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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们要删除那段苦难的记忆/颜昌海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01日 来稿)
    
    作者:颜昌海
    

    笔者最近在“湖南知青网”靖县板块流连,发现和结识了一群六七十岁的当年下放农村的知青,感慨于他们的热情似火,青春沸腾,老当益壮。
    
    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在去年8月5日,靖州寨牙乡江口村由于抗旱,电路老化引起特大火灾中。当时,59户村民除四户没有完全烧光之外,其余55户村民房屋在短短的五个小时内,化为一片灰烬。
    
    2013年8月5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华昱集团总裁麦庆泉,湖南知青网靖县乐园版主夏悸为代表的一行8人恰恰在火灾现场,他们积极投身到可能进行的救灾活动中,帮助乡亲们撤离火场,积极找寻灭火的办法,终因此地均是木屋结构,火势太大,连消防员都无法靠近而失败。
    
    知青们以各种手段及时报道了真实的火场现场,以及第二天惨不忍睹的废墟,并尽可能多地掏出身上的钱支援乡亲们度过灾后最困难的头几天。
    
    惊闻乡亲们受灾,寨牙知青,靖州知青,全湖南省的知青立即行动起来,同心协力地展开救助工作。当靖州知青团队的沉重报道与紧急呼吁通过现代传媒手段,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湖南知青网的时候,在留长沙的版主游客晏生以及以雅礼为核心的知青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首先得到了以雅礼校董刘维朝为首的母校最大的支持,借给湖南知青网救灾义工站工作场地,并提供了一切便利。
    
    8月6日中午湖南知青网靖州寨牙江口救灾义工站正式挂牌,招募了义工,成立了义工小组,组织安排好了值班班次与值班义工,8月6号下午救灾工作马上开始运转。在义工们表率作用下当天就收到四笔捐款。第二天上午又及时开通了救灾捐款热线账号。至此,救灾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有条不紊地展开,从8月6日下午到8月9日晚10点,在短短时间内,现场捐款捐物人次达500人以上。
    
    这次救灾援助行动迅速,声势浩大,无论是灾区救助知青、还是捐赠站义工,抑或捐赠者个人,都非常主动,不需要过多地号召动员,不顾烈火焚烤、烈日炎炎,顶着历史上罕见的高温,认真负责做好自己份内的每一项工作。参与救灾的有靖州知青,几乎覆盖了湖南省境内所有有过知识青年的地市级县;还有一批非知青以及一批以“知青二代”自喻的年轻人,也积极参与进来,共同谱写了一首壮丽的“知青救灾”之歌。
    
    湖南知青网版主丁聪说,知青这个特殊的历史群体在这次救灾中,为什么会迅速集结成为一个战斗集体?为什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正能量?答案是唯一的:因为我们曾经将青春的热血与汗水抛洒在那里,我们不会忘记那些青春岁月,当乡亲们遭难的时候,我们更不会丢下曾经与我们同甘共苦过的乡亲们不管。……
    
    丁聪的话,将笔者带回那个青春“燃烧”的历史岁月,梳理为什么要下放知青的原因。——其实“下放”这个词,本身也说明了一切:从高层往层下流放。
    
    话说1968年,毛主席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导致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农村地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多年,影响到的知青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知青们在艰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耽误了学业和事业,浪费了青春,失去了最佳年华。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就这样一场影响无数人命运的运动,有人指出:“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也承认:“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材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何在?有人说,毛主席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也有人说,毛主席是带有乌托邦理想的诗人,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而当时的宣传则是说,这是为了“反修防修”和“缩小城乡差别”。但“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则说了实话,那就是严重的就业问题。
    
    该书指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仅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局想出了把这些初、高中毕业生送到农村“接受锻炼”的“高招”。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教育知青的原因。
    
    其实,就业问题早在建政初期就形成了,而上山下乡也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只是在文革期间才达到了高潮。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同年12月,毛主席表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后,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副总理谭震林担任组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知青。
    
    综上可以看出,大陆从建政初就逐步推动上山下乡政策来减轻就业压力。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的成分。但从1962年以后,在“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文革开始以后,由于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严重,当局将上山下乡政策推向了高潮。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至此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到家里动员,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注销城市户口,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
    
    文革中对毛主席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公布了毛主席在12月1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最高指示”,使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
    
    这里有两个数据:仅在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1976年文革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又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
    
    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就把几百万学业未完的学生给打发了,顺便给贫下中农戴了顶高帽。对此,有些尤其是67、68届初中生,极不成熟,难免有欢呼雀跃者,更有“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者。但对于高中生而言,那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道不出,暗自哀叹“这辈子算交代了”。对于知青家属,那无异于五雷轰顶。穷苦人家的孩子,寒窗苦读是为了考取功名,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如今,不仅“考取功名”无望,而且不能留城了,要世世代代当农民了,却敢怒不敢言。
    
    知青下乡了,看似风平浪静,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可不久问题一个个暴露,接踵而来。满怀热血的知青们来到广大农村之后,许多人经历了生活困难,政治迫害、文化生活贫乏、理想幻灭等问题。
    
    不少男知青被欺侮,被殴打,被杀身亡也时有发,女知青在农村被奸污等。为此中央专门出台针对知青问题的《中发1970第26号文件》,将知青按生产大队集中管理,即后来的“集体户”或“青年点”。但随着1970年之后的招工、招兵,腐败问题初露端倪。到了1973年恢复大学招生,腐败简直就愈演愈烈。城镇子女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纷纷回城。招工、招兵、招生,这三种权利,以及进一步的安排等,都可以用来寻租。社队、部队,厂矿机关学校的头头脑脑是腐败的主体。他们相互利用,纷纷把自己子女,亲朋好友“抽上来”,“弄好活”。没有“门路”的,倾家荡产给社队干部送礼,女知青则献出宝贵贞操。
    
    于是,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了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1976年5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与此同时,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当时,许多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在他还没有复出的时候就被送进大学。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这种现象揭示两个问题,第一,农村确实是个广阔天地,但绝不“可以大有作为”的好地方。否则人们怎会不惜一切代价逃离那里。谁见过哪个城里人为使自己或家人能进入“广阔天地”而行贿?!为揭露当时上山下乡时的腐败问题,福建省小学教师李庆霖鉴于自己儿子知青李模的悲惨遭遇上访无果,于1973年愤然冒死向毛毛主席“上书”告御状。毛主席出乎意料地回了信。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毛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在当时,称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复信的内容是:“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其中又隐含两个问题,“全国此类事甚多”显然是和知青安排有关的腐败问题,另一个是直到毛死后一年多,也没有“统筹解决”的诸多知青问题。
    
    对于废除高等教育,民间一直积怨很深。林彪倒台后,“重新启用老干部”,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子女安排到工厂,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此背景下,又有李庆霖事件的影响。恢复高考的呼声日甚一日,最终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大学还是要办的。当时的规定是,首先由“基层推荐”,然后进行文化考试,均通过者“录取”。1973年6月,一个名叫张铁生的被县里推荐考“工农兵大学”的考生。他在进行统一文化考试中,考完语文、数学后的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
    
    “每天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他信中还陈述。66年应该毕业的初中生,离高中还差整整三年课程,即使66届高中生,间隔了七年,考试安排又仓促,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眼看大学梦就要破灭,就孤注一掷,给“领导”写信。张铁生的本意应该是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赶到乡下而荒废学业表示不满。但那时只能言不由衷地说一些官方认可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不想,毛远新却借此大做文章,《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张铁生是圆了大学梦,并被誉为“反潮流英雄”,但他客观上帮助当局开历史倒车,对于很多有才华的知青却是噩梦。
    
    文革结束之后,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意识到上山下乡政策无法再持续下去。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文革后首先恢复高考,但对于上山下乡问题仍然按兵不动。1978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此举让成千上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19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割腕自杀,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其场面震撼人心,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都不禁为之动容。
    
    1979年2月,官方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但政府从来没有向当年的知青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赔偿。只有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承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
    
    是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由最初的“闹事”演变成请愿,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最高层。
    
    1979年2月上旬,经过一系列抗争。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这才是上山下乡整个历史的缩影,是迄今大部分仍然健在的知青可以见证的真实历史。但至今,这些贯穿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主流媒体仍然谎话连篇,浪漫煽情,顽固到底。时至今日,在知青作品或知青回忆实录中,很少看到关于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对国家民族造成危害,对具体的事物酿成悲剧的个人承担的叙述。知青的个人记忆中,集体性地删除了由无数个人所构成的“运动”,如对老干部、对老师、对无辜人群的残害、对传统文化文物的践踏,而是轻描淡写地把罪错归咎于“以革命的名义”,知青们对此应有自觉的反省。
    
    而著名知青专家定宜庄、刘小萌所著、全面记述中国知青史的著作《中国知青史——初澜》和《中国知青史——大潮》,得到海内外读者和媒体的好评,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史”的必读书之一。
    
    《中国知青史》的适时出现,或许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交代。曾为知青的史学博士定宜庄表示,她写这书的初衷,是要告诉她的儿子和所有知青的孩子,这本书就是为他们写的,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我想,即便思想最红、觉悟最坚定的那些“毛粉”知青,到了六七十岁的年纪还要为文革、为知青下乡唱赞歌,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孙子孙女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除非是,有了雄厚资金的人当还乡团,再到贫下中农那里劫掠一些资源。
    
    如今,就业形势比文革时期更严峻,但市场经济有力地调节了这个问题,不是知青下乡,而是农民进城,整个城乡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也说明,只要懂得历史发展规律,中国才会进步。而中国掌控在一批逆历史发展规律而动人手里,中国不但会倒退,而且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广大知青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从靖县知青板块的知青们的乐观向上,热心公益、青春勃发的状态来看,那一代的人正可以成为整个民族腾飞的主力军。可惜,被瞎折腾耽误了!
    
    最后,希望知青们晚年快乐!千万不要删除那段苦难的记忆,要留给后人,作为这个民族避免走弯路的宝贵教训。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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