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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敬兰:再对8-5事件做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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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26日 转载)
    叶維丽
    
     (在2014年1月12日原师大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的发言)

    
    今天真的是百感交集,看到这么多老师们,尤其是教过我的老师。这个会从策划到召开,只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是师生共同努力、一拍即合的结果,没有老师们的鼎力支持,这个会开不成。刘进非常感慨,说这是瓜熟蒂落。从我们学生的角度来讲,这个瓜熟得太迟了。
    
    刚才主持人罗治说,我们这个会的目的,是“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反思文革”,最后达到“宽容和解”。前面的几点,也是我们1月4号会议(一个有若干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会)的宗旨,“宽容和解”是这一次加上的。我非常赞同加上这一条。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新的冤案。在“直面”、“求实”和“反思”的基础上,我们最终是为了达到全社会的宽容和解。在今天这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社会中,提出宽容和解也许太理想主义了,但把它提出来非常有意义,就算是我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学一样,“八五”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八五”的血迹的,是带着1966年北京“红八月”的血迹的。2001/02年左右,我开始做有关八五事件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的首肯和帮助,也得到了二十几位原女附中老师同学的帮助,包括今天在座的一些老师们。逐渐地,从开始时的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到2008年左右,我们形成了一个五人团队,我想先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首先介绍于羚同学,她是“中五”(相当于高中三年级)的,是我山西插队时的“铁姐妹儿”。2002年初,我请她帮助整理王晶垚先生在当年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收集的原始资料。那时于羚已经退休了,本来不想再做什么事。当知道是帮王先生整理材料时,她说,“我责无旁贷”。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问王先生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王先生说,非常满意,(于羚)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刘进同学。我是2002年夏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她的。八五当天我不在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通告卞校长死亡消息时说的一句话:“死了就死了”。这句话给我的刺激太深了。多年过去了,我不敢肯定自己的记忆一定准确,所以见到刘进,我就问,你那天说没说那句话?她说,“说了”。她的坦诚当时就给我好感。后来在刘进的帮助下,我了解到“死了就死了”那句话背后的情况。以后我又陆续和刘进有接触,每一次访谈她都十分坦诚,逐渐地我们走到一起,共同做一些调查。
    
    宋彬彬同学。我是2006年的春天第一次对她进行访谈的。刚接触的时候,我觉得她身上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她感到委屈,急于辩白。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40多年来,她一直背负着莫须有的污名,那样的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目睹她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始终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的压力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她能走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我再介绍一下我的同班同学冯敬兰,她出身不好,生长在社会底层,文革中在班上挨过整。2002年是她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多名同学,她们都是八五事件的目击者,我们分两次开会谈当天所见。此后冯敬兰还帮我找了其他班的同学,对我调查八五事件帮助很大。07年底08年初她正式参加进来。敬兰的参与提供了一种底层“小人物”受害者的视角,非常可贵。2010年我们的“五人谈”在网上杂志《记忆》上发表之后,大家希望宋彬彬能单独站出来谈一谈,但她有些畏缩,不想出来。一天敬兰对她说了一席话。敬兰说,她们院里住着一位曾经是傅作义部队下级军官的老人。1966年“红八月”里的某一天,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她们院,批斗老人,最后将他用开水活活浇死。敬兰这一番话后,宋彬彬就决定站出来,就有了后来她写的四十多年后我想说的话。
    
    这番话和我们之间的这类谈话是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跳出小我、换位思考的过程。我们五人出身背景不同,经历不同,到今天我们对问题的看法仍然不尽相同,但是这一路共同走过来,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都在受教育。
    
    我还要提一下今天没有在座的第六个人:吴迪。他是北京四中老初二的学生,网上杂志《记忆》的主编。这几年来,他顶着谩骂和谣言,对我们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们对他表示诚挚的感谢。
    
    无须讳言,关于八五事件,我们与女附中某些同学在一些观点上不同,方法上不同,甚至在理念上也有所不同,但我们在直面历史、反思文革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不同看法的辩论,也促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在这点上我们也感谢表达不同看法的同学。
    
    2006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英文文章,这是一篇学术研究性质的论文,已经翻译成中文。最近几年,我又发表过两篇与八五有关的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2010年)和《从八五事件说起》(2011年)。后两篇文章最初发表在《记忆》杂志上,目前三篇文章在共识网上都能看到。2006年以来,我没有再就八五事件进行过调查。继续做调查访谈的是刘进。她背着个大书包,风尘仆仆,总共采访了一百多位老师和同学,人数比我多,收集的材料也比我全面丰富。这两年,我们又结识了李红云同学,咱们学校老初二的,北大法学教授。她就一些史实认真做调查,已经写出了几篇文章,还会接着写下去。关于八五事件,大家在继续做。参与做卞校长塑像的五百多位同学也非常不容易,会有同学作专门介绍。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和校友们,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咱们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关于八五事件的看法。
    
    我认为,把握八五事件的关键,是把它放到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中去,放到当时文革风云突变的大局中去。我曾亲耳听于光远先生说,当时发生的是一场“十级政治大地震”。这个说法给我印象深刻。这个大地震的 “震源”来自于“上”,受到强烈冲击的有“上”、“中”、“下”三个层面:上为中央,中为市区两级,下为作为基层的女附中(及其他基层单位)。卞校长之死发生在上中下三条线交集点上,有着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在文革初期的历史中,1966年的8月5号处在一个什么时间节点?
    
    这里,我受到文革研究者王年一先生“文革再次发动”观点的启发。我们一般说文革是6月初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搞起来的。王年一先生认为,那是初次发动,效果不理想(后来毛批评说,工作组是“灭火队”,运动“搞得冷冷清清”),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再次发动。
    
    卞校长之死恰恰发生在“文革再次发动”这一历史时段中。
    
    王年一先生的“再次发动”特指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将再次发动的时间拉长,往前延伸到7月20号左右,往后到八一八接见红卫兵、随后的破四旧、大串联和秋天多次接见红卫兵。同时我认为,再次发动的关键期在七月底八月初,卞校长就死在这个节骨眼上。
    
    与六月份的初次发动相比,再次发动有五点不同:
    
    1、最高领袖直接走到前台;
    
    2、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突然改组;
    
    3、指导理念为“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初次发动时力求维持脆弱的秩序,再次发动以撤工作组始,这一撤,非同小可,改变了中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历次政治运动的“游戏规则”——这对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震撼太大了,上上下下全懵了。刘邓派工作组,是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文革,整干部,整学生,但多少还讲究个度,此时则毫无底线了。也许可以说,经过再次发动,文革才真正称得上是“史无前例”;
    
    4、“青少年”(具体指北京市中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被引领上中国政治舞台(这里强调的是“引领”,而不是他们自己登上去的。虽然他们在舞台中央的时间很短,但他们与领袖的上下互动带来极为强大的气场);
    
    5、也是与八五事件直接相关的,是暴力成为再次发动最具标志性特点,有重要功能,其功能就是通过威慑打开文革局面,也因此而被文革领导者听之任之,受到纵容。
    
    这里我不去多讲“上中下”三个层面的“上”,虽然它最为重要。关于“中”(即市区两级)的状况,我以胡志涛校长的亲身经历来作简要说明:八月四号下午卞校长、胡校长等校领导在办公室遭受莫名毒打后(至今不知何人所为),胡校长紧急去市区两级“上访”,明确诉说生命没有保障了,但没人管。用胡校长的话说:“工作组撤了,没人管了”(见胡校长《八五祭》)。胡校长的经历说明市区两级在“十级地震”强烈冲击下的不作为。
    
    最后让我们来到女附中校园,即“上中下”的“下”。我在写八五事件时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向今天的读者说明女附中那几天是个什么状况。我用了这么几个词来形容:混乱、失序和相当程度的无政府。当时上边告诉我们学生,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这样一来,革命的主动权到了学生手里。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被撤,权威在短短的两个月里第二次轰然倒塌,其冲击力甚至强于第一次(第一次校领导倒台后马上派来工作组,这一次是彻底解放)。工作组时期成立的师生代表会权力的合法性成为问题,开始受到一些同学的质疑(我访谈的有些同学就说不认她们了)。女附中有反工作组的学生(其他很多城区学校没有),她们大多数是干部子弟,工作组期间严重受压,工作组撤走后,这个群体的存在给原师生代表会带来压力,令她们“犯错误了”的感受强烈。要说原师生代表会完全失去权威也不确切,在大多数同学中她们余威犹存,但因为和工作组的关系,身份有些尴尬,像是“跛脚鸭”。八五之后三天的8月8号成立筹委会(李红云同学有证据),就是因为有“重打鼓另开张”的必要,有摆脱工作组阴影的必要,有重新树立合法性的必要,虽然筹委会和师生代表会基本上是同一批人马。因此可以说,8月5号是女附中权力不确定的一段灰色过渡期。
    
    同时不要忘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它对中学生的冲击甚至甚于撤销工作组。学生群体因家庭出身的分化在文革前就出现了,但对联的横空出世使这个分化公开化、极端化。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同,一部分学生亢奋激动,一部分学生胆怯慌乱,还有一部分学生要努力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撤工作组加上对联对各类学生群体产生的虽然不同但同样强烈的冲击是一个重要的无形因素。无论是什么出身,人人都必须尽快适应一个骤然剧烈变动的世界。换句话说,8月初小小的女附中达到了文革领导者所希望的“乱”,产生了暴力出现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
    
    八五事件是红卫兵行动还是一些学生的自发行为?鉴于红卫兵在今天的恶名,说是红卫兵干的是省事的说法。我们反复调查的结果(李红云最近发现了确凿证据):八月五号那天女附中红卫兵尚未成立(已经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个不同的组织),批斗校领导发起人当时的身份不是红卫兵。追究这些历史细节是有意义的。个别班级的一些学生(我想特别指出,她们是干部子弟)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全校发起斗争校领导,这只能是在一个极度混乱、相当无政府时期才有可能发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非常时期的状况。她们发起批斗校领导是“自己解放自己”的正当时令的“革命行动”,是完全“符合运动大方向”的。
    
    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一开始有个shock and awe (震慑)的阶段。我认为,文革的再次发动也包含shock and awe 这一重要内容,这是一个用暴力“打场子”的阶段(当年天桥耍把戏的,要先来回抡一根拴着铁块的绳子,行人纷纷后退,一块场地遂被腾出来---我这里借用八中计三猛的说法)。一代青少年为文革打出了“场地”。在这个无比血腥的阶段,北京师大女附中首当其冲, 卞仲耘校长成为首都北京的第一个牺牲的教育工作者,其他四位校领导的身心受到终生伤害。8月5号应该定为师大女附中(实验中学)的校耻日,三年后2016年的8月5号是女附中校耻日五十周年,让我们用这种方式永远记住那一天。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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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06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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