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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国家道歉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2月22日 转载)
    华夏快递 :
     2014-02-21
    

    一个民族,如何对待曾经走过的弯路,或犯过的错误,考验着一个民族的智慧。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具有包容、反思特征的民族,但这种民族特质在当下是否仍还具备,实际是有疑问的。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一些优秀传统或基本精神,有些并没有传承到今天,有些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失了。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了。65年,特别是前30年,共和国艰难探索,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这纲,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特别是文革,伤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公民。这些伤害,已经成了民族记忆中的一部分,难以忘怀。共和国需要前进,人民盼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人民也不能只在记忆中生活,更不能无休止地纠缠于记忆。但这些记忆不能得到很好清理,要人们不纠缠记忆是困难的。
    
    但如何对那些痛苦的记忆作一个清理,答案是需要反思,需要对过去痛苦的记忆有一个明确的了断。一个民族,要从已经犯的错误中走出来,需要对曾经走过的弯路,所犯的错误有深刻的反思。做错了事就应当承认错误,无论是个人或机构。该道歉就应当道歉,求得加害人的谅解,这样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才是值得尊敬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值得人们尊敬的民族。
    
    2013年一个让人感动的画面,就是一些公民,对自己在文革的行为反思,并为当年的错误行为向当事人道歉,进而羸得了社会广泛的好评。61岁的济南市文物处处长刘伯勤,在《炎黄春秋》刊登“道歉广告”,为“文革”中批斗、抄家和骚扰师生、邻里的行为道歉。他在道歉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引发了强烈震憾。
    
    接着,河北邯郸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宋继超,在《南方周末》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向自己曾经批斗和“揭发”过的老师道歉。紧接着,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等人纷纷加入公开道歉的行列,成为一时热点。而将道歉推向高潮的,是“文革”风云人物、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的道歉,以及2014年1月12日,文革初期具有标志性的“8-5事件”的参与者,也是文革初期标志性人物、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的道歉,引起了各界持续的关注。
    
    诚如道歉者自己所言,他们的“道歉来得太晚”,但对他们的勇敢悔过,应当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他们的道歉,具有一种正面的示范意义,虽然这种道歉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而非源于某种社会集体思潮,更不是一种体制行为,然而这种个人行为,虽然说对“左”的思潮的纠正作用是有限的,但其正面意义不容低估。
    
    巴金先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时就说过,“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实际上,正是因为忏悔与反思缺席,对很多人来说,“文革”作为国之浩劫的感受在淡去,而对“文革”的浪漫想象被有意无意地强化。没有忏悔,就没有反思。历史告诉我们,这样善于健忘的民族,类似的灾难也许还会重来。
    
    呼唤道歉与忏悔不是为了培养仇恨,而是为了驱逐促使罪恶继续发酵的因子。对于历史,可以不“计”前嫌,但不能不“记”前嫌。遗忘与回避是最大的背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革并未远去,无论是弥漫在网络上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暴戾之气,动不动喊打喊杀,这种崇尚暴力而藐视法律的思维,都潜藏着蠢蠢欲动的文革病毒。文革是全民族的灾难,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培养应有的忏悔精神,不能彻底告别文革,就无法完成现代化的转型,难以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就能清楚看到“文革”的影子。重庆模式践踏法治跟“文革”如出一辙。对法律的破坏,需要一种革命的氛围,需要把现成的秩序、规矩打破,营造一种替天行道的气氛。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就敢为所欲为。“打黑”证据不足,或者没有经过正常程序的审判,却在替天行道、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名义下,将“打黑”进行到底。
    
    “文革”中的很多行为,在今天的人看来是匪夷所思。但由于处在那种红色意识形态催眠术里,许多人对当时的行为却有一种神圣感。只有从那种意识形态催眠术中苏醒过来,才会觉得那种行为的荒唐,并充满罪恶。
    
    文革中标志性人物宋彬彬(毛泽东为她其命名“宋要武”)在道歉中说,“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现在的问题是,“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谁来道歉?对文革的灾难,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11届6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国人道歉。有明确的结论是一回事,道歉则是另一回事。有了明确结论,显然是做错了,而且是大错,上亿人受到牵连,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应当有一个责任主体向受牵连的人道歉。这种道歉应当上升到执政党或国家层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这一页彻底翻过去。
    
    忏悔是一个人完成现代公民转型的必由之路。现在只是一些个人道歉,而只是文革期间还是孩子们的道歉,他们承担的历史责任毕竟有限。并且,个体道歉是不能代替国家道歉的,如果没有国家郑重的道歉,那么文革的罪责就永远没有了结。当然个人道歉也是非常重要和值得肯定的。但只要国家还没有道歉,人们就会继续追问下去,道歉也就并没有画上句号。
    
    国家道歉的目的是为了向前看。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是一个民族的伤疤。国家道歉的目的不是为了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是反思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国家道歉,正是反思的结果,只有道歉,这一页才能彻底翻过去,我们对历史才有交待。这样才能凝聚共识,而不是沉浸在以往痛苦的记忆中。不然,文革的教训难以汲取,类似文革的灾难就有可能重演。当我们在谴责日本政府近段期间的右倾化表现时,我们知道,这是郁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由于盟军占领方式的缺陷和改革的不彻底,日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其右倾的政治传统也被保护下来,日本的二战罪行几乎没有得到很好清理,因而军国主义思潮一直在日本有深厚的基础所致。而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践踏法律,文革之风大有重来之势,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文革,这个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所致。因此,要避免文革卷土重来,需要对文革进行彻底清理。而国家道歉,则是对文革清理和反思的必然结果。
    
    国家道歉,也不应仅仅限于文革。只要在共和国历史上,一些运动伤及无辜,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并形成广泛共识,都应当由国家出面向受害人道歉。例如1957年反右。虽然现在的认识,这场运动只是扩大化而已。但即使是扩大化,官方的说法是50多万(实际涉及人数可能超过300万人),1979年后也为这些中的绝大多数(99.9%以上)右派作了平反,但仍然缺少一个国家道歉。需要国家对这些当年的受害人作一个道歉。
    
    当然,国家道歉,是一个十分严肃和庄重的事。依笔者看来,需要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作出庄严决定,向受害人道歉,同时设立文革博物馆。但唯有严肃和庄重,才能翻开共和国新的一页。才能真正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不然,没有道歉,类似文革的灾难,无论对共和国和执政党,都是一个沉重包袱,我们仍将在痛苦的记忆中纠缠以往,类似文革的悲剧有可能卷土重来,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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