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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当代中国经济变革得失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1日 转载)
     童大焕 独立学者
    
    童大焕:当代中国经济变革得失


    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具体地说是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
    
    吴晓波在《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文中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的兴衰波动全部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四个利益集团的互相竞争、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结果。但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历史,本质上不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也不存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的博弈,真正的博弈是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博弈。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教科书里说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官民矛盾,具体地说是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
    
    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朝代及其内部阶段,不管打着什么样的主义和旗号,一切博弈都离不开经济本质,也走不出「主动收权──经济和思想文化萎缩──被动放权──经济和思想文化繁荣──再主动收权──经济和思想文化再萎缩──再被动放权」的历史循环。当代中国的历史也一样。只要国家权力对公民自由「放任自流」30年,加上没有外部战争,这个国家一定很快迎来繁荣盛世。当代中国的历史也基本上没有走出这个规律。唯一的例外是从1950年代开始,偶然出现了貌似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博弈甚至斗争。但在政治社会层面,与其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权阶级和权力阶级的斗争,不如更准确地说那是在最高领导层乌托邦理想主义纵容之下「运动群众」的结果,其本质并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在经济层面,共产主义运动下自上而下无孔不入的计划经济剥夺了人们养一只鸡获得最后一枚鸡蛋的自由。这既是一个人类乌托邦的意外,也使国民经济和民生安全完全走到了崩溃边缘。对有产阶级实行「公私合营」然后完全充公,对无产阶级则实行一竿子到底的计划经济直至人民公社大食堂,激进的乌托邦运动既要了有产阶级的钱,也要了无产阶级的命。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灾民几千万,不是因为中国缺粮,而是因为缺少了自由市场,不仅物资不能自由流动,个体连逃荒、逃港的自由也被武力剥夺。
    
    这一经济形式只坚持了不到30年时间,但它的思想和文化遗存却至今还占据中国社会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使社会呈现出「经济向右,思想文化向左」、 「屁股向前,脑袋向后」的分裂与背离。
    
    吴晓波在文章中说:国企的存在是中央集权必须有的一种力量,从汉代的盐铁垄断一直到这几年大规模的国进民退,都是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制度上的必要安排。但与其说是经济上的必要,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尤其是「国有即公有」幻觉下的迷途。国有企业本质上不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的福利,只会成为负资产。 1998年,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减员增效」裁员近半达3200万,同时注资两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加上强化上游企业的行政垄断,至2014年8月末,「做强做大」的结果却是国企资产总额超过99万亿元,负债总额接近65万亿元。国企的效率则严重比民企低。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2009年的净资产回报率为8.18%,而上市国企仅有3.05%,后者不到前者的一半。
    
    国有垄断企业不仅效率低下,经济上最后一定成为中央政府的负担,而且会对上威胁政治权力、对下挤压市场自由。对上,国企管理者监守自盗形成权贵资本,进而觊觎权力以求自保,甚至从经济寡头向政治寡头转变。对下,国有资本在能源型资源型行业处于垄断地位,民营企业处在中游和下游被盘剥。民间财富被不断剥夺,最后导致民间经济活力缺乏,行政垄断企业也失去寄生的「宿主」而陷入新一轮衰败。 2014年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现在国企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新主要提法是搞「混合所有制」,这种改革完全没有前途。只要还是国家控股,引入一个小股东,根本起解决不了经济学中「所有者缺席」的问题。这些小股东不能「当家作主」,要么就是任国企宰割,要么就是成为国企代理人的「白手套」,实现某种「利益输送」。吴晓波的研究也揭示:「你只要甘于在中下游做,永远是安全的,但你的利润跟刀片一样薄;只要你冲入能源型资源型行业中就非常的不安全。这不是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唐宋明清历来都是这样。」
    
    对大型央企垄断带来的问题,其「腐败低效」已经有基本的社会共识。但如何改革?方向未明。卖掉?不仅如何合理定价成难题,而且如此巨无霸谁能买得起?过去采取各管一块的非同质分拆法,也解决不了竞争问题和所有者缺席问题。所以需要两方面一齐下手,一是同质分拆,二是把行政垄断统统打破,让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在不再注资不再扶持国企的情况下,让民企的份额不断壮大。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基本上也不存在。分封建制的皇权时代不论,1949年以后更是改变了「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央权力直插到乡、村两级。地方官员理论上都是中央的派出人员,执行中央的决策和命令。只不过官僚集团的私利与中央会出现冲突,这时候就会出现中央有权力优势、地方官员有信息优势的博弈状态,中央要依靠这些官员又信不过这些官员,在信息不对称之下此题无解。未来的惟一解决之道就是法治和公民言论自由,上层精英制定规则,由公民来监督执行。这也是法制和法治的最大区别。法制是全国执行皇帝的法令和政策,是各级官员依法约束民众;法治是所有官员包括中央官员接受法律的约束,是民众依法约束各级官员。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虽然不存在根本的博弈,却也存在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当政府亲力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冲上经济第一线、各级政府高度公司化的时候,更是如此。空降式而非就地选举式地方官员的短暂任期,导致对经济发展目标的短期追求,放任债务扩大和环境污染与破坏,最后和国有企业一样,巨额债务和污染都要由中央总负责。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博弈和竞争,本质上也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有通过自由市场达成妥协和交易,而不是通过集体谈判和阶级斗争达成共赢。如前所述,即便在「公私合营」和「文化大革命」时代,也是最高权力直接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直接运动群众斗争资本家和中间权力阶层,权力一收紧,群众皆寒蝉。广泛的「群众大民主」只是肤浅的表象和幻觉。
    
    粗粗看来,中国社会一直被玩弄于权力股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官民博弈。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简政放权,基本上也是到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危机关头再被时势倒逼着改革。日子一好很快就又收权,特别健忘。这就是中国社会至今没有完全走出治乱兴衰循环的原因。正如吴晓波所言:「西方走出中世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城市里的公民团体完成了民间和政府的契约,英国《大宪章》等等。政府就不可能轻易地剥夺民间的财富,这是当有了契约以后民间经济才可能在保护的情况下发展。可惜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私人资本从来没有跟政府形成过对等的契约关系。」亦如网友风格纯粹所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经济史本质上是两种力量:不受制约的权力和自由市场博弈的历史,两个人群参与:官僚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阶层,互相竞争,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历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浓缩了两千年中国历史,甚至因为乌托邦主义的从天而降深入骨髓,这65年历史比过去两千年还丰富。 1949到1978,近30年,乌托邦主义成为主流,法治、经济和民生崩溃;1978年到1994年,16年简政放权,经济和民生大发展;1994年到2011年,17年,强化中央经济权力的分税制和国企改革,重新打开国进民退的潘多拉魔盒,权贵经济野蛮生长,伴随着「稳定(腚)压倒一切」高压政治空间,民间力量不断萎缩;2012年起,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衰退,至2014年8月,PPI(工业价格指数)连续31个月负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全面通缩。毫无疑问,一个新的、对民间自由市场「简政放权」的未来30年即将重启。但能否真正彻底通过宪法政治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想,进而使今后的中国从此不再在兴衰治乱的历史循环中折腾,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勇气。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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