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时期减缓了经济改革，暂停了政治改革/欧威廉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12月28日 来稿)
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领导层交接之前，专家们纷纷表示中共决意要避免英雄人物掌权。他们指出，中共希望新领导人更像即将卸任的胡锦涛是一个官僚，而不要像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那样是一个强人。
但新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绝非平庸之辈。一上任他就前往深圳朝邓小平雕像致意，三十年前，作为前中共领导人的邓小平在深圳拉开了改革的序幕，让顽固的中共接受了自由市场。在11月的顶层会议中，习近平制定了经济方向根本性变革的细节，光芒盖过了它的同事。
如今，习近平领导的新经济小组将协调他心存不满的同事，实施他的改革。与胡锦涛不同，习近平马上就成为军队首脑，现在还领导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咋一看，一位“最高领袖”（paramount leader）正在冉冉升起。
近期历史解释了这一权力的再集中。1993年，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权力相对有限：他们控制不了货币供给，也很难更换省级领导人或高层军官。中央政府收入很低；事实上，按比例计算，中国中央政府是主要经济体中规模最小的。
这一状况在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上发生了改变，江泽民和朱镕基通过权力集中避免了中国银行风险上升带来的经济危机。在此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减少了5 000万，全国减少了2 500万个制造业岗位，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数量也大幅下降。这些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但代价是社会压力的全面增加，也导致朱镕基在离任后非常不受欢迎。
针对朱镕基和江泽民的城市、沿海和市场导向改革的群众反对情绪带来的是从政经历来自内陆省份甘肃和西藏的领导人。面临对不平等性的怨恨和社会紧张局面的胡锦涛和他的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和谐社会”。不再强调朱镕基的日程。他们减缓了经济改革，暂停了政治改革。官僚人数从4 000万膨胀到7 000万，权力则下放到各省、官僚机构和国有企业。
幸运的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胡温时代并没有让江朱时代实施的改革所开启的经济增长减慢速度。但江朱改革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动力。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低成本出口难以为继。基础设施投资对象不再是城际高速公路等强化增长的项目，变成了生产率更低的二三线城市购物城。国有企业生产率大幅下降，同时它们优先获得融资的特权又挤出了私人部门投资。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和卖地进行融资的做法也已经趋于极限。
于是，实施新一轮深层次改革就变得至关重要，包括利率、证券市场和外汇管制的自由化，这样才能为生产率更高的私人部门提供资金并削减国有企业的过剩产能。特别地，中国需要改革抑制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罪魁是找不到其他可盈利投资渠道的巨额储蓄和外国资本流入。
政府计划实施利率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以鼓励对现代高价值行业的投资，不再继续补贴低价值出口部门。政府开始将经济的基础从出口导向型行业专项国内增长，从制造业专项服务业。政府还宣布将抑制地方政府征用农地和通过政府控制企业过度借贷。
毫不奇怪，改革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国有企业决意捍卫它们的特权。高杠杆的地方政府无法忍受提高利率或货币升值，坚持继续卖地和反对房产税。它们担心向农民工提供社会服务的新要求所带来的财政负担。
因此一个精干的领导团队必须动员起来。最高领导层人数从九人减少为七人。新阵容排除了最强硬的左派（薄熙来），而右派“极端改革者”（李源潮和汪洋）只能位居次等。为了减少老干部的干扰，胡锦涛卸任军队首脑，江泽民也承诺力挺习近平。
此外，习近平成立了一个经济领导小组迫使官僚屈服，还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协调外交政策。此前，军方常常让外交部无所适从；而中共外事办公室（负责朝鲜事务）往往不能协调其与外交部（负责韩国事务）的行动。反腐行动减弱了改革的反对力量，朱镕基以英雄形象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些都是在为习近平的上台铺路。
简言之，中共集体设计了一种新的领导风格——有管理的领袖形式（managed charisma）来满足国家需要。这意味着习近平不可能成为最高领袖。中国国家主席的权威显然增加了，但习近平只有在掌握选票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权力。在存在争议的问题上，他只是七人中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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