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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爱民是最大的政治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6月14日 来稿)
    一、爱民主义的经典依据
    
     不少人以为爱国主义是好东西,或认为儒家是爱国主义,皆谬。国家最重要,不能抢到人民前面,喧宾夺主地成为主体。就像一所房子,宜居则居,不宜居则不居;可爱则爱,不可爱则不爱,纯属国民个人自由。孟子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民众就更不必在一根国家的绳子上吊死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对,但如果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大错。顾炎武说的很清楚:“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条)
    
    儒家不讲爱国,更不允许将国家本位化和偶像化,将国家放在人民之上。儒家道德上以仁为本,可以称为仁本主义;政治上以民为本,可以称为民本主义或爱民主义。因此,爱国可以,不能主义;爱民必须,不妨主义。
    
    仁者爱人,体现于政治,就是民本和爱民。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离娄下》)这种己饥己溺的情怀,以解除天下饥溺痛苦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是爱民主义的形象表达。
    
    孟子说“仁民”、“民为贵”,《大学》说“亲民”,《尚书》说“敬天保民”,又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又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说“天聪明自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民,神之主也。”《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述言论都是儒家爱民主义的思想体现和经典依据。
    
    父母爱护子女之心,无所不至。故儒家强调为政者要为民之父母,要有父母之心。
    
    《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诗经》“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二句为历代圣贤大儒乐引。《大学》引之并解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礼记孔子闲居》记载:
    
    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敢问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
    
    作民之父母可不容易,要通达礼乐制度的道德源泉,要达到“五至”,实行“三无”,以此推行于天下,任何一方发生灾难,都能最早知道,这样才是民之父母。何谓“五至”“三无”,原文接下去有详细解释,兹不赘。
    
    《大戴礼记》中孔子说,民众“归之如流水,亲之如父母”,是执政者最大的快乐,远远超过辩论的快乐。子曰:“辨言之乐,不若治政之乐;辨言之乐不下席;治政之乐皇于四海。夫政善则民说,民说则归之如流水,亲之如父母;诸侯初入而后臣之,安用辨言?”(《大戴礼记-小辨》)
    
    孟子再三以“为民父母”之说引导人主行仁政,《孝经》说“民之父母”是“至德”的表现。荀子说:“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又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万物之总,民之父母”,“汤武者民之父母也”(《荀子》)
    
    从孔子子夏曾子到子思再到孟子荀子,对“民之父母”阐释角度有所不同,立场完全一致。
    
    二、爱民主义的政治表现
    
    政治家的仁心和父母之心,必须体现为仁政。《洪范》有“九畴”的要求,孔子有“足食,足兵,民信之”之教训,孟子有“制民之产”、均田制禄的主张,都是仁政的内容,即爱民主义的表现。
    
    爱民主义必须落到实处。首先,要落实于制度法律中去。健全礼乐刑政,建设政治文明,对国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禁之以法。良好的制度,是一切爱民之措施方针政策能够有效贯彻的重要保障。
    
    关于刑法,儒家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刑。《尚书大禹谟》说:“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这就是明德慎刑的经典表述,大意是说,对待臣下简约,统治民众宽容,刑罚不株连子孙,奖赏惠及其后代;如果是过失犯罪,最大也可得到宽恕;如果是故意伤害他人,最小也要予以严惩。如果犯罪事实不太清楚,宁可从轻发落;即使功劳大小不能确定,奖赏不妨从重。宁可放过可疑之人,也不错杀无辜。
    
    以王道爱民,是爱民主义的最高境界。《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王道最权威的定义。而健全完好、合乎时宜的礼制,是王道政治的基础。
    
    如果制度不良而不努力改良之,法律不正而不修正之,礼崩乐坏而不恢复之,其它富民惠民教民事业必然事倍功半,或者沦为空谈,所谓爱民,就是自欺欺人。
    
    其次,爱民主义要落实到文化、教育、经济、科技等各项实践活动中去。《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的话说: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大意是说,道德是要使政治美好,政治美好表现为生养民众。好好经营水、火、金、木、土、谷“六府”,做好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以取得和谐。六府三事合即九功要有序…
    
    正德是正己之德和正民之德,即孔子所说的“教之”,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利用是利物之用,格物致知的物质开发;厚生是厚民之生,关心民众生活,都属于“富之”。大禹所言,是爱民主义的三大内容和表现。
    
    《祭公谏征犬戎》中祭公谋父有类似说法:“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国语-周语上》)茂正其德即正德,父慈子孝,兄爱弟恭,夫义妇顺,所以正民之德也。民德归正,民性自厚;阜其财求即厚生,不断增加国民财富,使之衣帛食肉,不饥不寒;利其器用即利用,开发物质,发展科技。
    
    《易经》强调“理财”、“开物”和“制器”的重要。《系辞下》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一段说的就是上古圣王的物质利用及技术开发。
    
    《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个物,指一切事物和现象,主要又指自然万物。明朝宋应星写过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天工开物》,用的就是“开物”的原意。
    
    《周礼》是儒家外王经典。其中《冬官》(《考工记》)堪称我国第一部古代科技名著,其科技信息含量甚大,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冬官》开门见山指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可见儒家政治对科技生产的重视。已故科学史家钱宝琮先生曾经指出:“研究吾国技术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开物》。”
    
    儒家政治,不仅充满富民精神,而且具有“寿民”功效,使民众普遍长寿。
    
    《说苑·政理》记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有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孔子家语·贤君》也有同样记载。贾谊《新书修政语下篇》中,周成王问,圣王在上位,让国民富裕是可能的,怎么能让国民长寿呢?寿命长短在于天,怎么能由圣王做主呢?其老师鬻子回答中列举了四种原因,即圣王在上,国民生存长寿的机会就增加了四种。原文如下: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圣王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阋,不私相煞也。故圣王在上位,则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道,而吏积于德,而民积于用力,故妇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矣。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仁,而吏积于爱,而民积于顺,则刑罚废矣,而民无夭遏之诛。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使民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厉疾。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圣王在上,则使盈境内,兴贤良,以禁邪恶。故贤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则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寿者,圣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仁者当位,必能亲仁,亲近仁人;必能仁民,仁爱国民;必能尚贤,推崇贤者;必有仁政,在现代,宪政是最好的仁政;必成仁国,建设良知国和君子国。圣王在上,政治文明,制度优良,法律公正,上下和谐,社会自由,文化繁荣,国民欲不富裕长寿,不可得也。
    
    爱民主义还表现为对民意的尊重。就整体、原则和本质而言,民意天意有一致性,民意即天意的体现。《尚书》说:“上天孚佑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儒家极重视民意,视之为政权合法性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易经》说:“汤武革命应天顺人。”
    
    当然,在具体政务、事务中,儒家并不唯民意---那是民粹主义的行径。由于文化见识道德智慧水平的局限,就局部、一时而言,民众的意见很容易出偏出错,因此,在具体政治社会事务中,局部、一时的民意是否可从,应从,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民意的正误,需要凭仁义中庸等等经典原则进行衡量凭良知作出判断。
    
    民众很容易被利益诱惑,又往往不知道自身长远、根本利益所在。他们很容易被假象蒙蔽、被邪见洗脑、被恶意误导和利用,成为阴谋家的祭品和恶势力的炮灰。毛共就是欺骗、煽动民众绝顶高手,文革则是扭曲利用、民意的历史典型。就局部、一时和表层而言,民众和民意是靠不住的。
    
    针对民意中某些不良倾向,政府不能纵容更不能鼓励,而必须以道德导向之,以礼法规范之。政府和领导应该“与人为善”,而不能“与民为恶”、导民变坏,为“多数人暴政”保驾护航甚至推波助澜。
    
    儒家唯中道,唯天。说民意是天意最高代表,是就人类全体和历史高度而言。在局部地域范围和一定历史阶段,民意极易出偏出错。岂但王道政治?民主制也不唯民意,民众拥有的主要是选举领导人的权力。只有民粹主义才唯民意--那种民意又是恶意误导煽动起来的。
    
    或问:重民意而不唯民意如何实现?答:权为民所授,强调政治权力的民意合法性,这是重民意;儒家政统之上,还有道统,政府要负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责任。民众对于“国家大事”有言论权,没有决定权,民意“说了不算”。这是“不唯民意”。
    
    另外,儒家对民众言论权的尊重,也是爱民主义题中应有之义。详见拙作《尊重言论权是儒家的优良传统》,兹不赘。
    
    三、爱民主义的经典文章
    
     
    
    贾谊《新书大政上下篇》是一篇系统总结阐述民本原则和爱民主义的经典文章。文题《大政》,意谓最大的政治和政事。文章开宗明义: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国民是国家的根本,君主的根本,官吏的根本。国家的安危,君主的威侮(有威望和受欺侮),官吏的贵贱,无不取决于民。获得国民支持拥护尊重,自然国家平安,君主尊严,官吏高贵,反之则国家有危险,君主受轻蔑,官吏就低贱。
    
    贾谊接着指出,国民是国家、君主、官吏的命脉所在,功绩所在,也是国家的力量所在。“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国民愿欲如何,民心向背怎样,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国民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国家、君主和官吏的命运,对国家的兴坏强弱具有决定性影响,民为国本、君本、吏本。因此,贾谊得出结论:“故夫菑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国家、君主、官吏的灾和福,不完全取决于天,也取决于民。国民拥戴,就是国家、君主、官吏的幸福,否则就是灾难。这种思想与《尚书》“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之说一脉相承。
    
    民惟邦本,民是国家的基础。贾谊说:“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大政下》)这句话说明一个道理:政令和官吏都可以改变,人民则是永恒的。贾谊认为,民是决定国家安危存亡的基础,也是衡量官吏功罪、贵贱的根本标准:“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
    
    民众力量最大。贾谊说:“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又说:“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放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凡以民为敌者,无论多么猖獗强大,迟早必被民众所败。
    
    人民必胜,必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万古不易的政治真理和历史规律。
    
    很多人不信这个铁律,是因为从“失民心”到“失天下”有一个过程。一个政权民心全失之后,还可惯性和技术性地坚持一阵子,影响过程长短的因素很多,特别是统治能力和维稳技术。但是,终究持而不坚坚而不久,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古人云:蛮夷无百年之运,意谓野蛮政权无论怎样强大,国运都不可能超过百年。这是历史经验。
    
    政治家如何爱民?《大政》从几个方面作了阐述。一是为善,君主官吏都要为善。贾谊说:
    
    “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呜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
    
    只要君主及官吏能够为善,民众就一定乐于为善。君主和官吏的为善之道,在于以身作则地实践道义忠信。“君乡善于此,则佚佚然协,民皆乡善于彼矣,犹景之象形也;君为恶于此,则啍啍然协,民皆为恶于彼矣,犹响之应声也。”君主向善,民众都会很快协调一致地向善,就像影子模仿形体一样;君主作恶,民众也会乱哄哄地作恶,就像回声响应一样。
    
    贾谊说:“人臣之道,思善则献之于上,闻善则献之于上,知善则献之于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作为人臣,想到、听到、知道各种善包括善见善事善理,就要献给君主,使人民富裕安乐,是人臣的功绩;使人民贫穷痛苦,是人臣的罪恶。
    
    贾谊说:“行之善也,粹以为福己矣;行之恶也,粹以为菑己矣。…明君而君子乎,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雠,然后祸菑可离,然后保福也。”行善纯粹是为自己获得幸福,行恶纯粹是为自己制造灾难。英明的君主和君子们,听到善事就争着去做,知道坏事就赶快改正,这样才能远离灾祸,保持福分。
    
    一是慎刑。贾谊说:
    
    “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诛赏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则弗遂诛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则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劝也。是以上有仁誉而下有治名。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
    
    强调“诛赏之慎”,疑罪从去,疑赏从予,谨慎地对待和处理疑罪。对于那些缺乏足够证据的罪行,不要轻易治重罪,以防止伤害无辜。这个理念与《尚书大禹谟》一脉相承,是儒式政治的重要司法原则。《大禹谟》说:“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是慎刑的表现。
    
    一是察吏,为民众选择优秀的官吏。贾谊说:
    
    “故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选之,然后国兴也。”
    
    选吏有一定的标准和方法。贾谊说:
    
    “夫道者,行之于父,则行之于君矣;行之于兄,则行之于长矣;行之于弟,则行之于下矣;行之于身,则行之于友矣;行之于子,则行之于民矣;行之于家,则行之于官矣。故士则未仕而能以试矣。圣王选举也,以为表也,问之然后知其言,谋焉然后知其极,任之以事然后知其信。故古圣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为明察也。”
    
    对待亲友家人的态度如何,是圣王考察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然后通过询问了解他的言论,通过谋划工作了解他的才能程度,让他处理事务了解他是否值得信任。
    
    选吏察吏的标准要以爱民为原则,故在选拔官吏的过程中,要尊重民意,听取民众意见,以民众爱戴为标准,并让民众有参与的机会。贾谊说:
    
    “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
    
    这段话值得逐句翻译一下:人民虽然愚昧,英明的君主选拔官吏,一定要让人民参与。因此人民赞誉的,英明的君主就加以考察,看到人民归附,就提拔他;因此人民痛恨的,英明的君主就加以考察,发现不对就黜免他。所以圣王选择官吏不凭空乱来,一定要让人民倡议,然后响应。因此人民是官吏的标准,通过人民考察官吏,然后随顺人民的意愿。人民是最低下的,让他们选取官吏,一定选他们爱戴的。所以有十人爱戴并归附,就担任管理十人的官吏;有百人爱戴并归附,就担任管理百人的官吏;有千人爱戴并归附,就担任管理千人的官吏;有万人爱戴并归附,就担任管理万人的官吏。公卿宰相从管理万人的官吏中选取。
    
    一是敬士。在《道术》中,贾谊说“守道者谓之士”。《先醒》中有这样一段话:“怀王问于贾君曰:‘人之谓知道者先生,何也?’贾君对曰:‘此博号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为先生也,为先醒也。”(《先醒》)先醒,即孟子“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句中的先知先觉者,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主力军,也是领导集体的后备军,爱民行政的后备力量。贾谊说:
    
    “刑罚不可以慈民,简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罚慈民,辟其犹以鞭狎狗也,虽久弗亲矣。故欲以简泄得士,辟其犹以弧怵鸟也,虽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则弗至。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与敬,忠与信,古今毋易矣。”
    
    慈民是爱护人民,得士是求得贤士。慈民得士,同等重要。只有恭敬忠信,才能慈民得士,这是古今不易之理。士,易致而难留,易得而难求,只有以礼待之,以礼遇之,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贾谊说:
    
    “无世而无圣,或不得知也;无国而无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尝无圣也,而圣不得圣王则弗起也;国无尝无士,不得君子则弗助也。上圣明,则士暗饰矣。故圣王在位,则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故王者衰,则士没矣。故暴在位,则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故国者有不幸而无明君;君明也,则国无不幸而无贤士矣。故自古而至于今,泽有无水,国无无士,故士易得而难求也,易致而难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以道,则国中多有之。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故待士而以敬,则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则士必去矣。此之谓士易致而难留。”(《大政下》)
    
    关于如何爱民,《大政》中还有慎言、“不夺民时”等要求,兹不详论。在《修政语下》,贾谊引用周成王与鬻子谈论“道之要”的一段对话,表述了敬士爱民的思想:
    
    周成王曰:“敢问于道之要奈何?”鬻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 政曰: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
    
    爱民没有条件。不论国民优劣、善恶和智愚,可爱不可爱,儒家政治家都必须始终坚持爱民主义,这是基本的政治道德。正因为民众多愚,所以特别需要扶持开导,在上者更要尽启蒙教化的责任。“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
    
    而国民优劣、善恶和智愚,取决于领导阶级:“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 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大政下》)
    
    四、爱民主义的主权思想
    
    爱民主义,用现代话语可以表述为两大政治原则:一是人民利益为重,如上所述;一是国家主权在民。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民权高于主权的古典表述。在政治秩序中,民是第一位的,民这个主体决定天子的产生,其逻辑结论就是“主权在民”。
    
    得到天子器重才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欢心才可以成为大夫,得到百姓拥护才可以成为天子。得到民众认可的政治结果之后,还要进行民主监督,孟子说,诸侯危害了国家,就要改立别人;祭祀用的牲畜已经长得肥壮,祭祀用的谷物已经处理洁净,就要按时致祭,但是仍遭水旱灾害,那就改立社稷的神祗!
    
    孟子的意思非常明显,人民是主体力量,决定性的力量,是权力主体,民就是本,就是主,而不是被决定对象。古人云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今人说权为民所授,都是视人民的意志(全体)为主权的基本来源和依据。儒家对革命权的肯定,从侧面肯定了此观点。
    
    儒家认可“君权民授”,也意味着“主权在民”。关此,东海在《儒文化实践史》一书中有“理论结合实践”的详细阐述,兹不赘。
    
    《礼记李玉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云,更是“主权在民”的明确宣言。不过,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之后,政治就未能依“天下为公”的儒家最高义理而建了。尽管历史上儒家不断强调,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其爱民主义原则难免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或架空。
    
    把爱民主义和主权在民思想落实到制度层面中去,让民众享有初步“选贤与能”的选举权利,这应是儒家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政治追求和文化责任。
    
    2014-6-12余东海于南宁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4年6月12日20:24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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