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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在民间(下)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0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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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刘京生

    
    民间“力量”究竟在想什么,这应当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来自于民间应当最了解民间的真实想法。可我们看到的是,许多自命为精英的人刻意地与民间力量保持距离,不能容忍民间“不理性”、“不客观”、“不现实”的思想和行动。精英们的那种天生的优越感总在敦促着自己要将这股势力纳入自己的正确的轨道上来,否则就与民间力量分道扬镳。应该看到,民间力量是强大的,这种强大并非因为自认真理在握,而是因为当局已经不可逆转地失去了民心。他们在徒劳地拯救,不惜一切代价地维稳,其实不过是在时间上苟延残喘,而我们需要真正地与民间力量合为一股,才能最终突破重重阻碍,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
    
    前文是本人对当前民主运动局面的四点“感悟”,这些感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所得出的。由于观察的视角和主观因素等诸方面的限制,注定是不严谨的,也不可能全面。我以为:认识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才会更有利于接近成功。
    
    固然,精英也是民间力量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之所以本人将两者“对立”起来,的确是因为在民主的进程中少不了精英这个群体的参与,启蒙阶段需要,反抗阶段需要,重建阶段更需要。正是因为这个需要,正是因为这个需要的不可或缺性,我才不随波逐流的去赞美。——这个精英阶层已经听到了太多的赞美,他们习惯了,习惯了赞美——这是很危险的。而多数底层民众则恰好相反,很少能听到对他们的赞美,他们也习惯了,习惯了忍受责骂与轻蔑——这同样很危险。这种危险性主要是指:要么你奴役我,要么我奴役你,彼此之间缺乏起码的尊重,致使社会矛盾不可调和。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的多数民众缺乏政治热情,究其原因,是因为缺乏信念,缺乏知识,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人的生活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生存与理想或称物质与精神部分,在生存问题没有解决好的状态下会用更多的时间保证生存。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大部分人就是处在保证生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人,不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思想生存以外的问题。这些人闲暇的时间很少,偶尔的思想一下,也不易觉察。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观察到的,多数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总是在忙忙碌碌,为了自己,为了老人和孩子,为了小家,为了基本需求有时会不择手段。这样的画面多少有些让人失望,与那些活在精神世界的人,与那些将付出视为唯一生命价值的人比较,差距天壤之别。为此,曾经付出过许多的人开始怀疑:为这些人付出是否值得?这些人也许根本不知道有那么多的人在为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牺牲了自由甚至生命。面对这些牺牲,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更像是一个与己无关旁观者,冷酷、麻木,不赞美、不感激却对来自当局的小恩小惠痛哭流涕,如此的不可理喻。也许这些人的确需要理解,也可以给予这些人更多一点同情或施舍,但是仅限于此,绝对指望不上这些人。
    
    问题在于:这些人对自己如今的生存状态是否满意纳?是否不希望改变?是否我们所看到的的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就是他们的全部——满足于苟活着,不再有理想、信念、思想、是非?
    
    我在看守所时搞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是非观念即便在十恶不赦的杀人犯身上也是存在的。这倒不是他的真诚的悔罪表示而是在监狱中非常常见的“打人事件”中所无意识表现出来的:一个牢头对一个新进来的嫌犯进行百般折磨、侮辱,因为一个很小的“过错”(打呼噜)便拳脚相加,面对此景,一个杀人嫌犯带着手铐、脚镣怒吼着的站了出来冲向了不可一世的牢头,锁住了牢头的喉咙,将其摁倒在地……。看守出面,非但没有表扬制止打人行为的杀人嫌犯,反而以“破坏监管秩序”为名惩罚了他……。事后我几乎了解了“同号儿”中所有被关押的嫌疑犯(除了那个牢头)得到的是一个惊人的结论:一致认为杀人犯的做法是对的。十年之后很幸运在“出监班”遇到了当年的那位牢头,他不好意思的对我说:“那时年轻,很多做法的确有些过了,……。”这说明的是:很多人的一生可能做过很多坏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人的身上没有是非观念。也许我们更该追问的是:在明明知道怎样的行为是“对”的行为时,为何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样的事情可否避免?如何避免?——有这样一种秉性的人与其他秉性的人共同生活着,这些人信奉的是:你说我坏,我就要坏的名符其实。别辱没了你给我的这个名头——道德其实也可以杀人。那么,是非是不是道德那?当我们疯狂的高举着是非的大旗时,她也许就是了。
    
    这个杀人嫌犯,没有否认自己杀人的事实且还不只杀了一个,为了钱而杀人,可谓十恶不赦。可即便这样一个人,我们在他身上也能找到本能的,闪光的是非观念,这难道不令人寻味吗?是非观念是如何产生的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分类,但是,他注定不取决于信念、知识和我们自以为可以确定的生存状态,虽然生存状态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却无法改变人的是非观念。——我们太习惯依据行为来给出判断而忽略了行为背后可能隐藏的,有待发现、挖掘闪光点。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又满世界的寻找到了很多例证:例如美国的陪审团组成人员不必是法律专业人士却有权判定罪与非罪,其理由就是:相信这些人有判断是非的能力——随机选取的,也并不需要严格的审核程序来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具有这种能力。再例如很多英雄也很喜欢去妓院逛逛,如果单就逛妓院的行为而给出结论,那结论自然很难堪,诸如此类,举不胜举。这都让我坚定了一个认识:是非观念不是“好人”身上才有,更不能成为“好”人的专利。
    
    多数人在这样生活着,对这样的生活他们并不满意,他们具有着强烈的想改变现状的欲望,其强烈程度远高于怀揣远大理想的精英们,这也是一个可见的事实,这个事实不难被验证。区别仅仅在于:精英的理想很抽象,“晦涩”的语言表达方式让人有些难以读懂,从而望而却步,而多数人的理想则很具体,自由、平等、尊重、安逸。
    
    什么是政治?能够熟读政治书籍的人就懂的政治嘛?能够一字不落的复述政治这个概念的就是政治家嘛?不妨做一个调查,看看一些标榜自己是政治人物的人读过多少政治书籍(买多少可不算数),考考他政治概念的名词解释,莫非以此就可以确定是不是个政治人物或者这些人参与没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中的很多人的政治观念太狭隘了,广义的政治无所不在的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是泛政治论,这是每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所不能忽视的,在中国尤其如此。
    
    多数人的理想、渴望、需求虽然琐碎,虽然卑微,虽然杂乱,却也是政治。这种表面呈现的现象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政治就是他都能归结为“改变”,改变直指权力——直指腐败的、堕落的、罪恶的权力。多数人的政治倾向并不是以一种明确的政治结构指向和精准的政治语言表达出来,他们习惯于用不满,责骂,仇恨来表达。他们不想选择其他的方式,面对最直接的压迫和欺凌,面对日复一日的生存重压,他们没有了那份耐心。他们选择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针锋相对,这并没有什么错。有人对杨佳的行为这般评价:他的行为具有原始正义的典型特征却不符合现代文明。这个评价忽略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面对最野蛮、最粗暴的施虐,所谓的现代文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权力者而言,现代文明只不过是块儿遮羞布,这块儿遮羞布的唯一作用就是用它来掩盖权力下的罪恶,掩盖不堪入目的真实。在现代文明没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时候,原始正义就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个巨大的群体,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一群体有着巨大的潜能,巨大的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的力量。在大变革来临的重要历史时刻,这个群体的态度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全文完)
    
    2014年1月14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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