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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由《陈一咨回忆录》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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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7日 转载)
    
    
     作者:鲍彤 (中国大陆)

    
           安志文三次提议组建体改所
     
    《陈一咨回忆录》应该是一部有价值的史料。陈一咨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投身改革,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研究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他组织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组建了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都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单位。他还发起组织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为改革者进行交流,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平台。
     
    我认识陈一咨,是在一九八四年。那一年,安志文同志找我谈过两次,说,好多同志希望体改委自己办个研究所,要我把这个意见向紫阳同志报告,看他同意不同意。当时的体改委,紫阳兼主任,日常工作由志文主持。紫阳两次不同意,说:「体改委为什么要组织研究所呢?中国所有的研究机构,无论是研究经济问题还是其他社会问题的,都可以是体改委的研究力量。你们有什么题目,尽可以让大家去研究,我们的圈子要大。」紫阳的气魄很大,在他看来,中国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改革,改革的重点目前在经济方面,体改委有什么课题,完全可以委托全国任何研究机构去研究,何必专门组织一个研究所呢?紫阳两次都这么回答,我两次都向志文转达了这个意见。我没有插自己的话,因为紫阳的话有说服力,利用全国的研究力量,接触更广泛的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是改革的需要。
     
    第三次,志文同志又找我,说:「很多同志认为,办个研究所有好处,太和有这个意见,大林有这个意见,我也赞成。我们都认为,体改委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可以更及时地研究新的问题。我们体改委,老同志多,多跟一些年轻的人接触,对丰富我们自己的知识,对将来由年轻人把改革接过去,都有好处。」我第三次向紫阳反映了体改委要办研究所的意见,紫阳考虑后,说:「也好,同意志文的意见,那就成立吧。」
     
    我没有料到的是,志文干脆要我筹建和负责这个所。在总理办公室,我跟李湘鲁谈起这件事,说:「我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没有时间张罗这件事。」湘鲁说:「有个现成的人可以帮你,你怎么不考虑?」我问:「谁?」他说:「陈一咨!」我问:「陈一咨是谁?」他说:「就是农村发展组的。」我问:「是不是农村发展组的那个头?」他说:「是呀!」我说:「他能来,当然好!问题是,他是杜老的部下,我把他挖过来,合适吗?」湘鲁说:「没有问题。老陈病了好久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好长一段时间不工作了,农村发展组的担子早已由别人挑着。请他过来,不是很好嘛!」我给杜老打了个电话:「杜润生同志,体改委想成立一个研究所。你能不能割爱,让陈一咨到我这儿来?」杜老非常痛快,答应了。
     
      李湘鲁推荐,杜润生放行
     
    我就请湘鲁通知陈一咨到总理办公室来见面。同来的,有个更年轻的同志,叫王小强。我此前见过王,那是一天晚上,农村发展组向紫阳汇报工作,由王小强主讲,当时王特别声明,某某同志病了,只好「由我代表他」,来汇报。这一次,和他们二人见面,我想起来了,王当时所说的某某同志,就是陈一咨。
     
    我把体改委的意图跟他们说了,请他们两位来负责筹建研究所。他们说:「好,我们来做做看。」我请他们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组建体改研究所的计划,第二个是近期的研究课题。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他们把两个方案拿来了。关于组建体改研究所,从任务,到机构和编制以及经费,他们都提出了设想。陈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调人。我们想调的人,不能说是全国最好的,但都是我们所了解的年轻人中的一些佼佼者。他们分散在各地,是各单位的骨干,要把他们调过来,难度很大。」我把名单留下,请中央组织部鼎力相助。组织部很支持,立即调、全部调,很快,基本上都调来了,大概只有一两个人费点周折。编制问题、经费问题,在计委和财政部的支持下,也都顺利解决了。这些,我都向志文同志和党组报告了。我建议任命陈一咨为所长,同时担任我们体改委的委员,以便他直接了解体改委的意图;王小强为副所长。安志文和党组的同志们都同意。后来,体改委决定,增加两位副所长,徐景安和李峻。房子问题,我解决不了,是陈一咨他们自己解决的,就在中顾委养蜂夹道的俱乐部里,在某个楼的顶层。
     
    对体改研究所,志文同志一直很关心,高尚全同志也出了力。我其实没有做过多少事,我只对陈一咨他们说:「你们觉得有点意思的讨论会,通知我,我有空,就来听,长点知识。所内的事情,你们自己放手去做。」后来看,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陈一咨和几位副所长之间合作得不错。他们提出的工作计划,我都是同意的。他们的研究报告,该送到哪里,就送到哪里。
     
      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到政改办
     
    一九八五年三月前后,陈一咨建议成立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体改委党组赞成。他们提出一个大名单,要我当会长。我说:「会长不应该是我。」我的理由很充份,第一我不是经济学家,第二我不是青年,当会长不合适。陈一咨在党组会上坚持:「会长应该是鲍彤同志。」志文也说:「老鲍,不要推了。」就这样,最后只好由我勉为其难。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大会那天,安志文、杜润生、马洪、廖季立都来了。来了很多年轻人,王岐山、陈元、邓英淘。经济学界的一些名人,也来了,热热闹闹。成立会上,我讲了几句,大意是:「我们这个组织,内部关系需要民主,不可以专断。外部关系需要广泛团结,不可以排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应该求实,从实际出发。提出的见解,力求创新,不必人云亦云。民主,团结,求实,创新,这八个字,可不可以作为我们办会的宗旨?」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定下来了。这是我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后来他们再开理事会,我没有参加过。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存在和作用,历史会作出客观的评价。他们提出过一些意见,有些意见起了作用,有些意见没有被采纳,这都无所谓。提出了被否定的意见,必然也就同时启发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也是一种作用。我对陈一咨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
     
    一九八六年九月,为了向十三大准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央决定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长是赵紫阳,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我和周杰、严家祺、贺光辉四人,被责成主持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但我们各有其他任务,不可能全力以赴,一般只能每星期开一两次会,提出一些要求,安排一下工作。因此我们决定,从临时调集的研究人员中,确定两个人,来负责组织日常工作的运转:一个是陈一咨,另一个是中央办公厅的调研室副主任陈福今。
     
    当时有人把这个办公室戏称为「总办公室」,因为它在执行研讨小组任务的同时,必须为中央有关各部的各专题研讨小组提供服务;在组织有关各方讨论问题的同时,办公室内部更得有所探讨;在反映社会各界对政改的要求的同时,还必须收集一些历史资料和国外资料提请各位领导同志参考。时间紧、责任重。我们没有给陈一咨和陈福今他们以任何名义,实际上,他们在办公室内起了秘书长的作用,合作得很好,工作井井有条,效率很高。
     
      陈一咨做的大事,我做不出来!
     
    我对陈一咨有一件事情不满意,我觉得他霸道。办公室日常开会,我一般不参加。一天,我走过会议室门口,听到里面陈一咨声音很大,在说:「不准你这样说话!」我进去了。我没有问(直到今天我仍然全然不知道)他在和谁争论什么问题。我只说:「一咨,你这样不对。我们研讨问题,不管什么人,什么意见,都可以说,错了也可以说。怎么能够『不准你说话』?」陈一咨当时很激动,站起来说:「那我不干了!」我说:「好,你可以不干。」陈一咨当即坐了下来,过了一两分钟,他重新站起来说:「老鲍,我错了。」我说:「好,你们继续工作。」其他方面,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毛病。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纳入了十三大报告,研讨小组任务完成了,研讨小组办公室也结束了。十三大后建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央责成由我和周杰、贺光辉组建。我们三人商量,原来临时调到研讨小组办公室来的同志,凡是愿意留下的,一律留下,凡是愿意回原单位的,一律回去。我找大家,逐个征求意见。一咨和福今都愿意回原单位。这样,福今就回到中办;一咨则回体改所,当「闲云野鹤」去了。新成立的研究室,由陈群林和陈小鲁负责日常运转。说来也巧,全姓陈,研讨小组有老二陈,研究室有新二陈。
     
    陈一咨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三所一会的那张传单。事先我完全不知道这份传单。也许是当天,也许是第二天,我从中南海回家,当时我住在木樨地二十四号楼。快到家的时候,有人向我车里塞进一张传单,是体改所、农村所、中信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对时局的分析和呼吁,要求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这篇宣言写得好。我认为这是陈一咨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值得载入史册。这是他们独立做出判断,独立组织三所一会起草的文件,符合宪法和党章,为当时的形势所必需。有人把我说成是这份传单的「后台」,对不起,我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有。陈一咨先生他们做的这件大事,我做不出来!
     
    六四以后,陈一咨过着流亡者的生活。后来听说他身体很坏,我也很无奈。现在听说他要出回忆录,但愿能够顺利出版,顺利地流传到一切关心改革的读者的手中。一咨在海外那么长时间,手里没有什么材料,能够写出全面的回忆录来,很不容易。任何人的回忆,都不可能跟别人的回忆处处一致。没有关系,可以相互比较和对照。某些情况,他讲得也许比别人具体些,另一些情况,也许不如别人准确,这都是有可能的。历史就是这样,留在各人脑子里的印象,不见得是完全一样的。记忆跟客观事实不是一回事。所有人记忆的总体,也未必就是历史本身。任何人的回忆,都会受到个人的局限,受到当时见闻和观点的局限。记忆也会发生叠加、扭曲、变形。这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
     
      我八十了,一咨该七十了吧?我希望一咨能够得到康复的条件,希望他能够继续做更多的事情。但愿一切因政治原因而受到歧视的公民,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编者注:陈一咨先生因罹患癌症,于北京时间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六时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七十三岁。陈一咨先生纪念网站网址:http://chenyizi.com/
     
    —— 原载: 《动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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