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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由四中全会看中共本质和政局特点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1月0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雾霾飘飘宛若仙境愈发神秘的红朝帝都,喉舌大炒四海瞩目愈发神秘的四中全会,揭开了神秘面纱后,呈现于世的,是再经丑容的无赖嘴脸。由其所宣公报可见,“法治”分明“党治”,中共众喉舌更是一改昨日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无所顾忌地宣称“党章”亦为宪法,活脱脱一个“只能是党指挥法、不能是法指挥党”。此等结果,引得翘首以待者一片责骂。责骂者,失望者也;失望者,希望者也。对四中全会结果责骂剧烈者,恐怕是对中共祈望浓烈者。就此意义而言,对中共的责骂史,在很大程度上未尝不是对中共的幻想史。当然,幻想一次、两次都是可以理解的,幻想十次、八次历史,也不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可是,很多善良的人们,对中共的幻想岂止十次八次?随便翻翻对中共的单相思历程,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一直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跌倒,颇有共党骗我千百遍、我待共党如初恋之痴情,恐徒令中共窃笑。
    
     中共坚持以党驭法、以权僭法、以言代法、以人乱法,是一脉相承,有史可稽,有案可寻的。这里且不提难计其数的具体案例,单从中共核心们所宣文告说起,便可抓到大量线索,寻到足够证据,给人感觉是“蓦然回首,祸心却在,官方文件处”。2014年1月,在民主群体中多被呼为包子的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便声称,“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翻回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所谓的“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道:“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翻回2008年3月,吴邦国在“橡皮图章”十一届会议上道:“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翻回1990年3月,原来江泽民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已作如是论:“要善于使党有关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诚然,对比毛时代的“无法无天”,类似于“党指挥法”的做法多少有所进步,但党主党治的本质始终不易,所谓法治的实质亦不曾改变,所改变的只是那些党八股布告,实虚相间,真伪混杂,以便于愚弄视听、出尔反尔、自下台阶,可谓没有最诈,只有更诈,没有更赖,只有更赖。

    
    当然,邓小平在耀邦紫阳时期说过类似于“反对党大于法”等话。但,那是基于迅速摆脱毛共原教旨主义、为一党专政和权贵经济建立输血机制的需要,权宜之计罢了。当有关民主法治的民意诉求、民间力量行将威胁中共一党专制之际,邓小平就会迅即左转,镇压学运,直至六四屠城。于是便有了六四屠城之后的政治高压,和儿皇帝江泽民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直言无忌:“要善于使党有关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而六四屠城后,当权贵经济的输血机制建设有停滞趋势时,邓又以“南巡”等方式右转。邓右转时,民主法治气息会稍微浓重一些,左转时则相反。邓垂帘听政二十年,中共基本上完成了权贵经济输血机制建设的大致格局,再不需右转,而是愈发希望借助于一整套的所谓法律愚弄天下,打造“威权式的精致管治工具”(法国学者张伦语),提升专制体系运作效率,将中共的极权本质、专制罪恶、非法利益漂白,使中共权贵团伙千秋万世骑在中国民众头上。
    
    虽然中共目前已对所谓的宪法做足手脚,如确定中共领导一切,并加入大量恶法条款,以捍一党私利,但中共仍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法律实行“法治”,而必须套以“党治”紧箍咒。为什么呢?首先,中共为装点门面,其法律中设置一些善法条款,如言论自由等,如果实现“法治”,则中共一党专制不保。其次,无论法律本身多么残缺,只要是不受干涉的“法治”,也必然趋于或实现程序化、透明化、合理化,然而“党治” 之下的权力运作、利益攫夺、内部斗争在很多时候乏规则、不透明、无正义。是以,“法治”的基础无论如何残缺,无论与普世标准差距有多大,若不受干涉,亦必成“党治”之阻障。要最大限度地将“法治”这不驯之骥变成极权坐骑,必须对“法治”拴上“党领导”之类的缰绳,以便师出有名,随时随地以党驭法、以权僭法、以言代法、以人乱法。事实上,加盖人大橡皮图章的所谓法律,一直被中共玩于股掌,结合中共一党私利任意增删,肆意滥用。于是乎,恶法刚去替补遂来,劳教不在寻衅乃至。在中共地盘上,“党治”为主,“法治”为辅,实质阙如,有时连边缘地位都没有,直接被出局。时至今日,就连香港这情况甚为特殊之地,以邓太宗当初信誓旦旦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等为政治基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亦行将不保,遑论其它。
    
    可以预测,今后中共如非遇到统治危机,类似于“党指挥法”的策略会一直延伸下去。有人对中共主导的“法治”仍抱有幻想,是因不甚了解中共本质所致。中共之所以要坚持类似于“党指挥法”的做法,是由其基因、历史传承、既得利益、罪恶积累所决定的。就其基因而言,中共唯物唯利,全无敬畏,这决定了中共既现实势利,又狂妄自大,其党上下严重缺少道德伦理意识,其政治诚信一直是负值,这样的基因构成,注定了中共只能选择“只允许它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它”的极权统治,而“法治”最多被表面化、工具化,绝不会居于主导。就其历史传承而言,中共草寇秉性绵亘至今,十足一个政治传销团伙,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自打嘴巴,对外如是,对内亦然,骗遍天下,暴虐华夏,在击败了国际民主力量的进攻、基本掌控了国内各业命脉后,于1954年9月2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宪法实质是“城下之盟”,是在中共完全占据强势地位的情况下制定的不平等契约,是为将国家作私苑而制的原始帮规,是红朝极权统治的重要基石,是中共此后主导制定的各种法律的祖宗之法,只要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币上的毛像不除,54年宪法必将阴魂不散,“法治”将一直沦为“党治”的玩物。
    
     就中共既得利益角度而言,中共更绝无可能弃“党治”取 “法治”。中共权贵团伙利用极权国家机器的支持,攫取了天文数字的家族利益和个人利益,欲望、虚荣、优越感被激发到无可遏制之境地,其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皆紧附于极权统治,而只要“法治”成分渐增,必然逐渐蚕食“党治”空间,弱化、减少中共权贵利益,故绝大多数中共权贵必斥“法治”。就中共罪恶积累角度而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不断作恶的历史,对比前苏联、纳粹政权等,中共的罪恶总量绝不逊色,且与时俱增,其苦心掩藏的罪恶不断被揭露,刚刚制造的罪恶不断被曝光,尤其是六四屠城后,中共权贵团伙对清算的恐惧一直深藏在心,人权侵害、空前贪腐、环境污染等种种罪恶不断加深,旧恶尚存血腥,新恶接踵而至,对清算的恐惧弥漫于中共官僚权贵团伙中,如其提倡法治,不啻自紧绞索。排斥法治,维护党治,是绝大多数中共高官的必然心理。
    
    因此,只要没有出现全国规模的反抗,中共必然会像满清等中国历史上超级顽固狡诈的专制政权一样,不见棺材不掉泪,不临灭亡不妥协,将“法治”弃如敝屣,将“党治”坚持到底。只要中共一党专制犹存,对“法治”之幻想可休矣。纵观各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法治”俱是实力制衡结果,皆为反复博弈而得,绝非权力开恩所赐。正如法国学者张伦在《点评中国:党主法治的困境——评四中全会》中所言,“没有民主作为政治层面的保障,所谓法制或法治就可能沦为一种威权式的精致管治工具。好的情况下,公民也只会得到部分权益”。世界最早的具有现代法治意义的英国的大宪章,是在以骑士精神为重要标志的贵族精神和基督文化的优点加持下,经历了长期斗争、反复博弈才得来的,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亦经历挫折重重;法国共和民主制的建立,更是经历了暴风急雨般的长期政治斗争;美国、德国、日本、、、、、、在建立、巩固宪政民主制的过程中无不经历了长期而激烈的斗争。而中国大陆经历了漫长皇权专制统治和野蛮惨烈的共产极权统治,本就比较缺少民主化的土壤,传统文化中的有价值成分被毁弃大半,欧美养分补充有限,民间文化与党文化呈现出某种同构性和对接性,互为补益,相辅相成,使得中共源源不断获得民间能量,民主转型之路上要面临的挫折可想而知。中共极权专制下,“法治”不会受赐而来,不会倏然而降,而必经一个长期激烈的博弈过程,我们对此要有心理准备,首先要放弃对党主“法治”的幻想,着眼实际,从我做起,踏踏实实做一些看似细琐但很重要的民主启蒙工作,唤醒周围的民众。
    
    当然,我们既要理性认识到实现法治之路上的阻障,也要看到值得乐观的一面。在中共被迫开放的三十余年间,由于民间觉醒力量的力争,加上民主国家的支持、国际社会的努力,目前已在党天下极权荆丛间挤出了很多具有民主意义的空间,进行了基于普世宪政理念的大量维权实践,民主群体、觉醒群体的整体力量不断壮大,各种政治真相和民主宪政思想广传,民众的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不断提升,而反观中共,意识形态不断破产,只能依靠赤裸裸的暴力维系统治,信心不断丧失,不断扯去各种画皮,对人民愈发现出图穷匕首见般的疯狂,最近,在文艺界力推谎话连篇的网络左棍周小平,在一国两制方面强加伪普选,将拒绝普选的理由解释为“人人可参选,只会令政策向穷人倾斜”,在“法治”方面愈发直白地道出类似于“党指挥法”的说辞,中纪委网站称“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宪法’”,凡此种种,皆为摊牌式疯狂,而全无自信可言。疯狂,一向是暴政的末日自白书,是社会的抗争催化剂。疯狂已经至此,灭亡,还会远吗?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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