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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周恩来对大饥荒推波助澜 卖粮食换黄金》一文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16日 转载)
    来源: 共识网
    
     受到要打倒中共的人和政治右派欢迎的一篇文章《周恩来对大饥荒推波助澜 卖粮食换黄金》,(作者:清扬)在历史史实上和道理上完全站不住脚。

    
    作者文章开头就断言:“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的。”他说:“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早在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实际上从建国以来,每一年党中央、国务院都会收到部分地方送来的此类报告。中国国家太大,人口太多,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落后,每年都会有部分地区受灾,出现缺粮,饿死个别人的情况。周恩来看到上述报告,也不会由此判断某些地方出现了大量死人的情况。作者说:“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于3月29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作者由此断言:“周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同时此信表明了周恩来知道‘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作者的结论是荒谬、无理的。这样大的事情,仅是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周恩来只能将信将疑,要求首先省领导调查清楚的处置是适当的。直接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信,说明周恩来对此事非常重视,但还不能确定事情的真实性,更不能相信已经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知道有人饿死和确定出现大规模饿死人是完全不同的。作者说:“随即在(1960年)4、5月份,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这说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最早是在1960年6月才确定某些地区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由于下面隐瞒不报,中央错过了最佳的救灾时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知道了,大规模饿死人已经发生了,无可挽回了。
    
    作者说:“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作者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恶意污蔑。在了解到某些地区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后,中央极为重视,特别是周恩来、李先念(主管粮食工作的副总理)更殚思竭虑,想尽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使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明显减少。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大规模饿死人集中发生在1960年上半年,此后饿死人迅速减少,这说明了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人采取救灾措施非常有效。(国家统计:人口死亡率1959年1·459%,1960年2·543%,1961年1·424%。说明1961年大规模饿死人已经基本停止)中国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关键就是下情不能上达,是下面的党政领导人向中央、向省里隐瞒了真实情况。这一现象与后来英籍印度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理论完全相符。而下情不能上达由于中国的专制独裁制度和**专制统治,下面人对上面是报喜不报忧造成的。下面的干部隐瞒事实大规模饿死人的真相,使中央、省里错过了最佳的救灾时间。如果1959年底以前,中央知道个别地区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大多数饿死人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一个人每年有240斤粮食,就不会饿死。1959年粮食产量及库存,如果实行强制的平均分配,将远超过平均每人每年240斤粮食。(国家统计1960年人均粮食434·6斤)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希望本国人民饿死,更何况深深热爱人民的周恩来呢。以后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再度受到严重破坏,但中央领导对以前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非常警惕,所以没有再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作者说:“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相反的动作,是说周恩来没有下令开仓放粮。其实周恩来在1960年6月知道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以后,立即调集大量粮食到重灾区救灾,从而制止了大规模饿死人情况的延续。国库的粮食是要保证城市居民用粮的,不能全部开仓放粮。那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甚至出现,库存粮食只够供应一个月以下的紧急情况。
    
    作者说:以下用较多篇幅讲周恩来严厉要求各地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1·3亿城市人口需要粮食,军队需要粮食,救灾需要粮食。1960年、1961年粮食征购数量总体是适当的。因为1961年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已经明显减少,1962年则已没有了。经过大饥荒,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本能地想多留粮食,但城市怎么办呢?历史上,苏联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对农民实行强制的余粮征集制。如果不这样做,要饿死多少城市人口?周恩来并没有只顾及城市人,实际上当时城市人也在挨饿,粮食定量大幅度减少。周恩来以身作则,粮食定量只有每月18斤。
    
    作者举了黑龙江的例子,说:“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杨易辰回忆:1962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28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1962年3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和我参加的。会上,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2亿斤粮食。我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30亿斤的任务。结果却是黑龙江饿死了19万多人!”这是杨易辰在推荐自己的责任。(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黑龙江是全国最主要的产粮大省,地多人少,即使调出30亿粮食,如果做好工作,是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的。黑龙江1962年还发生饿死19万多人的情况,让人很难理解。同样是北方省,河南、安徽、山东饿死人很多,黑龙江到1962年还发生饿死19万多人,而比它们条件差的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吉林饿死人较少,说明这些省的各级领导工作做得较好。中央只有在一个省大量调粮出了问题。但责任应在四川省领导李井泉、廖志高身上。他们向中央隐瞒四川的严重灾情,致使中央从四川调粮过多。
    
    作者说:周恩来要求征集粮食,不是为了解决城市居民需要,而是在1960年、1961年、1962年大量出口。作者没有举出任何证据。事实上这三年,中国基本上没有出口粮食,反而破天荒地大量进口粮食。在这以后,一直到周恩来逝世,中国一直是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因为大米价高,小麦价低,利用明显差价,可以换回更多的粮食。
    
      作者说:“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饥荒原因之一就在与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的记载,地方官员根据1959年3月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来根据郑州会议精神亲手改写制定的!显然这是针对当时饥荒日益严重,百姓逃荒事件剧增而出台的。”周恩来在主导制定《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是在1959年3月之前,当时大饥荒并未发生,也没有人预计它会发生,怎么能说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呢?不论是杨继绳还是作者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太恶毒了。
    
    作者说:“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一两是1.613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40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2.4618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0.2元人民币每公斤,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1961年也还是如此买进!”
    
    有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作者应该提供证据,说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纯出口多少粮食,进口多少黄金。但是都没有,完全是空口说白话。国家统计局统计:1959年至1961年国家黄金储备都是400万盎司,说明根本不存在三年困难时期卖出粮食换取黄金的事实。1962年国家黄金储备减少100万盎司,其原因,只能是出售黄金购买粮食或其他国家需要的重要商品。其次,作者所说“当事人”到底是谁?五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活着也应有九十多岁了,还有必要隐藏姓名吗?实际上,这个“当事人”或者不存在,或者根本就不是知情人。第三,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尚有外汇,(1959年外汇储备1·30亿美元,1960年外汇储备1·02亿美元,1961年外汇储备1·27亿美元)大量进口粮食用得是外汇,没有必要出售黄金。第四,中国当时黄金贮备很少,世界上实行金本位制,没有了黄金,人民币要大幅度贬值。周恩来反对出售黄金是正确的。第五,中国是靠出口其他商品赚取外汇购买黄金的,与粮食没有任何关系。我上面讲了,中国自1960年以后,基本上没有从粮食出口上赚取外汇,何来以粮食换黄金呢?第六,周恩来如果真的在1960年到1970年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那是非常英明的决定。当时,黄金非常便宜,人民币汇率非常高,能购进几百万两黄金,将为中国经济发展,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国家统计局统计,除1963年黄金储备减少以外,到1965年,黄金储备增加到500万盎司。而此时,粮食供应已不紧张了。1968年国家再增,达到700万盎司。1971年国家再增,达到900万盎司,1974年国家再增,达到1280万盎司。第七,只要政策放宽,就能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比如:从公社分配改为生产队分配,包产到户、给农民以自留地等。第八,中国有六亿多人口,是不能靠进口粮食养活自己的。进口一些粮食只能应急,不能长期大量进口粮食。到今天也是如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到1962年农业生产完全恢复正常,以后十几年,再也没有出现粮食严重短缺情况,尽管遇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发展较快,GDP从1962年的1149亿元增加到1976年的2944亿元。进出口总额从1962年的26·6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134·3亿美元。黄金储备从1963年的300万盎司增加到了1976年的1280万盎司。说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领导的非常好。包括现在编造谎言攻击中共、攻击周恩来的那一小撮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都是受益人。人是要有些良心的。
    
    不能说周恩来对三年大饥荒大规模饿死人完全没有责任。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应该及早察觉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但他没有。当然,也有客观原因。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大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都是压制,没有人敢讲真话。但作者说周恩来对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则完全是胡说八道。从清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编造谎言,他没有举出一件能说明他的结论的证据,完全是在空口说白话。他利用编造的所谓事实,虚假的“当事人”和其他站不住脚的材料,来恶意污蔑周恩来,污蔑中国共产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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