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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五代、官五代为何革命?/许纪霖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1日 转载)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到中共革命,三场大革命的领导者无一不是社会的边缘人物,即所谓的小知识分子,由这些无从进入体制核心、被抛到社会边缘的“游士”们,领导一大批流离失所的“游民”们举事起义,上演了20世纪历史中接踵而来的革命大戏。
    
     “游士”与“游民”热衷于革命,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马克思说过,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然而,最近翻译出版的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历史学家周锡瑞教授专著《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却讲述了一个相反的故事。叶氏家族,是明清科举制度下历代为官的精英世家,源出于长江中下游咽喉要镇安庆,后来北上移居天津,与北方的达官要人包括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五兄弟,都在南开中学读书,被称为“南开五兄弟”。就是这几位富五代、官五代,本来在体制中有灿烂的前途,为什么到了1930年代,兄弟五个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一个个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同样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叶维丽教授提出的尖锐问题。

    
    “南开五兄弟”是偶然的个案吗?非也,当年“一二·九”运动中与他们一起投身革命的,有很多在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诸多名校读书的学生精英,他们大多家庭富庶,前程似锦。以我熟悉的已故的“南王北李”——中国自由派领袖王元化、李慎之两位老先生为例,一个是在清华园中长大的书香子弟,另一个出身于无锡富商家庭。当“一二·九”运动席卷而来,他们都义无反顾,加入“民先”,献身于充满激情的革命圣业。“文革”之后,“南王北李”对革命所出现的异化都有过深切的反思,成为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两面旗帜。
    
    李慎之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次深谈,谈到了革命,谈到了年轻时代的选择。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误解,以为当年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都是一些成绩平平的“愤青”。李慎之对我的无知简直有点愤怒:“哪里!当年‘一二·九’中走在最前面的,都是学校里成绩最优秀、在同学中最有威望的。那些不学无术的家伙,都去抱三青团的大腿了!”我问他:“假如时光倒退六十年,您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垂下目光,沉思片刻,声音低沉地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
    
    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大捆来往书信中,保留着一封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吴晗的来信。“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位虽然数学考了零分、却为清华破格录取的明史研究天才,在给恩师胡适的信中,以令人惊讶的激烈语调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他悲愤地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吴晗属于敏感、热血的,其实,对于大多数平津的知识分子来说,东北还是一个遥远之地,“九一八”的炮声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既有的生活轨迹,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金岳霖等清华北大教授照样在象牙塔中专研学问;梁思成、林徽因还是奔走于山西乡村寻找唐代古寺;叶家的“南开五兄弟”按照父亲的愿望,刻苦读书,希望以后做一个为国贡献的科学家或工程师。
    
    1935年的塘沽协定是一个转折。日本的侵略势力渗透到华北,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家门口了,但政府还是忍辱负重,步步退让。年轻人在学校里坐不住了,华北之大,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当中,民族主义永远是最有效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是被反满的族群主义煽动起来的,国民大革命的导火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而本来已经逐渐暗淡的中共革命火种,到了1935年,突然找到了新的突破点: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通过激进的抗日口号与宣传,取得话语主导权,将年轻的学生们吸引到革命洪流中来!
    
    在中共历史当中,有过两波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高潮:第一波是建党之初,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些留洋和北大师生们为俄国的道路所吸引,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想象转向了暴力革命的组党实践;第二波是“一二·九”运动之后,大批著名大学与中学的学生精英从抗日走向革命;而在随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救国会运动中,包括律师、报人、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名流也纷纷左倾,成为革命的同路人。真正的革命高潮标志,不是看有多少边缘的“游士”与“游民”投身其间,而是体制内部的分裂,有多少大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士放弃了稳健保守的中庸立场,自觉地从中心走向边缘,与那些过去不屑为伍的边缘人携手,甚至自愿接受小知识分子的“游士”领导,与来自底层的“游民”们结合,共襄革命的圣业。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个人解放运动,年轻人们从传统的家庭中出走,发现自我,高扬个性,相信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是由一个个自由而健全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然而,儒家群体价值的丧失,造成了个人内心世界的虚无,而社会的堕落与民族危机,又让他们感觉到,若没有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任何个人的解放又是那样地空洞。于是,从1920年代开始,从传统家庭中走出的年轻人们又开始重新寻找新的家庭:一个有着激动人心的“主义”和集体行动目标的革命伟业。
    
    比较起自由主义的点滴改良工程,承诺全盘解决民族与社会危机的革命意识形态,更能吸引救世心切的激进青年,当胡适还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分析中国落后是因为有“五鬼闹中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急不得也,要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时候,革命以其美丽而张狂的乌托邦魅力、令人沉醉的集体行动捕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心灵,先是体制外围的小知识分子,然后是体制中的大知识分子。而日本入侵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热情,再加上政府的无能和官僚的腐败,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中坚阶层游离出体制,汇入由边缘人领导的革命潮流。
    
    知识分子信任革命,但革命并不信任知识分子。当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放弃优裕的家庭、灿烂的前途投奔到宝塔山下时,与知识分子有着天生隔膜的“游士”、“游民”们始终对读书人疑虑重重:你们生活如此优越,假如没有人派遣前来卧底,怎么会跑到山沟沟来过苦日子?边缘人加入革命乃是图实在的好处,不是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是主宰天下的无上权势。他们无法理喻在革命中无实利可图的读书人,特别是像“南开五兄弟”这样的官五代、富五代,参加革命究竟为的什么?从传统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情怀,为了家国天下,不惜牺牲一己幸福乃至生命的精神追求,始终与“游士”、“游民”们的功利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于是,整个“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都饱受怀疑,被作为“失足者”抢救。“南开五兄弟”当中,最早加入革命的老九叶笃成在抢救运动中被关审查,被迫胡编乱造,说自己是受哥哥叶笃正的派遣,到延安来当特务,长期埋伏,试探情报。老六叶笃廉也是“一二·九”运动中入党的老革命,躲过了多次风暴,却躲不过“文革”的大灾难,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被红卫兵用“喷气式”公开羞辱批斗。老三叶笃义是民盟中央领导,1957年成为了右派分子。老七叶笃庄经历最为复杂,也最不受组织的信任,被怀疑为美国间谍,两次被捕,家破人亡。当1979平反昭雪回到北京,在家里见到的,只是妻子的骨灰盒。唯一幸免的是老七叶笃正,“一二·九”运动时,女朋友因嫌他不够革命而抛弃了他,叶笃正失落之至,遂脱离了左翼组织“民先”,远走芝加哥大学留学,回国后成为不问政治的大气物理学家,最后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固然是由“游士”们领导、“游民”们参与的,但每一次重要的转折关头,知识分子们都为民族主义所激励,为政府的腐败所激怒,无路可走之下,最后投身于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这不是投机,也无机可投。他们从小娇生惯养,衣食无忧,为了一个精神上的美丽新世界,不惜放弃既有利益和个人幸福,以青春、鲜血和生命去践行一己之信仰。然而,这毕竟不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场革命,革命不仅要改造知识分子,而且要将他们边缘化,边缘到“臭老九”的位置。革命一口口吞吃了自己所有的儿女,而首先被吞吃的,便是这些始终得不到信任的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读书人。
    
    忆往昔不胜感慨。“南开五兄弟”中最年长的叶笃义,一个燕京大学的高才生,中共革命的坚定盟友中共民主同盟的重要干部,当过右派,关过秦城,晚年在撰写回忆录时,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虽九死其犹未悔》。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些官五代、富五代,在革命中饱受磨难,改变了许多,唯一不变的是,是那份青春不悔的士大夫精神。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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