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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精英上升之路的障碍是什么/王大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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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月16日 来稿)
    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通过简单的考试即被大学录取,不需要送礼、送钱、托关系,没有任何特殊背景,这可谓是喜从天降,一群家长却拦住汽车不让孩子走,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在新疆。
    
     1959年,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乌鲁木齐各院校在和田地区招收了300多名学生。在和田,有五六十名维吾尔族家长竟拦住了汽车不让走,他们不想让孩子去乌鲁木齐上学。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一名维吾尔族干部赶到,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大声说:“我叫努尔尤甫,是和田地区分管文教的副专员,党和政府通过考试,把你们的孩子录取到大学,目的是把他们培养成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培养成大干部。你们不但不感谢这些从乌鲁木齐来到这里辛苦工作的,录取你们的孩子到大学上学的工作人员和老师,反倒不让孩子去,还要挡他们的路,这是多么愚蠢,多么不讲理的行为,你们怎么就认识不到无知和文盲将给你们带来的后果,嗯?如果你们当中确实是独生子,孩子上学去了,生活上有困难,那就来找我,无论什么困难,我都给你们解决。”

    
    在这位副专员慷慨陈词地劝导下,家长们终于让开了车道,目送孩子们远去,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
    
    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这个民族中的精英力量,他们引导着整个民族走向未来。本民族的精英对本民族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这种特殊作用是任何其他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 民族精英的社会责任和特殊作用
    
    如果说人类历史是一部漫长的电视连续剧,那么剧中的主角一定是精英人物,剧中人数众多的角色都一定是“群众演员”。没有“群众演员”,主角就是唱独角戏,无法演绎出更多的剧情,就会被拥有“群众演员”的新的主角取而代之,这样才能把人类历史这部戏演下去;如果没有主角,“群众演员”就会因群龙无首而出现混乱和纷争,这时恰恰又是新的主角出场的时候,而这个主角还是——精英人物。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精英人物总是发挥着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民族的发展或兴衰总是与这个民族中的精英有着直接的互动关系。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无论施加怎样的影响,都一定需要通过其他民族的精英人物为中介,因为这些精英人物在本族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民族精英是民族中能够对众人产生重要影响或能够改变民族命运的特殊群体,他们或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或是具有特殊才干、专业技能的人,或是德高望重深受人们尊重的人,或是享有重要权力的人,或是拥有较多物质财富的人,或是掌握着某种重要资源的人,或是善于宣传和鼓动的人,或是受到众人追随的人。
    
    民族精英最了解本族人的喜怒哀乐,最了解本族人需要什么,知道怎样才能满足本族人的需要,也知道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民族精英的根本利益与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天然一体,是血肉相连的利益关系。正是由于民族精英与本民族这种不可分割、荣辱与共的关系,加上民族精英都具有突出的才干或人格魅力,他们最容易获得本族人的信任,因而对本族人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这种特殊作用是其他民族的人无法替代的。
    
    在民族精英中,最容易产生富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的人,如果谁能够自觉地承担起引领民族走向未来的职责,那么他就很可能成为领袖式人物,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改变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无知者的行为是自己的仇敌,它带来的祸患让你够受。”这是《福乐智慧》中的诗句,在这部公元十一世纪的维吾尔古典名著中有很多诗句反映了民族精英的社会责任和特殊作用:
    
    ——“学者和哲人是另一个阶层,他们用知识为世人将道路指明。”
    
    ——“他们的知识是照亮世人的火炬,黑夜有火炬,旅人不会迷路。”
    
    ——“世上倘若没有哲人和学者,地里种上粮食也不会有收获。”
    
    ——“谁若有了智慧,就会受到尊崇。谁若有了知识,就能获得高位。”
    
    ——“智者啊,请你医治愚人的愚昧。”
    
    新疆要想实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必须要有一批深受本民族群众拥戴而又高度维护国家利益的少数民族精英。否则,新疆就不能出现经济繁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 维吾尔民族精英上升之路的主要障碍
    
    在维吾尔族干部阶层中,对自己的工作能力缺乏自信的人不多。维吾尔族干部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普遍充满自信,渴望通过拥有更大的权力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曾有一名维吾尔族科级干部对我非常直率地说:“凭我的能力,即使让我当自治区主席我也干得了!”
    
    在新疆,如果某个政府部门有两名维汉干部年龄、学历、专业水平及资历等基本相同,假若这名维族干部注重维护民族团结,那么他要比另一名汉族干部更容易获得优先提拔。在五年、十年后,这两名干部在职务上的差别很可能会更大。
    
    新疆某县一名宣传部副部长(汉族)曾很无奈地对我说:“在新疆当干部不能跟三种人比,一是不能跟少数民族干部比,二是不能跟女干部比,三是不能跟上面有关系的干部比。”
    
    我国少数民族精英能否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取决于他怎样认识和处理本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汉族利益的关系。在维吾尔族中,有极少数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反汉、排汉、仇汉意识,这种意识对维汉关系一直起着破坏作用。凡是注重维护民族团结的维吾尔精英,上升之路会非常顺畅;凡是具有反汉、排汉、仇汉意识的维吾尔精英,无异于选择了一条死胡同。
    
    由于很多十分复杂的因素长期制约着新疆少数民族精英阶层的健康成长,导致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受到严重影响。制约因素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在因素,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因素,即少数民族自身的思想因素。
    
    以下问题是维吾尔精英上升之路上的主要障碍:
    
    1、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
    
    国家利益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就是维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各民族精英应该自觉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坚力量。作为精英人物,如果对国家没有高度忠诚和奉献精神,他就不可能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
    
    有的人把本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甚至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有的维吾尔精英成为“三股势力”的骨干,试图分裂国家谋求新疆独立。这些人看似是维护维吾尔族利益,实际上是危害维吾尔族利益的最大敌人。只有那些坚决捍卫国家统一的民族精英,才能够既有益于国家,又有益于各个民族,这样的民族精英才是这真正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人。
    
    ——1950年1月,赛福鼎随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参加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一天,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特地为赛福鼎举行宴会。赛福鼎作答词时,谈到了新疆。他坚定地说:对帝国主义来说,新疆的解放,将使他们不能像以往一样插手新疆,他们将新疆分裂出去变为自己傀儡的企图,已经无法实现了,这对帝国主义分子来说,当然是非常痛苦的现实,因此他们造谣不足为奇。新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像一句谚语里说的,“任凭狗狂吠,商队将继续前进”,我们将继续走我们的路。(引自宋凤英文章)
    
    正是由于赛福鼎从本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顺应历史,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统一,他才能够在中国这片广阔天地施展自己的才干,同时又受到了本民族的广泛尊敬。
    
    2、把维吾尔族利益与汉族利益对立
    
    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其中主要是民族利益差异。由于民族占有力各不相同,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民族利益差异就像生老病死一样是社会客观现象,不是哪个民族可以任意消除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两个民族的占有力完全相同,也因此从来没有哪两个民族的民族利益完全相同。
    
    世界各民族之间既存在民族利益差异,也同时有共同利益。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各个民族,由于历史等原因,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任何民族都无法完全脱离其他民族或与其他民族完全隔绝而实现本民族的最大幸福和安宁。和睦相处、互利互助是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各民族只有在和睦相处、互助互利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本民族最大的利益。(王大豪《利益论》)
    
    在维吾尔人中,有一些人一直存在着一种糊涂的认识,他们把民族身份作为判定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要是汉族人做的事都是错的,都是应该反对的;只要是维族人做的事都是正确的,都是应该支持的。
    
    在乌鲁木齐二道桥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因为东西被窃,两名维族姑娘把一名维族小偷抓住,要将他扭送到派出所。这时,一群维族人围了上来,他们不是谴责小偷,而是劝说两名维族姑娘放了小偷,理由是:“都是我们维族人”。两名维族姑娘愤怒地质问他们:“如果是你们的东西被偷走了,你们会放了小偷吗?”这两名维族姑娘不听劝阻将小偷扭送到了派出所。
    
    有一位派出所所长(汉族)曾很苦恼地对我说:“同样的交通事故,如果双方都是汉族人,或都是维族人,都好办,按照法律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如果一方是汉族另一方是维族,就很容易引发无关的维族人聚集闹事。”
    
    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正确的解决方法是化解问题,而不是把问题扩大化。那些善于化解不同民族间矛盾和冲突的民族精英,是真正懂得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人;那些总是喜欢把问题扩大化的民族精英则是在危害本民族的利益,意在通过激化矛盾、加剧冲突、制造民族对立为自己牟取私利,这种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把本民族利益当做牺牲品,这种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败类,这种败类在各个民族中都会有。
    
    乌拉太也夫·阿不都瓦依提是维吾尔族精英中的典型人物。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新疆“三区”革命的队伍中,从战士一步步被提升为营长。新疆和平解放后,乌拉太也夫·阿不都瓦依提同志于1951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发生“高旭事件”的时候,他任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充分发挥了民族干部的特殊作用,为化解这次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就“高旭事件”写了一份《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八点建议》,他在建议中写道:“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无论在生产、生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需要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谁。”这份建议作为新华社内参上报中央后受到邓小平的肯定:“乌拉太也夫有功。”
    
    “高旭事件”后不久,乌拉太也夫先后任南疆军区副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等职。他的遗孀曾这样对记者说:“他不仅自己与汉族群众关系很好,还教育孩子、公务员等身边人,要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不要有汉族、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分,大家在一起就是一家人。”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南疆途径托克逊城的时候,一名22岁的维族青年赶着马车给解放军送麦草。他以前曾给国民党送过一车柴火,一个排长摸马时被马踢了一脚,这个军官竟为了撒气,给送柴火的维族青年重重一记耳光。送柴火不仅不给钱,而且还被扇了一巴掌,这无论对谁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莫大屈辱。当他这次来给解放军送麦草,虽然同样都是“汉族当兵的”,但有的人上前来卸车,有的人给他送来开水,走时还照价付了钱。
    
    这名维族青年没有因为受到国民党军人的侮辱后就仇恨一切汉族人,当他发现解放军是好人后,积极配合支持新生政权开展各项工作。在他年仅29岁的时候即被选为托克逊县委第一书记。1964年,34岁的他被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1979年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任自治区主席,1993年3月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如果因为被汉族人打了一巴掌,就从此一辈子反汉、排汉、仇汉,他的人生就会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他没有以民族身份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而是以具体的事情为依据,所以他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和地位。
    
    他就是铁木尔·达瓦买提。
    
    有一些维吾尔人有意无意地把维吾尔族利益与汉族利益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新疆只要没有汉族,维吾尔族就能够实现最大利益;有一些人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干部,而是把自己当成是专为本民族服务的干部,他们习惯于把损害汉族人的利益当作是赢得维吾尔族群众拥护的手段,以为只要损害了汉族人的利益就是维护了维吾尔族的利益。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非常错误、非常有害、非常危险的。
    
    把维吾尔族利益与汉族利益对立起来,既是对汉族利益的损害,同时也是对维吾尔族利益的损害。汉族和维吾尔族是互助互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如果各个民族的干部都只为本民族谋利益,不惜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那么各个民族的利益都将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危害。无论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都是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民族的利益得到最好地维护。
    
    有极少数维吾尔族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连普通的村民都不如。他们自诩为是维吾尔族利益的维护者,但却不屑与维吾尔农民握一下手。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排斥汉族干部,甚至不择手段排挤和打压那些与汉族和睦相处的维吾尔人。
    
    有个维族干部曾对自己的维族女领导说:“领导,我们给你提个建议,以后你下乡只能进民族干部的办公室,安排工作也只能给民族干部安排。今后去乡里别和汉族干部见面。”
    
    其理由是:“因为你是维族,因为你是我们选举出来的,你只能代表我们维吾尔族。”
    
    对此劝告,维族女领导当场给予了严肃的批驳:“我是所有人大代表选举出来的,不是哪一个民族选举产生的。其次,我到这里来是工作来的,是为这里的所有民族和人民服务来的,不是只为一个民族工作来的。就因为我是维族,我才要一碗水端平,才要公平公正的办事和做事,我才不辜负我是维吾尔族的称谓。”
    
    这名女干部在自己的微博中对本民族中某些人狭隘的民族意识进行了反思,她写道:“现实生活中,是谁在压榨着我们的老百姓,是谁用三寸不烂之舌蒙蔽着上下级和老百姓,是谁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伎俩出卖着人民的利益?……是什么让极端思想日益抬头,是什么让更多的人走向绝望?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也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也一样有底层群众,也一样有为生存生计努力的群体,他们也渴望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理解,可有几个人为他们考虑过?……你脚下的这片土地,不仅仅是你一个民族的土地,如果让我高唱维吾尔好,我会,因为这是我的民族。我只有权力说说我的民族,其他民族怎样,我不会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们,我会尽量看他们身上的优点。就因为我是维吾尔族,我希望所有人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多一点包容,少一点狭隘。如果你怕我说维吾尔的劣迹斑斑,那么请你努力做好维吾尔族。”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富有理性和正义感的维族女干部终因不堪来自本族一些人的排挤和打压而放弃了公务员的身份,由此可见在维吾尔族中某些人的反汉、排汉、仇汉意识危害之大。
    
    在新疆,绝大部分县委书记是汉族,绝大部分县长是维吾尔等少数民族。1981年,王恩茂重返新疆主政。在这个时期,喀什地区任命了一名维族县委书记,这是喀什地区历史上第一位维族县委书记,这是一次具有试验意义的安排。如果这次试验成功,新疆必将会有更多的维族干部担任县委书记。令人遗憾的是,这名维族县委书记上任仅一年多即被调离了该县,因为在他任职期间很多汉族干部和汉族群众纷纷想方设法离开该县。
    
    任何人无论是什么民族,无论做什么事,他人是否信任自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做的事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很多的人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获得机会,而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机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评价一个干部是否胜任某个岗位,不能仅仅以受到某个民族的欢迎为标准,他应当能够受到各个民族的拥护。否则,无论他在某些方面多么有才能,都是有致命缺陷的。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把自己看做是本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只有当他是各民族利益的维护者时,他才能获得普遍的支持,他才能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领导干部要珍惜自己被授予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用来为各个民族服务的,不是专门为某个民族服务的。只有坚持平等和公正的原则才能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的领导干部才会使自己有美好的前途。那种以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方式维护本民族利益的领导干部,其实是在危害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利益,同时对个人的事业发展也是非常有害的。
    
    在新疆南疆农村基本都是维吾尔人担任村长(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在泽普县有个村有59户人家,总人口不到200人,有58户是维吾尔族,刘国忠一家是这里唯一的汉族人家,他也是这个村的村长。2011年底,已经61岁的刘国忠想借村里换届的机会卸任,他跟村民闲聊时说:“自己年龄大了,老伴身体也不太好,想退下来陪陪家人。”这事很快传遍全村,有十几个维吾尔族村民一块赶到乡政府,一进门就对乡党委书记嚷嚷道:“我们来‘上访’,要反映问题。”乡党委书记莫名其妙,村民们七嘴八舌:“刘国忠书记心里面想的就是为我们办事。”“不能让老刘退,只要老刘活着,我们就希望他当村支书。”2012年1月底,刘国忠第四次被选举为村支书,依然是全票通过。
    
    在这些朴实的维吾尔族村民看来,村长是什么民族并不重要,只要他全心全意为老百姓谋利益就是好干部。
    
    少数民族精英最了解本族人的需要,最易受到本族人信任,这是他们发挥特殊作用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任何民族的精英都是人,都会有人所共有的本性,有个人品行的差异,也会有缺点和错误。在任何民族中都会有公正无私、助人为乐的人,也会有自私狭隘、损人利己的人。公正无私、助人为乐的人会受到各个民族的尊重,自私狭隘和损人利己的人则会受到各个民族的排斥。
    
    2013年8月,我在南疆调研时,采访了一名村支书,也是汉族,他连续两届几乎全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他16岁时从四川来疆打工,在新疆生活了20多年,会说一口流利的维语。我在他家院子里私下问他:“全村有169户,只有8户人家是汉族,其余都是维吾尔族,他们为什么要选举你当村长呢?”他告诉我:“维族村干部亲戚多,很多维族群众还是喜欢汉族人当村长,认为汉族干部处事比较公道。例如,我也有私人的拖拉机,村民们租用谁的机车我不在乎。但在有的村,村民只能租用村长的机车,否则就会得罪村长,附近村子的维族群众都羡慕我们村。”
    
    3、缺乏与“三股势力”斗争的政治觉悟和胆识
    
    在中国近百年来,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活动长期以来最活跃的地区就是新疆,在维吾尔族中总是不断有极少数的人从事分裂主义活动、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和暴力恐怖主义活动,被称为“三股势力”,至今是影响新疆稳定的重要因素,其危害有继续扩大化的趋势。“三股势力”长期以来不断在维吾尔人中散播反汉、排汉、仇汉的种子,造成了迄今为止难以清除的极其恶劣的影响。
    
    “三股势力”企图以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方式实现分裂国家的目的,这如同是让塔里木河水倒流重新回到天山峰顶一样是不可能的,但“三股势力”给新疆各族人民造成的危害却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三股势力”已经严重恶化了新疆的投资环境和旅游观光的吸引力,严重损害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和民族关系,严重阻碍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速度,严重玷污了维吾尔的民族形象,严重破坏了维吾尔族的世俗生活传统和历史传统文化。
    
    凡是优秀和伟大的政治家,都能够敏锐地发现谁是民族的敌人。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无论会有多么巨大的风险,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危害本民族利益的人作坚决的斗争,旗帜鲜明地维族本民族的利益。
    
    当前,“三股势力”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敌人。旗帜鲜明地与“三股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就是维护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这是维吾尔民族精英义不容辞的使命。这场斗争是对维吾尔民族精英的严峻考验,谁旗帜鲜明地与“三股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谁就无愧于自己的民族良心和责任;谁是沉默者、暗助者,谁就是政治投机者,谁就是在危害维吾尔族的根本利益。
    
    在新疆南疆某强力机关工作的一名维族干部,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一名汉族朋友,他赶紧拉着汉族朋友去屋里坐,他尴尬地解释说:“让维族群众看到我跟汉族人在一起,对我影响不好!”
    
    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曾讲了一件他1997年在新疆南疆调研时遇到的事:“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清真寺主持阿荣汗·阿吉大毛拉被暴徒用刀砍成重伤,1997年上半年新疆各地有42名各族干部群众被暴徒杀害,但是这个县的维族县长就是不愿意公开对这些事件表态,最后以开除党籍和公职逼着他做了一个讲话录音,这次会上决定要一天12小时把这个录音在县城里用大喇叭播放。我当时想,这位县长也是我党的负责干部,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顾虑呢?”
    
    这个维吾尔族县长作为民族精英,竟然没有勇气站出来与煽动反汉、排汉、仇汉的“三股势力”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这不仅是对那些无辜的受害人的羞辱,而且也是对维吾尔民族利益的背叛。当他面对身负重伤、深受广大穆斯林敬重的阿荣汗·阿吉大毛拉时,他有脸面说“我对仇视和企图杀害你的‘三股势力’势力保持沉默是为了维护维吾尔族的民族利益”?
    
    精英人物是比一般群众站得高、看得远的人,是对维护民族利益具有高度使命感的人,是为了民族利益甘愿奉献和牺牲的人。精英人物如果没有引领群众的胆识,没有敢于担当和舍身取义的精神,在群众的舆论中随波逐流,见风使舵,这样的精英、这样的官员就是对民族利益的背叛,就是投机者,是政客。只有那种为了民族大义而不计较一时毁誉的人才会成为伟大的政治家。(王大豪《利益论》)
    
    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打造抢烧杀的“7·5”事件,已经退休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些维吾尔族群众主动站出来救护汉族人的时候,他说:“我流泪了。”
    
    他为什么流泪?
    
    面对充满仇恨、丧尽天良的暴力犯罪,如果没有一个维吾尔人站出来救护无辜的汉族人,这绝对是整个维吾尔族的耻辱和永远也无法辩白的污点。正是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敢于站出来救护汉族人的最普通、也是最善良的维吾尔人,才维护了整个维吾尔民族的形象,才给了无数无比愤怒的汉族人以莫大的心理慰藉。以铁木尔·达瓦买提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他一定深知:维汉两族如果陷入无尽的民族仇恨和民族仇杀的动乱之中,这绝对是维吾尔人无法承受的民族灾难。
    
    他流泪,是为善良的维吾尔人维护维汉团结的义举而深深地欣慰;他流泪,是为维吾尔人在关键时刻展示出维吾尔族的善良而感动不已;他流泪,是为善良的维吾尔人维护了整个维吾尔民族的荣誉而自豪和骄傲。
    
    精英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但不是一切精英都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希特勒是精英人物,很多人狂热地崇拜他、追随他。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搞种族屠杀,
    
    很多人由于被蛊惑而心甘情愿当帮凶——以为这是在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希特勒给本民族带来了什么?是巨大的民族灾难,让无数生命化作战争的炮灰。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但很多日本平民由于被蛊惑而狂热地送子参军去异国他乡屠杀无辜的平民,他们在后方竭尽全力地生产武器弹药支援前线惨无人道的杀戮——以为这是在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这场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是两颗前所未有的原子弹落在了日本人民的头上。
    
    如果当初德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勇敢的集体站起来反对战争,反对屠杀无辜者,反对以暴力的方式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满足本民族的利益,那么本民族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因为战争而死得毫无意义了。
    
    不懂得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人是愚蠢的人,不懂得维护本民族利益的精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任何人、任何民族或国家,无论试图占有怎样的利益,其占有方式必须与自身的占有力相适应。任何占有者都无法占有超越自身占有力的利益。占有力弱小者,如果采用极端或暴力的方式占有利益,就是自取灭亡。极端或暴力的占有方式不是占有利益的最好方式。和为贵。以和平的方式占有利益付出的代价最小。以极端或暴力的方式占有利益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占有符合自身占有力的利益,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是能够得到安全保障的最大利益。(王大豪《利益论》)
    
    █ 少数民族精英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的中坚力量
    
    新疆和平解放后至今60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培养和选拔使用少数民族精英。截止到2009年,新疆共有少数民族干部363169人,占全区干部的51.25%。和田地区在1950年有少数民族干部1828人,目前已达到34209人,占全地区干部总数的77.94%。但由于种种因素,总体来说,新疆少数民族精英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最理想的作用。少数民族精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一直难以充分满足国家发展与稳定的需要。对如何培养和选拔使用少数民族精英,如何发挥少数民族精英的特殊作用,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有效的方法体系。
    
    在新的世纪,维吾尔人的民族命运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三股势力”企图操控整个维吾尔族的命运。如果“三股势力”继续发展下去,会把整个维吾尔族推向灾难的深渊,他们是对维吾尔族利益的最大危害。反对“三股势力”,就是捍卫维吾尔族的根本利益,每个维吾尔人义不容辞。只有当绝大多数的维吾尔人旗帜鲜明地对“三股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维吾尔族才能避免整个维吾尔族被“三股势力”绑架的民族劫难。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彻底铲除“三股势力”的影响力是历史赋予维吾尔精英的民族使命。铲除“三股势力”的希望寄托在维吾尔精英的身上,也只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维吾尔精英应当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成为反对“三股势力”的中坚力量、先锋力量,只有这样新疆才会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维吾尔族精英如果旁观“三股势力”的蔓延,对“三股势力”的危害保持沉默,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人就不是真正热爱自己民族的人。
    
    当“三股势力”在维吾尔族中失去了立足之地,当反汉、排汉、仇汉的言行遭到维吾尔人普遍的唾弃和坚决的抵制,当维护维汉团结成为维吾尔全民族的共识和行动,维吾尔族才会有美好的未来。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任何伟大的人、任何伟大的民族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都会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掩盖或美化自身或本民族的缺点和错误则是不明智的。对自身和本民族身上的缺点和错误,民族精英要有敢于反思和敢于批判的勇气,没有这样的勇气就不是一个对自己、对本民族负责的人。伟大的人或伟大的民族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没有缺点和错误,而是因为善于学习、勇于自我批判,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能够不断完善自我。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维吾尔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与汉族利益的关系,帮助维吾尔群众提高觉悟,认清“三股势力”危害民族利益的本质,以高度地政治觉悟和胆识号召和组织维吾尔族群众与“三股势力”进行旗帜鲜明的坚决斗争,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引领维吾尔族走向理性、开放、文明、和平与自我完善的道路,这是维吾尔精英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才是对维吾尔民族利益的最好维护,只有这样维吾尔族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只有这样维吾尔族才会不断涌出杰出的政治家。
    
    2013年8月22日下午,和田地区地委宣布,任命一名维吾尔族地委委员兼任中共和田县县委书记,同时宣布决定由一名汉族干部担任和田县委副书记、和田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前不久,一名乌鲁木齐的维族干部去找这位维族县委书记办事,看到多名汉族干部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垂手而立等待着向维族县委书记汇报请示工作,目睹这一场景的维族干部回来后很感慨地对我说:“当时的这幅画面让我看着挺舒服的!”
    
    维吾尔族干部担任县委书记,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又一次探索,值得期待。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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