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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公民言论、出版权利与繁荣文艺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17日 转载)
     王德邦 时事评论员
    
    王德邦:公民言论、出版权利与繁荣文艺


    一个国家只有落实了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才能营造宽松、民主的文艺环境。
    
    10月15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这与近来一些文人在媒体公开发文宣讲的「阶级专政」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依照阶级专政思维,文艺工作应该划分成阶级,文艺作品应该区分成资产阶级文艺与无产阶级文艺,文艺领域应该掀起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由此看来,中国文艺届存在「文艺民主」与「文艺专政」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其实中国文艺界的民主与专政斗争由来已久。主张文艺应该宽松、民主观点的一派,集中反映在提倡与坚持文艺工作的双百方针上。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又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同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中共建政初期,最早主持中宣部工作的习仲勋先生1953年3月,在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也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谈到: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准,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空间。在文艺批评上,不要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抡大棒子,而要实事求是,使人家心悦诚服。
    
    应该说,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的一段时期,在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是比较宽松、民主的,但是1957年6月后,毛泽东违背自己提出的双百方针,悍然发起「反右运动」,将55万多以文艺界为主,还包括其他社会各界的,敢于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展开无情专政。 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中共开国元勋习仲勋等人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先后受到株连者达上万人之多,制造了文艺界最大的冤案。后来到文革,中国文艺界更是深陷入阶级专政的泥潭,文艺完全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的文艺作品都被划分成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文艺,整个文艺界横遭践踏,从事文艺创作的工作者与文艺作品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
    
    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掀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下,中国文艺界一度出现以伤痕文学与朦胧诗等为代表的创作高潮,但很快又遭到左棍们祭起的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阶级专政棍棒打压。到1985年,开明的朱厚泽先生被委任为中宣部长后,他在1986年7月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提出: 「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同时,朱厚泽先生还主张在文艺界「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袋子、不打棒子。」即力主文艺界营造宽松、民主的创作氛围。但很快朱厚泽先生就被坚持阶级专政路线的左棍们排挤出局,而使他成为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长。之后中国文艺界左王当道,使整个文艺界狂刮阶级专政的恶风,各种「文字狱」层出不穷,因此受到迫害与查禁的文艺工作者与文艺作品接连不断。
    
    直到近日,网络还传出广电总局下令将余英时、九把刀的作品下架,要求不出版余英时、梁文道、许知远、茅于轼、野夫、徐晓等八名自由派作者的书的消息。虽然之后有媒体说没有看到书店下架余英时的书,但同时又说书店表示不再进货。由此看来,这种禁令并非空隙来风。联想到近来针对网络一些文艺家及其作品的查禁,甚至对一些人的抓捕,可以看出文艺界依然在抡棒子、扣帽子的专政路线上狂奔。
    
    现在习近平先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该说是沿续着过往坚持文艺界宽松、民主之路,承继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那种坚持阶级专政路线进行了拒斥。但是,要想正直纠正文艺界长期横行的极左路线,显然需要艰苦的努力。
    
    从过往历史来看,什么时候中国文艺界采取了相对宽松、民主的路线,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什么时候中国文艺界就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而什么时候文艺界被阶级专政路线统领,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各种腐化堕落、了无生气、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从世界各国文艺发展繁荣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与社会只有落实了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才能营造起宽松、民主的文艺环境,才能真正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
    
    远者不说,仅近半个多世纪来,大陆与香港、台湾的文艺领域的差异,就可明了宽松、民主的,落实公民言论、出版权利的政治环境对繁荣文艺的至关重要性。同为华夏儿女的台湾与香港,相对大陆而言,其面积可谓是弹丸之地,其人数都不及大陆一般的一个省市,但在过往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台湾与香港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民主,对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权利保护得当,各种优秀文艺人才与作品就遥遥领先于大陆。试想这几十年来,风靡大陆的歌谣、电影、小说,艺术等等,有多少不是港台领先?这使人不得不问,为什么大陆如此宽阔的地域,如此众多的人口,居然出不了港台那么多耀眼的文艺人物与作品?不能形成那种文艺繁荣的景观?其中原因固然较多,但最根本的应该是港台有对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保护,营造出了相对宽松、民主的文艺氛围,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今天中国不断提倡要建设文化强国,要增强文艺软实力,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是,如果没有真正落实公民言论、出版的宪法权利,就无法扫除横行于文艺界的阶级专政路线,就无法营造起宽松、民主的文艺氛围,就不可能消除文艺工作者的心里顾虑与精神壁垒,就不可能激发起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就无法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也就无法达成文艺的繁荣梦想。所以,在今天探讨繁荣中国文艺工作时,也在四中全会将研究依法治国问题下,切实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等权利,成为中国繁荣文艺不可绕开的课题。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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