合作的行动,把民主意识及爱与和平的精神带到香港每一角落的小区去。
    
    ——原载“曹长青网站”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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