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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网格化与市场新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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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7月05日 转载)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大陆媒体近日报道,广州全市近500万户居民将以200户为单位划分成2万多「网格」,进行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每200户居民配备1名专职网格员,实施精细化管理服务。其中,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管理、平安创建、消防安全、矛盾纠纷调处、特殊人群管理、来穗人员服务管理、计划生育服务、重点保障对象服务管理等优先纳入「网格」服务管理事项。网格化其实行之有年, 北京等地早于几年前就开始推行,广州的试点,也早于2012年下半年开始,最近的新闻则显示,网格化将会全面推展,不留死角,可谓神州大地皆网格。
    
    这种景象,令人立刻联想起历史上的保甲连坐制度。中国有着最为悠久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有着对于民众最成熟丰富的控制手段,如秦代就开始的连坐制,「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株连刑」,使得「人人自危、户户自保」;汉武帝时开始推行编户制度,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北宋时期更推出「保甲制」,建立了更加严密的社会治安网络。在尚未走出人们记忆的「前30年」的单位制和公社制之下,对于民众的控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形式上,网格化与上述社会控制手段有血缘继承关系,但网格化的推出,乃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进程的产物。
    
    在「前30年」,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体制不仅实现了对资源的垄断,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同时也对民众的人身有着全面的掌控。 「后30年」的有限市场化改革,人员、资本、产品、信息的流动成为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体制在继续垄断核心资源的同时,也渐次放开了对上述要素的直接控制,从1980年代的孔雀东南飞,到1990年代尤其是加入WTO后的民工潮,越来越多的人口、资本和信息,脱离了体制的直接控制,而以一种相对自为的方式运行。对于体制而言,这是控制能力的退化,而对于民众而言,则是自由度的相对扩大。
    
    有限市场化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后果,如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数亿流动工人、以及相应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换空间,这既给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刺激了更多的期待,自1990年代起,所谓「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逐渐成为民间人士和部分体制内自由化人士的主要论述方式,在这种论述中,为了适应市场化的发展,就需要作出更多的变革,一方面,应该承认市场化已经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果,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给予社会更多的发育空间,这被归纳为「小政府大社会」的限权体制;另一方面,体制本身也应该作出进一步的改变,除小政府外,还应该从既有的主要基于指令的直接管理手段,转移到基于规则的法治管理方式上来。这当然意味着既有体制的全面改革,同时也意味着体制与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此外,考虑到既得利益的存在,这一转变势必相当艰难,因此也被认为是改革的「深水区」 ,或者是必须要过的「大关」。
    
    不过,现实进程并不符合上述期待,而是相反。上述期待的根本疏漏在于,有限市场化改革更多是一种「边缘革命」或「增量改革」,是在体制基本未受触及的情况下,逐步发展扩散而成,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一直在公社制(后来的乡镇)的范围之内,个体经济和外向经济(特区),既是体制的主动作为,也从一开始就处于体制的管控之下。这一独特的市场化过程,使得体制不仅始终保有对市场化进程的控制,同时也给予了体制逐步调试适应的空间。考虑到1989年后社会参与被事实冻结的情况,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并不能对体制构成重大的变革压力,而只是促使体制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作出回应。
    
    体制始终具有有效的管控,而能从市场化中攫取到最多成果,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体制并没有任何进一步变革的意愿,且感受不到不得不加以变革的压力。相反,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民众脱离了体制的直接人身控制,拥有相当的经济和文化消费自由,这不仅弱化了体制的控制能力,同时也为进一步的组织和参与扩大提供了资源和手段上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体制的回应不是进一步的收缩(限权),而是试图运用所获得的资源和能力,对于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加以新的管控,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体制很自然地沿用了既有的直接管理手段,而不是更多地调整到基于规则的法治手段上来。于是,在近些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与上述期待相反的进程,体制不仅没有朝限权和法治方向作出进一步的改革,而是试图进一步强化既有的直接管理手段,对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加以进一步管控,网格化即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之一。
    
    网格化的推行,首先是既有直接管理手段的延伸和强化,在「前30年」,街道和居委会和单位制一道担负直接人身控制的功能,单位制的解体,使得大多数民众逸出了直接控制的范围,而通过延伸和强化既有的街道、社区这样的直接控制手段,以网格化的形式,就能重建对于民众的直接控制,不管是以寓管理于服务的柔性方式,还是以所谓网格化维稳的刚性方式。网格化能顺利推行,也建立在体制攫取市场化成果的能力之上,庞大的专职网格员队伍,以及相应的管理体系,都需要巨大的经济资源为后盾,从而离不开体制持续提高的财税能力。很讽刺的是,市场化的经济成果,被用于管控市场化的社会后果,而没有如期待那样形成体制变革的动力。
    
    以网格化为标志,包括所谓「两新党建」,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市场化及其社会后果并没有能够促进体制朝限权和法治的进一步改革,反倒是刺激了体制进一步实施管控的动力,而这一管控,又以沿用既有直接管理手段为核心。这一利用市场化经济成果用于强化直接管理手段的模式,可以很恰当地命名为市场新极权。不得不说,市场新极权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而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所谓进一步改革的期待也早已经沦为泡影。
    
    
    
    来源:东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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