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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大义灭亲」只会制造人伦废墟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21日 转载)
     叶匡政 独立学者
    
    叶匡政:「大义灭亲」只会制造人伦废墟


    高玉伦落网引发人们对「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的争议。
    
    黑龙江延寿县杀害狱警的高玉伦落网,因他是被其侄女亲家捆绑起来并报警的,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大义灭亲」和「亲亲相隐」的争议。虽说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部分恢复了「亲亲相隐」传统伦理与法理,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拒绝出庭作证权,但这一规定仍拖泥带水、不尴不尬。一是此规定并未涵盖所有的近亲属,如兄弟姐妹、祖父祖母等,二是对侦查等阶段近亲属的权利,没明确规范。也是这个原因,使得民众仍会在此问题上纠结。
    
    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大义灭亲之说,但因有儒家的思想根基,使这一说法只是存在而已,并未在社会和民众中彰显。 1949年后,尤其文革期间,因有了所谓的革命理念,此说法才开始大行其道。所以我们看到,「文革」中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完全消亡,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好友揭发、亲人背叛成为社会常态,对那个年代民众的精神伤害是空前的。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和风俗习惯,均毁于一旦,「文革」对人类文明的毁灭程度,甚至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是非善恶标准对人性伦理认知。 1979年制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所谓「大义灭亲」的理念,不过是继承了当年的文革遗产。这一遗产至今仍未得肃清。
    
    北青报有文章称《「大义灭亲」不应受到舆论指责》,但在我看来,即便不受到舆论的指责,当事人也会受到良心和亲情的指责。今天仍有人持此观点,不仅说明了法律缺乏对文明的理解和人性的关怀,也说明了整个社会伦理观的缺失,竟会在一个简单问题上争执不休。
    
    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确属一个常识。 《论语》中有「证父攘羊」的故事,就是告知人们这个道理。 「攘」的意思为窃取。楚国有个高官称为叶公,他对孔子说:我们这里有个能行「直道」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去告发了。孔子听后说:在我们这里直道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才在其中啊。朱熹对这个故事的批注是,父子相隐,这是天理人情的必然,所以不求做个直道而行的人,直道也就在其中了。
    
    过去人们多讲孔子的恕道,很少言及直道,其实直道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重要概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的是父子亲情,这种亲情在孔子观念中源于自然,也就是基于天道而来的。所以直道表现了人的真性情,冯友兰对直的解释是「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乃是一种率性之道。儿子不愿为父亲作证,是不忍心看到父亲受惩罚,指证父亲偷羊违背了至高的血亲之道,隐瞒此事反而成了合乎直道的行为。孔子说这个问题,是从人性和伦理角度说的。
    
    叶公说的直道,是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说的。从社会和法律角度来说,父亲偷羊儿子去告发他,属于正直的行为。偷羊犯法,社会成员理应出于维护公义的需要,应不论亲疏地加以坦白。这个叶公本名沉诸梁,字子高,是楚庄王的玄孙。虽是我们叶姓始姐,但我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
    
    很显然,当社会没有人伦之情作为基础,亲情都无法信任时,法律的严明也就丧失了它本来的意义。所以在欧美的法律关系中,也有沉默权和至亲家眷不用互相举证的规定,就是希望法律不损害到人的亲情。在澳洲,曾有类似的司法案例,父亲倒卖毒品,女儿知道毒品的所藏之处,但拒不向警方交代。于是警方以包庇罪起诉女儿,法院最终判女儿无罪。理由简单,要保证社会中的人伦和亲情不受到法律的伤害,否则,它的危害性甚至大于刑事犯罪。警方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获得证据,没有必要非得从女儿身上寻求突破口。
    
    《孟子》中也有这样的故事。桃应问孟子,假如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作为天子,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舜应该将天子之位像扔掉破鞋一样抛弃了,然后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找一个海边住下来,一辈子会非常快乐的,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忘掉。孟子这里强调了一个前提,就是舜要抛弃他的天子之位,因天子之位是有社会属性的。当舜不再是天子,而只是一个儿子时,他就可以把尊天道、循人情作为自己人生最高准则了。而且这样,他会非常快乐的,因为他让亲情超越了天子之位所带来的尊荣。
    
    儒家思想推崇的是一种价值的自觉,也就是说对一切秩序的遵从,需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外力强加给你的,这也是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孔子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他认为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法律并不能解快所有问题。人伦秩序是一个社会基础,对它的尊重,甚至要超过对法律的遵守。一个社会中有了讲求人伦、内省的人文氛围,那些有意犯罪或犯了罪的人才会真正生出羞耻,才能真正带来社会环境的改观。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才会认为「父子相隐」是合乎道义的。
    
    西方的伦理学对此有过更多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一些原则性的定义。一个简单例子,当一个老师当全班同学面问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是否经常酗酒?如果他的父亲确实酗酒,这个孩子却矢口否认此事,这个孩子是在说谎吗?在多数伦理学家看来,这个孩子的回答是正当的,不应承担说谎这一指责。因为很简单,任何家庭有自己的秘密,作为一个孩子保守这种秘密,没有任何过错。反而是这个老师,以不合适的方式,在公众面前侵害了这个孩子的家庭秩序和父亲的尊严,没有尊重别人的家庭隐私。在伦理学家看来,这个老师反而要承担说谎的耻辱。
    
    也就是说,人的伦理认知是第一位的,是在前的,社会与法律都是在后的。人伦秩序是社会首先需要尊重的低线,无论是社会或法律规范,都必须体现对人伦的尊重,要以保护人伦之情为前提。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我们不能以法律或社会的名义,要求他做出伤害人伦之情的事情。伦理学就是让人们认知到什么是在情理之中,什么属于脱离了人的正轨。因为对人类来说,无伦理与生活准则,就没有人类和生活。要让其他人待我如「人」,就必须使他们也成为「人」,这也应成为制订法律的基本准则,也就是常说的尊重人权。如果执法者承认一个人是自己的同类,就意味着要从他的内心去理解他的可能性,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大义灭亲」者,在灭亲的同时,其实首先灭掉的还是自己心中的人性与亲情。
    
    基督教也这么看。上帝虽然认为世界已经堕落,但依然用无花果叶和衣服遮盖了人类,不让他们赤裸相向。这里的无花果叶和衣服,就表明上帝允许人类向其他人掩饰自己的丑陋与罪恶之处,并认为这也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除了社会、工作、政治和教会,家庭和亲情是上帝首先要维护的秩序。在上帝看来,人并不能成为别人行为的裁决者和法官,人们只需按自己确定的方式生活和行动,自然会得到上帝的引导。对于亲人存在的许多问题,同样可以对人保持隐而不显的状态。不同的秩序之间要相互尊重,如果用法律和社会要求的秩序,破坏了家庭的人伦的秩序,伤害的将是整个人类的生活根基。如果破坏了家庭的信任感,让背叛成为一种常态,它只会给人类带来更为恐怖的生活。当家庭成为时废墟,社会与国家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亲人间就一定要纵容姑息彼此的罪行,而是认为举报、举正之责,不应出现在亲人之间。亲人可以用劝告来让对方明白自己的错误,但如提倡亲人之间互相监视或告发,只会加快损毁一个社会的基础。 30多年前,那个相互告发、大义灭亲的年代,就曾让很多人丧失过对生活的信心。这种对国人的集体伤害,至今仍未真正得以修复,所以才会屡屡爆出此类争议。伦理教育或来自传统文化,或来自宗教信仰,如果隔绝了与它们的联络,民众就可能在一些伦理常识上犯糊涂,这时人们之间的亲情也会变得极为脆弱。我们常说社会结构不稳定,这也是因素之一。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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