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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关于“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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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中,谢选骏曾经论述了“海权与法治的关系”、“个人主义是海权的意识形态”,因为海权超越了经济发达的重要性。
    

    1988年写作的《走出黄河心理(延安精神)》(《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第四集 两种选择》)谢选骏指出: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似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
    
    不过有些正在向民族主义转化的马列主义学者通过希腊经济史的研究,认为传统的马列主义学者往往下意识地认为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低劣。他们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历史考察。(黄洋: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
    
    但是当这些急于改宗的学者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宣称“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的时候,就过犹不及了。
    
    人们都知道,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任何一个定居社会都是“农业社会”,因为它没有可能拥有现代机械化农业,从而使得多数劳动力从农业劳苦下得到解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不同的社会都是“一样的农业社会”,否则就无法解释,何以这些社会有的可以发展出工业化社会,而绝大多数则发展不出工业化社会。
    
    实际上,这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发生的十九世纪,人们才突出感到了这一区别;反而倒了工业化完成乃至开始进入“脱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时代,人们才时过境迁,对这一区别的认识反而模糊了起来。
    
    而且要考虑到,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现代机械化农业的条件下,大多数社会依然需要在农业方面做到自给自足,否则国家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因此,无论如何“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之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分析”,也无法证明“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
    
    这些学者也承认,至迟从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起,雅典几乎每年都必须进口大量的粮食,方能满足城邦的需求。因此,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就成为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个月第四次公民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粮食供应问题,城邦还对市场上出售粮食的价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并专设官员管理,同时还规定进口粮食的三分之二必须在雅典城内出售,从事粮食贸易的雅典船只必须将谷物运回本土出售。
    
    当然“古史现代化”即对古代历史进行现代性的描述,是不对的;但也不应走到另一极端,认为一切古代社会都是一样的。
    
    回到本文的题目,认为“一切古代社会都是一样的”,无法解答“民主革命何以发生”的问题。
    
    同样,另有一种流行观念“基督教民主论”也无法解释问题。
    
    因为基督教和民主毫无关系:
    
    1、从神学理论上说,基督教是神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人本主义的;不仅毫无关系,而且水火不容。
    
    2、从社会实践上看,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最盛的时候,民主政治受到压制;而近代以来基督教衰微,民主制却昌盛;况且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迦太基,没有基督教却有民主,而基督教产生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民主。
    
    从“迦南王”到“迦太基元老院”,这是一个“民主进程”,显然和工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却和基督教毫无关系。
    
    因为基督教和人民主权论毫无关系:
    
    不论从神学理论还是从社会实践上看,都可以说,民主政治是“反基督教”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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