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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9日 转载)
     历史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而论断一个刚刚走进历史的人物则尤为不易。中国人所常说的“盖棺论定”其实大有斟酌的余地。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说人的言行表现至死而告终结,不再能有反复而已。但对于死者的看法则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定论”,而且既“定”之后,仍难保不再发生反案的情况。我首先声明这点意思,以表示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回顾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

    
     此中关键即在于他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传统,希、史两人虽各在人间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标准言,终不失为“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资后市欣赏之风姿。中国的传统则不重视英雄,对死者的情感端视其人是否留有足够的德业可供人去后之思。这恰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思念他的人当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东兴、陈永贵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过好处的人现在自然会对他倍加怀想。但是这些“攀龙附凤”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在这篇短论中,我不准备、也不能全面地评论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只想是从中国史的观点来估定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毛泽东在生前一直以“革命”为标榜;通过他的一些极左的言论,他更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一个最彻底的革命领袖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稍稍留心这四年来中国大陆所不断暴露出来的有关毛泽东晚年的言行,我们便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最后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着他的正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那一部分——君主专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统而是相当于传统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势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贤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党羽自然是诸吕、诸武一流的势力了。以行为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远贤臣、亲小人、拒谏饰非之类,毛泽东实无一不备,而且其程度则远过之。因为他所掌握的集权主义的权力结构是传统帝王所望尘莫及的。
    
     我并不是说,毛泽东一切的思想与行为都在中国传统的笼罩之中。他确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个最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者。但这只限于他在自觉的思想状态之下为然。在潜意识里他则不折不扣地是传统的俘虏。传统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诗词中已有清楚痕迹,不过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后才全面地爆发出来。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则绝对腐蚀人”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有效的政治原理。
    
     一九四九以后,在绝对权力的腐蚀之下,革命的毛泽东逐渐让位于传统的毛泽东了。这绝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事实上环绕在他周边的几乎没有人不把他当作开国皇帝那样奉承。不说别人,当我们读到许多有关周恩来如何“忠于毛主席”的小故事,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他们之间只有传统的君臣关系,而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中国大陆上这几年来才开始反省中国“封建”传统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问题,实在未免迟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为了应付党内的困难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为了重新建立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是大体上把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开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
    
     现在我们先谈谈应该怎样估价他的“开国之功”。今天中共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正确与否是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新中国”这个名词。如果说“新中国”是指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那么这句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所谓“新中国”涵蕴着一种价值判断,以为没有毛泽东则中国今天将仍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那么这个论断则是很成问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旧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苏俄的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以,亚非地区大大小小无数的旧殖民地或被压迫的民族都一个个地获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一直在寻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之道,毛泽东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战之后,中国事实上已摆脱了旧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已成为联合国的“五强”之一。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只有对中国共产党才是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则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已。这个新政权的成立颇藉助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国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却并不是从一九四九年才开始的。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方面说,毛泽东的业绩不但没有超 越过孙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鲁在印度独立运动上的贡献。客观地分析,毛泽东的“新中国”在社会革命方面所表现的意义是远大于民族革命的。
    
     毛泽东接受了“五四”以来反传统的思想洗礼;在自觉的层面,他是和传统全面决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跳出传统的藩篱。以思想的内容而言,他是反“封建”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却把“封建”发展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他所运用的建筑材料全是新颖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国则依然是陈旧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新中国”竟成为“封建主义”无限泛滥的重灾区。这样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是没有“新”的意义可言的。
    
     由此可见,就毛泽东的所谓“开国之功”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评价和一般人民的评价是大有距离的。这和汉代朝廷与民间对汉武帝的评价之截然异致,先后如出一辙。汉宣帝要颂扬汉武帝开边的功德,特别下诏为武帝立庙作乐。但是当时有一位儒生夏侯胜竟持异议,他认为武帝虽有广土斥境之实,其代价则是“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总结一句话,武帝“亡德泽于民,不宜立庙乐”。(见《汉书•夏侯胜传》)中国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尊重向来只注重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对人民有没有“功德”、是不是“遗爱在民”。让我们再举秦始皇为例。《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云:“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
    
     经过两汉三四百年之久,何以会稽独祀秦始皇?这当然是因为始皇曾于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上会稽、祭大禹,又在会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会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缘,因此后世民间对他还有所纪念。不过对整个中国而言,始皇毕竟是“无德之君”。王朗为会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实也还反映了多数中国人的想法。秦皇、汉武诚然“略输文采”,但这两个人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从对人民有“功德”的观点看,毛泽东显然并不能胜过这两人。尤其是汉武帝,晚年曾下轮台诏,自悔其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的种种作为,这更是我们在毛泽东身上找不到的质量了。
    
     最后我也想略说几句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与“罪恶”的问题。这一方面,许多人都已说过了,以后也还会有人继续深入地发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个历史人物作一对比,这就是他生前曾欣赏过的曹操。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曹操绝不是一个反面人物。毛泽东一度表现过向曹操认同的意味,这大概是因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还有文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缘故。毛泽东的文学修养自然不能与曹操相提并论,但是他确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这两人都有不同。曹操毕竟生在汉末,虽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无忌惮之人。他至少还相信历史上尚有周公这种伟大的人格存在(见他的《述志令》)。毛泽东在极端过激思潮的激荡之下,则早已流入虚无主义一路。
    
     据服侍他的人所写的一篇文字,他熟读历史,但是完全不相信历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权谋机诈一类的东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认为历史记载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书中当然有虚饰,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个人过分地发展虚无史观,满眼看去只见到“脏唐臭汉”,那么他便不可能对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对人类未来抱什么理想。而毛泽东便恰好是这样一个人。
    
     再以才力言,两人也迥不侔。许子将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大约可算得确评。但毛泽东则只是乱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远不是毛泽东的敌手;以能臣言,毛泽东却是连影子也没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根本不曾为能臣,他终其一生只欣赏“人与人斗,其乐融融”的奸雄境界。
    
     但是毛泽东和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恶则属于同一性质的。顾炎武评曹操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条)毛泽东由于无知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都还是有形的、也是比较容易补救的。唯有他为了遂一己夺权之私,不惜玩弄纯洁的孩子们,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绝大的骗局,使大多数中国人今天都对中共政权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们对一切理想主义都不再发生兴趣,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无可救治的精神崩溃症。
    
     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人因为望治心切,曾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寄过深望,尤以知识分子为然。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惜牺牲个人的利害、抛弃个人的尊严,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上的一般风气确是比较淳厚质朴的。但是毛泽东却一再地欺骗他们、整治他们,并以搞“阳谋”而沾沾自喜,终于把这样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完全糟蹋掉了。根据我个人这几年来的体察,现在中国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总之,大陆上的中国人显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国初期的那种共同的热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干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堕落成保权保位、有家无国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这一弥漫在全中国的精神崩溃症,毛泽东是不能辞其咎的。
    
     借用顾炎武的话说,“毁方败常之俗,毛泽东一人变之而有余”。这当然并不是我故意夸大毛泽东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单从权力的性格来说,毛泽东生前所拥有的威势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历史凭借上面,一是明、清以来恶化了的皇权传统,一是近代西方传来的极权的政党组织。前者构成其权力的实质,后者提供了权力的结构。毛泽东既是中共领导阶层中传统观念最浓厚的一个人,又恰好占据了这一权力结构的枢纽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国弄得天翻地覆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以上我从中国史的观点对毛泽东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略作说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泽东生前曾在不同阶段与不同情况中发展了自我认同的历史人物。他与这三人都各有异同,未可一概而论。但大体言之,所同者在过失方面,所异者则在功德方面。从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毛泽东却代表了一种纯否定的精神。这大部分是时代的悲剧造成的,却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补充一笔,中国史上和毛泽东的形象最相近者则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泽东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挖深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按:这是朱元璋克徽州后,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见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条)这样明显的模仿颇足说明毛泽东向朱元璋认同的深度远在前三人之上。这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
    
    我很盼望将来有专治心理史学的人在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来源:纵览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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