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进化论不合犹太教但合乎基督教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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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不合犹太教的理解，但合乎基督教的启示：而不论《旧约》还是《新约》的“神圣约定”，作为基督教的历史成分，都是思想主权的亲自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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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心理现象“完全是由大脑的神经心理活动引起的”，并不能抹煞“思想”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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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曾经断言“思维作为大脑的分泌物”，但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按照这一说法，那么他的这一说法本身岂不也是大脑的分泌物？达尔文主义怎么能是普遍的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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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脑的分泌物，大脑本身就无法被认识？分泌物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源头吗？独裁者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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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经营能力要强于他的思考能力，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是如此——这是国家主权时代的思想悲哀，也是一切成功神学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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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是大脑的分泌物，而是和宇宙共振的某种脉息；即使大脑本身也是来自某种超神之神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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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的模型实际上类似“楼梯”而不是“树丛”。始创王败寇的“强盗逻辑”——这是由其“上下推理”预先指定的，其论证过程是把一些“左右观察”得到的数据收集起来，进行“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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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只是“思想呈现”的伪装，“思想主权的呈现”才是进化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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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之树”是由“个体的树”而不是种族的树实现的——而后个体的树才蔓延为种族的树：个体的后续体现为种族，因为种族是个体的扩延——这正是“天子学说”高于“超人学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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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是先行的个体，“超人”是厚积的种族；毕竟，天子学说晚于超人学说九十年，吸收了更新的常识：这就是从达尔文主义到分子生物学的差异——请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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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竞”（生物竞争）为基础的进化论，其实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物竞”（生物竞争）地突变首先是在个体身上出现的，而后经过“天择”（适者生存）才扩散到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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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主义的进化论相比，创造论比较接近种族主义，因为创造论是批量定作的，不是个别精雕细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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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论的另外一个环节、“物竞”（生物竞争）以外的“天择”（适者生存）中，占有决定位置的也不是盲目的、随机的“环境作用”，而是“思想主权”——蚂蚁看到了盲目的、随机的“洪水”和“环境作用”，其实可能只是人类的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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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权=主权：天就是主，选就是权；天择就是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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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天择论，其实偷窃了基督教思想中的拣选论——如果说犹太教的选民论还是种族主义的、旧约式的、创世记的延伸；那么基督教的拣选论则是个人主义的：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上帝则拣选人们遗弃的石头为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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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偷窃基督教思想——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达尔文上过神学院，而且曾经在教会里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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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的故事、耶稣门徒的故事，其实都是“进化论”的、反复成长的；而非“创造论”的、一次定型的——而所谓“生物竞争”岂不是从人的“自由意志”演绎、“观察”而来的：达尔文的物竞论，其实偷窃了基督教思想中的自由意志论，也就是让亚当夏娃失去乐园的犯罪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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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就是生命蒙受的苦难历史；人类文明，就是人类失去乐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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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就是“自由意志”，“适应”就是“拣选”——这就像草木的生长参差不齐，而园丁的工作就是修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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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因为达尔文认为生命是从“万有引力”开始的，然后遵从进化的原则：这就是“牛顿”；而所谓进化，据我所知就是“自由意志——神的拣选”，是预定论：这就是“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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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就是“牛顿+加尔文”，正如尼采就是“叔本华+达尔文”，是叔本华的印度式的生命意志加上了达尔文的英国式的弱肉强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坐上了“阿美利加专列”，想继承大英国的遗产，最后却成全了罗斯福和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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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神的拣选=预定得救”：这是神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得到进化”这是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就是“把生物学的观察塞入神学的框架”：达尔文由此窃取了教会的权威、上帝的荣耀，扮演起了“大自然的代言人”……这是他在教会和神学院里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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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为什么不能是“上帝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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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对环境的适应”，其实也是“信息模型或思想密码突变或渐变为世界或生命”的一个体现过程；因为所谓的“环境”尤其是“生命的环境”也是由宇宙信息、思想密码在无形之中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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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弹性，并非环境使然；而是因为人心智中有许多不同的模组用于学习和适应——这种“心智”就是“思想主权的分叉和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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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水为酒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对于不信奇迹的人来说，这是“思想简化了酿酒程序”：从葡萄浇水……到窖藏美酒——上帝既然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为什么不能变水为酒、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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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是“诞生”的，而是“延续下来”的；个人不会“死亡”的，而是“延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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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各国执政掌权的人祷告”——这是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怜悯而不是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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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原始人也有这样一个直觉：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本质，而这个看不见的本质又受制于一个看不见的过程”——这就是思想主权的产物在反观思想的主权；这也是康德的“物自体”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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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是进化还是创造的？这个分歧其实具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信息模型或曰思想密码：“创造的过程”是指“密码突变为世界或生命”，“进化的过程”是指“密码渐变为世界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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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权虽然可能形成不同的分叉和绵延甚至等级形态，但思想主权本身却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无法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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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比权力还伟大，那就是思想——说到底，人也是靠思想获得权力的，而不是靠权力获得思想的：这就是人与大型野兽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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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权力的意志”、“对金钱的贪欲”、“食色性也”、“控制他人”、“自我控制”——本质上都是思想，而非本能；即使所谓的“人类的本能”说到也还是一种思想，那就体现为“语言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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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神学上，上帝用思想而非权力创造了世界，这是“圣经创世记上帝”与“化身型神话”的重要区别；在希腊神话里，奥林匹斯神系都是思想的化身，他们用思想战争了力大无穷的权力化身——提坦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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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就是权力”取代了“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口号——因为信息是最新的知识；而在世界就是金钱的社会里，信息战胜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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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水为酒，就是思想对于实体世界的胜利——者被古人称做“神迹”、“奇迹”：因为变水为酒同时也是切片再现了“无中生有”、“创造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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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文明，包括“复制人类”的技术，也都在模仿“变水为酒”，企图战胜实体的世界，甚至逆转生物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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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存在笛卡尔所说的两个世界，即心灵的世界和实体的世界之分；也不存在康德所谓的物自体和现象世界的分离——他们的共同错误就在于搁置了上帝（笛卡尔）或抽离了上帝（康德）——上帝是用思想创造世界万物以及人类，对于不承认这点的人来说，那就是“造成宇宙大爆炸的规律或法则”——而笛卡尔与康德却把“思想”局限在“人类也就是这个思想的小小产品的思想”上，结果把所以大谬不然。（笛卡尔与康德的公式：“思想”=“人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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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论中的“适者”，指的是“极大地繁衍其同类的一些人”，这些人并不等于和“具有领导能力的人”、“具有创造力的人”，和“思想的载体”更是毫无关系。；在人类社会里，甚至可以说
这些“适者”往往是“市侩”、“小人”、“社会渣滓”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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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一用语，并应用在社会学上，演出了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的惨剧：他的进化理论甚至先于达尔文而发明，这说明进化首先不是通过生物学，而是通过社会学提出的——这也说明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在贩卖鸦片的同时却创造了进化论思想，并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殖民主义热烈欢迎的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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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牛津大学教授F.H.布拉雷德），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德国人（纳粹分子）首先建议——精神病患者和遗传疾病患者及其子女应该都被杀掉；而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关押在收容所里的傻瓜实施新的严厉处罚、对其进行绝育手术——这与《排华法案》的通过，大致属于同一时期。
难怪英语民族成了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
（以上摘自谢选骏《思想主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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