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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蔚 : 政治关联与中国民营企业的效率困境
请看博讯热点:民企的困扰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20日 转载)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已逐步发展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力量。然而,相比民营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历史进程,民营企业本身却未能实现起飞,竞争力还相当薄弱。这显然是一个让人困惑而又值得关注的时代现象。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就曾说过,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与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世界地位极不相称。经济总量为中国1/2的印度,其企业竞争力指数世界排名第31位,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企业竞争力仅位列第57位。经济学告诉我们,企业竞争力差异的实质在于生产效率的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民营企业陷入竞争力与总量规模不相匹配的效率困境?
    
      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伴随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踊跃与政府建立各种形式的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主动参政议政,以求取得某种政治身份或地位,很大一部分企业家群体表现出了一种“争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和党政领导人经常联系”的强烈意愿。全国工商联开展的一项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有近1/3希望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当前,我国的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政治战略,甚至有部分企业更是将其作为核心战略。笔者将企业的此种战略意图理解成是为了获得某种“政治关联”。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民营企业为何要竞相建立政治关联?其动力究竟在哪?民营企业现有的效率困境是否与企业过度依赖于政治关联有关?政治关联依赖型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动机:资源获取与规模扩张
    
      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取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实现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快速成长。现阶段,中国尚未形成完全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系,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并非依据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相反却是依据企业政治身份的尊卑。虽然从客观上讲,民营企业显然更具效率,但由于处在资源分配体制性主从次序的底端,其资源获取能力长期受到严重制约。为此,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提高自身政治地位,成了民营企业的某种“本能”。
    
      众所周知,企业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而中国民营企业却长期遭受融资困境,发展面临严重障碍。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显示,有75%的中国民企把融资约束视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无论是银行信贷,还是股权融资,民营企业都受到严重的不平等对待。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下,我国的信贷分配明显偏向国有企业。据统计,民营企业获得的信贷额度大约只占信贷总额的20%~30%,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严重不成比例。在股票市场发展的早期,发行方式采用额度控制,上市额度向国有企业倾斜,民企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即便是经营效益好、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也难以获得上市机会。直到股票发行方式转变为核准制之后,客观上才为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制度安排。但整体而言,民营企业在证券市场的地位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仍存在巨大反差。
    
      事实表明,通过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确实更为容易地获得了银行贷款。尽管政府对于商业银行的影响力在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之后有所弱化,但在当前政府仍主要借助银行体系推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依然不能完全摆脱政府的干预。比如,各地政府普遍将政府性资金存款额度与商业银行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挂钩,按照贡献度确定政府性资金在各商业银行的存放比例,以此来调动银行对地方信贷投放的积极性。政府偏好显然会影响银行的信贷投放,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会受到更多来自银行的优待。同样,在股权融资方面,虽然股票发行方式已由审批制转为核准制,但行政色彩依然较强,有政府支持的政治关联企业往往能够优先获取上市资格,上市后也更容易获得股权再融资资格。除了银行信贷和股权融资外,政治关联还能帮助企业获取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稀缺资源行业以及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行业之外,投资积极性受到严重抑制,企业的成长性也因此受到严重压抑。进入壁垒的症结在于政府对特定行业的管制,这表现为对涉及重要领域的大型投资项目,都需要经过政府审批和核准。尽管国务院先后出台了旨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投资的“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但民营企业依旧难以有效突破准入难困境,频繁遭遇“铁门”、“玻璃门”和“弹簧门”事件。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个,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仅有41个。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也指出,民营投资比重较高(超过40%)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领域,特别是小规模制造业和餐饮零售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垄断行业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不足两成。
    
      当存在制度约束或行政管制时,准入资格就会成为一种政府商品,它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取得从事受限经济活动的资格。政府官员对“准入资格”这一政府商品的提供和分配拥有决策权,于是民营企业家就想方设法与政府及官员搞好关系,以期突破行业准入壁垒。吉利集团的发展历程或许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早在2001年,吉利集团就成功获得了轿车生产许可,是当时汽车行业存在严格准入限制的情形下,全国唯一获得此项许可的民营企业。这和集团主要负责人积极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努力以及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密不可分。在吉利集团争取轿车生产资格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当时的国家经贸委都曾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山大学罗党论博士等学者在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后也发现,政治关联强的企业更有可能进入能源、采矿、汽车制造等传统国有垄断行业以及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
    
      总的来说,政治关联帮助民营企业获取的资源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和金融资源。前者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原本被排斥在外的高利润行业,拓展企业的投资领域,为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和投资激励;后者则有助于企业获取发展和投资所需的资金支持。在上述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民营企业会抓住机会,扩大投资,快速发展,做大规模。笔者与浙江大学汪淼军教授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治关联企业有更高的投资水平和销售额增长率,这说明政治关联的确加快了企业的规模扩张和企业成长。
    
    
    
    政治关联企业的行为扭曲和经营效率损失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宏观经济的增长往往伴随着企业微观竞争力的增强。日本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形成了本田汽车、索尼电子、松下电器等一批著名企业;韩国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起飞阶段,也涌现了现代汽车、三星电子等企业;即便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拥有了许多本土的世界级企业,如软件领域的Infosys公司和Wipro公司,生物医药领域的Cipla公司和Ranbaxy Laboratories公司等。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宏观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背景下,除了华为和吉利等少数企业外,尚未成长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民营企业。究其原因,除了存在制度障碍限制了民营企业的成长之外,那部分通过政治关联突破了发展瓶颈的民营企业,也未能利用好自身的资源获取优势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生产经营效率。相反,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反倒下降了。这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过去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获取“政治租金”,而忽视了它对于企业运行效率的影响。
    
      政治关联之所以损害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关键原因就在于它扭曲了企业的行为方式和决策模式。首先,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是一种非生产性行为,会挤占企业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建立政治关联之后,民营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同政府打交道、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周其仁教授曾说,在对民营企业家进行访谈时,他会将“多少时间用于市场,多少时间应酬官场”作为必问的题目。张维迎教授的一项调研显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竟占到百分之五六十之多,甚至超过国有企业花在与官员关系上的时间。企业家无法百分之百地专注于企业事务,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原来相比势必会有所下降。
    
      其次,政治关联弱化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激励。在面临严重政策歧视和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升效率来谋求生存空间,成为了必然选择。然而,政治关联的形成,放松了企业的资源紧约束,尤其是其所带来的市场准入效应帮助企业依靠非市场的力量来获取超额利润,使得企业丧失了进一步改善经营效率的动力,创新激励也随之降低。尽管政治关联客观上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了资金保证,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保障企业的研发,但事实上关联企业却更倾向于利用政企关系来获取发展资源,而不是从事周期长、风险高的研发活动。有研究显示,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研发投资倾向和研发投资强度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再次,政府干预和政策性负担也会导致关联企业经营效率下降。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度取决于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政企关系越紧密,企业决策就越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相比于无关联企业,关联企业的独立性相对较低。为了获取政府对企业发展的支持,企业家的偏好很容易被政府官员的偏好所主导,把企业的某些经营活动与政府政绩以及官员的个人意愿联系起来,进而导致企业决策和企业行为的扭曲。比如,为了保障就业,政府官员会向关联企业提供补贴,换取企业对劳动力的超额雇佣。
    
      最后,政治关联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还可能来自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民营企业在政治关联支持下,更有可能突破行业壁垒,实施多元化战略,且多是与原主营业务非相关的多元化,这使得企业管理者分身乏术,在把主要精力转向新进入行业之余,无法充分顾及原有行业,从而阻碍企业家才能在各行业部门间的最优配置,并最终降低原有行业的生产效率以及企业的整体生产效率。事实证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中国民营企业多倾向于实施非相关多元化,无法像相关多元化那样充分实现资源共享并发挥生产、管理和销售上的协同效应,从而使得生产效率蒙受更大损失。
    
      可以说,建立政治关联不仅耗费企业家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抑制企业的创新和研发活动、加重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此外,政治关联还往往伴随着企业的多元化,而企业家又无法对各多元化行业部门实行有效管理,这些因素都导致生产和经营效率的下降。笔者与浙江大学金祥荣教授的合作研究显示,尽管政治关联企业本身通常是高绩效的优质企业,但这些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之后生产效率却显著下降了,下降幅度为12%~14%。
    
    
    
    政治关联依赖型的企业发展战略不可持续
    
      在现行的“半统治、半市场”混合经济体制之下,民营企业为了突破限制自身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纷纷把政治战略作为重要的企业战略,竞相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很大程度上说,政治关联确实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好的商业机会和更多的金融资源,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做大规模;但同时也扭曲了企业的行为和决策,有损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由于政府仍主导着关键资源的配置,规模扩张给企业所带来的正向影响要超过效率损失所导致的负向影响,这促使民营企业不惜损失效率也要做大规模。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往往偏爱于借助政治关联,廉价地获取各种稀缺资源,通过规模的快速扩张来提高企业价值,而不是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关联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起到了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然而,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不容忽视。民营企业不专注于管理和研发创新等生产性活动,力争把企业“做精做深”,而相反总是热衷于通过搞好政企关系等非生产性活动来方便地获取要素和资源,片面追求“做大做强”,在实践当中往往异化为“大而不强”的“虚胖”,企业陷入政治关联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不是效率提升大竞赛和自主创新大竞赛。长此以往,不仅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无从谈起,以往积累的效率优势也将丧失殆尽,最终被锁定在依赖于关系和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上。因此,政治关联依赖型的企业发展战略无疑是不可持续的,该种以牺牲核心竞争能力为代价的企业发展战略,尽管可以帮助企业在短期内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但是在长期必将阻碍企业成长。倘若失去了企业这个微观基础,宏观经济的增长也就如同无源之水。
    
      事实上,只有当一国的优秀人才积极从事生产和创新活动而非寻租活动时,才会促进该国生产效率的普遍提高和财富的迅速增长。反之,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就会停滞不前。广大的民营企业不仅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更是中国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其发展战略选择对于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民营企业却更热衷于同政府建立紧密联系,通过政治关联来获取政治租金,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更为严峻的是,这些政治关联企业恰恰是民营企业中生产效率最高、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那部分优质企业。
    
      导致民营企业竞相建立政治关联的根源在于,政府过深介入资源配置,民营企业因其所有制属性而受到严重的不公平对待。因此,要引导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生产经营效率,就需要尽快改革现有的要素分配机制,破除资源分配中的体制性主从次序,特别是要给予民营企业同等的资源获取机会。而构建公平市场环境、消解政策性歧视,关键则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真正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讲师。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email protected]
    
    东方早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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