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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镜与灯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4月2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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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公知”否定台湾“太阳花学运”看“他者的误读”和“自由的退化”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余 杰
    
    以反对两岸服贸协议为近期目标,以改革台湾现有的宪政体系为远期目标的“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后,国民党以打压与拖延两手并用来应对,彼岸的共产党更恼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尽抹黑之能事。中国官方的反应自在意料之中,所谓“狗嘴吐不出象牙”;我关注的是另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以敢言著称的人物,站出来唾沫横飞地批判“太阳花学运”,甚至使用“义和团”和“红卫兵”这类侮辱性的词汇全盘否定之。本文总结了中国“公知”群体否定“太阳花学运”的八个原因,并列举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观点进行剖析与批评。
    
    当我进入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念的第一本西方文艺理论著作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教授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写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镜与灯》是最早提出艺术研究可以视为探讨宇宙、作品、作者、观众之间关系的作品。艾布拉姆斯在谈到他为什么选择文学专业时说:“因为当时(大萧条时期)其他专业都找不到工作,我想我至少可以做我喜欢的文学同时忍受饥饿,而不是忍受饥饿的同时做我不喜欢的工作。”这也是我的心志。
    
    《镜与灯》里的一句话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十八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当我面对台湾“太阳花学运”时,“镜与灯”这对比喻突然迸到眼前。以反对两岸服贸协议为近期目标,以改革台湾现有的宪政体系为远期目标的“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后,国民党以打压与拖延两手并用来应对,彼岸的共产党更恼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尽抹黑之能事。中国官方的反应自在意料之中,所谓“狗嘴吐不出象牙”;我关注的是另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以敢言著称的人物,站出来唾沫横飞地批判“太阳花学运”,甚至使用“义和团”和“红卫兵”这类侮辱性的词汇全盘否定之。对此,刚刚被华东政法大学解除教职的法学家张雪忠二两拨千金地评论说:“在中国尚无民主宪政的情况下,一群中国的知识人,不但要提防手无寸铁的学生会毁了台湾的民主宪政,而且还要告诫台湾人如何维护已有的民主宪政,好像台湾比中国更缺乏解决政治分歧的智识和制度资源;在中国民众还毫无反对服贸协议的权利时,一群中国的知识人,竟在急切地反对台湾民众的反对,这在我看来,真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超出其所在的学术专业,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或者因那些他们声称说发现的可怕危险而对社会提出警示的人。中国的“公知”针对中国问题或许能对症下药,但在面对台湾“太阳花学运”时,却陷入“他者的误读”和“自由的退化”之中。如果移用《镜与灯》中的两个比喻,我愿作出这样的发挥:“太阳花学运”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某些中国“公知”信息来源的偏狭、思维方式的僵化以及旁观者的冷漠心态;“太阳花学运”更像是一盏灯光,照出那些曾经的先行者如今的姗姗落伍,而我期望这灯光能照亮他们,引导他们继续前行。否则,如同美国评论家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独裁者的进化》(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是独裁者已经迅速地“进化”了,另一方面是反抗者停滞、“退化”,甚至“蜕变”而加入昔日反抗对象的阵营之中,那该是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疾首的结局。
    
    我总结了中国“公知”群体否定“太阳花学运”的八个原因,并列举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观点作出剖析:一、依赖偏差的信息来源作出判断;二、“天安门屠杀后遗症”;三、“中国中心主义”视野下的“台湾榜样论”;四、“大一统”理念下对台独的妖魔化;五、法律至上主义;六、对选举的乌托邦幻想以及“民选政府神圣论”;七、忽略中共极权本质的、抽象的自由贸易论;八、傲慢的精英主义所虚构的“民粹危险”。在批评对象当中,既有与我交往多年的师友,也有长期的论敌,我本着追求真理的心志,一视同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依赖偏差的信息来源作出判断
    
    在台湾之外论述“太阳花学运”,必须避免受偏差的信息来源的误导。是否获取了真实的、第一手的信息,可以从三个层面判断:首先,有没有“翻墙”;其次,有没有常用脸书;第三,有没有多次访问台湾并接触庶民大众。当然,每一个层面还可以进一步考虑:翻墙出去看的是哪些网站?在脸书上关注的哪些人物?访问台湾的时候考察的是哪些对象?
    
    虽然中国的网民和媒体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但“长城”内中国人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的主人公一样,生活在被操纵的虚假时空中。长期看中央电视台和新浪网的人不会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翻墙”就显得无比重要。不会“翻墙”,你就等着变成白痴吧——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至少在中共统治者那里,“翻墙”是一件事关政权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治理新疆的最高官员张春贤在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宣称“都是翻墙惹的祸”。实际上,“翻墙”是中国公民心智成熟的第一步。那些不经常“翻墙”、对信息自由并无饥渴感的人,那些满足于使用新浪微博、微信这种受严格审查的信息平台的人,只能形成畸形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若身在“墙外”,“墙外”虽有获取信息的自由,但很多人弃而不用。如果选择观看香港的凤凰卫视,台湾的TVBS、中天、东森电视和《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美国的《世界日报》等表面看似独立的媒体,长期受其误导,照样会心智残缺。所以,迈出的第二步是,在所谓的华语“主流媒体”之外,从新兴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中获取信息。以我个人的切身经验,我在了解台湾社会的脉动时,脸书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任何媒体。我上脸书是从二零一三年一月开始的,但我的感受是“脸书一年,胜读十年书”。
    
    一个反面的例子是:中国自由派学者、零八宪章签署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撰写了题为《台湾三•一八民主是一种坏民主》的文章,文章写道:“据报道,激进的大学生是突破外围的警察防线,直接冲击议院并占领主席台的,致使三月十九日的正常会议停摆。在议场里,一些年轻的大学生抽烟喝酒、接吻自拍,随意破坏议场公物,有的学生还拉开立委的座位抽屉翻检私人对象,甚至还有人随地大小便。这样的行为尤其是攻占民选政府的行为俱为法律所不允,亦为文明所不耻。没有法制制约的民主是坏民主,台湾三•一八民主就是这样的坏民主。”郝建的消息来源自何处?他接着写道:“台湾《中国时报》十九日称:这是‘台湾民主法治最败坏的一天’。它之所以是台湾民主最败坏的一天,盖在于这种民主践踏了法制。”引用错误的消息来源,当然会得出错误的推断。《中国时报》早已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是为台湾民众所不齿的“媒体怪兽”,它对学运的妖魔化描述岂能照单全收?
    
    第三个层面是,亲身到台湾观察和体验,尤其是沉入庶民大众之中。中国媒体人笑蜀在文章中炫耀与财团大佬会晤,如此趋炎附势,岂能认识“活的、带着血的蒸气”的台湾?同时,不能依赖某些已经过时的权威、名流之意见。中国海外民运当之无愧的“首席政论家”胡平,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题为《呼吁台湾学生见好就收转为正常方式抗争》的评论文章。但我认为,这个题目本身就靠不住:没有“好”,何来“收”?正因为台湾的宪政体制出现了大问题,才有学生和市民用街头运动和占领立法院的方式抗争,若“正常方式”有用,人们何必“抗争”?。文章中更引用高希均的说法:念经济学的高希均对签署服贸协定非常兴奋,没想到台湾内部的报道却几乎是一面倒的反对,“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怎么会是一个开放丶民主丶自由与有信心的台湾怕跟人家竞争?”这段表述漏洞百出:首先,台湾媒体对服贸的报道并非一面倒地反对,国民党控制和影响的主流媒体大都是挺服贸的;其次,高希均说台湾民众反服贸是害怕竞争,是故意混淆焦点:台湾民众反服贸是反对中国的吞并企图。高早已沦为吴介民所说的“两岸跨海政商集团”的代言人,他的言论岂能作为论据?
    
    二、“天安门屠杀后遗症”
    
    天安门屠杀之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知识界患上了的“天安门屠杀后遗症”,其主要表现就是所谓的“反激进主义”的共识。
    
    因被八九民运波及而避居海外的学者李泽厚和刘再复,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对话录《告别革命》,其序言指出:“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两位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别革命》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告别革命”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集体性反思革命史观的标志性思想事件。
    
    在思想史上更为深厚的依托,是引入学者林毓生反思“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的观点。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在中国出版,但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反倒进入九十年代,在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深受中国学界青睐。
    
    这一思想、学术乃至公共话语的转向,并非中国知识界的自发和自觉,而是在“六四”的血泊中,因恐惧而走向乡愿和犬儒的表现。中国知识界一边标榜温和、理性、改良、妥协,一边半推半就地卖身求荣,无视“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公义的缺失、专制的肆虐,坦然地接受以“低人权优势”造就的经济腾飞的“恶之花”。
    
    在此时代氛围之下,“天安门屠杀后遗症”的患者,一看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公民运动,第一反应就是“天下不能乱”,进而谴责运动的参与者是暴民、暴徒,并以此向权贵阶层献上投名状。
    
    同样是“六四”屠杀,在不同人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童年时代在安徽潜山的舅舅家长大,当年朝夕相处的表妹张先玲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儿子王楠的一名天安门母亲。故而,温文尔雅的余英时怒发冲冠,从此对共产党暴政不假辞色。余英时曾经发表公开信谴责旺旺集团对台湾新闻自由的戕害,此次更是发表《台湾的公民抗议和民主前途》一文声援“太阳花学运”。
    
    主持《南方周末》笔政多年、其间也受到过中宣部整肃的中国杂文家鄢烈山,此次却站到了“太阳花学运”和余英时的对立面。鄢烈山以《我为何不能认同学生的“占领”行动》一文粉墨登场,文中甚至对余英时使用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它让我看到意识形态偏见,如何把一个大师级学者蜕变成智障人士”。为了证明学生运动并不“纯洁可爱”和“天然合理”,鄢烈山写道:“如果不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红卫兵’学生运动,不想反思八十年代末中国大陆那场导致官民‘双输’的政治风波,他应该记得抗战前夕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吧,应该记得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学生运动吧?不过,那时为夺取政权而战的中共是在地下领导学生运动,现在民进党可以公开支持罢了。”
    
    这段论述处处是常识性的错误和混乱的逻辑推理。其一,鄢烈山将红卫兵运动与八九学运并列,前者是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奉旨造反”,后者是以民主为诉求的学生自发的抗议运动,这两者哪有可比性?其二,鄢烈山自觉自愿地使用官方对“八九”学运的命名即“政治风波”,只字不提中共军队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的血腥屠杀;他还用“官民双输”、“共同反思”等概念,掩饰屠夫与被害者之区别,堪称颠倒黑白、为虎作伥。其三,鄢烈山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共遥控的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与今日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并列,暗示台湾学生是民进党的马前卒。而亲身参与这场学运的陆生蔡博艺在台湾《苹果日报》发表了《在台陆生的公民课》一文,文章指出“不是民进党动员了学生,而是学生动员了民进党”。一个年轻大学生的见识就高出老谋深算的鄢烈山许多。我只能说,若非真正的智障人士和五毛党心态,绝对不会如此胡说八道。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施施然地走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三、“中国中心主义”视野下的“台湾榜样论”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马英九在总统府接见了包括中国青年作家韩寒在内的十五位中国各界人士,韩寒于返回中国后在博客发表文章〈太平洋的风〉记录访台期间的见闻。
    
    韩寒的文章发表后,在海峡两岸一时洛阳纸贵,甚至被马英九的就职演说引用。马英九在“五二零”就职演说中,提到了韩寒对台湾的赞美:「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一部分。最近大陆知名作家韩寒发表访台亲身经历:出租车司机拾物不昧、眼镜行老板热心助人,都让他震撼与感动。」
    
    其实,韩寒的论述是一种“中国中心主义”视野之下的“台湾榜样论”,焦点在中国而非台湾。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我纽约参加一个海外人士组织的关于“太阳花学运”的研讨会,发现很多中国背景的人士都持与之类似的观点:对学运造成的“乱象”忧心忡忡,对学生冲击现有政治秩序的“激进行为”不予认同,希望台湾保持作为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榜样和范例的地位,而目前台湾局势的动荡有可能会引起中国民众对未来民主化的负面印象。
    
    这样的担忧当然有道理。但它又是自私的。这种一厢情愿地希望台湾凝固化为一个美丽的标本的想法,看似恭维台湾,实际上是为了维持中国人的思维的惰性和对责任感的逃避:共产党不是说民主是西方的、白人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吗?台湾的成功表明华人搞民主也能搞得很好。既然台湾能搞好,中国也能搞好。这种思维方式背后,是臣民社会里变种的偶像崇拜。台湾不是一个被父母严格管教的小孩子,必须时时刻刻在客人的面前扮演温良恭俭让的好形象,如此才能让父母大有“面子”。台湾民众不能为了让中国民众对台湾始终存有虚假而美好的想象,而忍辱负重、忍气吞声,沉默地面对威权回潮的政府的胡作非为。
    
    况且,所有国家民主转型的过程,都存在各自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的转型是完美无缺的,可以照葫芦画瓢地拿来为中国所用。台湾的某些经验固然可以为中国所效仿,但绝不可照单全收。反之,台湾的若干缺陷亦可成为中国民主化启动之时的前车之鉴。台湾的民主转型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比如,由于沿袭中华民国的五权宪法和五院制,台湾的宪政架构存在严重缺陷,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之可能与必要;由于民主化过程中对转型正义的忽视和回避,台湾社会中种种非民主因素宛如人身体中的隐疾,还会时不时地发作。
    
    “中国中心主义”视野下的“台湾榜样论”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对国民党的无限美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台湾社会虽然逐渐实现了民主化,但国民党至今仍未转型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换言之,作为“百年老店”的国民党的身上,仍然存在着大量苏俄式的专制政党的遗传基因。这一事实,中国的许多“公知”偏偏视而不见,因为“共产党足够坏”,便推导出“国民党足够好”来。于是,“民国风”和“国粉”(国民党粉丝)在中国成了一种时髦,有不少中国的热血青年多少冒一点风险地跑到南京中山陵、昔日总统府旧址和奉化蒋介石老家这些具有象征性的地点展示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帜。
    
    这种观念自然也波及对马英九本人的评价。马英九亲中卖台,已成为大部分台湾民众的普遍观感,马英九本人不得不在记者会上多次反驳“卖台”之说。不过,马英九或许没有想到,以中国自由派“公知”著称的笑蜀居然成了他的忠心耿耿的辩护士。笑蜀说:“我根本就不相信马英九会卖台。马跟蒋氏父子一样,对红色的恐惧和戒备是根深蒂固的。别的不谈,只问马在大陆的亲属多少人死于非命,就都明白了。”这就是“血统论”,“文革”期间的思想先驱遇罗克为了否定它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四十多年后笑蜀却仍然沉浸其中。若以此而论,中共的第四号人物俞正声在毛时代家破人亡,他如今为何继续为共产党打工呢?
    
    四、“大一统”理念下对台独的刻意回避和妖魔化
    
    很多中国“公知”选择“反反服贸”的立场,潜意识里是受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理念的驱动。这些人士可能坚定地反共,但绝对臣服于“大中华”意识形态之下,因此视台独及“分裂主义”为洪水猛兽。正如连战到北京说出“联共反独”的心里话,很多中国貌似倾向民主、自由的“公知”,心中也会有“联共反独”的想法。
    
    余英时先生在支持台湾公民运动的文章中写道:“在整个抗议活动后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台湾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海峡对岸极权政府的极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对台政策是运用经济把台湾牢牢地套住,等到台湾离开大陆无以为生时,‘统一’的机运便到来了。这是通过经济以发挥政治影响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参加抗议的公民识破了。”他虽然远在美国,其观察却一针见血:这场看似台湾内部的纷争,最终的矛头指向北京。
    
    这段话刺痛了鄢烈山之类的“统一派”的敏感神经。鄢烈山批驳这是“余英时的恐共症与历史盲点”,“余英时这种论调就是马英九和江宜桦所说的一些人可悲的‘逢中必反’。这种思维是有意无意把‘党’和‘国’混淆在一起、打包在一起谈论,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底色,与民进党某些人利用人们的恐共心理鼓吹台独的宣传思路是一样的。‘逢中必反’的‘中’既是‘中国’,也是‘中共’。这样一来,似乎反‘统一’就是反‘独裁’,捍卫民主体制了。”
    
    这段论述中,鄢烈山引用马、江等国民党当权派的说法和共产党创造的“逢中必反”的词汇,来给余英时和学生们扣帽子,这才是如假包换的“文革遗风”。鄢烈山对从来没有对中国人实施过暴政的民进党的仇恨,甚至超过了对正在实行独裁统治的中国共产党的愤怒。这种似乎没有来由的仇恨,实质上就是对台独的仇恨,就是“大一统”的信仰者对一切坚守独立、自由价值的人们的仇恨。鄢烈山批评“余英时的恐共症与历史盲点”是“反统一”,其实“统一”这才是他自己的“亲共症和历史盲点”所在。台湾独立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湾独立,是试炼中国“公知”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一面“照妖镜”。
    
    不破除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就不可能建立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现代价值。中国政治学者刘军宁指出:“从秦始皇到现在的这两千多年间,有一条贯穿中国政治始终的主线:这就是‘大一统’。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十一世纪,从帝制到‘民国’都沿袭‘大一统’的政治逻辑,都致力于构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自多政治中心的春秋时代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秩序的本质特征是一成不变的‘大一统’。”从近代梁启超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理念让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借尸还魂”,到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苏俄式政党以“党天下”作为帝制时代“家天下”的升级版,至今“大一统”思想仍然宰制着两岸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精神世界。
    
    大一统的祸害,西方思想家早有论说。德国思想家黑格尔指出,中国存在着国家这种精神实体,国家里的个人被强制性地服从这个实体。没有个人独立的自我人格意识,也没有建立在独立的个人人格基础上的宪法,因而也没有主观的自由。中国属于历史的「幼年时期」,虽然持续存在着,但直到今天并未有任何进展,是一个长期停滞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则论述说:「对于一统帝国不朽性的固执信念,还有更惊人的例证,那就是当它们因自身的消灭而证明了其生命有限时,人们却在努力唤起它们的幽灵。……从远东的中国后期文明中,也可看到同样的半昏睡状态与排外狂热的不断间歇的出现。」
    
    不走出大一统的雾霾,就看不到台湾的未来。自由主义先驱胡适说过,强求统一是中国历史的最大错误,「中国不适于单一的国家组织,军阀割据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胡适虽然没有直接倡导台独运动,但这段话无疑为台湾和中国的未来勾勒出一幅蓝图。
    
    五、法律至上主义
    
    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若从时代和专业的角度来概括,二十世纪八十年的主体是文学家、九十年代的主体是经济学家、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主体则是法学家和律师。有法律人背景的公知群体,对法治传统薄弱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萧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在北大念书时曾经是室友。作为一名具有法律人身份的“公知”,他因敢于在诸多敏感议题上发言,成为中共当局的“维稳对象”。我们在大部分社会议题上都有共识,也有一些分歧和辩论。这一次,萧瀚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台湾“服贸风波”与政治自由的边界》一文,从法律至上和产权至上的角度否定“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策略。萧瀚指出:“立法院、行政院等国家政府机关确是人民公有产权,这些公有产权的主人是全体人民,但由于国家并不能直接管理自己的财产,民选政府就成为管理国家产权的当然代理人,这项代理义务当然包括在任何情况下保护这些财产不遭受非法侵害。因此,政府保证立法院、行政院等政府机关所在地免遭破坏,既是他们公产代理权所应有的权力和权利,也是他们作为代理人的义务。”
    
    萧瀚的着眼点在于财产权的神圣性以及法律本身的神圣性。他认为:“立法院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象征性是无与伦比的,甚至可以说是代议民主制国家的名片,因此,立法院周边附近可以游行集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到立法院里面游行集会,更不意味着法律允许人们占领立法院。”他得出的结论是:“产权当然不可能涵盖一切,但践踏产权的政府必是强盗,不尊重产权和人权的社会运动必是暴民政治──古今从无例外。”
    
    我不能认同这种法律至上主义的立场。在西方关于公民抗命的争论,反映出的正是潜藏的绝对法律主义者和绝对的个人道德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大部分人处在两个极端之间,而那些为公民抗命辩护的人则更多偏向后者。
    
    首先,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成为终极的信仰。所有人间的法律,包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是有限的。当法律和宪法违背了更高的公义,甚至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不正义的法律非法律”;那么,公民有权通过公民抗命促使其修改、更新和提升,使之更加符合自然法或普世价值。
    
    所以,立法院固然有相当的公共性和象征性,但达不到“无与伦比”的地步。当代议制的运作与真实的民意出现严重落差,在现有的宪政体系内找不到改革办法之时,既然立法院的“产权”不属于政府而属于人民,那么人民占据立法院也算是追回自己的财产权的方式之一。这是对产权的属性的“重申”而非“践踏”,不能轻率地用“暴民政治”来否定之。
    
    其次,在不同的政府体制下,民众对法律可以持不同的态度。正如威廉•道布森在《独裁者的进化》一书中所指出:二十一世纪的独裁者也渴求权力,但一定要法律帮他们背书。对那些想要用民主来遮掩独裁本质的政权来说,法律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专制政府有了法律这块遮羞布,就能够轻松完成它想做的事,不必现出原形。当独裁者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民众仍然不越雷池一步,那么就很难有办法推动公民运动。
    
    今天的台湾不是独裁国家,刚愎自用的马英九算不上“独裁者”,但是,台湾的宪法和宪政都还处于“半成品”状态,法律至上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或许适用于宪政体制成熟的美国(在美国尚且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却不适用于今天的台湾——如果学生和民众不使用占领立法院这样看似激进的策略,就不可能逼迫“府院勾结”、“黑箱作业”的当权者作出让步,“太阳花学运”印证了汉娜•阿伦特的论点:“在我们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或许最有可能治疗司法审查的最终失败。”
    
    六、对选举的乌托邦幻想以及“民选政府神圣论”
    
    选举是民主宪政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选举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具有了完全的认受性甚至神圣性。很多中国“公知”自己从未选举过哪怕是街道办事处主任或区一级人大代表,却无比迷信选举,认为选举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只要是民选政府就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是一名活跃的“公知”,曾经因敢言而被校方解除行政职务。他在微博上却对“太阳花学运”破口大骂:“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这样的做法跟文革无异,这样的学生运动还是歇了吧,你们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说两岸服贸协议卖台,真是笑话,要卖,也是卖大陆,就算你们反的有利,这样占领立法院,占领行政院,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谁是人民?不是说能上街头的就一定是人民。以运动的方式更迭民选政权,无论用什么借口,都是大乱之源。”
    
    一名一流大学的政治系教授的言论,却不具备基本的政治学常识,充分表现出中国政治学的水准何其低下。如果说占领立法院的数百名学生不代表人民,那么走上凯道的五十万黑衫军能否代表台湾的民意呢?连马英九政府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需要聆听的民意,偏偏身处北京的政治学教授认为,街头运动是“大乱之源”。
    
    就选举而言,选举并不能立即改变不公义的社会结构。美国文学家、公民不服从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梭罗认为,“仅通过选票来反对”是远远不够的,他因反对奴隶制而拒绝纳税,宁愿被关进监狱。他的反抗兼有罗尔斯所定义的“公民不服从”与“良心的拒绝”两方面的特征。太阳花学运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梭罗的学生。
    
    更为严重的是,选举也并不能杜绝独裁政府的产生。远的例子是希特勒通过合法的选举、以极高的支持率上台,却迅速颠覆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宪政体制,建立起纳粹帝国;近的例子,则有俄国的新沙皇普京,当了两任总统,再当总理,然后回锅继续做总统,每次都是通过大选而合法掌权的,但他对内镇压异己、暗杀记者,对外发动战争、扩张领土,将立法和司法机构视为臣仆。《独裁者的进化》一书以整章的篇幅,描述委内瑞拉独裁者查维兹如何操纵选举。一般人认为,比起宪法的保障、权力的分立以及其他具体的民主权利等,投票最重要。然而,在委内瑞拉,查维兹以不正当手段榨取选票和席次,使得委内瑞拉成为一个吊诡的国家:选举办得越多,民主反而越受戕害。
    
    具体到台湾,台湾的选举也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症候。我在访问台湾时,跟政治大学社科院副院长、长期研究民主化的李酉潭教授有过几次长谈,他认为,虽然台湾经过两次和平的政党轮替成为亚洲国家的民主示范,但台湾选举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公平,其焦点就是国民党党产的问题。他希望马英九尽快处理国民党党产,让政党能公平竞争,才能向上提升,符合人民期待。财经记者梁永煌也在《台湾转型正义的大缺憾》一文中指出,台湾民主化欠缺的临门一脚是党营事业毒瘤始终无法切除。马英九在二零零五年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宣示要在二零零八年前将国民党党产处理完毕,被外界解读为「党产归零」。然而,马英九执政后,却将民进党政院版的《政党法》草案自立法院撤回。梁永煌指出:“「转型正义」是许多国家迈向民主的重要工程,只要国民党继续持有党国体制下掠夺来的党产,台湾的转型正义就缺了一块,台湾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被张鸣视为“大乱之源”的公民抗命,一直是台湾以及其他国家民主化的力量源泉。仅有体制内的自发改革是不够的,民间社会不能守株待兔。美国政治学者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指出,公民不服从乃是一种稳定的宪政体制设计,虽然依照定义它属于非法行为。具有适当限制与正确判断的公民不服从,加上自由与定期的选举以及有权解释宪法的独立司法体系,会有助于保持与加强正义的制度。张鸣教授应当读一读这本经典的政治学著作。
    
    七、忽略中共极权本质的、抽象的自由贸易论
    
    许多批评“太阳花学运”的中国“公知”,宣称信奉自由贸易论和市场经济论。而台湾民众不愿签署服贸协议,就是闭关锁国,就是缺乏自信,就是与全球一体化潮流背道而驰。
    
    我是自由市場经济的信奉者,我认同西方经济学中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学说。我在美国亲身体验到自由市場经济给美国带来的繁荣、富强以及工作伦理,我也看到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如何拖垮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我自己作为“在家工作”和“自我雇佣”的作家,跟台湾那些勤勉敬业的小业主们是一样的工作方式。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同时对巨无霸式的官僚资本和跨国资本保持深深的警惕,而服贸就是企图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怪兽。
    
    中国实行的不是自由市場经济,而是权贵资本主义,鄢烈山故意混淆两者。于是,他居高临下地评论说:“说这些学生只是有点像义和团,是因为他们没有杀人放火,没有砸工厂毁机器,没有砸卖洋货的商店,而他们反对全球化的观念还停留义和团时代。在观念层面上的表达,那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写文章,发表演讲,示威游行都是公民权利。我只是为他们的无知而自负感到惋惜。”他进而声称:“自我封闭,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则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做世外桃园梦的人,哪有什么‘未来’?”
    
    对于此类质疑,民进党新生代洪智坤回答说:“我们是「反殖民化」不是「反自由化」;平等的自由贸易协议,应该是向全世界开放竞争,而不是「假借让利进行箝制」,更不应该将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形成政治经济上「中央与边陲」的殖民关系。”这正是鄢烈山刻意回避的关键点:自由贸易应当是在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展开的,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鄢烈山将自由竞争理论推展到极端状态,他认为贸易可以脱离政治制度而存在,即便是在文化领域,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也可以平等竞争:“担心‘让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威胁’更是极不自信的表现。余英时说‘台湾已归宿于民主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现实’,那何妨让台湾人读《人民日报》、看CCTV?他们有比较能力,有选择自由呀。退一步讲,若不自信,可以要求新闻出版业对等开放嘛。只有被政客吓得丧失了理性,才会这么焦虑。”
    
    这个说法荒谬透顶:你喜欢吃屎是你自己的问题,有什么资格强迫别人也来尝一尝?这背后还有一种理性的自负,大大低估了极权主义洗脑术的可怕。我建议鄢烈山读一读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于二零零七年出版的著作《路西法效应》,了解一下纳粹是怎样炼成的,民主的生活习惯是如何被摧毁的。
    
    服贸协议的核心不是自由贸易,说起自由贸易来,台湾比中国更早地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台湾从不拒绝与美欧、韩日及其他民主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台湾民众单单反对的就是服贸协议,因为对岸那个主导服贸协议的政权,就是用两千枚导弹对准台湾的政权——这样一个恶邻,会是遵守契约的、诚实的贸易伙伴吗?
    
    “太阳花学运”期间,美国汉学大师林培瑞正好在台湾做访问学者,他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多个地方,一直利用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来扩大影响力,以减少其他国家的人权意识与民主政治,而台湾明显是目标之一。中方欲破坏台湾的民主,除「统一祖国」这基本因素外,更因为北京政府一直指民主体制与中国文化不兼容,台湾民主的存在,成了最令其头痛的反面示范。此外,北京政府重视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及政权的维系,方法正是挑起不必要的矛盾,转移群众的注意力,台湾问题正好被用来作「爱国」议题的「材料」。服贸协议对共产党来说,其「政治意义绝对远大于经济上的意义」,「百分之九十五是政治、不是经济」,北京就是想借服贸将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张至台湾,最终目标是把台湾「香港化」。对这一显见的事实,鄢烈山等过于聪明的“公知”,却选择性地失明了。
    
    八、傲慢的精英主义所虚构的“民粹危险”
    
    中国“公知”群体断然否定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傲慢的精英主义所虚构的“民粹危险”。
    
    郝建在《台湾三•一八民主是一种坏民主》一文中宣称:“像这样不但是大闹立法院而且是占领立法院亦即占领政府的方式,无疑使民主本身变性变质。这样的民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坏东西。”鄢烈山以一种真理在握的姿态断言:“占领不是抗议而是暴动。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动,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进攻凡尔赛宫,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攻占冬宫。…… ‘占领’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强闯民宅就是罪,携带了什么武器、带没带武器都是罪。”
    
    在这些言论中,溢于言表的是一种对民意、群众、街头反抗运动的敌视,以及对秩序、权贵、既得利益的一味妥协。警察武力驱离学生的暴行,那么多学生和老师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惨状,他们看不到;马英九政府的冷酷与推诿,以及天女散花般的谎言,他们看不到;白狼张安乐的疯狂叫嚣,白道与黑道的狼狈为奸,他们看不到。他们偏偏看到了学生的“暴行”和“犯罪”。那么,他们戴上的是一副怎样的眼镜?
    
    用台湾话来说,这是一种“拜西瓜教”的人格形态。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就没有成为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的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都是“学而优则仕”、“学得屠龙术,卖与帝王家”,正如思想史家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论》中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诸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的论述比比皆是。
    
    中国“八九”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潮并非民粹主义,台湾“太阳花学运”更没有民粹主义的踪影。然而,为了掩饰自身的无能、虚骄、伪善,中国的“公知”们无中生有地造出“民粹主义”作为箭靶。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民主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冷眼旁观、居高临下的姿态及历史使命感的缺席。真正到广场上与学生朝夕相处的,只有刘晓波等少数几个人,那些地位更高、名声更大、学问更深的名流都躲藏在书斋中,刻意与学生和市民保持距离。即便是方励之这样担任过大学校长的知识分子领袖,也以避免被中共视为学运背后的“黑手”而“洁身自好”。刘晓波在《大学生与八九运动——为六四十二周年作》一文中对此有深刻的反省。他指出:“自由知识界和大学生之间,始终有一条不便挑明的界线,将两者的观念及行动隔开。这条界线既是政府有意制造的(如长胡子的幕后黑手),也是自由知识界和学生双方默守的。”他进而分析说:“在界线的背后,既有为了避免授中共政权以进行镇压的口实的原因,也有知识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态。他们不是把自己作为平等的一分子,通过参与到学生之中来支持或劝说学生,而是把自己当成学生们的精神导师,以俯视的姿态进行幕后指导和理论说教,擅自宣称自己可以代表学生与政府谈判。”如今,“六四”过去二十五年了,这些居于主流位置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看待台湾的学生运动依然是同样的角度,倘若中国再发生一次学运,很难假设他们能发挥比当年更好的作用。
    
    在许多中国的“公知”身上,充满着这样的矛盾:他们宣称认同民主选举的原则,却又认为自己选票的分量应当抵得上一百个、一千个普通人的选票;他们宣称现代社会的关键部门需要由具备专业知识的精英阶层掌控,他们却常常超越本人的专业领域对并不熟悉的议题发言。当他们的观点得到大众的认同和支持时,回敬民众以赞誉;而当他们的观点与大众的立场不一致时,立即定义说“这是民粹主义”。他们以一种“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没有价值”的观念来看待其他人,以此作为对其他人不同看法的回应。难怪托马斯•索维尔用嘲讽的口气批评说:“社会中的这一小部分人,是如此的虚荣与自负。难道要将整个社会都置于他们的虚荣与自负所可能带来的风险之下吗?”
    
    在到台湾的飞机上,六岁的儿子兴趣盎然地玩电脑里“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其中,有一种抵抗僵尸的植物就是太阳花。我告诉儿子,在台湾,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每个人都有一朵太阳花。儿子就问我说:“台湾跟中国一样,也有僵尸吗?”我说,是的,哪里有僵尸,所以我们更需要向着光的方向生长的太阳花。
    
    最后,我以三位“公知”之外的“公知”的话来结束演讲:
    
    第一句是公民抗命的首倡者梭罗所说的:“一个正直的人不应忍耐不义之事,而是要坚持对抗邪恶,无论场合地点。”
    
    第二一句是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说的:“一个没有任何抵抗意志的社会,最终只有承受崩溃的命运,而绝不可能在那些无所忌惮又残暴无比的力量面前得以幸免。”
    
    第三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先驱者林义雄所说的:“许多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纯真青年对不公不义所迸发出的义愤,是股无法抗拒的巨大力量,只是这股力量必须有深具良知的众多人民做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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