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走私和盗版“启蒙”了中国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20日 转载)
看新闻，我所在的城市，一家电影主题咖啡厅被查，说是放映影片必须经过审批。哦，这也要审查？我这人挨管意识淡薄，平生最厌恶的就是被管。与管理者不共戴天，写的东西自然屡屡不得通过。就在这同一城市，我的《冒犯书》也“被违法”过。不知别的城市是否也清查咖啡厅放电影？印象中桂林阳朔也有一家，当年是我流连之地，是否也被文化检查官取缔了？
蓦然想起没有检查官的年代。
当年大学毕业，学校在毕业分配上营私舞弊，我不服，闹，结果被处分，发配到一所农村中学。这地区处在城乡结合部，“三不管”地带。据说历来盛产土匪，自然也盛产游击队，我那学校里还有几个当年“城工部”的，没有被平反，就跟我们谈当年神出鬼没的英雄事迹。供电不正常，每到晚上，黑暗中七聊八扯倒也好消磨时光。当然也少不了黑暗中的勾搭，学校历史上有许多男女苟且的传说，就在我住的宿舍对面房间，那扇门明显是经过修补的，老教师告诉我，“文革”期间那里曾有一对男女被当场捉奸。据说当时楼周围满是小领导的眼线，有人在楼旁山坡上了望，待那男女一入蚊帐，立马轰地上楼，擂门。据说那女的真是女杰，回道：
“催什么？人家也要穿裤子嘛！”
也许有人会说，“文革”期间这种事管得严，其实不是，而是这女的得罪了当时的领导。若非如此，在那种地方，男女苟且之事未必有人管，领导自己也在搞。也许我应该把题目改改，改成“没有检察官的地方”，重要的是此地，而不是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报纸和学生作文上经常会引用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话：“那是一个多么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恩导师讲的是“文艺复兴”，80年代的中国人用来说自己的年代。现在想起这话，许多人会扼腕，哪里产生了巨人？现在看来，产生的都是“山大鼠”！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几年后的一场，中国就会改革渐进了。简直痴人说梦。现在很多人怀念80年代，但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有着巨大“B感”的年代。我没有用勃起，用“B感”，因为那亢奋还不是来源于性系统，而是来源于涨满尿液的另一个系统：膀胱。今天看那年代过来的人，很多都带着这种“B感”，他们还在为理想主义自得呢！中国的理想主义，从来没有从私人出发，只是从集体出发，然后顺便地、悄然地回家看看，所以很快就被集体所喝去。“启蒙”本来“启”的是个人之“蒙”，但却以民族兴旺为使命，结果自然而然被喝去为民族解放而战了，于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理所当然被提出来了，于是要万众一心；知识分子是天然的“左派”，于是延安成了“乌托邦”。“乌托邦”这个翻译倒很切合，有“邦”就必然有“头领”，虽然这个“邦”之“领袖”不同于那个“邦”之“领袖”，但通通都是对个人的奴役。老说“个人崇拜”不行，但其实“集体崇拜”也不行。上世纪80年代“文艺复兴”，仍然并非个人的“文艺复兴”，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为中华崛起”，无论是前者的个人不负责，还是后者的个人负责，都是一团糊涂帐。那是伪“文艺复兴”，所以注定后来要失败。
但我自有我的“文艺复兴”。
我所在那地方，远离城市，但又并非闭塞之地，我常在课堂上缴获一些小报小刊。这些小报小刊，在城市里查得比较严。“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搞几年，党报上频频声讨非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在会上三令五申要杜绝小报，检查官在街上抓报贩，我的一些在城市里教书的同学说，他们很难从课堂上缴获这些东西。必须自己花钱，偷偷摸摸去买，所以他们发牢骚：明明大家都喜欢看，为什么那些检查官要去缴？他们缴了拿回去，自己还不是也看？被发配到农村的我倒因祸得福了。为避免自己也成了可厌的检查官，我答应学生，学期末归还他们。我也承认那些东西好看，只是现在会影响他们学习。多少还是有点虚伪，没办法，人一旦有了一点权力，就虚伪起来了。
夜了，那些叫“文学小说”的劳什子写乏了，洗了脚，上床，坐在床头。那时有着漫长的夜晚。翻开小报小刊，一面面看，津津有味，什么“连环杀人案”，什么“无头女尸”，什么“恐怖的脚步声”……人是需要放俗的，放到俗处，才知道什么叫“我”。文艺复兴其实就是把人归俗，我才知道，之前都被教科书给蒙蔽了。虽然读到大学毕业，但我的“蒙”仍未“启”。感谢小报小刊的“启蒙”，使我毕生再不会被任何宏大话语所蛊惑。
“启蒙”离不开科技的支持。苏联倒台前，我曾听到一种说法，其实当时苏联通讯技术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执政者禁止民用化。另一个证明就是连中国官方也说出口的：网络技术给“阿拉伯之春”插上了翅膀。小报小刊的发展，还只是得益于体制印刷厂放松控制，我记得我当年印《闽江》，还曾经联系上了军印厂。门口仍然戒备森严，但进去了，就是经济效益说话了。但尽管如此，私人还是不可能拥有印刷机的。但录像机就不一样了，因为走私盛行，私人有了录像机，录像带也是海外走私进来了。我所在的地方一夜间出现了诸多录像放映室。田里搭个棚子，一台录像机，一块白布，几排条凳。门口一块黑板，用五颜六色粉笔写着片名，什么《愤怒的玫瑰》，什么《情人看刀》，什么《新金瓶梅》，还冠以“生活片”“武打片”等名称。有的片名莫名其妙，比如写着《爱情躲避球》，在我这个正统中文专业毕业、还当着语文教师的人看来，简直不通。还有一次，我看到一家门口写着《白发麻鬼女传》，后来才知道是《白发魔女传》，敢情港台把片名竖着写，抄的人把“魔”拆两个字了。
那些年，是我们的“嘉年华”，我和几个同事整天惦记着去看录像，用汪曾祺《受戒》里的歌谣形容：“心儿有点跳跳的。”学校门口本来有一家公社电影院，此前是我们的圣地，在那里看了许多半脱半遮的电影，如《不该发生的故事》什么的，貌似思想解放，其实是伪解放。那是一个伪解放的年代。那些片子也有曾震撼我们的，诸如《人生》、《芙蓉镇》、《我们的田野》，还有曾经被禁又被解禁的《原野》，但跟那些境外录像摆一起，没人看了，电影院前的小广场长了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农民的语言是直接的，他们说那些片子：
“全是吹巴！”
后来电影院干脆租给“草台班子”跳脱衣舞，全脱了，才又拉回了观众。
其实那些境外录像又是爱情又是武打的，更“巴”得可以，很多片子也很无聊，但合人性，合欲望，合感情。
花上食堂买一盘荔枝肉的钱，买了门票，钻进去看。里面满是烟味，女人们身陷其中，也不像现在这样嚷嚷“二手烟”。要是没座位，就只能站着看。那时候年轻，站着看两场都没问题，只要片子吸引我。但其实很多片子也实在不算什么好片，甚至很烂，内容荒唐，但那给我以挣脱感，一种恶毒的报复感，那是一种怎样的快意！我承认我一直陷在这种复仇的纠葛中，我也很不愿意，可能一生就这么被毁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仍处在蒙昧之中，既然蒙昧，就必须先启蒙。启蒙不就是这样的吗？启蒙未必深刻，只要能解放；启蒙未必要高雅，它要接地；启蒙肯定不精致，但有力。莎士比亚许多戏剧也很低俗，“白话革命”时，就写这样的诗：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没有检查官来查，只要把村里和公安搞定。那些当差的也常来看，免费就是。与人欢喜，也与己欢喜。那是共产党人最人性化的年代，如果要说80年代是黄金时代，只有在此时、此地，确实是。可惜后来中央强化管理，一切又飞灰烟灭了。
我平生有三个黄金看片期，一是在80年代“前现代”的中国农村，二是在现代国家的日本，三是在中国盗版片盛行的这“后现代”10多年。
某种意义上说，走私和盗版启蒙了中国。
来源：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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