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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邓式改革/徐水良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1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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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丰先生的宏文《呼吁解放军将土起义书》,实际上也是呼吁全国人民进行全民起义的起义书。中国人必须抛掉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立足于自己,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中共一党专制。

    
    准备全民起义,就是选择立足于自己,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正确道路。如果中共在全民起义的革命压下力,被迫进行改革,那么,这种道路,也同样是选择立足于自己,依靠人民力量,迫使中共改革的道路。这是抛掉幻想、抛掉糊涂梦呓般的“告别革命”的假改良主义道路的清醒道路,这种假改良主义帮助中共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使中共有持无恐,维持“长治久安”,坚持一党专制,这是没有血性的懦夫道路或欺骗道路。
    
    
                一
    
    
    过去许多人存在的糊涂认识和幻想,就是以为中共进行了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将导致政治改革,幻想中共主动进行政治改革。
    
    其实,中共不仅始终顽固拒绝政治改革,而且始终不是经济改革的正面的或正向的力量,而是经济改革的负面力量或阻力,或把经济改革引向歧途,甚至引向反动方向而不是进步方向的力量。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当然更加拒绝政治改革先行,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开路,指导经济改革,保证经济改革正确方向和社会公正的正确改革顺序和道路。
    
    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不过是中共官僚,贪官和太子党,利用自己的专制权力,对国家和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这不仅不是真正的改革,相反,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对历史的反动。他们使中国的改革,完全走入了歧途。这种经济改革,不仅没有促进政治改革,相反,这种“改革”越深入,既得利益的官僚越是害怕和反对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阻力就越大,渐进的政治改革也就越困难。这种情况发展到现在,余下的政治改革途径,几乎只剩下全民起义一条道路。未来民主政府面对中共这种“改革”留下的烂摊子,要收拾残局,纠正错误,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在某种程度上,其难度,远远超过从没有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全新起步的难度。
    
    由于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由于中共的社会主义非常不得人心,大陆老百姓一直强烈要求改变,也就是改革。中共则始终作为反对改革的阻力而存在。只有他们在阻挡不住,迫不得已时,才不得不一定程度接受老百姓的要求,或被迫承认老百姓自发进行的改革。例如中国农民始终强力反对中共的合作化,和中共专制的“集体经济”,不断进行“大包干”“分田单干”试验。中共领导,包括邓小平在本人,开始时是全力反对,后来则是强力限制,例如邓小平曾经强力规定大包干范围不得超过10%。后来阻挡不住了,并且大包干的效果人人都无法否定,无法抹杀了,最后才被迫承认农村大包干。
    
    又如私有经济,中共原来一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动用包括没收,批斗,逮捕,监禁,判刑,枪毙等等各种残忍手段来进行压制,企图根绝商品经济和私有经济,但始终无法根绝。在老百姓的冲击下,并且由于中共做法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最后才不得不放开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但仍然施加大量不合理限制。
    
    由于老百姓的反对和客观实际的惩罚,中共不敢再坚持毛泽东捆住人民手脚,不让他们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聪明才智,创造社会财富的做法,不敢再坚持毛泽东三天两头心血来潮,任意制造混乱,毁坏社会财富的做法。不得不一定程度放开老百姓的经济自由。中国老百姓利用这点可怜的自由,充分发挥华人突出的勤劳和智慧,医治经济创伤,创造经济奇迹。而中共则把华人,把中国老百姓这种功劳,攫为己有。事实上,中共官僚和太子党在这中间的作用,只是对国家财产,对人民创造的财富,进行掠夺,并且依靠牺牲民众利益,制造巨大的贫富差别,使自己一夕暴富,使民众陷于贫穷和被支配地位,从而创造出空前的腐败和畸形的繁荣。
    
    除了老百姓主动进行或主动要求,中共被迫允许的改革以外,中共自己主动进行的所谓“改革”,完全不是真正的改革。而是官僚和太子党以“私有化”,商品化“产业化”等等各种名义,对国家和人民的抢劫。而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鼓吹的理论,从“告别革命”,到“中产阶级”理论,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为官僚、太子党解除革命压力,稳定政局,为他们的大掠夺大抢劫鸣锣开道,成为官僚太子党的真正喉舌。官僚太子党们自己,则需要掩掩遮遮,打起“社会主义”的遮羞布,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太见不得人。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改革中似乎是奇特的现象:大肆侵占掠夺的人,避谈侵占掠夺,官僚太子党的喉舌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喉舌,恰恰是表面上开明,甚至表面上反对官僚专制的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这些伪改良主义、伪自由主义者,留在体制内的,得一点官僚太子党的残羹剩饭;在体制外以异议人士等面目出现的,往往是在中共长期专制统治下失去血性,变得颇为温和,期望进入体制内,幻想中共开恩,走没有风险的爬行改革道路。充其量是一些伪精英。
    
    因此,中国的官僚和太子党非常舒服,他们既可以挂出“社会主义”招牌,保住面子,同时应付坚持马列原教旨的保守顽固派,或者“左派”书呆子;又有伪改良主义为他们进行掠夺实现私利鸣锣开道,为他们承担风险,充当代言人。他们既没有革命压力,也没有保守压力。他们不需要承担两方面的风险。
    
    
                  二
    
    
    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会产生不同的改革道路和顺序。
    
    以马克思主义或者其它形式的经济决定论为指导,必然是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这种理论的顺序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社会——政治。他们一般的都反对革命道路,主张告别革命,不顾客观条件,不顾中共态度,宣称要走改良道路。尤其是其中占绝大多数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或者庸俗经济唯物主义者,伪改良主义者。
    
    而主张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则改革的一般顺序,应该是先搞政治改革,再搞一般社会改革,后搞经济改革。这种顺序与经济决定论恰恰相反,其顺序是:政治——社会——经济——生产关系——生产力。
    
    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主义为例,在英国,是先有政治革命,即清教革命和光荣革命,然后才逐步产生适应后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关系,然后在解放思想,空前思想自由的条件下,发展科学,几十年以后,产生牛顿力学。牛顿力学逐步转为技术,再过一百年,产生工业革命,然后才产生现代产业和现代生产力,产生现代工人阶级。这与经济决定论先有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再有其它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最后才产生政治革命的教条是完全相反的。
    
    就美国说来,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比英国清教革命迟了一百几十年,但当时全世界产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或者仅仅是萌芽,美国全国都是农民,没有产业工人,同时还有奴隶制度,生产力仍然不比中国鸦片战争时期先进。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产业革命和产业工人,是在独立革命,建立民主制度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奴隶制度到南北战争时才废除。
    
    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包括下文将要论及的苏联东欧变革,都说明,先有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后有经济变革,然后才产生相应的阶级(如产业工人,中产阶级等等)。
    
    
                 三
    
    
    去年我在纽约见到从“四五”运动开始,长期研究中国民运的国际人权人士罗宾先生,民主墙时期他在中国。他告诉我,当时他对中国民运最注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笔者,一个是天津的一个老先生。
    
    天津这位老先生,是一位颇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老人,也是当时民运中年纪最大,很受尊敬的一个。可惜1980年就去世了。
    
    但我与这位老先生,恰恰代表了民运中对于改革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思路。
    
    由于改革首先是由民主墙和民办刊物异议人士鼓吹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也是首先在民运中开始的。
    
    由于时间太久,我只是比较模糊地记得这位老先生的一部分理论。记得他的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没有成熟,搞社会主义革命是太超前,走得太快,因而要搞资本主义补课。并提出“人民资本主义”的概念。由于当时全中国的理论界,都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包括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因此这种理论,很快为绝大多数异议人士和有自由独立倾向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人士所接受(包括后来的李慎之先生等),成为大多数异议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后来也成为官方一部分改革派的思想基础。后来伪改良主义的一系列理论,例如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改良,革命只能产生专制,改良才能产生民主,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理论;必须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理论;必须发展“中产阶级”,依靠中产阶级,才能实现民主的“中产阶级”理论;及到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的理论,包括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都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除了把政治专制造成的问题归咎于经济的理论以外,还有把专制造成的问题归罪于中国文化的理论,例如完全违背历史的无稽之谈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之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开脱中共专制的罪责。有的是有意开脱罪责,有的是避免归罪中共专制,以减轻自己理论的风险,有的是故作惊人之论,哗众取宠出风头。此外,等而下之的还有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等。这些,都是上述理论的畸形发展。不过,其理论水平和档次,都要比那位老先生低得多。如果老先生在世,大约会反对其中很多理论和谬论。仅仅这位老先生的“人民资本主义”,就要比后来伪改良主义和官僚太子党闹起来的“权贵资本主义”,要高明得多。
    
    中共官方全力打压民运异议人士,但他们的改革理论,往往是从异议人士那里剽窃过去的。官方自己的理论,仅仅是邓小平没有理论的“理论”。包括向纳粹民族或国家社会主义靠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官方无知无能,违反当代系统科学、违反古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训的、低俗实用主义“模论”,“猫论”等等。此外还有“让包字进城”等等可笑东西。
    
    笔者当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但是,由于笔者在1970年代形成了一个与前人不同的独立的理论体系,认为社会结构和科学体系是一个运动着的立体的或者多维的结构,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三个组成部分,仅仅涉及这个体系的很小一部分。笔者着重研究了其中基础理论的三个部分,即: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我感觉,觉得取得进展和成果最大的是意识科学(包括思维科学等等,我在这个部分的理论迄今仍然没有命名)。但后来因为实际需要,讲得最多的,却是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是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一个理论体系。后来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新人本主义”。这个名称,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表达了这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本质;缺点是容易使人与过去类似命名的理论混淆起来。虽然当时笔者还企图调和这些理论(包括三个基础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笔者以自己的理论作指导来分析问题,因此笔者始终主张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带动和指导社会和经济改革,保证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正确和公平。并且始终反对伪改良主义的上述种种谬论。
    
    所以,笔者自1970年代初投入民主运动,一开始就是集中谈政治制度的改革,讲反对特权制,官僚制,等级制,专制制,实现自由民主制度。民主墙时期的许多文章,也都坚持政治改革优先的思想。后来农村搞大包干,我曾经写文章认为,这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条件下,农民唯一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有政治改革开路,农村的改革本来应该搞得更好。1984,1985年我写文章批判“让包字进城”,认为这不可能解决城市问题,主张以政治改革来解决城市问题。及到1997年底发表的《中国改革简纲》,主张除应急措施外,暂停经济、金融改革,先搞政治改革,以五年时间开放自由,再以五年时间实现民主。待政治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再开始经济改革。这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经济改革变成官僚掠夺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我们之所以一再坚持政治改革优先,一是为了创造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条件;二是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正确道路和正确策略,三是为了保证社会公正。在专制条件下,经济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可能变成官僚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这是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再预先预见,并指出了的。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反动逆流。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前进步伐超前,前进步伐太大,恰恰相反,是反动倒退太大。这里不是补课的问题,而是根本否定过去的方向,回到正确方向的问题。
    
    
                 四
    
    
    东欧苏联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等的变化,尤其是苏联东欧的变化,进一步使伪改良主义的种种谬论,为当代的现实所否定,使这些理论遭到彻底破产。它们走的是革命道路,不过不是英国、美国的武装革命道路,但他们与英国美国一样,走上了民主道路。也就是说,革命,往往走向民主,而不是必然导致专制;改良,不一定导致民主,有时也往往导致专制,例如伪改良主义津津乐道的日本改良,导致的是君主专制的军国主义,还有希特勒,马科斯的改革,也是导致专制。苏联东欧革命初步实现民主改革后,经济改革才在政治改革指导下开始。
    
    而中共的伪“经济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阻力越来越大。“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正确性又在那里?苏联东欧民主改革时,中产阶级又在那里?中国有了中产阶级,可是他们又对政治改革起过什么作用?中产阶级的理论有什么根据?全盘私有化商业化被吹得那么好,吹成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连废纸一张的私产入宪,也被捧到天上,结果却变成官僚太子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伪改良主义简单化思维,又起了什么样的反人民反历史的破坏作用?
    
    伪自由主义,伪改良主义者的理论,是完全违背历史和现实的客观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
    
    中国改革走到现在,由于中共顽固拒绝政治改革,走了歧路,弯路,甚至反方向倒退的路,并且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当今之计,就是要尽快结束歧路,转回正确轨道。而要这样做,必须尽快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为先导,带动社会和经济改革。由于中共出于一党专制的私利,顽固拒绝政治改革,中国人民只能抛掉幻想,全民觉醒,全民起义,结束中共专制,建立民主中国。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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